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礼法制度对社会秩序的制约

一、政治礼法制度的制约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绵延几千年之久。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等级制度的森严，都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了人们思想、情感表达的自由。而到了汉武帝时代，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正式确立，儒家思想便成了封建统治者用来愚弄民众、禁锢人们思想的有力工具。由此，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与集权专制统治的双重作用之下，中国人的思想言论也就更加不自由了，加上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的表达含蓄委婉的传统，中国人以言语表达思想与感情就愈益表现出隐晦与曲折的特点了，中国人原本就有的“委婉修辞”的心理也逐渐得以强化了。

也许了解中国历史者会说，在汉武帝之前，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是有过一段“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时期。这诚然不假，但是，这并不能说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表情达意可以非常自由。最起码在面对君王时，有君权与等级制度在，也不是人人都能“直抒胸臆”的。如：

（174）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

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梗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为棺，齏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

（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

例（174）所叙是优孟谏说楚庄王的故事。春秋时代，周王朝的天威已不复存在，众诸侯国各自为政，自为号令，眼里根本没有了周家的王法、天子的尊严。于是，一场场混战、兼并便在各诸侯国之间展开了。经过长期的争夺、角逐，到公元前594年前后，楚国在楚庄王执政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国力达到了鼎盛，楚庄王也成了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的“春秋五霸”之一。然而，一代霸主楚庄王功成名就后，便开始骄傲自满起来，而且开始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了，早就失去了当年争夺霸权时的那种锐意进取精神了。也许是因为听腻了声乐、玩够了女人的缘故，到后来楚庄王已不再喜欢声色而专爱犬马了。上述《史记》中的记载，便是典型表现。

楚庄王作为一国之君，爱马爱得马肥死，而后又为了表达对爱马的真情，决定为马发丧，欲以棺椁埋之，以大夫礼葬之，这样做当然是太荒唐了。既然国君荒唐，那么做臣子的就应该谏阻，这也是题中之义。可是，结果没有一个大臣谏阻成功，反而要有生命之忧。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原因，乃是因为这些大臣不明白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道理，有话直说，犯了君威。而伶人优孟之所以谏阻成功，也没有别的原因，乃是他明白君威不可冒犯的道理，知道忠言直谏、强行硬谏都是行不通的。于是，他选择了一种“正语反说”的谏略，不去直接批评楚庄王之错，而是先顺着楚庄王之意推说下去，等到顺说顺依到了极点，自然在顺依顺颂中露出了讽意，让楚庄王思而得之，从而幡然醒悟。其所说“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是说庄王统治下的楚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度。“而以大夫礼葬之，薄”是从前一句所说的楚国富强的前提推演出来的结论，说明庄王以大夫礼葬马是对的，不仅无可非议，而且从道理上讲还嫌“礼薄”。由此，他请求庄王“以人君礼葬之”，并具体地建议庄王“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梗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等。这话乍一听于庄王颇是顺耳，庄王自然心里感谢优孟对自己爱马心情的深刻理解。但是，后来优孟的顺颂顺依却走入了异端。其紧接着的一句“诸侯闻知，皆知大王贱人贵马也”，表面看来还是对庄王“贵马”行为的礼赞，实则在“极端”处语意堕入了深渊，细细玩味，庄王立即领悟出优孟这是在顺水推舟，把自己逼入死角，从称赞、礼颂他的“贵马”精神的后面烘托出另一相反的语义：讽刺他的“贱人”的昏庸。因此，当庄王突然觉察这一语义转向之后，自然会悔悟不已，说出“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的痛心话了。最后，终于接受了优孟的讽劝，烹马犒臣了。假如优孟不是采用迂回曲折的委婉说法，而是直白地说：“国王应贵人贱马，不可贱人贵马，伤了众臣的心。以大夫礼葬马只会落得昏君的笑柄，还是不要这样做吧！”那么，这不仅不能说服庄王改变主意，还会招来杀身大祸。因为在君权至上的中国古代，在帝王们看来，即使臣下是好心为国，也没有教训帝王的资格。因此，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面对君王，要想“直抒胸臆”，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政治礼法制度的制约。

秦汉之后，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封建政治礼法制度更加严格，君威神圣不可冒犯的观念更是成了不言而喻的“铁律”。特别是对君王表示不满之意，措词那是要慎之又慎的，不然立刻会招来杀身之祸。如：

（175）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例（175）是司马迁自述自己为李陵之事受宫刑始末的文字。李陵是汉武帝时代名将李广之孙，以英勇善战闻名。后率兵出击匈奴，战败投降。汉武帝为之震怒，群臣从而皆毁之。司马迁有感于李陵的为人与功劳，在侍对汉武帝时，就为李陵说了几句公平的话，结果，汉武帝刚愎自用，不仅没有平心静气地听进去，反而将司马迁处以极端之刑——宫刑。为此，司马迁羞辱难当，痛不欲生，在《报任少卿书》的开头就将这种感受倾吐出来：“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可是，遭受冤屈，有着无比耻辱、怨恨之情的司马迁，在谈到获刑的原因时，却不敢直指汉武帝的罪恶，而是说“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没有把话说明白，皇上没能深入了解到真意，而且还称汉武帝是“明主”。很明显，这不是司马迁的真意，而是一种迫于政治礼法制度而作的委婉其辞。(www.xing528.com)

