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研究成果

2000年1月，汇聚了《中国青年报》从1978年至1998年20年间优秀新闻作品的《本报今日出击》正式出版。在书中一篇名为《风云际会》的代序中，作为该书主编之一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1999：5）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采访中心副主任叶研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跃刚，你的序一定要写当今这一代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觉醒’指的是什么？我理解，就是记者要有起码的职业尊严，不能重蹈荒诞年代里假大空、人云亦云、指鹿为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覆辙，不能再让我们的后代指着我们的后脊梁骨骂娘，然后施舍给我们一点理解和一点令人悲哀的怜悯；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不管我们努力的程度怎样，只要我们能挺着腰板说‘我们努力过’，足矣。”

时光流转到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这段话可能并不觉得其中有何深意。引文中所谓的“觉醒”只不过是记者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已，似无值得夸耀之处。但是，如果将记者职业置放到1949年后的社会情境下，这种“职业意识的觉醒”就体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了。

1949年后，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根据学者的研究，在1978年之前，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张健，2000）。^[1]社会各界均要服膺于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新闻业在建构这种合法性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然而，新闻业在建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本身也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建构。这一点对应到新闻工作者的心智结构中，就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可，对于新闻事业作为“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无比自豪，以及对于自己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的骄傲（吴靖、云国强，2005）。绝大多数中国新闻记者抱有对共产主义的虔诚信仰，在党内权力分配、社会改造、资源动员上发挥着“鼓舞、动员、引导、教育”的巨大作用（周翼虎，2008：4）。这一历史时期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的主题是“革命”，由此塑造了一代具有高度同质性但毫无个人意志的记者群体。像徐铸成这样的著名自由主义报人也不得不在严密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建立起对党的新闻理念的认同（张济顺，2009）。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批新闻界人士被打成右派，成为运动中的重灾区（朱正，1998）。从此以后，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知识分子被“全面工具化”，少数异端分子则被打入另册，饱受运动折磨。^[2]在当时政治化的框架内，媒介作为一个政治的宣传机关，其生存条件完全依赖于政治的体制结构。政治道德统领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新闻业也无法独外其身，新闻领域自然也不被看作是一种职业领域了（周俊，2010）。

20世纪80年代，伴随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中国新闻业形成一个相对特殊的局面，民国时期的老报人、党内的民主派报人以及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改革派报人同时从业。这一时期，中国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关心政治而不是经济利益。比如《人民日报》从1979年到1981年为改革势头推波助澜，及至党内最高权威重新建立以后，只能随之为了摆平内部两条路线的态势而浮沉（李金铨，2009）。“文革”结束之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可以看到记者的身影，他们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去。1978年《光明日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1980年，《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报道“渤海二号”石油钻井队特大事故；1987年《中国青年报》报道大兴安岭火灾；1992年《深圳特区报》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等，无不体现了启蒙使命与宣传效果的高度结合（陈阳，2009）。当时的著名记者多数出自党报系统，他们并非因为报道及时准确，而是因为社会影响力大而成名，如张建伟、钱钢、李大同、叶研等人。这一时期的记者已经有了职业记者的一丝影子，但其本质上仍然不脱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定位。20世纪80年代的记者在理论上属于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他们的行业责任不是挑战政府，而是配合和合法化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及党的新闻观念都在商业化新闻的环境下相互胶着，塑造了新一代记者的价值理念（林芬、赵鼎新，2008）。

1992年以来，新闻业最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是市场化进程的快马加鞭。中国新闻媒介自1978年以来非财政拨款收入逐渐增加，经济日益独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新闻业由此进入产业化的快车道。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导向的新闻媒介数量在急剧增加。在此过程中，国家与大部分新闻记者由全面控制关系演变为松散的经济控制关系。大量新闻记者已经不是体制内的国家干部，而是国家雇佣的从业人员，国家与新闻记者高度一体化的职业从属关系开始分离（周翼虎，2008）。与此同时，西方舶来的新闻专业主义观念渐渐在新闻业流行，但国家舆论控制能力的日益强大和新闻机构追求商业利益的庸俗化是一个并行的过程，对那些怀有职业理想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挣脱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实。

