中国调查记者的新闻业倡导

如果按照前述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角色模式的分类，中国记者往往会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倡导者色彩。这种角色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新闻业的两个传统密切相关：其一为文人论政的传统。作为一种职业的记者是在近代新闻业在中国诞生以后出现的，由于身处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记者们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参与革命和推动社会转型的愿望。所谓“报馆有益于国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类的说法已经定位了记者和媒体的功能在于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其二为党报的喉舌传统。在党报模式下，媒体只不过是对列宁的经典表述“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一种印证而已。记者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负责传递党的声音和上情下达。

可以说，文人论政和党的喉舌的双重传统，强化了记者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受此影响，中国的新闻记者普遍抱持倡导式角色。Zhu等人（1997）探究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记者对于记者角色认知的流行看法，他们发现在这三个社会里，“信息提供者”是最为普遍及争议最少的角色。在中国大陆记者中，认为媒体应该扮演“解释者”角色的看法相当普遍，但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湾记者中持这一看法的人就要少很多。研究者认为，三地记者之所以对解释者角色表现出不同的反映，在于政治系统等社会因素使得中国大陆记者的认知不同于美国和中国台湾记者。1995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全国记协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记者的全国调查（Chen，Zhu ＆Wu，1998），采用分层抽样手段，调查了5 867名记者，在涉及记者对自己工作的看法时，“分析和解释跟公众有关的社会问题”及“传播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分列重要性的二、三位。值得注意的是，有六成以上的受访记者认为，记者应该对党和政府机构及公务人员进行舆论监督；记者还应该暴露和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转引自陈阳，2009）。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国内部进行了一次《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大型抽样调查，其中一项有关中国新闻工作者对媒介的社会功能的看法，在设置的18个题项中，受访者选择的结果显示，“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高居重要性排列的第二位，排在末尾三位的依次是“质疑并批评社会团体的言行”、“质疑并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及“质疑并批评企业的言行”（喻国明，1998a）。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新闻从业者虽然也表现出对中立者角色的有限认可，但倡导者的色彩更为浓烈一些。调查记者自然也无法摆脱过往新闻传统的影响，而且，在调查性报道这种特殊的新闻实践下，他们在倡导式的职业角色上走得更远。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勃兴时，《南方周末》在纸媒中率先垂范。洪兵（2004：73）对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南方周末》调查性报道的研究表明：“《南方周末》的新闻实践是在一种非常确定的价值判断立场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价值判断的立场不但影响他们从‘新闻价值’标准判断到新闻呈现等完整的新闻生产流程，而且明显地塑造了他们所认同和实践的新闻业的特质——行动性的、倡导性的和参与性的新闻业；如果‘客观性’对于他们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那么它不会是那种西方新闻学意义上的、与价值中立（value－free）、超然（detached）等联系在一起的‘客观性’。”在他看来，这种新闻实践“可能更符合‘揭露黑幕运动’的倡导式新闻业（advocacy Journalism）和参与式新闻业（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特征，也更符合西方从9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业（public journalism）的核心理念：新闻业是解决问题的事务，而非关于事实的事务”。赵月枝（2000）也注意到，一些调查记者“虽然在他们的调查中学习做到‘公正’和‘用事实说话’，并且发展出对于专业主义的一种初步意识，但是他们并没有（至少还没有）将自己隐藏在被仪式化地遵奉的‘客观性’之后，他们也不惮于倡导和做出价值和道德的判断”。

现在回头来看《南方周末》黄金时期的报道，仍能感受到文本背后浓浓的情绪。“《南方周末》有很多报道都在一对尖锐矛盾中成为某一方的代言人，这一方就是他们所谓的弱势、底层、悲情。当报道形成惯例后，矛盾的另外一方一定会拒绝它，这就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倾斜或者不平衡”（李鸿谷，2007：251）^[2]。对于早期的调查记者来说，这样的新闻实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受个人生活经历或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一些调查记者对政府官员怀有比较偏激的反感情绪或“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报道不够平衡、全面和理性。当时，不少调查记者对弱势群体持同情立场、对强势集团持批判态度，这种民粹主义的倾向导致了部分报道中消息源不平衡或整体上欠公正（张志安，2010：179—180）。下面两位记者的讲述有助于我们从内、外两个角度了解彼时《南方周末》的报道风格。先看看前《南方周末》记者迟宇宙（2007：218）以一位内部人的身份对这种报道模式进行的反思：

