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发言力量-以新闻为业

在一个理想型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媒介被认为应该承担监督政府的“看门狗”（watchdog）角色，不但监督政治领导人的行为，而且向公众提供有关官员政绩的信息，以便帮助他们在选举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媒体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公共领域内，充当了一个政治话语的竞技场。而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媒介作为政治体制的一个部分，一方面向执政党提供信息，以方便其统治；另一方面，则肩负着教育普通民众的责任（Stockmann，2006：42）。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舆论宣传的工具。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作为公共空间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意识的开发和利用，还是一种潜在的资源。直到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新闻业才在基本的喉舌功能之外，渐渐回归大众媒介的本色，使得媒介作为社会舆论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发挥着重要的公共表达的角色。应该说，这一新的功能突破了“既定新闻观念”对媒体的限制性规定，但是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是政治体制有意为之，而是新闻业追求自主性的一种表现。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频频被媒体报道、讨论，媒体的公共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对于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的研究来说，传媒的公共性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如果说在总体化社会的时代，在政党和国家的掌控下，媒体可以独立于社会；那么，在一个后总体性的社会内，媒介的日常运作已经无法完全与社会隔绝了。正如潘忠党（2008）所说：“若以改革前的命令型传播体制为参照，那么，社会的场域确实得到了很大拓展，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有了很大发挥。传媒的公共性，指的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简单地说，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传媒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公众；第二，传媒作为公众的平台必须开放，其话语必须公开；第三，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

在现代新闻理论中，媒体的公共性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James Carey便认为美国新闻媒体之所以履行公共功能及其角色，是为不能行使自己权利的公众服务，因此才需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Schudson，1999／邬晶晶译，2009：50）。这种新闻体制当然也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得以确定的。Schudson曾经以新闻的三种角色来分析美国大众报纸服务民主的嬗变历程。这三种角色分别是市场模式（the market model）、鼓吹模式（the advocacy model）及托管模式（the trustee model）（Schudson，1999／邬晶晶译，2009：115）。在市场模式中，受众就是消费者，记者必须寻求取悦他们或至少是那些广告商们认为有吸引力的受众，新闻被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鼓吹模式中的受众是政党潜在的认同者，新闻事业应该从一个政党的角度来提供新闻。信息搜集的目的是要提升政党的能见度及影响力。此类模式对特定议题，例如社会运动、宗教、族群、社群等具有高度兴趣，经常以社区、族群的报纸、杂志及新闻信等形式鼓吹其意见及观点。托管模式中的读者即是公民。新闻工作者认为他们作为一个专业团体，应当提供他们认为公民应该知晓的新闻。专业新闻工作者追求真实和公平，做出可靠的、批判的判断，并受到同侪的监督，从而塑造了新闻的形式。此类模式中公民读者与媒体记者的关系是“信任”，信任植根于对报道的承诺中。

Carey认为，托管新闻模式在实践中体现为两种特别的报道方式：“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与“条线新闻”（the beat system of reporting）。调查性报道以揭开权力的面具作为自己的使命，不仅是政府的看门狗，而且是各个利益集团的看门狗。条线新闻则提供对政府每日的监督。一般而言，新闻一向被认为需对政府、政党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最后唯一必须忠实的只有抽象的真相与公共利益。在这一理念下，一份民主的报纸才能代表人民，而非政党与国家。“媒体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和一个集体机构：一个真正的第四权力，以自己没有装备、无法监视的那些人的名义看管着其他权力”（Schudson，1999／邬晶晶译，2009：54—55）。而在Habermas的理论脉络中，新闻媒体是重建现代公共领域的最佳媒介，调查性新闻便是以践行公共领域为目的的一种新闻种类。调查性报道强调新闻媒体和记者必须担负看门狗的监督任务，这类看法自19世纪末开始发展至今，在美国社会已是根深蒂固，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就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新闻想象（林照真，2007）。Sheila S． Coronel（2008）认为，“看门狗”新闻业（watchdog journalism）已在世界不少地方获得了新的助推力，这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极权体制的崩溃、新闻管制的放松、各种民间组织的努力有关。“看门狗”主要是指“警觉的”媒体对政府滥权、贪腐、无能等方面的“监视”，她认为，这种理念在中国媒体的“自我定位”、“媒体的公众期待”等不同层面上亦有所体现，但是在中国，更流行的还是“列宁主义”的新闻观，即媒体应该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者，这对“看门狗”理念构成了挑战，媒体的“看门狗”作用常常要让位于被认为是更具“建设性”的目标。媒体应是政府的“合作者”，而不是对政府抱有“怀疑”的“独立实体”。

