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查记者：三种路径的研究成果

调查记者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中国调查性报道制度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但此前学术界对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却很少关注到这一领域，近年来开始有研究者对这一特定群体进行研究。洪兵（2004）在其对《南方周末》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中，专辟一节分析了《南方周末》的新闻从业者。他关注的是《南方周末》新闻从业者群体的新闻理念、个人特性等因素，与该报90年代中后期起所进行的新闻实践的取向与特性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重心放在了《南方周末》的组织文化层面，而非新闻记者身上。张志安（2008a）对深度报道从业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包括了调查记者群体，他以访谈资料为基础，试图建构起以调查记者为主的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特征。他从媒介功能与记者角色、工作满意度等层面进行了质化研究，并初步分析了影响记者职业意识形成的个人、行业及社会等因素。朱紫嫄（2008）描摹了调查记者群体以媒介组织为核心的群落分布，阐释调查记者的内在特质，分析调查记者身上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这是她所做的这项探索性研究的贡献，但不足的是，她将近20年的调查记者视作一个整体来分析，过于重视共性而忽略了其间的差异所在。黄缨杰（2009）以《南方周末》记者为对象，通过对记者自述、记者手记等材料的质化解读以及对部分记者的深度访谈，以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面向客观性和职业角色为维度，考察他们对专业主义内涵的表述和理解，由此展现深度报道记者的专业话语特征。童静蓉（2007）则总结了中国调查记者规避新闻监管的一些策略和技巧。在实践中，调查记者出于对个人和组织安全的考虑，在处理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时，有时会听从来自监管部门的指示，但有时也会诉诸一些“游击”战术（guerrilla tactics）以规避监督，实现他们的职业理想。她2011年出版的专著《调查性新闻在中国：新闻、权力与社会》集中讨论了中国的调查性新闻及其社会影响，其中一章以两起群体性事件为例解释调查记者如何讲故事（童静蓉，2011）。与之主题类似，沈菲与张志安（2009）发现《南方都市报》的调查记者采纳一些“策略突围”的技巧来应对控制和商业压力，包括：①推敲宣传通知的模糊字句，寻找“打擦边球”的可能；②对发稿时机做预判，尽量赶在禁令下达之前刊发报道；③与报社广告和经营部门协商争取操作空间；④通过建立跨组织的合作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此后，这两位学者对259名国内一线的调查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已经发表的成果涵盖了调查记者的行业生态、职业满意度、媒介角色认知等方面（张志安、沈菲，2011；2012a；2012b；2012c）。杜奕奕（2010）特别关注了当代中国的女性调查记者的崛起，她认为这是对话语权传统模式的一种突破。该文仅以7位女性调查记者为案例，便试图得出上述结论，不具说服力。上述论文是笔者看到的、明确以中国调查记者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数量相对有限。^[16]调查记者在中国新闻从业者中毕竟是一个小群体，对其关注有限也在情理之中。相对而言，对中国记者的研究则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成果，这些已有研究无疑可以为本书对调查记者的研究提供不少借鉴，因此，本书的文献综述就集中梳理国内外对中国记者的各种研究文献。

学者们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与西方学术界将专业作为研究新闻从业者的主导框架一致，对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也是将“专业”视为一个既定的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层面的研究。正如王维佳（2011：8）所言，长期以来，“以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为前提，探讨国家、市场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中国媒介与社会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中国新闻从业者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范式”。但是在“专业”这一主导范式之下，因为研究取向的不同，学者们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又可分为下列三种路径：

专业主义路径 在这一路径下，学者们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往往围绕新闻自由、专业主义、社会性权力的博弈等问题展开分析，特别关注了专业主义问题在中国的复杂性（王维佳，2011）。Judy Polumbaum（1990）采用“政治权威”对“社会公众”的二元分析视角，调查并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专业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进入中国新闻界的历史动因。作者还分析了在新的话语环境下，新闻记者在“威权”与“社会责任”，“宣传”与“服务大众”等方面的两难处境。李金铨（1994；2000）认为，在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中谈论新闻专业主义，即使没有内在矛盾，也会显得相当模糊。由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深深建基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因此，分析新闻专业主义需要有一个比较的框架，以便区分自由模式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与权威模式和极权模式下的专业主义。在他看来，“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作为重构媒介角色与功能的象征性资源，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吴国光（1994）通过研究《人民日报》的社论拟定过程指出，媒体的新闻评论空间正在逐步扩展，而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也在加强，究其原因，除政治体系内的制度分化以外，新闻工作者的专业化也推动了“指令型传播”体系的削弱。他概括了社论形成过程的三种类型，即“填注”式、“鸟笼”式和“风筝”式，用以表明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不同关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一般社论的形成过程已由“填注”式转变为“鸟笼”式，甚至还常常会“放风筝”，新闻专业主义的诉求较以往也得到更多满足。然而，捏在体制手中的那条线可松可紧，评论员仍然受到严格的约束。