“如果你的一篇报道是锋利的，那么就一定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头，就一定要产生伤害，一定会有一个利益方受损，受到它本不应该受到的伤害。你一定会想这个事情，然后你就会很难受。然后你就会想，你做这个事情在大的层面上来说其实很没有意义。我觉得，《南方周末》当时传递的两种信息是很可怕的：第一是暴力，我们会在一起讨论，哪里又判死了几个，我们甚至还不用‘判’，一般用‘搞’，然后津津乐道自己曾经面临过的危险，我相信这种危险实际是存在的，但没有描述出来的那么惊悚；第二是那种民粹主义的东西。暴力这一块，我当时很认真地反思过。我们不能认为牺牲那些人的代价是我们可以承受的，牺牲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一些人从个体上来说，不应该去支付那么高的成本，我们也清楚他们不应该去支付那样的成本，只是因为我们的偷懒、我们的臆断，就让他们支付了，而且心安理得。我觉得，这种暴力是有问题的，它妨碍了我们去追求新闻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公正。”

黄金时期的《南方周末》成为许多以后进入新闻圈的记者们心目中的“媒介范例”，该报秉持的新闻观念和实践深深影响着年轻的调查记者们。原《南方周末》记者章敬平（2009）讲述的经历就从另一个侧面为此提供了佐证：

“1998年我刚大学毕业在《合肥晚报》工作，就会碰到‘为谁采访’的问题，那时候，理想和热情很多，感觉自己最初写新闻的时候带着非常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南方周末》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业界的旗帜，很多报社大家每天讨论的很多话题是以《南方周末》为榜样。11年前的《南方周末》充满了法制报道，多数以底层百姓与权贵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讲述主线。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把当时我们写的新闻，应该称为‘愤青新闻’。从1998年至2001年，总体上写的就是‘愤青新闻’，当时有种想象和基本的价值判断：底层民众的生活是很辛苦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和激烈，很多权贵者很坏，富人为富不仁，执政者执政不为民。11年前，那个时候没有和谐社会的理念，农村的‘三农’问题很突出，在1998年前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很多，下岗工人的词语比较敏感。那时候做记者，愤青的色彩是比较重的，日常工作中经常接到读者的投诉和反映的情况，那个时候接触到这些，特别容易引起年轻人的气愤。我写过两个题材：医生和患者的冲突、乡干部和农民的冲突。我写过1998年左右乡政府的报道，把农民的‘一面之词’写到报纸上。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找到报社来了，要告报社，又请吃饭说自己很委屈，老百姓胡说，不理解我们的政策。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那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我不记得写了什么报道，但我印象深的是：我肯定是有问题的。无论如何新闻采访的话，乡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双方至少都要采访一遍，不能只写乡政府拒绝采访，这样的话基本事实的概括是不准确的。但我的报道还是出来了，报道为农民说话。此外，写过医疗纠纷。当时芜湖有家医院，患者的亲属认为医院有问题，我跟我的实习生一起去采访他，同情家属，天然地同情他，还请他们吃饭。肯定是写医院不好。但现在想，问题是有的，医患纠纷的报道不仅比较复杂，而且怀疑真相不可能是短短一天内就能写出来。回到报社写了篇报道，无疑肯定以讲述家属遭遇的不公为主。”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南方周末》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风格，是在多重因素下形成的。首先，自然是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改革进入一个相对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积聚的大量的社会矛盾在那个时期集中爆发，而政府却没有足够的治理能力有效地应对。曾经担任《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2007：46）解释说，《南方周末》也会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鼓吹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报道确实是比较集中的，而且跟现在相比来说缺少一点理性的东西，天然地觉得应该站在弱势群体一方”。李鸿谷（2007：250）也认为，从90年代开始，社会思潮逐渐转入低潮，人们的情绪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就需要一个排泄的载体，这个载体就很历史地、很宿命地由《南方周末》承担了。“它的承担，一方面呼应了那个时代的变迁，这种呼应本身不是有意为之，可能是一个宿命，或者说一个使命、一个命运，这样才形成了它商业上的成功，或者文化上的霸权”。曾经担任过《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沈颢也指出，在经济软着陆的9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处在一个机会稀缺的社会环境，因为大家都没有突破的可能性，大家都会关注民生问题，既然大家都没有钱挣﹐把愤怒发泄在贪官污吏身上，发泄在社会不公之上。大家的焦点就在社会问题上”。《南方周末》的社会成功，就是因为对时代脉搏的准备把握（李小勤，2005：206）。卢跃刚（2007：21）便认为“在中国讲这个问题，离开了环境是不行的，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断裂，出现了大量很严重的问题，而主流媒体对它的关注是不够的，《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恰好承担了关注这些问题的使命”。时至今日，对于大多数无权无势无钱的大众来说，遭受社会不公的时候，还是愿意去寻找媒体帮助。《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2005）曾回忆说：