Coronel的这一判断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的现实状况的。一方面，经过近20年的发展，调查性报道已经成为媒体的制度化产品之一，为读者提供一种带有“延期酬赏”性质的内容，从而在市场和声望两个方面为媒介组织提供好处。有研究者就将市场化报纸进一步细分为晚报、市民小报以及新兴的因推崇调查性新闻而闻名的调查性报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童静蓉，2006）。另一方面，调查性报道的发展仍然受到比较多的限制，在报道的议题、指向、数量等方面举步维艰。有研究者对中国新闻媒体中的舆论监督从业人员进行了抽样调查，他们发现，采访难、发稿难、打官司难是从事舆论监督的新闻从业者面临的三个难题（乔云霞、胡连利，2004）。发表调查性报道的媒体和记者还有可能遭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但是，调查性报道毕竟提供了与党的新闻事业有所不同的产品，一定程度上，它更加符合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即提供信息和守望社会，从而成为传媒公共领域的一种实践活动。“尽管其批评只能集中于地方性或更低级别的基层政治，并较少涉及政治敏感性强的问题，因而在空间规模和问题领域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由于这些批评以公共道义为己任，并由新闻从业者及相关社会力量自主推动，因而这类实践活动事实上形成了特定的公共领域”（邵春霞，2005），成为社会表达的一种方式（李艳红，2004：51）。当然，这种公共领域是相当有限的，并且一直处在权力结构的主导之下。冯建三（2004）对舆论监督在中国公共空间之演变过程的分析表明，“有些时候，这些媒介确实是在公共领域逡巡的‘看门狗’，惟其游走的路线，最多很可能仍比新加坡的威权政府所容许的范围，还要来得局限”。

应该说，将媒介视为一种公共领域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新闻理念也能找到一丝渊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最高领导人就明确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胡耀邦，1985）更早之前，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所要解决的党性和群众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两个喉舌即“党的喉舌”和“群众（人民）喉舌”的问题（黄旦，1998：92）。1986年，《人民日报》翻出30年前改版社论中的一段话，再一次提出报纸要做“人民的公共的武器”，“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童兵，2009）。然而长期以来，在官方话语中，几乎只见“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则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1998年10月7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中央电视台时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其中“群众喉舌”竟然被当成“对媒体功能新的定位”，一度成为让中国新闻界兴奋不已的一个谈资。然而，这个所谓的新定位后来并没有固定下来（张朝阳，2006：30）。从更深层次来看，人民的喉舌不单单是一种对媒介的功能定位，它的根基来自共产党政治传统中的群众路线。一方面，传媒要将人民的意见、关心和期望报告给党以避免党脱离群众，使党的领导更能符合人民的意愿；另一方面，党则通过传媒教育和鼓励民众，提升他们的精神和意识。在这一模式中，新闻业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连接，向党和政府表达人民的意见是传媒所应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至少与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同样重要。“群众路线”的新闻业蕴含着一定的社会表达的功能，但对民众声音的表达必然意味着批评，对政权合法性产生威胁，中国新闻体制实际有效地制约了媒体真正去承担这一角色（李艳红，2004：51）。

