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委婉修辞的典型表现形态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根据我们对现有汉语修辞格的考察，汉语“委婉修辞的典型表现形态”主要包括“用典”、“讳饰”、“藏词”、“析字”、“双关”、“讽喻”、“留白”、“设彀”、“倒反”、“绝语”、“起兴”、“歇后”、“推避”、“折绕”等14种辞格，下面我们就分而述之，看它们是如何典型地凸现出汉语修辞婉转蕴藉的表达效果的。
1.“用典”的伏采潜发
“用典”，是一种运用古代历史故事或有出处的词语来说写的修辞手法。以“用典”的手法将交际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或情感表而出之，使受交际者通过对其所用典故的咀嚼、消化进而理解其内在的含义，这种修辞手法表面是“不著一字”，实则“伏采潜发”。说写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表面上一字不见，但实际上则尽在其中矣，这正好是中国历代才人学士都极力追求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1)的理想境界。因此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用典”修辞法时时显现其矫健的身影。如：
（1）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瓠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汉・王粲《登楼赋》）
例（1）所引，是汉・王粲《登楼赋》的末段文字。王粲是东汉末年有名的辞赋家，年轻时即很有才名，系“建安七子”之一。《登楼赋》是他在西京扰乱之后，避难荆州未被刘表重用之时，登当阳县城楼所作的。主要是为了抒发其久留客地才能不得施展而产生的思乡情绪，是建安时代著名的抒情小赋的代表作。(2)整篇作品写思乡与抑郁之情，含蓄深沉而又催人泪下。之所以有此感人的艺术魅力，与作者善用“用典”修辞手法有关。上引这段文字，虽只短短六句，却用了如下三个典故：
一是“河清”之典。此典系出于《左传・襄公八年》所引逸《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之句，意思是说：“人的生命能有几何，怎么能够等到黄河水清呢？”后世以黄河水清比喻天下太平，即源于此典。例（1）作者所说的“俟河清其未极”一句，也是由此典而来的，其意是说：“我一直盼望天下太平，可是至今没见踪影。”
二是“瓠瓜”之典。此典系出于《论语・阳货》：“子云：‘……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说：“我难道只是一只瓠瓜，只能高高悬挂起来，而不可食用吗？”这明显是孔子不为世用的愤激之语。例（1）“惧瓠瓜之徒悬兮”一句，正是王粲化用孔子此语之典而来。意思是说：“我不能像瓠瓜那样，只是挂在那里，而不为世用。”
三是“畏井”之典。此典出于《周易・井卦》：“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意思是说：“淘干净了井，而没有人来饮水，是很痛心的事。”例（1）“畏井渫之莫食”一句，正是王粲援用《周易・井卦》之典而来，其真实内涵是慨叹自己虽修洁其身，可是却不为世用。
破解了例（1）所用的三个典故，这一段文字的意思就易于理解了。如果允许我们一语道破天机的话，这六句话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时光飞逝而过，可天下还是纷乱而不得太平。我希望天下清平，也好让我有施展才力的机会。然而，怕只怕这一辈子是要空抱旷世之才而不遇，没有机会一展才干，为国家为社会出力了。”很显然，这是十足的怀才不遇的慨叹，是为自己不为世用而抱冤叫屈。然而，由于作者事实上没有这样直白地说出来，而是以“用典”的手法将这层意思婉转曲折地道出，让读者在破译了其中所用的典故之后，才能思而得其真意之所在。如此一来，尽管作者事实上是在大发牢骚，但由于措辞婉曲，却令人一点也看不出他是在发牢骚。真可谓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如此牢骚，岂不妙哉？
又如：
（2）昔草滥于吹嘘，籍文言之余庆。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皇之墟。观受釐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
例（2）是庾信《小园赋》中的末一段文字。众所周知，庾信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早年出入于梁朝宫廷，善作宫体诗，风格华艳。梁元帝时出使西魏，梁亡后被强留在北方，因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先后得到西魏和北周的优待，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虽居高位，内心却颇矛盾，在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乡关之思和羁宦北国的悲愤感情。”(3)这首《小园赋》，即是他羁留北国时所作，是他写故国之思、身世之悲的感人之作。整部作品，“前半从小园落想，后半写故国之思，表面是写景赋物，实则为自悲身世之作”②。因此，让人读来大有掩卷长叹、欷歔不已之感。之所以有此艺术魅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善于配合其乡国之思与身世之叹的特定内容，大量运用“用典”修辞法，以丰富的典故化入文中，从而将其哀怨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即以上面例（2）所引的短短一段文字来看，其中竟用了12个典故。这12处“用典”，分别是：
“草滥”句，典出于《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后世遂以“滥竽充数”指称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却要冒混充数之辈。庾信这里用此典，是暗指自己原来仕梁时候的优宠。
“庆余”句，典出于《周易・乾卦・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庾信这里用此典，是隐指自己仕梁时凭借先世之德的事。
“通德”句，典出于《后汉书・郑玄传》。其传有云：“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告高密县曰：‘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门衢，令容高车。’号曰通德门。”庾信这里用此典，是喻指其祖父庾易为齐征士，如汉之郑玄一般位崇德隆。