鉴于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西方的社会情境下孕育而生的，很多学者特别注意到了它在中国的本土应用。陆晔和潘忠党（2002）除了将新闻专业主义理解为新闻实践与新闻体制的话语体系外，还将其看作与市场力量和政治力量相抗衡的第三种力量。作为相异于市场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新闻专业主义，既是一种“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又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宣传控制使得新闻从业者难以树立独立的专业人格，而媒介走向市场之后，专业理念与宣传体制的冲突愈加浮出表面。专业主义话语的建构是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面向，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但这种专业主义话语却并不独立或外在于政治权力体系，也不以意识形态抗衡作为主要特征。因而，中国新闻改革中的专业主义在实践中是一种“碎片和局域的呈现”，这种破碎和局域的专业主义，表现为技术意义上的专业水准和道德意义上的专业伦理，而不是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潘忠党和陆晔（2003）讨论了中国这一“特定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所演变出的独特形式。作者认为，在新闻业这一改革中政治经济状况高度不确定的领域内，新闻工作者们的实践既没有完全参照西方的专业主义模式，也没有延续“指令”模式，而是根据具体情境，临场发挥似地选用多种多样的，甚至经常相互冲突的新闻理念和实践范式。这其中既有合作和规训，也有抵制、规避和拒绝。潘忠党和陈韬文（2004）认为，源自西方市场民主环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范式已在中国兴起，并与中国传统的党性原则的新闻实践范式一起，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群体共享的职业规范。这种转变明显地体现在当代新闻工作者对不同类型的媒介机构的评价上。在调查中，新闻工作者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及国内的《南方周末》的评价要远远高于对其他官方媒体的评价，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评价甚至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但是两位学者（2005）也发现，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成为内部统一并在新闻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它是理解中国新闻工作者及其工作的一个具有描述和解释意义的理论，但不可以将其简单地套用到中国的现实。林芬（2010a）通过对广州地区新闻记者的调查发现，在新闻专业化的过程中，文人传统、新闻专业主义与党的新闻事业观念杂糅在一起，导致从业者新闻观念和行为的复杂化。在广州这个现代新闻事业的中心地带，记者们表现得更像消极的自由派（inactively liberal），他们拥有自由主义的态度但很少付诸行动。作者还发现，新闻记者的行为逻辑具有偶然性。当记者碰到有关法律、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争议时，会采用专业逻辑，但道德和文化争议不在此类。当他们处理严重的政治议题时，专业逻辑和商业逻辑都无法对抗政治逻辑。

除此之外，童静蓉（2006）也特别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是有变化的，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被赋予了不同于西方话语的含义。樊昌志、童兵（2009）认为要跳出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建构当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需要的是紧密结合中国传媒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它是在宣传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的传播体制内的专业主义。陈阳（2008）提醒人们要注意新闻专业主义的内部差异，她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两家媒体为例，通过对媒体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的比较，概括出“参与者”和“观察者”两种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形态。张志安（2009）在对深度报道30年的实践轨迹与功能变迁进行回顾时，以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反思，把专业主义作为一种相对静态的控制模式和操作规范，在此基础上提出从业者实践专业要求的过渡策略。夏倩芳和尹瑛（2009）的研究表明，尽管新闻从业者在个体层面普遍接受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模式，但在实践当中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理解与应用往往糅合了对现实因素的考量。她们特别从媒介组织的绩效考核制度来着手，认为目前以量化为主的绩效考核制度刺激了从业者个体实践中的逐利取向。(www.xing528.com)