然而，中国新闻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媒介组织的生存不再完全依赖行政拨款，而是通过市场竞争、自我创收，以获得维持媒介生存的经济资源时，国家在媒介的具体运行上也不得不有所退出而给媒介组织提供相应的空间，使得媒介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按照市场的需要来进行媒介生产。因此，在一些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形成直接冲突的议题领域，新闻从业者得到了一些发挥自身能力的空间，他们“临场发挥”，寻求“边缘突破”（Pan，2000），结果是传媒所承担的角色和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可以说，市场的拉动与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觉醒，促使媒体努力扩展自己的报道空间，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渠道，并将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新闻传媒不再仅仅作为党的宣传喉舌而存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监督社会和批评政府的“社会喉舌”角色（曾繁旭，2009）。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业作为行动者能动的一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者发现“党的新闻事业”和“专业主义新闻”这两大新闻范式在中国新闻从业者当中并存：前者表现为新闻人员对党的喉舌的称许，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主流媒体的认可；前者体现于新闻人员强调媒体的对民宣讲、为民说话方面的功能，后者更多地体现为他们强调媒体的信息扩散功能（潘忠党、陈韬文，2004）。本书所关注的调查记者群体，无论是新闻实践，还是职业认知，都堪称为专业主义新闻的典范。既然调查性报道作为践行公共领域的一种新闻种类，其从业者自然也是高度认可媒介的公共表达功能。我们可以看看几位资深调查记者对这一问题的阐述：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看，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信息披露，一是舆论监督。”（长平，2009）^[16]

“报纸就是社会的脸，从这张脸上，人们可以对社会的健康状况窥见一斑。而原本人们发明这张脸，也就是用来瞭望着环境、监控着真相的。”（王克勤，2009）

“我们原来经常会说我们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我觉得这句话没什么错，但是光做党和国家的喉舌肯定是不够的，记者还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为老百姓呼唤，为老百姓说话，如果不去为老百姓的利益，那要记者干什么？如果记者都不为他们说话，这些没有更多的发言权的人，还有谁替他们说话？”（朱玉，2008：109）

“新闻远远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新闻是用来服务社会，或者说守望社会的。因而，我觉得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是服务和守望社会的最好方式。对于社会文明进程、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乃至权贵的不轨行为、民生疾苦，都有很好的表达。”（刘畅，2008：5）^[17]

这四段话充分表露了这四位记者对媒介功能的理解，表述略有不同，但认识颇为接近，虽然其中两位来自市场化媒体，两位是体制内媒体的从业者。可见，在调查记者这个圈子内，记者们对此是有高度共识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将媒体视为社会公器，站在民间的立场，向公共事务发言。新闻媒体应在民主社会中发挥制衡权力的功能，同时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有助于公共讨论并达成共识。如果新闻媒体想妥善地扮演这种角色，新闻媒体与从业者必须与其他专业团体一样，以公共责任的理念强化自己专业地位的正当性。因此，“健全的新闻业总是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的”（洪兵，2009）。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习惯于将媒体当作社会上的“第四等级”看待，这意味着媒体在公共生活中独立于其他政治权力的重要地位，如此一来也常将从事媒体工作的记者、编辑赋予了一种公共角色，无论是为了投诉申冤而仗义执笔，或为揭发弊端而身陷险境，媒体与记者总是被视为能够发挥社会舆论的一股公正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一批不同行政级别、不同介质和不同内容取向的媒体，一批学历、背景、性情各异的记者，普遍地认同调查性报道这种新闻文体所体现出的职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且在他们的新闻生产过程中自觉地加以实践，这是中国新闻界经历的一种与以往传统有所差异的深刻变化（洪兵，2003：58—59）。《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调查记者卢跃刚（1999：8）这样解释该报在90年代转向调查性报道的原因：

“大的方面说，与社会形态、社会发育程度有关，与媒体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功能有关，当然也与记者的社会经历和生活态度有关。如果说80年代的报道更从宏观上关注社会变革，那么90年代更在微观上关注民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80年代更是‘政治的’，90年代更是‘社会’的；80年代更提供‘认识’，90年代更提供‘认识的基础’。这种变化，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的社会功能。——新闻由‘典型’回到了‘常态’，记者由‘主体’回到了‘客体’，文本从注重‘通讯’写作到更注重‘调查性报道’的写作，版面从‘大篇幅覆盖’到编辑多重信息组合。我们意识到，《中国青年报》的嬗变，实质是‘职业回归’，还新闻以本来面目。”