“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北方某省农村采访，内容涉及土地问题和村委会选举。到农户家坐在炕上问情况、做记录，忽然进来几个农民跪在炕前，哭诉当地村镇干部违法行为和他们的冤情。90年代末，我又去该省另一处农村采访，内容还是土地问题，但牵涉的不再是村委会，而是一个县级市的主管部门。到乡长办公室核对情况，外面围了许多农民。有几位农民闯进办公室跪下。我连搀带拽地扯起一位老农，说：‘别跪！以后对官、对记者，都别跪。’这种情况在报社编辑部办公室也不止一两次地发生。我和同事写报道，反映某省城个别执法者枪杀无辜，死者母亲请律师取证，坚持申诉，最后获公正裁决。没想到稿子见报后不久，该省城又来了两位母亲，找到北京我的办公室跪下，反映儿子被执法者枪杀。我愕然。没想到这种恶性的特殊情况在一个城市里竟不是一件两件。后来两位老太太在大雨里互相搀扶着离开了。”

当事人把解决问题的职能部门抛开，来给记者下跪，从现象上看是对记者职能的误解，而造成这种误解当然有很深的社会原因。长期以来，新闻媒体是党的一个组织部门，新闻记者是享有特权的职业群体。特别是在拨乱反正时期，历史冤案的解决不少是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重视才得到解决的。改革开放后，出现腐败现象和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受害群众又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予新闻媒体有其自然的逻辑。中国的新闻媒体并不是独立于权力结构的组织，它的权力仍旧来源于党和政府。因此，《南方周末》黄金时期的记者，虽然多数都是体制外的新闻民工，但民间仍旧把他们当作“钦差大臣”、“特派员”来看待（杨海鹏，2006：181）。《中国青年报》记者亓树新（2008：278）曾感叹说：“中国的老百姓往往对于记者寄予太多的期望，希望记者是‘青天’，能够彻底解决所反映的问题。而实际上，记者不过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监督者，不可能直接地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问题。这是记者不能承受的职业之重。”

其次，则是来自记者个人的情感共鸣和职业认知。面对社会上纷繁复杂的矛盾、问题、不公等现象，责任感驱使着记者去投入这样的报道。31号受访者回忆说，当时“所有的记者包括我们这些人都好这口。你报一个不痛不痒的选题，可能大家根本就没兴趣。如果选题一报出来是一个比如腐败案，大家就兴奋得不得了，拼命地在讨论”^[3]。调查记者所面临的题材也一直强化了记者的这种倡导、参与的色彩。即使是主张“记录历史”、发挥专业主义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2007：17），当他在黄河边上见到被毁容的武芳时，也无法不按照内心的召唤去关注这样一位弱势的小人物：

“那一刻，你作为人的存在，作为记者的存在，都会……这不是简单的个体存在，不是简单的心理反应，不是简单的职业反应。这个问题你还要说吗？你跟我讨论，花几年时间做这个报道值得吗？废话！大废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我是面对我内心在说话。至于我持续关注这个事多年，我自己写了七八十万字的报道（《大国寡民》、《陕西官司——续〈大国寡民〉》两部书就有七十多万字），全世界的媒体报道可能超过了150万字，武芳还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一个农村妇女的命运成了世界性的大新闻，引起全球读者的关注，这些是不是我的追求？这一刻，我面对内心，为一个农村妇女，为一个新闻，花四年的时间值不值？这是要给出答案的。你发现，很多问题的追寻，都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www.xing528.com)