“赐书”句，典出《汉书・叙传》。其传有云：“班彪，字叔皮，与仲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庾信这里用此典，是指其父庾肩吾与伯父庾于陵在南朝均有文名，可与班彪兄弟父子相比。
“宣室”句，典出于《史记・贾谊传》。其传有云：“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庾信这里用此典，是说自己仕梁时所受到的知遇之恩。
“长杨”句，典出于汉代扬雄作《长杨赋》之事。扬雄曾为汉武帝郎，常侍武帝，深得汉武帝宠爱，并作《长杨赋》以讽谏武帝。庾信这里用此典，与上句“宣室”句一样，是暗指自己仕梁时所受的知遇之恩。
“荆轲”句，典出于《史记・刺客列传》。此传记侠士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慨然允诺入秦刺杀秦王。临行前，燕太子丹饯于易水之上，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庾信这里用此典，意在感念仕梁时所受的知遇之恩。
“苏武”句，典出于汉人苏武出使匈奴之事。史载，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其副将张胜参与匈奴贵族的内部斗争，事发投降。而苏武则不为所动，匈奴贵族虽屡欲降之，而终不屈。遂为匈奴拘羁，又迁之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留二十年不遣还。后来汉与匈奴和好，苏武才得以还国。相传，苏武归国前曾与汉降将李陵作别，赠诗中有“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之句。庾信这里用此典，是暗抒羁宦于西魏与北周而不得回到故国的感伤之情。
“关山”句，典出于古乐府《关山月》。汉乐府《关山月》曲，多写兵士久戍不归与家人互伤离别之内容。庾信这里用此典，是暗写自己羁宦于西魏的乡关之思。
“陇水”句，典出于古乐府《陇头歌辞》。其歌有云：“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庾信这里用此典，与上面“陇水”句一样，也是暗写自己羁宦于西魏的乡关之思。
“龟言”句，典出于《水经注》引车频《秦书》所记之事。其文云：“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陆县民穿井得龟，大二尺六寸，背文负八卦古字。坚以石为池养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问吉凶，名为客龟。大卜佐高梦龟言：‘我将归江南，不遇，死于秦。’”庾信这里用此典，是喻指自己思归江南，不欲如龟之客死他乡。
“鹤讶”句，典见于《异苑》。其中有文记载云：“晋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于是飞去。”庾信这里用此典，是隐指梁元帝被杀于江陵城破之事，有怀念故君之意。
了解到庾信的身世，破解了上述诸典故的内涵，那么，解读上引的一小段文字的深意也就不难了。概括起来说，前六个典故，是追忆仕梁时的快乐时光；后六个典故，是叙写羁宦北国异乡的忧苦心情。整个这一段所要表达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美好往事成追忆，乡国之思堪白头。然而，作者没有这样直白地告诉读者，而是通过一系列典故的组合，让人思而得之，感叹不已。这便是“用典”修辞法含蓄蕴藉、“伏采潜发”的独特效应。
再如：
（3）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沟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未晚。
（唐・王勃《滕王阁序》）
例（3）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才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的一段文字。此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有名，决非因为它背后传诵不衰的“风神助送滕王阁”的神话之故，而是因为它不仅写尽了滕王阁四周的胜概美景与文人宴会的盛况，而且极尽婉转含蓄之笔触，巧妙地向与会的嘉宾与文人学士倾诉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及求助援引的急切之情。上引之文，正是凸显其怀才不遇之慨与渴望援引之情的妙笔所在。而这一妙笔，正是通过“用典”修辞法而达成的。其所用典故共有14处，分别如下：
“望长安”与“目吴会”二句，典出于《世说新语》。《夙惠》篇有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排调》篇有云：“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其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士云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王勃用此典，是暗寓自己才比陆士龙与荀鸣鹤之意。
“天柱高”句，典出于《神异经》与《论语》。《神异经》有云：“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王勃用此典，是借“天柱”与“北辰”来比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朝廷。合上两句，是说自己虽然才可比陆、荀，但因无人援引荐举，至今只能处江湖之远而无缘于庙堂之高。
“沟水”句，典出于乐府《白头吟》：“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王勃用此典，是说今日在一起高酒盛会，吟诗作赋，其乐融融。席终筵散后，便会各奔东西，又成陌路之人了。这是暗寓今日相聚不易之意，表明自己重视此次与大家的欢聚。
“怀帝阍”句，典出于《楚辞・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意思是说：“我令天帝的守门者为我开门，可是守门者却倚门而望，不给我开门。”王勃这里用此典，意在对与会的嘉宾与达官贵人暗示这样一层意思：“我想进谒皇帝，有所作为，可是现在没有人能够替我打开这道通向高高庙堂的大门。”
“奉宣室”句，典出于西汉贾谊之事。汉文帝时，官至大中大夫的贾谊因为力主改革，为权贵中伤而被谪迁为长沙王太傅。四年后，又为汉文帝召回长安，并召见于宣室（汉未央宫的正殿）。王勃这里用此典，暗寓自己虽然才可比贾谊，但何时才能有贾谊的幸运而被皇上召见并问策呢？
“冯唐”句，典出于《史记・冯唐列传》。其传有云：“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王勃这里用此典，是暗寓自己虽贤良可比冯唐，但如果一直不被任用，届时也会如冯唐一样，自然老去，才能终不得为世所用的。
