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查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

专业主义是影响一个职业形象、表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探讨新闻职业时，这同样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由谁率先提出，目前还不清楚。自19世纪末出现后，专业主义便已成为美国新闻业界的核心概念。不过，对于专业主义在新闻工作上的意义仍旧缺乏共识（Beam，1990）。

Tuchman（1978）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主要根据新闻组织自身的需要来界定。专业技能的高峰是运用某种实际技术，传递具有高度客观性的信息产品，客观性的主要特点是必须真实，态度中立。在这里，新闻客观性几乎成为新闻业最重要的职业意识形态。Soloski（1989）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介组织控制记者与编辑行为的一套有效且经济的方法，媒介组织可凭借已存在的新闻专业意识形态，来控制新闻从业人员的表现。Beam（1990）则以媒介组织为研究主体，采用权力取向的观点来研究媒介组织的专业主义，他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应该包括：重视与奖励记者在职进修的专业发展；运用最大资源于新闻采访与编辑工作的资源承诺；拒绝政治权力扭曲新闻的公正无私；重视与奖励记者因专业表现获得殊荣，鼓励记者从事专题性与调查性报道。Pollard（1995）指出，专业主义在新闻工作上的意义，在于强调工作时的内部奖赏，且过去30年来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愈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比起不专业的同事，更重视新闻工作的内在意义，如对小区的服务、进修和成长的机会以及更能享受工作。

上述几位学者虽然都在讨论专业主义的问题，但仔细辨析后能够发现，他们各自表述的专业主义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钱玉芬（1998）指出，已有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存在着研究主体混淆的问题，她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主体应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新闻行业、媒体组织与新闻从业者。从宏观到微观，层次有所不同，但是以往的研究却没有仔细区分导致概念不清。这三个层次有三个共通的核心概念，分别为“专业自主”、“社会责任”、“专业知能”，其下又有不同的观察指标，如“新闻行业”的专业性体现在健全的规范体制、财务体制、生产体制；“媒体组织”的专业性则着重在相关管理制度与措施；“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则表现在个人的专业信念与态度上。应该说，这种区分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正如Shoemaker ＆Reese（1996）所言，最重要的不是“尝试从学者的辩论定义中寻找新闻专业主义的真意”，而是应当研究“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专业标准的认知，以及其会如此认知的原因”。以往的很多研究机械地套用了专业社会学对专业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新闻职业自身的一些特点，尽管取得的成果很多，但给人一种脱离新闻职业情境的感觉。实际上，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陆晔、潘忠党，2002）。

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已有办报者声称在按照新闻业是一个专业的观念运行报纸。1867年建立的密苏里报刊协会（Missouri Press Association）与大学新闻教育一起，进一步促进了新闻的专业化。1896年，Adolf Ochs掌管《纽约时报》后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20世纪初的“真实、公正”等职业规范促使新闻业向“专业”方向发展，40年代“社会责任论”提出时，新闻专业主义已经得到最大限度地强化（黄旦，2002）。虽然在西方新闻业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从未形成统一共识（Beam，1990），但西方新闻业已经形成了阐述专业特征和理念的一套话语，并且有相对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行业规范机制（陆晔、潘忠党，2002）。

伴随着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业界的形成，它也由此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学者McLeod ＆Hawley早在1964年即以结构功能取向途径，参考社会学者Hall（1968）对专业主义内涵提出的观点，以及专业社会学对专业主义的研究成果，进而提出专业主义的八项评判标准（引自罗文辉，1996）：①提供独特而重要的服务；②强调智能技术；③是经由长期专业训练来获得以研究为基础的系统知识；④被赋予广泛的自主权；⑤专业人员必须在判断与行为上，接受广泛的个人责任；⑥以服务为目的，而非个人经济利益；⑦发展全面性的自治组织；⑧有专属具体的价值观规范。McLeod ＆Hawley利用此套标准发展出一套测量新闻从业人员专业主义的“专业导向”量表，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新闻从业人员对上述八项标准的认知与信念。他们对两家报纸的115名新闻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依据专业导向分数的高低，将这115位新闻从业人员分成对专业价值比较重视、态度比较批判、拥有对新闻工作的使命感、比较要求质量、不轻易为高薪所吸引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以及“准专业人士”（semi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和“准专业人士”在行为及认知判断上相当接近，但专业人士比较希望履行专业价值，较容易对自己的报纸持比较批判的态度。