在儒家思想的感染和熏陶下，中国记者往往以知识分子自诩，以天下为己任，对这一职业颇多溢美之词。但在现实中，新闻记者并不如他们自己描绘的那样完美。在新闻实践中，记者的职业伦理状况令人担忧。有学者以灰色地带、权力迷雾、求真之失分别概括新闻工作者在对待职业角色、处理利益冲突及业务操作层面的诸多误区，经由田野观察得来的这些结论也说明，上述新闻实践中的伦理误区普遍地存在于新闻从业者中间（陈力丹、王辰瑶、季为民，2010；王辰瑶，2010a）。伴随着红包、封口费、假新闻等媒体行业的乱象大量地见诸媒体报道，记者正逐渐被外界“污名化”甚至是“妖魔化”（《中国媒介传播“维德守法”状况及评价报告》课题组，2010）。社会对记者的评价不再那么正面，一些文学文艺作品中屡屡出现被拙劣模仿和挖苦讽刺的记者形象，“防火防盗防记者”一类的民间俗语更是不胫而走。2010年11月8日记者节当天，环球网做了一个网上问卷调查，有近七成的网友对记者持有负面看法。这一调查结果虽然未必准确，但它透露出的意味令人深思。就行业整体来讲，多数中国记者还是能够正常地履行职责的，为什么人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仅仅依据少数问题媒体和记者的表现就做出负面评价呢？

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冯克利译，2005）在《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曾对魏玛时期德国社会对记者这一行的观感进行了描述。或许可以让我们对今日中国记者的处境有所领悟。他说：

“新闻工作者同政治煽动家、同时也和律师（以及艺术家）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缺乏固定的社会归属。至少欧洲大陆的情况是这样，而英国和普鲁士过去的情况有所不同。新闻工作者似乎属于一个贱民等级，‘社交界’总是根据他们中间品行最差者来评价他们。因此，关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职业，流传着一些极为怪诞的想法。许多人并不了解，在新闻工作中，一项真正出色的成就所需要的‘才干’，同任何学术成就所必需的才能绝对不相上下。我们尤其应考虑到，新闻工作必须按要求随时交稿，我们也得考虑到，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显然是完全不同于学者的创作条件下，立刻产生影响。人们几乎从未认识到，同学者相比，新闻记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如果按照平均水平，任何一位有荣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责任感同学者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较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战时的情况得到证明。人们对新闻记者的评价不高，是由于在这方面，人们对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的表现，以及由此造成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后果，总是念念不忘。如果说，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要比普通人更加谨言慎行，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但事实正是如此。同其他职业相比，新闻工作这一行包含着一种极强的诱惑力。今天，新闻工作又遇到了一些其他的特殊条件和环境。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公众在看待新闻界时，习惯于采取一种鄙夷和可怜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态度。”

这番话若拿来描述当下中国记者的处境，丝毫不因时空差异而失色多少。现实社会对记者的负面评价，与记者自己对这一职业充满道德使命的新闻英雄想象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知差异并不仅存在于当下，从整个中国新闻史来看，新闻记者的形象一直是正负交加、互有起落的，这才构成记者生活的真实处境。^[3]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闻记者往往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他们曾经引领舆论潮流，也曾经日渐式微。记者角色的日渐式微，指的是记者在过往凭借其独特的地位，在社会舆论与公共事务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受到外界环境的局限后，迫使记者无法或无力履行过去新闻英雄的理想。卢跃刚、叶研等人论及的职业意识的觉醒问题，正是他们这一代在20世纪80年代入行的记者针对以往角色式微的某种“反抗”，记者通过自己的职业行为重新扮演公共生活中的积极角色，展现出职业的意义所在。“从专业角度来讲，上世纪80年代末期，文体还比较幼稚；90年代，职业形态在慢慢地成熟，在有限度的情况下有自己一定的追求，并形成了某些价值观”（卢跃刚，2007：7）。

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新闻业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标志，广大受众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明显提高，这种要求在社会、经济等因素的推动下，使得新闻事业除了从体制层面进行改革以外，也在新闻实践方面明显地加大了改革力度。新闻业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之一——新闻记者——也在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作为新闻改革的副产品，新闻记者进入了新的职业化过程，他们开始以一种更加“职业”的方式从事这份工作。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新闻业充满着许多错误的想象。他们以为这里依旧是铁板一块、控制很严，中国的新闻从业者还是只知唯命是从的宣传工具，却不知道新一代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9年出版的《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为打破西方人的刻板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4]该书的两位编者熊蕾和朱迪·波罗鲍姆（Judy Polumbaum）从2005年底到2006年底，采访了20位中国记者，这些受访者年龄从20岁到40岁不等，既有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机构的记者，也有来自《南方周末》、《财经》一类“自由媒体”的人士。他们有些意外地发现，在追求新闻价值和新闻职业化等方面，不同类别的媒体之间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其中一位受访者、新华社著名记者王军（2009：10）如此表述他的看法：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以前的名记者好多都是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总是觉得当记者就要成为一个作家。那些报告文学都可以当小说来读。作家一开始就采取立场，说这人坏就坏到极处，好不起来。其实人性是很复杂的。80年代后期出现了小说加学术体，把一些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理论，硬邦邦地往里面塞，还是报告文学那些东西。从90年代开始，一批市场化媒体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职业新闻人。他们是按照新闻规范来做事情，而不是用以前的那种方式。”