卢跃刚以“职业回归”这个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线索，9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闻界的整体转向意味着“这一代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卢跃刚，1999：5）。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代表着一批记者对于一种新型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的选择，这种新型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继承了“启蒙”这一80年代未完成的使命，但是其鲜明的特点则在于，对新型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的选择和尝试，更多的是基于一种职业的立场，而非以往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近乎献身”式的立场。调查性报道正代表了这种新型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的一种典型取向，它之所以成为“职业意识觉醒”的记者们热衷的文体，正是因为它具有体现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将新闻记者的职业与以往笼统的将记者作为“干部”的身份区别开来的潜力（洪兵，2003：70）。

当代传媒的公共性体现在一些新兴的新闻实践上。首先，从报道的议题来看，新闻媒体加强了对环保、医改、弱势群体等议题的报道，上述议题因为牵涉大量普通民众的利益，更具公共性，媒体对其进行报道也就相应地具有公共表达的色彩。许多研究者也将此作为探讨中国传媒公共性的切入口。如曾繁旭（2009）通过研究环保NGO与中国媒体的互动后发现，在适当的传播策略运用下，传媒会对民间舆论做出正面响应；也就是说，经过适当形式的博弈，传媒公共性和民间社会会同步发展。虽然这样的发展是在官方默许的议题领域内发生，但这是现有体制下公共性形成的途径之一。李艳红（2007）对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呈现所做的研究表明，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取向报纸在报道中表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所谓民间立场，主要指的是与官方权威相对的对立性角色（adversarial role），是针对国家和行政权力而言的。媒体在面对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时，总是选择站在民间社会的一方，并表现出挑战强大的、垄断性国家权力的特征。至于弱势社群立场，主要是针对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而言的，即在强势或优势社群与弱势社群的对立关系中，选择站在弱势的一方，倡导弱势社群的平等权益。”

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媒体不再完全是党的喉舌或被动的宣传工具，而是开始承担了新的角色和职能，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代表“社会”的利益，为“社会”向国家提供表达的机会和空间。在调查记者群体中，这些出身草根的记者们，似乎天然地站到了民间的一面。3号受访者这样解释他为何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射到弱势群体身上：

“比如说有时候对弱势群体，我们可能会有倾向性存在，这个东西，就现在我也不否认这一点，我尽量地去克制自己这种感情，为啥没有彻底杜绝呢？我觉得这种情绪存在是很正常的，这种倾斜存在是很正常的。我们有必要向他倾斜。他本来就是弱势的，他和强势对抗太悬殊了。我们有必要向他倾斜。我以前和一个法官聊过，这个法官让我印象很深。一般说法律的天平是平的，但他说不应该是平的，是应该有所倾斜的。我说为什么？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我当时就很震惊。我们所有的理念，都认为法律的天平应该是平等的，弱势和强势，在好多方面就没有对抗的基础，你一个鸡蛋碰石头，没有那种对抗的基础，谁说过那句话，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我觉得这种理念绝对是非常正确的。你作为一个记者，有时候从表面上看，可能应该要公平、客观、冷静。但是在具体事件中我们是真的应该有所倾斜。但是这种倾斜不是说要违反法律，违反原则，我们从稿件可能对他们多说一些话，但是我们也会对另外一方强势一方探讨原因。”^[18]

其次，从报道的对象上看，来自底层的大众更多地成为新闻的消息来源，乃至新闻的主角。市场化报纸已经发明和使用了一些不同于社会主义新闻业传统的新的新闻常规，为民间表达提供了新闻实践的基础。这包括：减少了使用官方消息源，增加使用了民间消息源；使用受难叙事，通过受难叙事来表达和建构民意，并获得与官方论述抗衡的道德和情感资源；采用了调查性新闻的报道方式，揭示和发现政府部门的错误行径；使用专家消息源和大量使用评论性文章，以推动有利于民间社会和挑战官方立场的公民权论述等（李艳红，2007）。在西方社会，调查性报道被认为是一种“义愤填膺的新闻学”（the journalism of outrage）（Protess et al．，1991：5），意思是说一个称职的调查记者会报道他所看到的不对的事，从而引起大众义愤，并要求政府官员做出响应，再根据大众的道德感去决定大众对官员、制度建立等的期望，因此，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更被认为是“良心的监督者”（custodians of conscience）（Ettema ＆Glasser，1998）。90年代中后期的《南方周末》一直以敢于为民代言的姿态出现，其从业者也往往以一种“良心的监督者”而自诩，非常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命运。一位曾供职于《南方周末》黄金时期的调查记者（25号）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回到了新闻专业的原点，到底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成为新闻，什么身份的采访对象应该见诸媒体。主要的采访对象是谁？还是被影响到的普通民众，和机关报完全不一样。《南方周末》记者关注这件事情对当事人心理、命运的改变，特别关注新闻当事人在新闻发生后个人的一些东西的变化，个人的价值观，为人处世的态度。有的是好的改变，有的不是。”^[19]