“李广”句，典出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其传有云：李广是汉武帝时的名将，长期与北方的匈奴作战。汉武帝时代与匈奴进行了数十年战争，李广几乎每战必参与，可是每次他立不了大功。而汉朝的律令规定，没有杀敌立大功，则不可封侯。由此，李广终其一生也没有封侯。汉武帝曾对李广解释，说是他“数奇”，即“运气不好，没有封侯的命”。王勃这里用此典，合上面“冯唐”句，是意指韶华易逝，自己命运不佳，故而至今不为世用，不能建功立业。
“窜梁鸿”句，典出于《后汉书・梁鸿传》。史载，梁鸿，东汉时代的高士，字伯鸾，扶风平陵人。家贫博学而不愿出仕，乃与妻孟光隐居于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汉章帝时，因路过东汉之都洛阳，见号称“明主”的汉章帝宫室无比奢华，遂感慨系之，作《五噫歌》。歌出，因有讥嘲之意，为朝廷所忌，乃改姓易名，东逃于齐鲁。后居吴，为人佣工。与妻孟光感情甚笃，世有“举案齐眉”之说。王勃这里用此典，是暗指自己虽然贤德可比梁鸿，因不遇明主，所以至今仍沉沦于下层，不为世用。
“穷且”句，典出于《后汉书・马援传》。史载，马援，字文渊，东汉初扶风茂陵人。王莽末年，为新城大尹。后归光武帝刘秀，先后任陇西太守、伏波将军，并因功封为新息侯。后在进击五蛮溪时，病死于军中。一生经历虽颇为坎坷，但从不轻言放弃，故终有大成。早年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王勃这里用此典，意在向与会嘉宾与达官贵人表明，自己不仅才能出众，而且有着坚忍过人的意志，如果有仕进的机缘，今后必有大成。
“不坠”句，典出于《续逸民传》。其传有云：“嵇康早有青云之志。”史载，嵇康，字叔夜，谯郡人。三国魏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乃魏时“竹林七贤”之一。因娶魏宗室女，又不满司马氏专权，后为司马昭所杀。王勃这里用此典，意在向与会者表明：自己从小就是个志向宏大的人，绝不是少无大志、蝇营狗苟之辈。
“酌贪泉”句，典出于《晋书・吴隐之传》。其传有云：“未至州（广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至泉所，酌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伯夷、叔齐）饮，终当不易心’。清操愈厉。”王勃这里用此典，意在突出自己清廉之节操。
“处涸辙”句，典出于《庄子・外物》。其文有云：“（庄）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王勃这里用此典，是暗指自己处逆境而怡然的德操。
“北海”句，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其文有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王勃这里用此典，是暗指自己有振翅奋飞、冲霄万里之大志。
“东隅”句，典出于《后汉书・冯异传》，其传有云：“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王勃这里用此典，实际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仕进的机会，但是今天遇到如此多的高士贵人，要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赏识并荐举，那也是为时不晚的。
王勃用了上述14个典故，看起来好像非常复杂，实际要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如果要一语道破天机的话，就是这样的一句大白话：“我有陆士龙、荀鸣鹤、贾谊等人之才，有梁鸿之贤，但是因有着与冯唐、李广一样不佳的命运，所以至今虽有干谒帝王、为世所用之心，却无缘于庙堂之高。尽管如此，但我并不气馁。因为我有庄周一样达观的态度，有吴隐之一样廉洁的品行，有马援、嵇康一样的远大志向，今天能有缘结识诸位大人，相信仰仗着诸位名士显人的推介，我王勃大展宏图、尽酬平生之志的机会就要到来了。”很明显，这话既是怀才不遇的牢骚之言，又是阿谀献媚之语，更是急切希望援引荐举的求托之声。这样的话，如果直话直说，不仅一点也不高雅，而且俗不可耐，简直要把读书人的脸面丢光了。事实上，表达者王勃没有将这层意思用这样直白的大白话说出来，而是用14个典故烘托出来。这样，既向受交际者（与会的达官贵人、名流高士）传达了自己的心声与希望，又保持了自己文人那种特有的矜持，同时还向受交际者借机显露了自己不凡的才华，真可谓是“伏采潜发”、“尽得风流”。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以“用典”的修辞手法来委婉地达意传情、叙事抒情，这是最为常见的，众所周知。那么，在现代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又是如何呢？尽管没有古典作品中那样多，但还是不乏其佳构的。如：
（4）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象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
（鲁迅《忆刘半农君》）
例（4）是鲁迅为他逝世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与语言学家刘复（字半农）所写的悼念文章中的一段文字。刘复，早年在上海是以写“鸳鸯蝴蝶派”小说起家的。“与徐枕亚、严独鹤、周瘦鹃等人同流。民国六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与胡适同事。胡、刘二人同年，时年二十七岁，年轻有为，雄姿英发地投入文学革命，并参与《新青年》编务。”“从上海到北京，刘半农脱胎换骨，醉心新潮，放言高论，不但发表《我的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对文学革命提出建设性的理论，而且针对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不合理，撰文猛烈抨击。”“五四之后，北大的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傅斯年等纷纷渡洋留学。刘半农深恐自己落伍，也在民国九年携眷赴欧，五年后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仍回北大教书。”(4)刘复因为早年在上海沾染了一些文人“风流”的不良习气，到北京后颇受学界圬病，人所共知。鲁迅作为刘复的朋友，在刘复过世后为他写悼念文字，因而也就不可能只字不提他早年的一些旧事。但是，既是悼念朋友，按照中国传统的“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观念，鲁迅又不能说得太直白，不然他的朋友刘复九泉之下也会感到不堪的。于是，鲁迅就以一个“用典”的修辞法，用“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典故，将旧事一笔带过。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就是才子夜读要有美人相陪。它典出于清人魏子安的小说《花月痕》第三十一回：“从此绿鬟视草，红袖添香；眷属疑仙，文章华国”。《花月痕》中的这个典故，很多读书人都是知道的，对于小说中所写到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是艳羡不已。因此，鲁迅写到刘复初到北京改不掉在上海离不开女人的习气时，由于用了“红袖添香夜读书”一典，让人思而得之，不仅遮却了朋友刘复不堪的往事，显得十分得体，而且还会让读者由此典故联想到小说《花月痕》的才子佳人遇合情事，从而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又如：
