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生命史研究：以新闻为业的调查记者职业意识

以往相关研究多使用量化研究方法，从数据资料来论证分析记者职业意识的面貌。本书特别强调以“理解”行动者的质性研究方式，来探索记者如何“建构”起自己的职业意识，以及这种职业意识是如何形塑的。

量化的研究方法依据记者所选择的新闻工作方式，将记者的职业意识分成几种类型，提供了我们理解记者职业意识的基础。但是，却无法获知哪些因素影响着职业意识的形成。因此，本书采用生命史的研究方法，以记者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实践作为探究前述研究问题的研究主题，藉由当时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脉络、媒介场域，与记者个人的生命／从业经验，理解记者的职业选择与实践因素。

生命史（life history）可以被定义为：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情景里，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所发生的事件和经历。它所涉及的主要是通过非结构或半结构访谈收集到的对过去生活的描述，也包括对信件、照片和日记等个人资料的研究。生活史研究与生命历程（life course）研究中的定性研究传统有很大的重叠，尤其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来说，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李强、邓建伟、晓筝，1999）。生命史与生命历程从广义上看，两者的概念相同，都是指人从生到死的一连串变化与选择。但在狭义的概念上而言，生命历程则可精确为一群人或个人的生命过程的某一段历程或是经历，它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李强、邓建伟、晓筝，1999）。个人生命历程乃是一连串“个人”、“行为”与“情境”互动的动态过程，换言之，虽然藉由个人的主观来描述个体经验，却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下去了解个人。个人生命历程范围可分为好几个层面来探讨，如教育经历、职业生涯等。

相较之下，生命史则是个体生命的经验历程。生命史同口述历史、生命故事、自传等研究方法一样，均属于质性研究中传记研究法（biographical method）的一种（Denzin，1989：7）。生命史是一种生命的书写，主要以访谈或对话建构生命，目的是要说明人的生命的经验内容与意义。由于人的生命是一个连续性的动态过程，其中人的经验和故事何其多，因此生命史关心的焦点是由研究者选定，事先拟定研究主题，找到研究者有兴趣，或是对研究对象重要、具有意义的焦点，如性别意识、教育观、专业认同等，可能是部分的、主题式的、编辑过的、仅聚焦在特定一组重要的经验。生命史所关心的不是艺术的呈现，而是研究对象经验的事实数据以及对其生活世界的诠释（Denzin，1989：29）。

此外，生命史固然是从个人主观经验出发，但也兼顾了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社会、群体之中的事实，个人主观意识是在历史及社会脉络的影响下形成，彼此之间也会发生交互作用，个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镶嵌在特定时空下的社会机制和结构中，彼此互动而塑造出独特的生命经验。在许多时候，一些事件、观点的产生并不一定会有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相对的，它是模糊且复杂的。藉由将研究对象的口述生命故事置于时空、社会环境等的脉络之下，研究者不但可以了解到对研究对象而言，社会世界之中的角色及规则是如何产生意义，并且可以在他们的生命经验及想法观点之中看到社会的变迁。

生命史研究不只是提供“行动的叙述”（a narrative of action），也必须包括这个生命的过程与其所在社会环境变化的历史脉络。生命史研究结果可作为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衔接，可以协助理解与诠释社会记忆、了解个人所处时代的社会本质。当人在回忆过去时，他也在根据社会记忆所给予他的心理构图谈论自己，进而透露出他所属时空下特定团体的社会记忆。经由生命史研究，理解个人与历史社会脉络的互动关系，我们才能理解个人行动所面对的限制与出路。这也正是研究者选择用生命史的研究途径时不可忽略的重点，生命史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及自我觉醒的重视，透过对研究对象诉说的生命经验和故事，来理解他们如何看待、诠释某些事件或是经验的意义，但是研究者也必须考察当时的整体社会文化脉络，在分析的过程之中将研究资料置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下加以检视，并时时回到研究对象本身的角度去诠释，以便较为准确地展现出研究对象眼中的世界。人的经历无法单独抽取出来理解，因此生命史是纵贯式的，不能忽略生命历程的前后经验的关联性，好的生命史研究，研究者必须同时有能力处理人的生命历程与历史脉络的交互关联。^[17]

研究记者基于个人职业意识做出的各种实践与选择，必须从记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经环境、媒体发展来探讨，而生命历程恰巧能够贴切这一关注点。因此本书从调查记者个人的生命历程出发，除了希望能更具象化出这群记者的个人角色外，更企图藉由个人生命历程的研究方向，结合人的主体能动性，以及历史的、环境的限制，开辟新闻从业者研究领域的新路径。生命史虽然泛指一个人人生整体上的一连串变化，但同时，生命历程也可以使用在特定领域之内的经验历程中。本书关注的焦点在于调查记者在其作为一个“调查记者”的生命历程中如何形成职业意识，特意采取生命历程分类中的职业路径（career path）概念来具体说明。职业路径包括“先前的经历”，包括个人的、教育的、工作的特质与经历，而这些会影响随之而来的职业转变，即随之而来对于工作的选择与影响，而这其中也受到“间接的影响变量”，如社会、政治、经济、个人因素的影响等。