第三，来自市场的反应。《南方周末》在以民间包青天的面目出现时，它同时是一张面向市场的大众报纸，需要考虑经济效益。调查性报道为报纸带来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南方周末》在南方报业集团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从读者的反馈来看，他们非常欢迎这种题材。“读者一看到类似于恶霸，类似于行贿，类似于打砸抢，他就很兴奋。我们可以看到发行量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当时特别注意头版到底出什么，你就会发现头版一温和，整个发行量就往下掉，然后一旦出现恶霸、行贿，马上就上升。你从当时发行量的变化上完全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4]。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受到传统新闻文化的影响，有的记者因此对自己的社会职能产生了误解，在报道中发议论、做判断，充当仲裁者，一定程度上说是缺乏对职业的自我意识：记者究竟是干什么的？这种现象在90年代入行的记者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一些记者在刚入行的时候也更多地体现出这种特点。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唐建光（2007：288）便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做社会新闻记者或调查记者，当时比较年轻，有冲劲、有活力，有打抱不平、为民请命的想法。”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南方周末》内部已经开始谈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化问题，即如何摆脱《南方周末》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为民请命、“民间包青天”的定位。但是另外一方面，整体的新闻环境使得《南方周末》无法放弃之前的报道风格和模式。内部的职业化建设始终没有占据主流。进入21世纪后，新闻界仍然没有摆脱这一问题。31号在离开报社多年后与老同事相聚，双方依然在这一问题上各持己见。

“如果从系统上来讲，我把《南方周末》分成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老左、江艺平、鄢烈山等这一批，他们这一批人是从旧的新闻观念脱胎出来的，他们是类似于从党报系统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知道党报系统弊病在哪里，所以他们实质要改革掉、摒弃掉旧的机制，但是他们没有新工具，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原有的系统上面去做一些改革，因为他们不知道新工具在哪里，所以他就带着我们改。这个也跟江艺平个人的思维有一定的关系，她个人的领导风格就是我让你们自由去发挥。由于她宽容大度的存在，所以每个记者都各显神通。他们就属于从旧的阵营里面出来，从党报系统里面出来，他们想要去改革，但是他们只能‘破旧’而不能建设。第二个层次就是沈灏、迟宇宙、我等这样的一批人。我们这批人基本上在学校受过各种各样严谨的训练，不一定是新闻训练。我们受过一些比较现代的训练，不能说完全专业的训练，所以我们开始有意识去做一些职业化的新闻建设，有意识地做职业化的版面建设。第三个层次就是类似于郭国松、赵世龙这批人，他们是混江湖混出来的，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根据本能的、这种新闻的直觉加上所谓的正义良知爱心这样的东西来做新闻。所以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很矛盾的东西，你比如说郭国松，他既能够做出类似于董阳的可以列为教科书的一种作品，又能够做出大量的类似于只有一面的这种。然后类似于余刘文，他可以做出类似于孙小果恶霸这种新闻，他也可以做出像‘綦江塌桥案’的东西，他可以做到图文并茂，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深度报道，寻找新角度、寻找新方法，一个标杆性的产品。你可以从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看到这种矛盾的结合，就说这些记者他们的本性和经历驱使他们去做大量青天式的报道。但是他们内心也渴求在向职业记者转换，尤其在《南方周末》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他受到两个方面的冲击都很大。一方面他受到发行量的极端变化所带来的对于他们个人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受到类似于沈灏等受过专业的、职业化的新闻训练的这样一些人的影响，所以他们也在试图寻找这样一个中间道路。但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规范，就是一种自觉的影响，或者本能的影响。比如说他们有时会往那面偏，有时会往这面偏，所以你就会发现两种东西是并行不悖的。”^[5]

按照31号对《南方周末》内部人员的划分，他的老同事、13号受访者就属于第三种类型：“混江湖混出来的。”一般来说，记者在多年的从业生命史过程中，他的职业观念也会悄然发生改变。13号受访者的职业意识就有一个清晰的演变过程。在访谈中，他也回溯过往自我剖析了一番，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对以往“青天记者”的特点进行了解释：

“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客观上来看，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对法律的无知。没有认识到更多的问题实际是我后来体会到的那些法律问题，这是我本人应该反思的东西。第二个，《南方周末》那时有一种梁山好汉的旗帜在内，替天行道。这种感觉在当年很强烈，现在还是时不时地表现出来。报道中间咄咄逼人，感情的、主观的东西在里面。记者的报道涉及司法权，你要谨慎报道不要侵犯司法的权利。媒体有一个社会舆论的作用，你的报道会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这也是理性的媒体避免做的事情。我早期的认识也是不足的。文章杀气腾腾的，感情色彩很浓厚。”^[6]