（5）面包树的荫凉，在夏天给我们招来了好几位朋友。孟瑶住在我们街口的一个“危楼”里，陈之藩、王节如也住在不远的地方，走过来不需要五分钟，每当晚饭后薄暮时分这三位是我们的常客。我们没有椅子可以让客人坐，只能搬出洗衣服时用的小竹凳子和我们饭桌旁的三条腿的小圆木凳，比“班荆道故”的情形略胜一筹。来客在树下怡然就座，不嫌简慢。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梁实秋《槐园梦忆》）
例（5）是《槐园梦忆》一文中的一段，是作者梁实秋记其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时，夏夜与朋友在家门口纳凉聊天的往事。众所周知，梁实秋是有名而儒雅的大学者，由于当时特殊的情况，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他，朋友到访，连招待朋友坐的凳子也不够，确是有些难为情的。但是梁氏却用了一个“班荆道故”的典故，将此尴尬局面以自我解嘲式的笔触委婉地一笔带过。
那么，什么叫“班荆道故”呢？此语乃典出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晋人杜预注云：“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议归楚，事朋友世亲。”这一典故后来就专指朋友途中相遇，席地而坐，共话旧情。由此可知，梁实秋所说的意思是：朋友到访，虽没有好的坐具让客人坐，但总比坐在地上要好一点。然而，这层意思是不能用这样的大白话说出来的。所以，梁氏就用“班荆道故”这个典故将此意思委婉地道出，不仅保存了一个大学教授与儒雅学者的矜持与体面，而且将令人尴尬的事说得幽默风趣，真是妙绝！
再如：
（6）星期三，我用精心设计好的演讲稿，自信满满地上台试教。全程不看讲稿，刻意强调音调的抑扬顿挫，以配合生动风趣的内容。讲完自己都陶醉了。试教由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评分，看他们的表情，似乎深深被我精彩的演说所吸引。“A级讲师到手了。”我心中这么想。
三人试教经束，时间已近中午，副总请我们三位到附近一家餐厅吃饭，并和我们闲话家常，好不亲切。其间，他对那位甫自大学毕业的女讲师称赞有加，直夸她的演讲手势动作精彩，有大将之风。怎么会这样？我大惑不解。依我的观察，试教三人，就数女孩台风、内容最生涩，难道只因手势丰富就盖过一切？想到这儿，我心知不妙，手势动作少而单调一向是我讲课教学最弱的一环。当初服预官役时，参加全师军官演讲比赛，得了个第二名，据评审官赛后讲评，我其他项目表现与第一名不相上下，就是败在手势太少。现在看副总如此重视手势，看来我是成了滑铁卢之役的拿破仑……下午公布试教评定结果，果不其然，我排名第三。不禁想学乌江自刎前的楚霸王项羽仰天长啸，哭一声“天败我也，非战之罪！”……
（骆宾生《谋职记》）
例（6）是刊登于1995年1月28日台湾《青年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的片段。此文是写作者“在一所私立中学任职十年之后，由于受不了校长霸道的领导方式，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榨取学生金钱的学店作风”而愤然辞职，另谋他职的经历。上引片段的主要意思是作者抱怨那家卖“宝塔”（实际上就是“骨灰盒”）的Kingsbury Internationa1 Co.（国际帝王埋葬公司）的副总经理对他演讲名次与讲师等级评定不公。但是作者没有直白地说出来，而是用了两个典故，委婉地将这层意思道出。这两个典故，一个是“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典，一个是“项羽兵败自刎”之典。第一个典故，全世界有名。史载，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一世（Napo1eon Bonaparte，1769—1821）占领巴黎重掌政权之后，英、奥、普、俄等国结成第七次同盟，进攻法国。6月18日，英、普联军在比利时南部的滑铁卢附近，大败拿破仑的军队。22日，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后病死于该岛。众所周知，拿破仑之所以滑铁卢之役失败，主要是因为英、普联军势力太大，寡不敌众，失败是必然之事。作者这里用此典故，其意是说他这次演讲得不到好名次，亦如拿破仑滑铁卢之役必败一样，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公司副总与其他评审官是以手势定优劣的。但是这层意思作者没有让它在字面上出现，而是以典故来暗示出来。第二个典故，中国人妇孺皆知。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临死前在乌江边上怨天尤人地说了一句话：“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认为自己被刘邦打败，不是自己的本领不如刘邦，而是上天对他不公。这当然是项羽的强词夺理，我们这里不去讨论它。作者这里用此典故的意思，是说他在三人中排在讲师等级的末位，不是他的演讲水平不高，而是评审不公。一言以蔽之，上引的两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说，这次公司的讲师等级评定标准不合理，让我屈居末名是不公平的。如果直通通地这样说出，读者读来也就索然无味了。尽管事实确是如此，但读者未必就与作者产生思想的共鸣，对作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可喜的是，作者没有直白地将自己的意思说出来，而是用了以上两个典故，含而不露地将自己的牢骚倾泻无余，可谓“怨而不怒”，最易打动读者之心。这就是“用典”手法的高妙之处。