为了探究当代中国调查记者如何建构起他们对职业的理解，本书选择了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当事人亲口说出的故事来了解他们对于职业意识的认知，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半结构式的访谈法，搜集研究对象的口述资料。在生命史研究之中，访谈通常是两个人之间有目的的谈话，由研究者按照研究目的及问题引导，搜集研究对象的语言数据，藉以了解研究对象如何解释他们的世界。研究者可事先设计一个访谈大纲，用来提醒自己可考虑到哪些访谈问题的领域，邀请受访者自由诉说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不一定要照生命史的时间顺序，研究者再加以追问。访谈的重点不在于史料的收集，而是探究这些个人在时间的序列中如何理解自身、理解新闻、理解媒介，如何以自己的语言诠释这份职业，使得这一群体“具象化”。通过深度访谈“深入事实内部”，探究其背后的意义，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史当中寻求时间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方面的意义（杨善华、孙飞宇，2005）。

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有着难以避免的缺陷。生命史主要是研究人的生命经历，极为依赖当事人的记忆与叙述，那么就可能会有真实与否、可靠与否的疑虑，当事人或许因为年代久远而忘记事实或是印象模糊，甚至可能有意修饰过往的事实，以致无法说出事实全貌。再者，所有的回忆都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历程，代表个人对过去经验的一系列看法，真实性也受到语言的限制，说话者与研究者之间、说话者与文本之间、文本与听众之间，种种的环节都可能产生断裂的现象。不过，在笔者看来，上述缺陷不会太多影响本项研究。一定意义上，本书是把这群调查记者视为一个“阐释的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18]具体而言，记者在工作场域中的实践，对新闻事件、采访报道历程与新闻从业表现所赋予的意义，都可能受到其所属的职业共同体的影响。记者的阐释社群拥有一套解释世界的逻辑以及经验世界的方式，这些都使他们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生产与建构意义。这种逻辑是他们所共享的限制性逻辑，也是指引其思考方式以及认识事件的角度。因此，无论受访者如何“建构”自己对新闻职业的理解，均在本研究关注之内。

另外，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还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首先，本书的访谈对象都是平面媒体的记者，均为供职于报纸、杂志的调查记者。这是因为，平面媒体依旧是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主要实践者，通讯社、电视、广播等媒体虽然也有一些调查记者，但是数量极其有限。^[19]而且，不同媒介形态、不同媒介属性下的调查记者有着明显不同的职业观念，如果把这些从业者全部纳入研究，会使本书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本书的访谈对象绝大多数供职于一些市场化媒体之内。正如前文对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发展历程的梳理表明，调查性报道更受到市场化媒体的青睐，因而，这些调查记者多数是供职于市场化媒体中，比如新闻类的周报、周刊，一些主流都市报。唯一例外的是《中国青年报》，从属性上来说，它属于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应为体制内媒体。但这张报纸一直以来以其强烈的专业主义特色在新闻界内享有盛誉，言及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发展，该报是无法回避的。

第三，本书选择的时间区间为1995年至今。首先，1995年在中国新闻业的重要性在于，这一年诞生了许多如今知名的都市报，如《南方都市报》等，他们是媒介结构中全新的一个品种，都市报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新闻业市场化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次，都市报诞生后从事了大量舆论监督性质的社会新闻报道，开启了平面媒体调查性报道的初期阶段（陈峰，2008；马云龙，2008）。

第四，笔者的访谈对象大体包含了两类人：一类是曾经从事过调查性报道的新闻从业者，他们目前基本还在新闻业界，多数在报纸、杂志、网站等媒介机构从事管理工作，不再从事一线采访；另外一大类是目前尚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他们散落在目前国内最为知名的一些以调查报道或深度报道见长的媒体中。

第五，在众多的新闻从业者群体中，调查记者毫无疑问是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群体，但本书关注的对象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调查记者圈子，再加上这一群体变动不定的特性，使得总体的数目难以确定，因而也无法进行科学的抽样。因此，本书对受访对象的选择采取的是一种主观抽样的方法。笔者事先拟出了一个包含40位左右记者的名单。每次采访后，笔者也会请受访者介绍或者提出他认为值得采访的记者，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扩大采访名单，最终在北京、上海两地完成对31位记者的采访工作。根据事先的约定和相关的学术伦理，本书对这31位受访者进行了匿名处理。按照访谈时间排序，以阿拉伯数字为受访者编号。