在接受采访时，王军（2009：2）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我最早想学的不是新闻专业。”从这本书也可以看出，当代的中国记者们很少从小便矢志投身新闻，他们大多是在日后因为各种渠道了解并从事了新闻事业。不过，这些在旧时代很可能去创作报告文学的记者们，在今天却获得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职业自觉，他们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表现出更加职业化的新闻实践。书中的受访者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投身新闻业的，作为年青一代的中国新闻人，他们在艰难的、执著的新闻采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新的中国职业新闻的共同理解。熊蕾（2009：3）在该书的前言中这样描述她所理解的职业：

“什么是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简单来说，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要平衡表达不同方面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而不是只表述一方面的意见。要尊重受访者，而不是无视他们的权利。是同受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

虽然谈论的都是记者的“职业”问题，但两位资深记者卢跃刚和熊蕾关注的层面却不一样。卢跃刚所谓的“觉醒”，实际是在阐述记者职业的自主性问题，是对过去多年权力结构压抑自主性的一种反抗；而熊蕾所说的“素养”，更多谈论的是新闻的客观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对新闻记者职业来讲，都是极为关键的命门。这也正是中国新闻职业化过程所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贯穿于过去30多年中国新闻业的演进过程中。究其实质，无非是让记者职业回归到它的本分：独立、客观、真实地报道新闻。而在当代记者群体中间，已经产生了对于职业记者的模糊认识。之所以说“模糊”，是因为他们对于职业记者的内涵和标准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强调职业记者应该有独立立场；有人强调记者应考虑组织利益、有集体意识；有的强调奉献精神；有的将其理解为不怕牺牲的冒险精神；还有的强调职业激情（张志安，2008a）。

本书研究的当代中国调查记者，既是这一新闻职业化过程的产物，同时，他们又作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推动着这一过程的继续前行。一个典型的中国调查记者也许是这个样子，“他来自中小城市或者农村，怀着强烈的新闻理想进入媒体，经历三五年的打磨，或有机会写出一篇脍炙人口的报道或积累了行业资历，随之便晋升为中层干部。极少部分人最终成为媒体的高层，多数记者或转向商界，或沉浸于文化创作。时间一久，成熟记者便纷纷淡出媒体江湖。与此同时，新一批记者接上，故事又开始了新的轮回”（肖经栋，2010：8）。肖经栋是以著名调查记者陈峰作为一个缩影来透视国内新闻记者的成长和发展历程的。陈峰出生于197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专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新闻界，一直在河南当地的报社工作。2003年4月，加盟《南方都市报》不久，凭借《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闻名全国。这篇文章以准确、平实的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对孙志刚的深切同情和对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激烈声讨，并通过学者发文响应及上书人大，促使收容制度最终废除，至今仍被视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一篇扛鼎之作。成名后的陈峰开始向管理层转型，离开传统媒体后目前就职于一家网站。陈峰（2008）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顾自己的记者生涯，笔者特意摘录如下：

“1994年我毕业后，在满脑子理想的情况下，没去当公务员，选择当记者。但是当时，没有今天这种市场化的都市报，也没有人教我们应该如何写新闻，书店里全是很旧的教材，书的著作者们，不仅仅是从来没有写过新闻，而且看的也全是党报时代那些经常‘心潮澎湃’型的新闻。

我经常开玩笑说，那些教材上，可以列出几十种写导语的方式，看完以后，还是一条新闻写不出来。后来经常面试大学生，还经常有学生把不是新闻的新闻当成大新闻，一问之下，大半是被这种教材毒害了。

当时想学习新闻，只有去看参考消息，感谢新华社，虽然新华体今天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可是没有他们办的参考消息，我当时没有地方去看看真正的新闻到底是怎么写的。

报业自然也没有今天这么发达，除了党报和晚报，就只有行业报可进，我当时就算是进了一家行业报，不管怎样，也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媒体生涯，虽然与自己的梦想差得太远。(www.xing528.com)