这种转向在90年代的《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都有着很明显的体现，一南一北恰恰形成呼应。《中国青年报》著名编辑李大同创办的“冰点”，开篇即以《最后的粪桶》一文打响口碑，其鲜明的底层关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李大同（2007：32）曾这样解释冰点的做法：

“创办的时候，以软新闻为主，不强调新闻事件，而是选取社会的片段、人生的片段，用命运的故事来打动人。比方说，创刊号《最后的粪桶》，还有影响很大的《五叔五婶》，都不是个新闻事件。它是描写了一群人，在这样的状态下，怎么样地在活着，包含着社会的、历史的命运感在里头。当时，将普通人、底层人民的生活，直接、完整、真实地表现在大报上，确实是开了风气之先。以往，我们的主流媒体上有没有普通人的报道呢？很少，目的也是为了教化民众。但我们一开始，就注意了保持原生态，即要把老百姓在普通的生活中，在艰难的生活中，思想、情绪、希望、奋争、挫折这些东西表现出来。很明显，这在当时有重大的新闻意义。这也导致了曾经有一度，把‘冰点’当作平民生活的版面。但是，社会在发展，天天吃一盘菜，就觉得没意思了。近两三年，‘冰点’变化比较大的是，题材由软向硬，不断地增加硬的报道，做纯正的新闻事件，纯正的调查报道。因为社会需要，作为版面主编，我天天接到那么多观众的来电和来信，你会感觉到，老百姓最需要的是公平和公正。尽管我们不像《焦点访谈》那样标明是舆论监督节目，但老百姓就把你当《焦点访谈》。”

那么，调查记者们为何会形成这种为民间发声的职业观念呢？首先，记者的社会背景会对他接受这种观念产生一些影响。曾为《南方周末》记者的陈涛（2002）对90年代末期《南方周末》记者的特点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描述：

“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庸俗、有一点显得有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有的社会责任，他无法忘记，虽然自己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但是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尿泥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这样的人，是新闻人中的儒家——千百年来，儒家的理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这些人来说，新闻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

很多受访者对这段话耳熟能详，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曾为《南方周末》记者的13号则认为这种判断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撑，不能够概括《南方周末》以及这个从业群体的思想特质。^[20]但是个人成长的环境确实会对其未来的职业理念产生影响，一些受访者表示，自己从小就有强烈的正义感，或者曾经看到不公之事，加深了他们对记者职业的认同。15号受访者高考选择了新闻专业，进而成为一名调查记者：“1998年，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在当前的社会，要想少受欺辱，要么做官，要么做记者或律师。”^[21]这位父亲的话虽然不一定能准确概括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起码表达了一个农民对社会现状的个体解读。3号受访者小时候目睹过一些社会上的不公正，他认为应该使自己强大起来帮助别人。在他看来，记者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因此他不惜辞掉在国企的稳定工作去当记者。^[22]7号的家境比较贫寒，在大学期间忙于为自己打工赚学费，其间遭到别人的欺骗导致生意失败。他愤懑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被一家杂志公开发表，让他觉得新闻是有力量的，由此才走上新闻之路。^[23]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这些出身于普通工农家庭、在小城镇或农村长大的记者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多数为男性记者，成长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是中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总体来看，90年代入行的记者以学习中文专业的居多，新世纪以后入行的记者学科背景趋于多元化。学习新闻并非从事记者工作的必要条件，记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无疑会对记者的职业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记者日常的新闻生产实践也会强化他们的职业观念。调查性报道的题材往往和社会不公、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等问题有关，记者在处理此类报道时，总是选择站在民间社会的一方。在具体的新闻运作中，这种国家与民间的对立关系往往被转化为更直接的官员vs．老百姓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框架的出现当然和调查性报道具有的“看门狗”性质有一定关系。但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它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既得利益集团坐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转型过程中，制造出大量的利益受损者，中国社会弥漫着一股强烈的不公平感。所谓不公平感，是指具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认为社会缺乏公平与公正，与之相应，在文化取向上即表现出一种对平等、公正和正义的强烈渴望。在这样一种公共文化特征下，迎合、阐述和表达这种‘不公平感’文化，通过激进和介入式的新闻实践方式来推进公平和正义，成了新闻传媒树立自己公信力和声誉的重要图景或策略。由于当代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他们也同样持有这种文化，或深深地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看来，从对这种不公正感文化的理解过渡到对表达公正和正义策略的选择，几乎是一个必然的和直觉的过程”（李艳红，2007）。这种特征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调查记者群体中。2010年上半年，在很短的时间里校园暴力案频频发作，江苏泰兴也发生了一起。《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记者刘炎迅去泰兴采访后，有了这样的感受：