第六，除了生命史访谈之外，笔者采用的另外一种方法是文献研究。广泛搜集各类书籍、期刊、报纸上发表的记者自述性文字，包括近年来日趋流行的记者博客上的文字。近年来，已有多本记者访谈录出版，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调查记者。笔者在选择访谈对象时，有意不与这些书中的讲述者重合。通过这些文献资料的引用，使得那些没有进入笔者访谈名录中的人也成为本书研究对象，从而大大扩充了研究资料。^[20]

【注释】

[1]其实从2010年8月起，关于中国GDP超越日本的问题就已频频见诸媒体，当时比较的是两国的季度经济数据。

[2]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可视作官方态度的代表。他一面承认数据上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另一面则极力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提醒人们不要为此沾沾自喜。(www.xing528.com)

[3]尽管讨论者中间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有人称赞中国拥有独特的发展之路，可以向外输出；也有人认为中国走的是蹩脚的西化之路，经济增长背后蕴含了巨大的社会风险，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正在改写着全球政治经济版图。

[4]除了大众传媒，马骏（2010）描述的中国版本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还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出现和民间NGO的兴起。

[5]不过，根据Schudson的研究，新闻业在“水门事件”中的作用有些被过于夸大。可参见他在《新闻的力量》一书中的讨论。

[6]Schudson认为新闻业通常承担七项主要功能：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参见作者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第24～50页的论述。

[7]西方的学者和记者对调查性报道的界定也各有不同，段勃将其分为三类，具体可见其《调查性报道概论》一书。

[8]还有一些研究者着重考察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历史源头。

[9]代表人物是孙世恺，他认为，调查性报道并非以“揭露问题为主旨”的报道形式，而是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或热点问题经过调查后写出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一种报道，对所报道的事实“为什么发生”或“怎么回事”及其“事实的可靠的程度”等问题，用活生生的事实和可靠的数字，向读者进行必要的回答，以增强新闻报道的力度和深度。

[10]也有一些研究者将调查性报道的源头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理由是《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已经体现出鲜明的调查性报道色彩。段勃在其《调查性报道概论》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不能否认，中国新闻业很早就有了具有调查性质的新闻报道作品，但产生明确的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和意识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1]卢跃刚（2007）认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可以追溯至三个传统：调查报告、深度报道与报告文学。“调查报告”一般是党报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研究一些急需解决的一般性问题，侧重指导工作、指导运动。“深度报道”是中国新闻界特有的一种新闻种类，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中国青年报》率先提出，一般公认为中青报记者张建伟首创。从实践来看，深度报道与调查性报道的关系更为密切。

[12]这类报道也可能被纳入政治治理的过程，如《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引发全国范围内对收容制度的声讨，并促使这一侵犯人权的制度得以废止。这是批评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并最终导致制度变更的一个典型案例，但它似乎不能被看作“治理技术”的体现，而是更接近于一种社会表达。

[13]比如2010年12月，《现代快报》以王克勤、刘畅、简光洲三位调查记者为报道对象，描写揭黑记者的生存状态。2011年1月，中青在线邀请李建军、孙春龙、丁补之等人网聊调查记者面临的困境。

[14]这句话据说是李希光用来评价《暗访黑帮》的作者曾华锋的。曾华锋，湖南人，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其间做过大量暗访、揭黑报道，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人民日报》。

[15]对于职业意识概念的分析参见第一章，此处仅简单列出而不做过多阐述。

[16]事实上，一些以调查记者为主要叙述对象的访谈录、纪实文学等作品已经大量存在，如《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真相再报告》、《变脸》、《卧底记者》、《调查中国》等。此类文献能够对研究调查性报道及调查记者提供鲜活的研究资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学术成果，因而不在本书的文献梳理之列。但这些书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经验材料。

[17]李金铨（2009）对萧乾、陆铿、刘宾雁三位记者的生命史研究，以记者个体的命运来探讨近代史上国共政局变化、报纸与记者的互动关系，生动地展示了社会学家C．W．Mills所说的，要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甚至要了解个人发生了什么，都必须把个人看成“社会里面传记与历史交汇的小点”。也是生命史研究取径应用到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极好的示范。

[18]Zelizer（1993）在“记者作为阐释社群”（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一文中主张，将记者视为阐释社群，以探讨他们如何形塑意义。她指出，这一观点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记者社群如何阐释新闻记者的作为，以及受什么机制的影响而形塑出（属于其社群特有的）阐释。

[19]在官方媒体中，新华社新华视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等也有调查性报道。

[20]文中明确提及姓名的新闻从业者多数出自《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真相再报告》、《变脸》四本书中。参考文献中没有具体罗列这些记者的访谈，只是列出了这四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