McLeod ＆Hawley发展出的“专业导向”量表被认为是传播研究最受重视的量表之一（Beam，1990），但后续学者也指出，这个量表无论在研究方法及理论假设上都有许多瑕疵（罗文辉，1996）。除了陆续修正此套量表的计算方式进行研究外，也有学者自行发展出专业主义的测量方式，尤其重视把专业主义视为一个多面向概念，来建构测量专业主义的量表。如Nayman（1973）认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义可从下列四点来观察：①专业知识：包括提供独特与重要的服务、重视智能技术、需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以获得系统性的知识。②自主权：包括自由行使独立判断、发展自律组织、免于权威的督导以承担义务。③承诺：重视工作的利他本质，而非个人经济利益。④责任：遵守道德规范。此外，LeRoy（1972）认为专业主义应该从五个方面加以探讨，他分别考察了受访者把专业组织当作参考团体的情形、对公共服务及自律的信念、对工作的使命感、工作自主权。Ruotolo（1987）的研究则是提出了公共服务、自律、对工作的使命感、自主权四个方面来建构“专业主义”的检测量表。Weaver ＆Wilhoit（1993）曾经针对美国新闻记者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现在的新闻专业与McLeod ＆Hawley在1964年建构新闻人员专业性量表时的认知与时空环境早已不尽相同，而且所探讨关注的面向与范围也增加了。他们总结的新闻专业主义有下列内涵：①新闻工作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在职进修与训练的情况；②评价检测新闻工作者在告知大众、传递信息方面的表现；③新闻工作者如何认知新闻媒介的角色；④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价值观的想法与态度；⑤新闻工作者对于自主权的认知；⑥新闻工作者对于不同层面重要性的认知；⑦新闻工作者阅读专业书刊的情况（转引自罗文辉，1998）。

上述学者建构的专业主义量表，在台湾学者罗文辉看来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因此，他从结构功能取向出发，以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及报纸的新闻从业人员为对象，尝试建构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义量表。这一量表采纳了Nayman建立的框架，从“专业知识”、“自主权”、“承认”、“责任”四个面向出发，但却重新界定其中的意涵。他将“专业主义”定义为“某一职业成员共有的某些态度或信念”，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义则包括下列内涵：①专业知识：包括以研究为基础的系统性知识之“专门知识”与意指提升自我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自我充实”。②专业自主：包括工作独立自主、不受组织内因素影响的“内在自主”与工作独立自主、不受组织外因素影响的“外在自主”两面向。③专业承诺：包括对新闻工作重视执著的“工作承诺”选项以及将公共利益与服务看得比自我利益为重的“大众服务”选项。④专业责任：包括对新闻报道责任的重视程度之“专业责任”选项，以及对新闻价值观重视、希望成立专业组织建立伦理规范约束从业人员的“价值观责任”选项（罗文辉，1998）。该量表被称为“至目前为止最严谨、最足采信的一项测量工具”（钱玉芬，1998：75）。学者们总结出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及其测量的量表种类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然而，这些量表往往是出于测量需要，依据专业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建构了一套相对简化的、能够体现专业主义的指标体系，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挖掘不够。

陆晔和潘忠党（2002）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概括出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核心原则，包括：①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②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③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④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⑤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黄旦（2005：32）在梳理大量新闻文献的基础上，将新闻专业主义概括为五个方面：①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②在性质上，媒体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③媒介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④媒体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⑤媒体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芮必峰（2009：112）认为前三条更为基本，后两条不过是实现它们的机制保障，他把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客观公正、自由独立、服务公众三个方面。吴飞（2009：29）则是从客观性理念、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服务公众的意识以及自律与他律的原则体系四个方面建构起他理解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框架。(www.xing528.com)

这样一个在美国社会情境下诞生的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实践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研究者将其投射到中国新闻界时，得出了不少有趣的结论。陆晔、潘忠党（2002）对2000年所做的一次田野资料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说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话语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作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专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具体表现为：①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专业主义的其他成分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分；②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③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潘忠党和陈韬文（2005）对上海、杭州两地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分析则显示出一些更加矛盾的结果：①被调查的新闻工作者对其职业的社会地位和专业化程度的评价，都低于那些公认的“专业型”职业，如律师、医生、会计师和大学教师；②新闻工作者对其职业的社会地位评价与他们对该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评价以及工作中的自主程度呈正相关；这些职业评价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而且在工作满意度的各个面向中，这些职业评价与对新闻工作的内在因素的满意度之间关系最强；对工作的内在因素之考虑在衡量综合工作满意度当中作用最大；③新闻工作者对其职业的社会地位、工作自主程度和工作满意度的评价与赞赏党的喉舌媒体呈正相关，与媒体的社会职能当中反映宣传逻辑的“意义阐释”（即“对民宣讲”）功能呈正相关，与反映传媒的民主职责的“为民说话”功能呈正相关，但与代表专业新闻媒体应具有的逆对态势（adversarial posture）不相关。芮必峰（2009）就此调查结果得出三个结论：①在新闻从业者心目中，这个职业似乎还不够“专业”；②根据结果，新闻从业者向往“专业”；③根据结果，新闻从业者心目中的“专业”与“新闻专业主义”所说的专业并非一个“专业”。于是，他越发觉得，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似乎不是什么“新闻专业主义”，而是那些被称为“底色”的东西，如入世情怀、爱国主义、精英意识、英雄主义等。赵云泽、涂凌波（2010）对中国新闻业的文人论政传统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形似神非，区隔远大于认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独立于政府和政党，中国文人论政则处于政府和政党的运作框架之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追求价值理性，中国文人论政追求工具理性。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提倡关怀现实，服务公众利益，监督政府。他们认为，忧国忧民的文人论政精神始终是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文化之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工具，而非本体。