“在泰兴，我始终陷于两种对立的话语之中，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

前者可以在当地的电视新闻和报纸上海量的获得。在这个话语空间里，劫后余生的幼儿园立即充满着欢声笑语，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唱歌跳舞，面对镜头，老师不断鼓励着孩子大声笑着说儿歌。而老师则不断地告诉观众，‘我们这里秩序良好，一切都好’。更关键的，在描述案情本身上，官方传递出来的信息里很少看到具体受伤孩子的情况，也看不到这些受伤的家庭的面孔，有的则是某某领导再次莅临慰问，在这些报纸和电视头条的位置，那些领导的名字被详细的认真的罗列出来，占据着信息的主要位置，而真正的伤者，似乎只是一件道具，在需要出现的地方，合适地闪一下，至于他们是谁，伤得多重，受伤期间吃喝拉撒如何，他们的家庭对日后的生活都有哪些担忧和期盼，这些属于真正主角的信息，你无法看到。

后者，民间的话语中，事情的烈度和悲惨以最煽情的模样被不断演绎。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说辞，年老的年轻的，靠近案发现场的商家，抑或远离城区的村镇，不同圆圈里的人带着自己生活环境的想象，理解着这个悲惨的故事。毫无疑问，在这些讲述中，事情的细节是有一些不准确的，但是这种带着浓烈猜忌和质问色彩的话语体系是有价值的，也是无奈的，因为在案发后，在媒体的一番短暂报道后，官方几乎控制了所有信息发布的渠道，甚至那些网络论坛中的帖子都被删除，信息一下子真空起来，人们的怀疑和猜忌也就在所难免，谁也不想做不明真相的群众，但是政府得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这是我在采访中，很多市民跟我说的话。”

“官方”对此类新闻资源的占有居于绝对垄断的地位，基于信息封锁的处理方式，使得记者不得不大量倚重来自民间的信息来源。在记者的内心深处，也会激发出一种“对抗”意识。当我们回头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南方周末》的一些报道，按照现在的职业标准，有些文章显得不够平衡和客观。但是一些受访的老《南方周末》记者（13、23、25、31号）表示，他们也会去采访官方，但总是遭到拒绝，于是呈现出的文本就好像未曾给对方说话机会一样。长此以往，这种偏向也会形成惯例。

第三，记者在从业过程中从民间得到的认可成为职业成就感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也会潜移默化地强化记者站在民间及弱势群体一方的观念。不少研究对象都十分看重这种成就感，一位年轻的调查记者（4号）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7年让我很有成就感。一个搬运工搬运钢材的时候，把眼睛弄伤了，医药费就花了1万多块钱。他家很穷很穷，住在江西和安徽交界的一个小岛上。过了半年，这个人就跑到长江边上，跳下去自杀了。他自杀之前，二审结果就出来了，这份判决书直到他死也没拿到。这是法官工作的失误，你要么亲自送达，要么在媒体上公告，结果这个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跳江自杀。我就写了一个稿子叫《老农含冤自杀》。法院要求我们给他们刊登更正，但是我调查得很扎实。后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帮他家人给他索赔。九江中院最终赔了5万块国家赔偿。这就是我工作的动力，铁肩担道义。虽然我的路子越走越窄，但这就是媒体和记者的功能之一。当我离开南昌的时候，他家人弹了一床棉絮，对我们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莫大的激励。”^[24]