当代中国的新闻专业文化并不回避价值涉入，不特别强调新闻的中立，而是认为可以投入价值，甚至是鼓励一定的价值取向，具有较强的倡导性。在他们看来，价值是必须的，只要价值判断建立在认识事实的基础上。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论政传统，还是党报模式下的宣传者定位，都是不回避价值倡导的，他们甚至无法想象没有价值投入的新闻业。这种倡导新闻业往往以具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取向为特征，并且力图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它和推进它。不过，这里的前提是，这种价值取向需要带有某种公共性或正义性，如为人民争取权益，为国家和社会争取进步等（李艳红，2004：56）。当代调查记者往往都倾向于扩大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社会意义，尽管同时感到政治与商业压力，他们仍然倾向于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注入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会将自己隐藏于仪式化的“客观性”之后，也并不害怕“倡导”，而是尝试对新闻事实做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调查性新闻的出现本身就是美国新闻业中对于传统客观中立模式的一种挑战，因此，一般来说，受调查性报道这一独特新闻产品的影响，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应是倾向于倡导者模式的。^[7]从上述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话语与实践来看，他们也具有鲜明的倡导者色彩。中国调查记者中间这种倡导价值涉入的取向与西方新闻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参与式”或“倡导式”的新闻观点有颇多类似的地方，后者起源于对客观中立的专业主义的不满，公共新闻业、倡导新闻业等概念都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些方向所希望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抽离的、缺乏价值卷入的，与读者隔膜的新闻业。在这种参与式的观点看来，尽管新闻仍然存在于社会过程当中，但新闻记者必须扮演一个更加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并不会自己浮现出来，而是必须通过新闻记者的主动发掘。不过，差异仅仅在于，当代中国的这种强调价值涉入的职业意识仍然停留在一种模糊的认识或取向上。它不像西方那样是一个在新闻职业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以及党的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继承。Jonathan Hassid （2011）在对中国记者进行分类学的研究时，就发现大量中国记者是倡导式的。他们视自己的角色为一种本质上的民族主义者，成为一个记者就意味着要解决社会问题、推动中国进步。有时这种倡导意味着“突出”那些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如污染受害者的公平，或者地方腐败的泛滥；有时候倡导则意味着关注一些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不管以哪种方式，记者总是试图动员公众舆论，为建设更美好的国家或使党的政策不发生偏差而努力。倡导式记者一般倾向于对国家和公众做出明确区分，许多记者站在后者一方，认为自己代表人民，而不是党或国家。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3号受访者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倡导者。他在报道的同时经常会深度地介入事件，以努力推动事件的发展。2008年，他在山西调查一起矿难事故时，发现地方政府在有意瞒报死亡人数，他的报道发表后很快就被人从网上删除。他请其他媒体的朋友进行转载，然后制造第二波的网络转载热，但同样被很快删除。这些报道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最终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封写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才得以推动了事件的调查。

“当时这个稿子写完之后，按常理的话，这个事情就会结束了，我稿子写了，任务完成了，稿费领了，我没有任何亏欠的地方。有些记者会安慰自己，反正我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稿子已经发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可能会有些自我安慰。但是对我来说，这种失落感是非常强烈的。包括当时那个稿子上的时候，当时是奥运期间，这类稿子是不能上的，我去找网站的朋友往前推，在推的时候就被灭掉了，后来又找关系，制造第二波的转载，又失败了。写这样一个信已经脱离了记者本身的事情，可能是和记者的心态有关系。当时做记者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进步，这样一些理念，不仅仅把记者作为一个饭碗来做的。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就会做出好多超越记者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去年迎接缅甸的老兵回国，我采访之后发现他们很可怜，被国家遗忘掉了。他们已经八九十岁了，到了暮年，他们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已经被历史抛弃掉了。我内心感到良心不安，当时接了9个缅甸老兵回来寻求，现在有20多个老兵找到家^[8]。”