“用典”之所以有委婉含蓄的表达效果，这是因为典故“是社会历史现象的集中概括，运用它，便可利用典故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将用一大段话才说得清的繁复现象或感受蕴涵在其中。比如古诗中常用许由、长沮、桀溺当做不做高官、隐居躬耕的代名词；李广作为威震边疆恤惜士兵的将领的代表。如不用这种代词而去叙述事情的原委，那就无法将繁复的事实纳入精炼的语言之中。”(5)而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等韵文作品不精炼，也就不能含蓄蕴藉，因而也就不能企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理想境界，那么作品也就必然不被视作是上乘之作了。因此宋人蔡嵩云在《乐府指迷笺释》中就曾明确指出：“说某物，有时直说破，便了无余味，倘用一二典故印证，反觉别增境界。”正因为“用典”有词约而意丰的特点，可以使文章有含蓄蕴藉的表达效果，同时具有可以使人思而得之而觉意味无穷的接受效果，从而可以大大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所以，“用典”修辞法历来为人们所喜用。
2.“讳饰”的金玉其外
“讳饰”，是指说写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说该事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6)的一种修辞手法。在汉语中，“讳饰”是一种非常习见的修辞手法，因为中国人由于种种心理缘故，往往对某些事物或概念有所忌讳。因此，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为了顾及受交际者的情感或心理感受，往往会换一种说法，将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得委婉些，使受交际者可以接受。其实，讳饰表达法的实质内容还是交际者原本所要说的内容，丝毫没有改变，只是表达得比较委婉、间接而已，真可谓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如：
（7）范雎既相，王稽谓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馆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沟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于臣，无可奈何；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范雎不怿，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年不上计。
（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例（7）司马迁所记范雎与王稽的一段故事。范雎，字叔，战国时魏国人。当初在魏国时，为须贾所诬，被魏相魏齐屈打几死。恰好此时，王稽奉秦昭王之命出使魏国，慧眼识得范雎奇才，秘密将其带回秦国，并巧妙地避开了当时排挤客卿的秦相穰侯的边关检查，最终使范雎得到了秦昭王的重用，任之为秦相。而王稽本人却默默无闻，还只是个谒者（职掌宫廷通报事务）。最后，王稽只好去求范雎来保荐自己了。王稽的上述一番话，其意是说：“大王、您和我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原因而突然死去。假设大王突然死了，那时您觉得没来得及向大王推荐我而有遗憾，那已是无可奈何了；假设您突然死去，即便您九泉之下悔悟生前没能报答我，那也无可奈何了；假设我突然死了，那时您因我生前没有得到您的报答而有愧，那更是无可奈何了。”这话尽管说得相当委婉，但范雎毕竟是个明白人，知道其话外音是：“现在正是大王宠信您的时候，也是您有权有势有能力报答我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难得机遇了。”正因为范雎听懂了王稽的意思，所以就立即向昭王进荐了王稽，使其不仅官拜河东守，还拥有了三年不向朝廷汇报政治、经济等情况的特权。
王稽的话之所以能够打动范雎，实是因为王稽话说得得体，其中尤以“讳饰”修辞法的运用非常得当。在例（7）所引的这段文字中，王稽三次说到“死”的概念，但都没有直说出来，而是分别用了三个“讳饰”语词来表达。说到昭王的死，用的是“晏驾”。所谓“晏驾”，《集解》应劭曰：“天子当晨起早作，如方崩殒，故称晏驾。”这是对帝王之死的“讳饰”说法。说到范雎的死，王稽用的是“捐馆舍”。所谓“捐馆舍”，就是“弃舍住所”之意，即“死”。因为人死之后，当然要离开平日所居之室的。这是对做官人之死的“讳饰”说法。而说到自己的死，王稽则说是“填沟壑”，尽管是谦词，但仍是始终不及“死”字的“讳饰”说法。由于王稽懂得中国人忌讳“死”的普遍心理，更知道对国君与丞相等具有神圣不可冒犯地位的大人物之死的忌讳，选择了既能避讳又带有尊崇色彩的词表达秦王与秦相之死的概念，又选择了既避开直接说“死”而又有自贬自谦色彩的词来表达自己之“死”的概念，从而在对比烘托中更加突出了他对秦王与秦相范雎的敬意。正因为如此，王稽的这番话才能深深地打动范雎，使他能够且惭且愧地想起旧事，想起要报王稽旧日知遇活命之恩。于此，我们可以看出“讳饰”修辞法的力量所在。
又如：
（8）臣密言：臣以险釁，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
（晋・李密《陈情表》）
例（8）是李密《陈情表》中的开头一段。李密，一名虔，字令伯，晋犍为武阳县人。早年曾仕蜀汉，屡次出使东吴，甚有才辩。蜀汉为司马氏所灭后，晋武帝司马炎爱其才，征他为太子洗马，且逼迫甚急。李密不愿出仕为晋官，遂托言要奉养祖母，给司马炎上了这道陈情表。结果，司马炎为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更为其对祖母深挚的感情所打动，也就没有勉强他出仕了。不过，待到李密祖母过世，丧服期也过了，司马炎还是将他请出了山，先为太子洗马，后官至汉中太守。
例（8）所引虽是短短几句，其中却两次用到了“讳饰”修辞法。一是“慈父见背”句，二是“舅夺母志”句。所谓“慈父见背”，意思是“父亲死了”。因为“死”的字眼是中国人自来讳莫如深的，说到一般人的死尚且要忌讳，对于自己父亲的死则更是不能直言了。于是，作者李密就用了“见背”一词加以回避。所谓“背”，就是“离开”、“舍弃”之意。“见背”，就是“相弃”的意思。所谓“舅夺母志”，实际的意思就是“母亲改嫁了”。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特别强调女子坚守“贞洁”、“贞操”的，要求女子“从一而终”，根本不提倡女子改嫁。如果有夫死改嫁之事，那是家人家族都引以为耻的大丑事。正因为如此，作者李密在不得不提及母亲改嫁之事时，巧妙地运用了“讳饰”修辞法，以“舅夺母志”一语来加以回避并粉饰。意思是说自己的母亲本来是个坚贞的节妇，父亲死后，她是要为父亲守节的。可是，自己的舅舅不好，强迫母亲改变了原来的志向，这才委屈地别嫁他人了。这样，不仅把自己母亲不光彩的改嫁一事一遮而光，还就此在皇帝面前大大表彰了一番自己母亲的坚贞品德。真可谓是“一箭双雕”。如果作者不运用“讳饰”修辞法，而是直言“慈父亡故”、“慈母别嫁”，一来犯了中国人自来的大忌，二来招致一个不“孝”的恶名。况且写给皇帝的章表是要非常讲究的文字，不仅要对皇帝尊敬，也要表现对自己父母的尊重，这才符合中国封建时代许多皇帝所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正因为李密上表的理由是要奉养祖母，又为自己父母的死亡与别嫁作了极为巧妙的“讳饰”，所以晋武帝有心想逼李密出仕，也是说不出理由来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讳饰”修辞法委婉达意传情的独特效果和“四两拨千斤”的强大力量。