从这些对调查记者的职业认知和生产实践的描述来看，他们高度认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价值，并以践行这种角色和功能作为职业成就感的重要来源。事实上，以新闻专业主义路径对新闻从业者进行研究，本身已经承认公共领域理论为其假设前提。记者被视为社会上的“第四等级”，成为代表社会监督国家权力的第三方。一些学者着重对新闻从业者在新闻生产中的临场发挥、边缘突破、策略突围等微观实践进行了描述（Pan，2000；陆晔、潘忠党，2002；陆晔，2003；张志安，2008b），以此勾勒出记者自主空间的扩大。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现状看似是新闻记者在努力向国家争取新闻自由。然而，记者们目前还无法追求新闻自由这一终极权利，更现实的目标是追求职业新闻记者应有的正常采访权利。与新闻记者有限的自主性对应，新闻媒介进行公共表达的能力也是大大受限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表现出“碎片和局域”的特征（陆晔、潘忠党，2002），与此相一致，中国传媒公共领域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局部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地区差异所形成的地域性，其二为议题限制所形成的领域性（邵春霞，2005：98—99）。以《南方周末》为例，已有多位研究者指出，该报具有明显的异地监督色彩（张小丽，2004；姜红、许超众，2008；王毓莉，2009）。该报在以调查性报道享有盛名的黄金时期，批评报道地域多集中于湖南、湖北、浙江、河南几个省份，主要批评机构是公众个人、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其批判内容多为滥用行政特权、贪污受贿和各种社会问题；涉及最多的领域是政法和社会（张小丽，2004）。异地监督是这种局部性的一个鲜活体现，媒体无法监督本地，只得利用行政区划和宣传管理体制的缝隙去监督异地，这也就是为何调查性报道普遍出现在国内新闻报道领域的缘故。在实践中，一些市场取向的媒体通过“发现”和“披露”问题和事件，似乎突破了传统“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模式。但实际上，这种对抗是非常有限度的（李艳红，2007）。媒体会有意识地淡化批评的尖锐程度和指向性，报道中出现的官方通常都是站在相对正面的位置，扮演的是“青天”的角色，常常一出场就是为民申冤、惩恶罚罪，就算是涉及政府单位的事件，媒体报道也常引述更高层官员，做出类似与犯罪当事者切割的发言，让官方包装自己正面的形象（王毓莉，2009）。(www.xing528.com)

调查性报道强调新闻媒体和记者必须担负看门狗的监督任务，这类看法自19世纪末开始发展至今，在美国社会已是根深蒂固。然而，中国的调查性报道由于处于正统地位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念，它的发展比较容易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很多受访者都表示，现在的从业环境要比以前更加险恶。在权力控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来自商业资本的干扰越来越明显。^[25]媒介组织一方面强调记者要报道真实、探求真相，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记者最好是能为组织赚钱，媒介的经济利益远比抽象的公众利益来得具体与迫切。政治控制和资本钳制的双重压力大大增加了记者从事调查性报道的风险，调查记者的生存状态更显恶化（赵勇、倪宁宁，2010；李建军、孙春龙、丁补之，2011）。