芮必峰（2009：116）用“侠”与“士”来对调查记者进行了一个粗疏的分类。如果把一部分新闻从业者身上表现的“精英意识”与中国的“士”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部分人身上的“英雄情结”自然就和“侠”文化联系在一起。“启蒙”也好“监督”或“揭黑”也罢，根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士”文化和“侠”文化在媒体和记者身上的折射。一些老记者认为，在调查记者圈内，确实有一部分记者有一种“新闻英雄”、“独行侠”的自我期许，特别是在生产实践容易受到权力、资本等外部力量打压时，体现出一种道德勇气。^[9]用“士”与“侠”的二元划分对理解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群体，虽然过于简单，但比较准确地概括出早期调查记者的个人性质。他们的新闻实践一定意义上是对记者本分的“僭越”，但这种现象的形成、存在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适应了特定时期的大环境与小环境。对作为个体的调查记者来说，长此以往，极易陷入“路径依赖”的状态，迫使自己不断地参与、介入或倡导。当此路径无法延续时，转型或改行成为普遍的选择。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有相当多的记者曾经表现出类似的特质，但从其职业生涯的整体来看，记者的发展路径会体现出调整态势。如13号受访者曾为《南方周末》的第一位专职记者，身上便有十分强烈的“青天记者”色彩。在访谈中，他对自己的新闻生涯做了一个小结：第一阶段以案件报道为主，新闻操作手法比较粗放，报道中时常反映出浓厚的主观色彩；第二阶段是相对理性的调查性报道，新闻业务逐渐走向成熟；第三阶段则是时政报道，报道的主要方向转向了法律制度，由此奠定了学者型记者的基础；第四阶段主攻评论，基本不再从事日常报道业务。^[10]另外一位受访者18号至今仍保留着独行侠的做派。他曾是一位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在部队期间就从事过宣传工作。90年代初，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广州由于迟迟找不到记者的工作，不得不从事过门卫、保镖等职业，后来在广州的各种小报刊里厮混，最终进入《南方都市报》，凭借一系列卧底、揭黑报道奠定自己的江湖地位。最近五六年，他已经没有在任何一家正规的新闻媒体内从业，而是以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为弱势群体从事维权活动。平日里租住在北京郊区通州的一个小区里，颇有些隐士的感觉。他通过QQ、电邮等工具接受报料人的报料，接到工作时就前去当地现场调查。^[11]

这一现象自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它的形成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我们无法苛责那些早期的调查记者，为什么不那么“职业”？在新闻职业化发展到现在，一些从业者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南都周刊》记者石扉客（2010）提出要警惕“新闻业内的自我神圣化”。他认为，自我神圣化其实是一种停留在传统新闻学教科书上的古老情绪。美国新闻史早期的调查性报道作者群里，的确也有不少这样的个性化记者。这种自我神圣化和悲情化是孤独前行的新闻人用来互相温暖或者壮胆的需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具备这种神化和道德化媒体从业人员的基础，那么到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被越来越多业内同行接受的现在，这种社会心理基础已经慢慢丧失了。在体制越严苛、环境越恶劣的时候，将新闻人还原成普通人或许也就越安全。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转轨，孕育这一现象的土壤会日趋消失。新闻职业化或许是唯一的解决路径。还在90年代末供职于《南方周末》期间，31号受访者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多年后他在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刊物《独立评论》撰写的刊首语中，集中表达了他对中国新闻职业化与职业伦理问题的思考：

“在采访中或者编辑中带入一种观点、发表一些意见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事实的简单性选择和扭曲，也是容易的事情。以‘社会公意’的暴力表述来抹杀职业化建立的艰辛历程，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用简单的口号来扼杀耐心的建设几乎是一种惯性。职业化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一种对民间、社会、政府的行进历程漠不关心的历程。恰恰相反的是，它更加关心的，不是通过一个报道、一个言论、一个调查，来寻求一种对于社会的‘一站式’解决，而是从自己职业的基本标准和行业尊重，来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职业化要求一个编辑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事实的显微镜下，就像打磨光学仪器的精准；职业化要求一个记者带着狐疑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被采访者，无论他／她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农民，还是家资巨亿的富翁；职业化要求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的时候可以站在街头的最前线，但是当他面对新闻的时候是一个根本没有立场的人。按照我的说法，试图去扮演一个社会公正的执行者的新闻人，他的胸怀中是暴力；而一个怀抱职业化标准的新闻人，他的底色是民主。职业新闻人的期待，是每一个人尊重和遵循自己所坚守的职业标准，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制度改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