现代的中国人虽然很多人都懂得语言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说“死”并不一定就真的会死，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对于“死”的概念还是在自觉不自觉间对之讳莫如深的，能够“讳饰”的也都会尽量“讳饰”。如：
（9）老年人心里嘀咕的莫过于什么时候福寿全归，因为眼看着大限将至而不能预测究竟在哪一天呼出最后一口气，以致许多事都不能做适当的安排，这是最尴尬的事。“死生有命”，正好请先生算一算命。先生干咳一声，清一清喉咙，眨一眨眼睛，按照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干支八字，配合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掐指一算，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不惜泄露天机说明你的寿数。“六十六，不死掉块肉；过了这一关口，就要到七十三。七十三，过一关。这一关若是过得去，无灾无病一路往西行。”这几句话说得好，老人听得入耳。
（梁实秋《算命》）
例（9）是梁实秋小品《算命》一文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三处说到了“死”的概念，但都是运用“讳饰”修辞法来表达的。它们分别是“福寿全归”、“呼出最后一口气”、“无灾无病一路往西行”，虽然说的都是“死”，但却转弯抹角，达意显得非常婉转，始终不及“死”字，让人读了不致引起不愉快的联想，也不会产生恐惧之感。特别是“福寿全归”的说法，对于老人来说，不仅不会由此引发恐惧，感到悲哀，相反还会生出一种艳羡之情。至于“无灾无病一路往西行”的说法，其实就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的同义语，也是中国人自古向往的一种“好死”境界，也有让人产生积极情感的效果。前两种说法是作者“讳饰”的笔触，他不愿触及中国人的忌讳；后一种说法是作者引算命先生的话，算命先生知道算命人的心理，怕死才算命，所以当然不能直言“死”字，而只能用“一路往西行”来替代说出。
又如：
（10）到了夜半，我仍半跪半坐地伏在她床前。她看着我，喘着说：“辛苦你了，等我的事过去了，你好好地睡几夜，便回北京去……”母亲把这件大事说得如此平凡，如此稳静！
（冰心《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例（10）是现代著名作家冰心的忆母文章中的一段。其中，作者母亲想表达自己“死后”这个意思时用了“我的事过去了”，这是典型的“讳饰”修辞法。她之所以这样措辞，一是淡化对即将来临的死的悲哀，二来是要借此减轻女儿的悲感之情；而作者说到母亲的“死”时，也运用了“讳饰”修辞法，以“这件大事”来表达，这一是表示对母亲的尊敬，二是不愿再提伤心事。
可见，对于“死”的讳莫如深，自古及今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在汉语修辞中，由对“死”的“讳饰”修辞法（配合其他修辞法）而产生的“死”之委婉语也就特别多。而且不同身份的人的“死”都有不同的委婉语。下面我们不妨根据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所收关于“死”的委婉语(7)，将其进行分类整理，将不同身份者“死”之委婉语以列表的形式分类直接呈现出来（少数不易从字面上理解的，笔者添加括号予以简释）。
表1 帝王（包括诸侯、帝王之配偶）之“死”的委婉语
表2 士大夫（包括做官人、文人贤士）之“死”的委婉语
表3 普通人（包括泛称所有人）之“死”的委婉语
（续表）
（续表）
（续表）
在汉语中，由“讳饰”修辞法（配合其他修辞法）而产生的有关“死”的委婉语，不仅根据人的等级或类别有所不同，而且还有因道教与佛教对“死”的不同认识，而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有关“死”的委婉语。为此，我们也予以整理分类，分别列表呈现如下。
表4 道家对“死”的委婉语
表5 释家对“死”的委婉语
除此，汉语中，还因为“讳饰”修辞法（配合其他修辞法）而产生了许多与“自杀”有关的“死”之委婉语。下面我们也予以列表展示。
表6 与“自杀”有关的“死”之委婉语
上述有关“死”的委婉语，都是汉语发展过程中，随着“讳饰”修辞法的广泛运用而逐渐凝固成词成语的。根据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今后汉语中还会出现更多的有关“死”的不同委婉词语。
其实，不仅是“死”为中国人所深忌，有关不洁、不雅、不利之事，其实都是中国人所忌讳的。正因为如此，汉语中有关这方面的“讳饰”修辞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习见。如：
（11）三年级放寒假的时候，爸和叔叔们合资盖了一间厕所。“落成”那天，我们几个小孩子热烈地讨论谁应该第一个使用，六叔把我们赶开，他说他是高中生，当然是第一。他进去了，一下子又走出来，很不高兴的样子，原来，有人进去过了，六叔一口咬定是那个泥水匠，他嘀咕着说要找泥水匠算账……那天晚上，爸和叔叔们在院子里聊天，聊到这件事，二叔说，新厕所有外来的“黄金”，大吉大利，六叔不同意，他认为新厕所应该由自己人开张才有新气象，爸没有意见。……
（阿盛《厕所的故事》）
例（11）是台湾作家阿盛散文《厕所的故事》中的一段文字，是写台湾早些年乡间卫生条件差，建造厕所不易的历史情形。其中作者二叔的话“新厕所有外来的‘黄金’，大吉大利”，就是一种“讳饰”的修辞法。粪便之不洁，人们多是不愿提及的，但是事实上又是不可回避的。这里作者以“黄金”一词加以“讳饰”，一笔带过，确是妙语！因为“黄金”在人们心中是高贵和财富的象征，作者以“黄金”代人们恶心的不洁之物——“粪便”，不仅字面上显得婉约高雅，而且符合中国人喜欢讨口彩的心理，真可谓是“一箭双雕”。