此外，中国新闻界的现状也决定了笼统地考察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意识是无法准确描绘出它的发展状况的。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记者已经分化为三个群体：“新闻官僚”、“职业新闻人”和“新闻民工”。简言之，新闻官僚为其自身在国家政治序列里的排位而做新闻；职业新闻人为新闻而做新闻，新闻民工们则为收入而做新闻（Lin Fen，2008）。也有研究者发现，以党报记者为代表的体制内记者与以都市报为代表的体制外记者形成了鲜明的两大群体（张志安，2011b）。不管哪种分类方法，中国新闻从业者间的职业观念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据王维佳（2011：237）考察，“一个典型的中国商业化媒介组织中至少存在三种身份差异：第一种差异是劳动者按照劳动关系、合同、待遇的不同被分成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等至少两种以上的群体；第二种差异是在官僚层级上，媒介组织中既有处于高层管理岗位的国家干部，又有承担生产管理业务和创收指标的中下层管理者，最后才是繁忙的新闻采访现场与编辑部中的普通劳动者；第三种差异是承担采编业务的普通劳动者中也根据劳动力商品市场价值的大小分为明星和普通员工。前者包括名主持人、名记者、名牌栏目的资深编辑等。这些劳动者能够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更高的利润，因此在收入、待遇、工作稳定性、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和阶级意识上与普通新闻劳动者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他认为，如果研究者粗略地对媒介生产内部组织结构和权力体系的状况进行调查就会发现，忽视劳动者身份差异而笼统地概括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意识，很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误差。

芮必峰（2009：114）认为，一些学者使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框子来套中国社会的新闻实践，似乎是把它当作一种“终极目标或理想范式”来对待了，以为测出了与这一目标的差距或与这一范式的出入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进而好对症下药。^[7]然而，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远没有学者们想象得那样乐观，即使是像《南方周末》和《财经》这样公认为专业主义程度较高的媒体，两家媒体所主张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是差异甚大，在媒体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方面体现了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操作实践（陈阳，2008）。我们经常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体系下，一些本质不同甚至是矛盾的理念交融在一起。如赵月枝（2008）就发现，像《南方都市报》这样公认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对于专业主义的使用完全是一种工具性的。记者会在不同的报道中调用不同的专业主义宣称：在一项报道中，专业主义被定义为倡导性新闻和张扬新闻事件的宏观社会政治意义；而在另一报道中，专业主义又被定义为仅仅报道“客观事实”的就事论事和尽量不去描述与讨论事件的深层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笔者在本项研究中之所以没有采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就是因为目前新闻界的现状，从个体、组织及行业三个层面都无法在专业主义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更遑论不同性质、不同等级、不同形态的媒体新闻从业者之间巨大的差异，难以形成对新闻的共同理解，以专业主义为核心的专业意识并未在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广泛地建立起来（张志安，2008a）。就调查记者这个小群体而言，虽然被认为是国内专业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一类记者，但受制于个体身处的媒介环境、地域、组织文化、专业背景等因素，不同记者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认知有着巨大差异。笔者在对调查记者进行访谈时发现，有人认为所谓的“专业”应该是指在大学学习新闻传播类的专业，或者是，那些学法律、经济专业的记者去跑法治新闻、财经新闻。也有人表示，自己并不知道何为新闻专业主义，当然它的内涵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此，笔者在本项研究中采用“职业意识”作为文章的核心概念。之所以使用“职业意识”这一词汇，也是因为这一概念较为中性，能够涵盖各个层次的记者职业意识。既可以用来描述职业意识的高级形态，如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当然，也可用来形容那些并未形成专业意识的记者，只要他们对新闻职业有自己的认识即可。相对来讲，专业主义一词则已经具备了特定的价值和含义，使用的弹性空间较小。从笔者的访谈情况来看，在调查记者群体里，由于社会背景、组织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记者的职业意识依旧显示出不小的差异，比如对职业角色的认知状况。此外，由于本书是一项历时性的研究，访谈了不同时期进入新闻业的记者，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入行和新世纪以来入行的两代记者。由于时代因素而导致的社会环境、媒介发展、职业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记者之间的差异更为巨大。就记者个体而言，他们对于新闻职业的理解是逐步形成的，在其从业生命史中的不同时期往往会有不尽一致的体认和表现。这种种现状就使得必须选择一个比较具有弹性的概念，以便能够相对准确地涵盖各种对职业的理解。因此，笔者选择了职业意识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