另外，也有学者使用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近似的一些概念进行长时段的历史维度的分析。如张志安（2008a）对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特征所做的研究。这里的职业意识包括新闻从业者对自我角色、媒体功能、伦理道德、工作自主性和满意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和评价，是新闻从业者的观念体系和新闻价值观，也是影响乃至决定其新闻生产的内在因素。他指出之所以用“职业意识”，而非“专业意识”或“专业理念”，更多基于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化现状，其生产方式、职业观念等有着很大差异，要对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进行整体调查比较困难。他的研究表明，“启蒙”是80年代的主诉求，“监督”是90年代的大热点，深度报道记者的职业意识呈现多元的差异特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时代背景和所处环境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年龄段的从业者职业意识的不同。陈阳（2009）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记者的职业角色发生了转型，媒体从提供观点转向报道事实，记者则从参与者转向观察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陈阳（2006）认为当下中国新闻界并存着四种职业角色：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第一种是我国新闻界主流传统对记者角色的规定，后三种则是在改革开放年代逐渐出现或重新出现的。四种角色并存共同影响着中国新闻界的现状及未来走势。陈力丹、江陵（2009）通过对近30年新闻教材及记者自述文字的梳理后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的职业特征和社会角色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归新闻记者职业本身是这一变化的趋势。同时，其他各种关于记者角色的认知仍有存在的空间，呈现出一种观点的多样化状态。

从以上概括来看，专业主义的研究取向成为学者们普遍采用的一种路径。除了质性方法外，还有大量的新闻从业者研究是以量化方法进行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多位华人学者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活动。陈韬文、罗文辉、潘忠党等人（2004）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别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以此来探讨三地新闻人员在社会、教育、经济背景与专业特质等方面的不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国内部于1997年1～6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大型抽样调查，详细呈现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背景、专业特征、专业满意度等数据（喻国明，1998a；1998b）。1998年，陆晔（2000）对上海的广播电视从业者作了一个抽样调查，希望借此了解上海广播电视从业者的专业化程度，并从他们对上海广播电视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看法作归纳分析，从而对其他的这类研究有所印证。2001年，《新闻记者》杂志社与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女记者工作委员会联手对上海的女性新闻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其生存状况和工作情况（贾亦凡，2001）。2002年，陆晔再次对上海的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她发表了六篇相关论文。她把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闻从业者作为特殊的职业社会学研究群体，力求通过问卷调查，对新闻从业者工作状况、职业理想和职业满意度等的自我评价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特征进行描述，并探讨其相关社会因素（陆晔、俞卫东，2003）。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吴飞对浙江杭州四家传媒集团的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广电媒体与印刷媒体。根据他的研究，新闻从业人员对“同事关系”、“领导能力”、“工作弹性”、“社会影响”、“创新机会”、“工作成就感”、“工作自主程度”、“学习机会”等内在因素的满意程度要高于“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升职机会”这几个外在因素（吴飞，2005）。他在另一项对杭州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研究中发现，大陆新闻从业者中，职称和职务较高、年龄越大、从业年限越长以及收入水平越高的更愿意继续在本单位工作。与此相反，职称和职务低、年龄越轻、从业年限越短以及收入水平低的新闻从业者，对组织的忠诚度也越低。不过总体看，媒体采编人员的职业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吴飞，2006）。在传媒业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全球化传播背景下广东新闻传媒的他律与自律研究》课题组于2003年8～10月对广东省新闻从业者进行一次关于职业道德情况的问卷调查（马秋枫、张晋升，2005）。2006年，张洪忠等人对北京地区的283位新闻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他们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一是对从业者价值取向所作的分析。他们发现在政治、资本、专业主义追求三种力量作用下，新闻从业者呈现出雇员取向、专业主义取向与喉舌取向三种价值取向（张洪忠、何艳、许航，2006）。其二是对新闻从业者职业选择观的研究。他们发现，新闻媒介处在社会转型中，自身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选择观的变化，从业者对于职业的选择考虑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会受到市场因素、个人因素的诸多影响（张洪忠、何艳、许航，2007）。潘忠党和陈韬文（2005）就以2003年分别在上海和杭州执行的新闻工作者问卷调查数据对改革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评价和工作满意度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新闻工作者对其职业的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之评价，与工作满意度以及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之间有符合新闻专业主义逻辑的相关，但也有不符合这一逻辑的相关。与新闻专业主义逻辑相冲突的相关，一方面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在评价自己职业和工作时对理念与现实的整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闻改革尚未提供制度的条件，以使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新闻这个职业的意识形态得以成熟。陆高峰（2010）将其论文的重心放在对当下新闻人从业生态状况的研究上，借用媒介生态的概念探讨从业者生态状况对于国家舆论宣传与媒介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新闻从业生态圈、媒介产业生态圈与社会宏观生态圈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规律，分析其中存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原因。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我国新闻从业者的活动和角色认知的实证研究上。这些调查对新闻从业者的教育背景、年龄、性别、职业观念、满意度、职业道德等各个层面所做的量化数据，无疑为研究者了解新闻从业者的整体状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同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继续进行其他专项研究的经验材料。但略有遗憾的是，由于这种量化方法的缺憾，这些实证研究较多地关注从业者外在的群体特征，而较少关注其对媒介角色、报道功能等问题认知的意识特征。只能从总体上、宏观上反映其职业意识特征，对影响和决定职业意识的动因缺乏深入分析；同时，由于缺乏质化研究方法的应用，无法更加深入地揭示新闻生产与职业意识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张志安，2008a）。