“粪便”是不洁之物，人们在言语交际中要“讳饰”。与之相关的，还有“屁”、“（男人）精液”、“（女子）经血”之类，甚至包括“眼泪”、“汗水”等人体排泄物或分泌物，也是要“讳饰”的。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排便放屁、流泪出汗、泄精来经等等都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但这些人体排泄物或分泌物由于自身有不洁的性质，故而在古往今来人们的心理上总是不愿提及的。如果一定要直言道出，往往就会引发人们情感上天然的本能的抵触或不愉悦。正因为如此，不论古代现代，也不论是中国外国，凡是言语交际中涉及这些概念，一般说来，表达者总是要尽力予以回避的。
众所周知，汉语是一种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语言，也是一种词汇特别发达的语言，而汉民族更是一个向来特别讲究修辞的民族，因此在汉语修辞史上，“讳饰”修辞法特别发达。而涉及上述概念时，长期的“讳饰”修辞实践（配合其他修辞法）也就逐渐为汉语词汇库积累了许多有关表达这些概念的委婉语。下面我们不妨根据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所收有关人类“排泄”类与“分泌”类的委婉语(8)，将其进行分类整理，以列表的形式分类直接呈现如下。
表7 有关人体“排泄”类之委婉语
（续表）
表8有关人体“分泌”类之委婉语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汉族人又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染甚深，自来就讲究“男女之大防”。正因为如此，尽管先秦经典《礼记》中早就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9)的话，但一提男女之事，中国人向来都是讳莫如深的。因此，有关这方面的事，汉语中“讳饰”修辞的例子也就不胜枚举了。古代我们不必去提了，即便是风气全开、受西方“性解放”思想影响甚深的今天，中国人提到这方面的事仍然是半遮半掩、吞吐其词、百般婉转的。如：
（12）中国曾是一个崇尚人治的国度。开国之后，权力属于人民，当权者也称为人民公仆。然而，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平等的道路总是显得那样漫长。“文革”中，既有“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之说，在“男女关系”方面，亦有“大节与小节”之论。对那段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各色人等的窃玉偷香，今人曾作了令人笑而喷饭的诠释：“高级干部犯男女问题，是游龙戏凤；中级干部有男女问题，是感情冲动；小小职员与平民百姓在男女方面稍不检点，便是流氓成性”……
（李存葆《飘逝的绝唱》）
例（12）是当代作家李存葆《飘逝的绝唱》中的一段文字。其中，“对那段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各色人等的窃玉偷香”和“高级干部犯男女问题，是游龙戏凤；中级干部有男女问题，是感情冲动；小小职员与平民百姓在男女方面稍不检点，便是流氓成性”这几句，虽都是关涉“男女之事”，但却始终没有直言，而是运用了“讳饰”修辞法，以诸如“窃玉偷香”、“犯男女问题”、“有男女问题”、“在男女方面稍不检点”等词语予以极力回避。从而使文字表达显得婉约蕴藉、温润典雅，既避免了拂逆中国人对于“男女之事”讳莫如深的民族心理，又能引发读者无限的遐想与回味，令其获取某种美感享受，真可谓是最高明的语言表达策略。
由于汉族人对有关“男女之事”自来便有着一种讳莫如深的心理，因此在汉语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以“讳饰”修辞法来表达有关“男女之事”的语言实践的增多，于是以“讳饰”修辞法配合其他别的修辞法凝固而成的表达有关“男女之事”概念的委婉语便愈益丰富。下面我们不妨根据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所收有关“男女之事”的委婉语(10)，将其进行分类整理，以列表的形式分类直接呈现如下。
表9 与“男女性爱”相关的委婉语
（续表）
表10 与“男女情爱”相关的委婉语
表11 与“男女邪情”相关的委婉语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除了“男女之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被认为是“不雅”外，还有“金钱”问题，传统的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由于受“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也认为是“俗而不雅”的。因此，在汉语中表达“金钱”的概念也是常以“讳饰”修辞法来表达的。如：
（13）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师大侠也，郭氏素惮也。衍谓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为之小损。衍疾郭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第四十三列传第十三）
例（13）是《晋书》所记晋人王衍的一段故事。王衍，字夷甫，西晋士族，其从兄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王衍为人喜谈老庄，所论义理随时改变，故时人称之为“口中雌黄”。曾先后官任中书令、尚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等。后在与匈奴贵族李渊伐晋之战中被石勒所俘，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终为石勒所杀。例（13）的一段文字是写王衍清高，不愿言及“金钱”，其妻郭氏却是贪财好货的角色，又仗其特别的家族背景，心里瞧不起王衍的假清高，于是设计以钱绕床，硬要让他说出“钱”字。结果，王衍终于没有说出“钱”字，而是以“讳饰”修辞法表达其意，以“阿堵物”（晋时口语，即“这个”之意）代“钱”，保住了他一以贯之的绝口不提“钱”字的清高。
由于“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人在谈到“金钱”时不仅常常羞于直接言之，而以“讳饰”修辞法来表达，而且还由“讳饰”修辞法配合别的修辞法逐渐产生了一批有关“金钱”概念的委婉语。下面我们不妨根据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所收有关“金钱”类的委婉语(11)，将其进行分类整理，以列表的形式分类直接呈现如下。
表12 与“金钱”概念相关的委婉语
（续表）
（续表）
在汉语修辞中，对于“不洁”、“不雅”的事物或事情要以“讳饰”修辞法避之，使其表达委婉蕴藉。同样，对于“不利”的事情，包括人在各种情况下的“失意”、“失利”、“困顿”等等，也是要求极力回避的，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自己为人做事都能成功、得意。由此，“讳饰”修辞法在这一方面的运用也就特别活跃了。如：