再如：

（176）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三国・蜀汉・诸葛亮《出师表》）

例（176）是诸葛亮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率师北伐前写给刘禅《出师表》中的一段文字。众所周知，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是为后主。虽然刘禅与其父相比，实在是相差天壤，是个扶不起来的昏君，但是诸葛亮感于刘备当初的知遇之恩，还是克尽心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勉力予以辅佐。出师北伐前，诸葛亮不放心，遂上此表，目的是在告诫、教导后主刘禅如何为君为政。虽然蜀汉的实际权力全部操之于诸葛亮之手，虽然诸葛亮心里非常痛恨刘禅宠信宦官的昏庸行为，但他并没有直接指斥刘禅宠信宦官的昏庸之举，而是以“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的话借古喻今，以委婉地影射、批评后主刘禅。这既是诸葛亮顾忌君臣的名分，也是碍于封建的政治礼法制度的结果。

其实，在中国封建朝代，臣下与民众不仅不能直接地批评帝王，事涉君王的语言要慎之又慎，甚至怀才不遇时想发点牢骚，那也是要慎重择言的，否则便会招来灾难。如：

（177）（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俱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孟浩然传》）

例（177）是叙述孟浩然求官失败的一段史实。众所周知，孟浩然是唐代有名的大诗人，就连与之同时代的才华横溢的诗仙李白也称许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才子孟浩然，终其一生，也没能捞得一官半职，显名于世。那么，原因何在呢？上引的一段史实已经昭示得清清楚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不该在唐玄宗面前发牢骚，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意又没有讲究修辞，结果惹恼了唐玄宗，遂“放还”。从上引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孟浩然侍对唐玄宗的诗很好，对玄宗也很敬重，称之为“明主”；自己也很谦逊，自称“不才”。可是，“不才明主弃”之句，却让玄宗产生了误解，认为这句诗的深层含义是对他这个“明主”的诬蔑，是绕着弯子骂他这个皇帝不是“明主”。不然，怎么连眼前这位天下闻名的才子也被弃而不用呢？虽然孟浩然未必真有此意，但诗句让解读者有此理解，这仍然是孟浩然的错，是他修辞不好。如果此时的侍对诵诗，他注意揣摸唐玄宗心理，把自己想求得官职的想法通过比较妥当的委婉言辞表达出来，诵出诸如“欲渡无舟楫，端居耻圣明”⁽¹⁾这样大胆求官而又冠冕堂皇、婉约其辞的名句，那么结果一定会让唐玄宗大喜，定能加官晋爵，一生飞黄腾达。

诸如上引各例，在中国封建时代实在是不胜枚举。而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一点：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政治环境中，在封建礼法制度的制约下，人们的言语表达必须要有所顾忌，所以委婉修辞在人们的文章或言谈中到处都得以体现出来。早在周秦时代的《诗经・大雅・烝民》中便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话，它不仅成为汉语成语“明哲保身”的由来，也成了中国人处世为人的一种原则。如唐人白居易《杜佑致仕制》有云：“尽悴事君，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说的更是明白。正因为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人都深知在封建专制与礼法制度下，“明哲保身”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价值，自然他们也就非常明白如何适应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礼法制度，谨慎自己的言语表达，并逐渐总结出了一套如何将思想与感情尽量表达得含蓄与委婉的技巧。因此，可以说，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环境与礼法制度是促成汉语委婉修辞生成与发达的温床与沃土。

那么，何以中国的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持续时间那么长、影响那么大呢？这实际上是应该从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思维方式上去找根源了。我们知道，“经济因素无疑对国家政治制度起根本的决定作用。但国家政治制度是直接由人确立起来的。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对政治制度的形成，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²⁾。如果我们将中国传统哲学和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和思维方式相比较，对这一点就更易看得明白了。“由于西方哲学具有重视矛盾对立的特点，所以从古希腊起，就培植了民主的传统；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矛盾统一的特点，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大一统’的思想，这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无可否认，以调和矛盾为其基础的‘大一统’思想，对构筑和巩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融合，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有巨大作用的。然而，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又起到了泯灭个性，造就‘顺民’，巩固家长统治，维护专制主义，延缓封建制度的保守作用。”⁽³⁾而自汉武帝时代开始确立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儒家思想，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曾经指出：“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于是开始了‘经学时代’。所谓经学，就是以解释经典为学问的主要任务，认为经典上所说的都是正确的，经典上未讲的都不必讲，以经典的是非为是非，以经典内容的范围为学术应当固守的范围。”尽管后来释、道二家亦各有经学，但“儒家的经学历汉、唐、宋、明，居于统治地位”。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极大。“汉儒讲‘章句之学’，特重‘师法’，学生要遵守老师的传授。宋儒讲‘义理之学’，主张依个人的心得体会来解释古代经典，力求从‘圣贤经传’中寻找立说的根据。”“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在理论思维上提出许多超越前代的见解，但他的主要著作题为《周易外传》、《诗广传》，以对于古代经典的推衍引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敢脱离古代经典来从事独立的发挥。戴震的著作题为《孟子字义疏证》，藉阐述孟子学说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都表明，具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著书立说，仍然采取了‘经学’的模式。”很明显，“经学模式限制了思想自由的发展，束缚了创造性的思维，对于文化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⁴⁾。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有重视矛盾统一的特点，正因为儒家思想所确立的僵化、凝滞的经学模式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与儒家思想统治在中国绵历数千年的历史，而在这一封建专制制度与儒家思想禁锢下的思想言论不自由的格局亦历数千年而不变。而这一切，正是造就汉族人言语表达中有着明显的委婉其辞特点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