国家—社会关系路径 此类研究一般是探讨国家与新闻记者之间的关系，将两者看作是相互分离甚至矛盾对立的两种权力，探讨新闻记者在国家权力下的实践与作为。李金铨（2004）分析了“儒家自由主义”、“毛主义”和“共产资本主义”三种对记者和受众的理解各不相同的新闻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延续与中断的过程。在“儒家自由主义”模式下，新闻从业者被看作是儒家的文人，受众则被看作是需要被知识精英教化的无知的人们；在“毛主义”模式下，新闻从业者被看作是党的干部，受众被看作是政治性的群众；在“共产资本主义”模式下，新闻从业者是信息的提供者，小心翼翼地在官方的底线上创造利润，而受众则既被看作是政治性的群众，也被看作是消费性的大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李金铨（2009）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三位著名记者为个案，探讨记者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互动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三位记者，是因为“他们在近现代中国不断捕捉新闻，制造新闻，不断卷入国共斗争最高层的风暴，他们不但写在时代的边上，有时候更是写在时代的中心点上”。记者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政治，在与政治权力的疏离和贴近之间起起伏伏。顾昕（2001）以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对会计师、律师与记者三种职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尽管社会控制依旧，但媒体已经进入了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这一结果并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记者追求新闻自由的行动也是促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记者获得了有限的自主空间。Jonathan Hassid（2008）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探究新闻事件中出现的“抗争记者”（contentious journalist）体现了中国媒体的哪些变化。在另外一篇研究中国记者的论文中，他对中国记者做了一个类型学的分析，将中国记者区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党的宣传人员（communist professionals）、倡导式记者（advocate professionals）、美式专业记者（American－style professionals）、新闻民工（workaday journalists）。分类的维度有两个，即对于新闻独立性（independence）和倡导性（advocacy）的承诺程度（Jonathan Hassid，2011）。此外，他还和Rachel E．Stern （2010）合作撰文考察了记者、律师如何通过自我审查来规避政治权力。吴靖、云国强（2005）则分析了外部的社会控制是如何通过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审查内化的。他们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指出，以“惯习”而内化在新闻从业者心智结构中的社会控制，既是社会控制的实现，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控制在新闻从业者个体层面之新闻实践策略的再生产。因此，自我审查实际上是外部社会控制“内化”的结果，由个体的自我心理机制和各种有关其新闻实践的社会设置机制共同作用而成。影响从业者“自我审查”的关键因素至少有两点：社会控制自身的结构性；新闻从业者经专业训练或实践所养成的独特的感受性也存在内在结构的一致性。

政经分析路径 此类取向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但同样值得注意。研究者一般将重心放在分析新闻传播与权力体系相互建构的机制和新闻工作者的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方面。赵月枝（2004）在一篇分析改革后中国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和阶级状况的文章中指出，新闻从业者是1990年代改革的受益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为政治自由与国家抗衡，而是选择与政治经济精英们建立合作关系。虽然还有很多新闻从业者继续实践他们党的喉舌的功能，而另一些则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这个国家日渐崛起的经济精英的喉舌。这种新的角色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通过记者和经济精英的特殊委托代理关系；二是通过广告在中国媒介系统结构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下，王维佳（2011）从劳动角度对新闻从业者的研究颇有新意。他尝试为新闻工作者劳动状况的研究引入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背景，通过各个时期新闻实践范式与劳动者社会角色的比较来探析中国社会新闻传播领域内历史与意识形态变迁的逻辑，并对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整体劳动过程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状况、主体意识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值得关注的还有尹连根和王海燕（2007）对媒体人利益角逐方式的分析。他们以一种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从升迁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从符号资源到政治资源的转化的，从“工资＋外快”以及变现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符号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该文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新闻界的另外一面：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