于是这么一拖再拖，大概快到了20世纪末了，我才有机会开始学习真正的新闻操作，那已经是我工作四年后了。还记得当时看到一个老总写的编辑大纲时，那种对新闻原来是如此操作惊讶的心情，也记得第一次上西祠胡同‘记者的家’，看到全国的同行们在讨论业务那种羡慕的心情，才知道原来新闻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学啊。

应该说，上网，直接导致了我后来决心离开家乡，去《南方都市报》应聘做记者。

很多同行都知道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工作经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其实先后去过《南方都市报》两次。

第一次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去南方试试时，已经年过30，感谢领导信任，在家乡的媒体里，还做着一个副主任，日子过得不算太好，但也还比较舒服吧。

但是当时互联网上，像‘记者的家’这样的记者社区已经很热闹，每天看很多外地的同行在上面讨论业务，觉得很羡慕，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新闻的。于是等看到《南方都市报》招人时，就再也忍不住，投了简历，也居然被录用了。

不过，2002年我只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了一个月，跑时政，刚刚开始进入状态，家乡就有一个机会，去做报纸的副总编，犹豫再三后，终于又回到了郑州。

一年后，我辞去职务，重回《南方都市报》，再做记者。

可能对于很多同行来说，这个举动挺费解，毕竟能成为媒体的管理者，是很多记者的梦想，既然这个机会已经在面前，再重新回去做记者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个事情也成了我有‘勇气’和‘新闻理想’的证据。

理想也好，勇气也好，都说得太悬了。人生甘苦自知，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犹豫再三，直到好友学军对我说，如果你还想在记者这条路上有发展，就趁自己还能写稿的时候去《南方都市报》干两年，当记者的，总得手里有几篇东西。

这样一说，弄得自己一身是汗，自己干过娱乐，做过IT，跑过社会，也盯过时政，但是，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已经30多了，一年副总编做下来，也清楚自己并不长于管理，再不出去，真的没有机会了。

于是，2003年重返《南方都市报》，成了一位调查记者，有机会在这个全国最优秀的日报平台上开始锻炼。那年4月份，王雷和我采写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再之后的半年，《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的同事和各地同行们一起，东征西伐，南征北战，轰动全国的调查报道频出，现在再看，那真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半年。

直到2003年9月，从阿尔金山上下来后，就得知南方报业将北上办报，我奉调进京参与《新京报》的创业，重归管理岗位。

今天身在互联网，再去看自己的记者生涯，觉得还是满感慨的。我们这代记者，不像再往前那些老记者一样，有份稳定的工作，是‘国家干部’；也不像再往后这些年轻记者，有大把的机会可选择，被挂在中间，半知半迷糊的就开始跑新闻，连什么是好新闻，都不太清楚。

好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媒体的市场化带来了新气象，市场化意味着读者导向，意味着不能只做一张宣传纸，还是变成新闻纸才能有人看，事实报道，中立原则，这些在西方未必被遵守但是至少被认同的观念，和一些操作技巧一起被引入中国，我们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聘用记者，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可是任何一个市场最初的积累都是最痛苦的，对从业者来说，媒体行业也是一样。回头看时，觉得自己真是属于那种运气很好的记者，付出未必有别人多，但是得到的一点都不少。见过很多同行，包括曾和自己一起拼杀的兄弟，入行时满怀理想和正义，却在媒体这个高调理想与潜规则并行不悖的行业里，弄得一身是伤，离开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连国家规定的最基本保障都拿不到，最后不得不问自己，老帮人维权，谁又替自己维权呢。

经常有人说我，你不错啊，转型互联网成功。我会笑笑说，什么转型，全身而退罢了。

比我们年青一代的记者，从学习到工作，都有更多机会可选择，但是面对着公务员和记者的选择，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再像我们当年，更乐意选择记者这个行业了吧。”

从陈峰对他个人从业生命史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位20世纪90年代入行的中国记者在职业化道路上的心路历程，也是其职业意识的逐渐成形过程。像陈峰一样，许多调查记者都以职业新闻人作为自我的期许。那么，此处“职业”二字的标准是什么？在新闻生涯里，他们如何形成了对职业的理解？社会对记者职业的期待又是什么？为什么会对记者职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调查记者群体中间，由于社会背景、组织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记者对上述问题的表述显示出不小的差异，特别是那些不同时期进入新闻业的调查记者之间的差异更为巨大。

本项研究希望通过对调查记者职业意识的探究，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职业意识的形成是一个个体认知与社会塑造的互动过程，当一个记者处在新闻场域之中，总会形成特定的职业意识。我们有必要先从新闻的职业属性谈起，也就是说，新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再来讨论什么是记者的职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