中国的新闻学者在阐释喉舌论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方向的分歧：一派坚持传统的喉舌理论，以胡乔木、陆定一的思想为代表，强调新闻媒介必须服从党性；另一派以胡绩伟和孙旭培为代表，认为喉舌论应具有现代性。不仅做党的喉舌，还应该做人民的喉舌；不仅要讲党性，还要讲人民性（祁林，2011）。但是从实践来看，传统的喉舌论一直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所谓公共领域、社会公器一类的说法不被认可。^[26]在现实中，尽管既定新闻观念依然在发挥作用，但在市场化、新技术、全球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闻业的角色转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虽然只能将批评指向地方性或更低的基层政治并较少涉及政治敏感性较强的问题，因而在空间规模和问题领域等方面受到限制，但是，由于这些批评以公共权力为中心，并由新闻从业者及相关社会力量自主推动，因而这类实践活动事实上形成了特定的公共领域（邵春霞，2005：95）。这种变化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呼应，伴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化，会在一定程度上生长出民间的声音。这一现实迫使媒体本身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和社会定位，坚持公共利益表达的新闻专业作为一种新的职业操作和伦理标准，逐渐成为行业内部的通行规则体系，也成为公众对传媒的评价标准。但是，这种原则体系的贯彻体现出很强的现实性考量，正是市场化利益驱动下对受众趣味的追逐和再创造，驱使媒介不得不以一种公共利益的伸张者和捍卫者的姿态出现。不过，这种姿态与新闻体制中的固有边界形成了拉锯式的冲突和悖论，影响着公共表达功能的实现（黄典林，2008）。正如卢跃刚（2007：14）所言：“目前为止，在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变化之前，媒体至多在体制内挪动，没有再创造。”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始终是受制于权力结构的，它所行使的公共表达的功能因而也是相对有限的，但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作为喉舌的传媒和作为公共领域的传媒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新闻从业者作为市场化条件下的行动主体，也积极地通过各种非体制化的表达重塑着自身所处的体制环境。这一驳杂的媒介制度景观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媒介的实践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也不是完全的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工具，其运作的实际效应是复杂而多变的。

【注释】

[1]此处引用的文献几乎都是从结构和制度的角度来论述中国新闻改革的，也有不少学者从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者的层面探讨，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如潘忠党（2000）认为，中国的新闻改革实践主要表现为一种“临场发挥的行为”（improvised activities），这些临场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微观情境性的、机会主义的和短期性的，并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地方性和特殊性色彩。陆晔（2003）关于大陆新闻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特征的分析，强调了权力实践中的微观行动。陆晔和潘忠党（2003）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是从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出发，分析新闻实践过程中的微观结构，阐释了行动者的行为与宏观结构的相互建构机制。

[2]另有研究者在法团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党—市场法团主义”（party－market corporatism）的概念（Lee，He，＆Huang，2007；Fan Meng，2009）。

[3]一些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的新闻体制具有鲜明的战时体制特征，与这一概括意义类似。

[4]周翼虎（2008）称之为意识形态权力国家。按照周翼虎的解释，所谓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是指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全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党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解释者和发布者，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操纵，建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权力国家。意识形态权力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其权力全部来源于人民对社会主义这种预言式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旨在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宣传工作被放在一个关系到国家权力生死存亡的位置。军事权力受制于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被边缘化。

[5]宣传工作是党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从干部人事的角度即看出这一点，中宣部部长历来都是政治局委员，省市县的宣传部部长一般都是同级党委的常委。在整个中国宣传体系内，核心毫无疑问是以中宣部为首的各级宣传部门。中宣部代表党中央指挥和监督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生产，其中自然也包括新闻生产。中宣部通过宣传管理为媒体定调，哪些内容可以报道，以何种方式报道等，以保证有关国家利益的议题优先于其他议题。

[6]1985年，胡耀邦在《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而目前官方的新闻观念中，对于该问题的论述出自1989年江泽民发表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7]1997年，陈崇山和祝建华对5 800名中国记者进行调查，发现72%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应该分析和解释跟公众有关的社会问题，同时64%的人认为记者应该传播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

[8]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4号的访谈记录。

[9]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10]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3号的访谈记录。

[1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12]资料来源于笔者对7号的访谈记录。

[13]资料来源于龙灿的个人博客。

[1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0号的访谈记录。

[15]比如宗教、军队、民族等问题。

[16]资料来源于长平（2009）的个人博客。长平，原名张平，曾供职于《南方周末》、《外滩画报》、《南都周刊》等媒体。

[17]刘畅，《中国青年报》记者。

[18]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19]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5号的访谈记录。

[20]曾经担任过《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及常务副主编的钱钢认为，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那一代《南方周末》记者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特质。

[2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5号的访谈记录。

[22]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23]资料来源于笔者对7号的访谈记录。

[2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4号的访谈记录。

[25]如2010年沸沸扬扬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遭通缉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

[26]2004年11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为“吉方平”的评论文章，题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明确否定了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