（14）话说国朝天顺年间，福建延平府将乐县有个宦家，姓马名万群，官拜吏部给事中。因论太监王振专权误国，削籍为民。夫人早丧，单生一子，名曰马任，表字德称。十二岁游庠，聪明饱学。……时值乡试之年，忽一日，黄胜、顾祥邀马德称向书铺中去买书。见书铺隔壁有个算命店，牌上写道：“要知命好丑，只问张铁口。”
马德称道：“此人名为‘铁口’，必肯直言。”买完了书，就过间壁，与那张先生拱手道：“学生贱造求教。”先生问了八字，将五行生克之数，五星虚实之理，推算了一回，说道：“尊官……”黄胜就骂起来道：“放屁，那有这话！”顾祥伸出拳来道：“打这厮，打歪他的铁嘴！”马德称双手拦住道：“命之理微，只说他算不准就罢了，何须计较！”黄、顾二人口中还不干净，却得马德称抵死劝回。那先生只求无事，也不想算命钱了。正是“阿谀人人喜，直言个个嫌。”
那时，连马德称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虽不深怪那先生，却也不信。谁知三场得意，榜上无名。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17《钝秀才一朝交泰》）
例（14）中所叙小说主人公马德称，因临近乡试便想到算命以预测结果。结果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了真话，惹得马德称的两个朋友不快，要打算命先生。这虽然是小说中的情节，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真实。因为读书人唯一的晋身途径也只有科举一途，因此对考试能否成功自然非常在意。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德称虽然比他的两个朋友豁达，不把算命先生的话当回事，但此次乡试结果是，三场考试下来，马德称都觉得考得非常好，但是最终却没有被录取。对于这个结果，小说作者没有直说“没考中”，而是以“榜上无名”来表达，这便是“讳饰”修辞法的运用。虽然这是小说，不存在直面交际者而让交际者心中不快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科举考试不成功的事讳莫如深的语言习惯，使作者在表达“科举考试失败”这一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地就运用了“讳饰”修辞法以表达。
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不利的事情太多，不仅仅是考试。因此，凡是关涉到不利之事，按照中国人的语言心理，大多都是要予以回避的。正因为如此，在汉语悠久的修辞史上便由“讳饰”修辞法配合其他修辞法产生了许多对“不利”概念予以回避的委婉语。下面我们不妨根据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所收有关“不利”类的委婉语(12)，将其进行分类整理，以列表的形式分类直接呈现如下。
表13 与“不利”概念相关的委婉语
（续表）
“讳饰”使表达显得婉转，这是因为它对所要说写的内容都以别的话来回避甚至粉饰了，自然使语意表达显得深沉委婉。现代语言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语言是与劳动同时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交际工具，语言本来与自然现象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但是，在人类的初始时期，“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不太理解的环境里，语言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或者同某些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祸福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谁要得罪了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谁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语言的禁忌和灵物崇拜。”(13)正因为这个缘故，语言使用中便有了“讳饰”修辞一法的出现。一般说来，在“讳饰”修辞法中，“讳饰”最多的是“死”这一概念。因为“死”这一人类不可抗拒的生理现象“牵涉到社会一切成员，因此它又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死亡是一种不幸，一种灾祸；人们——特别在古代社会里——觉得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因此，人们在死亡面前感觉到一种不可解的超人间的力量。把‘死’字隐去，代之以别的说法——委婉语词，是在人们知道死就是永远离开人间的意思以后。使用这些委婉语词，有时是为了尊敬死者，有时是为了怀念死者，有时是为了赞美死者，有时只是为了避免重提这个可怕的神秘的字眼。这也许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而社会习惯往往是根深蒂固地存在千百年的。”(14)汉语中自古及今，之所以对“死”这一概念总要采用讳饰的修辞手法，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汉族人有着与其他民族人一样的语言崇拜心理。同时，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漫长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出于对长者、尊者的尊敬心态而对其死进行“讳饰”的情形更多。这种情形下的“讳饰”，对于维护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封建宗法制度，界定、融洽人际关系，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我们在古汉语中更常见这种“讳饰”修辞法。至于对其他不吉不雅不洁事物或概念的“讳饰”，也是基于一种语言崇拜与某种普遍的社会习惯或心理所使然。
3.“藏词”的珠玉潜水
“藏词”，是一种将人们习用或熟知的成语或名句的某一部分藏却，而以其中的别一部分来替代说出的修辞手法。这种表达法亦有一种委婉其辞的表达效果，犹如珠玉潜水，使人觅而得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
（15）臣谨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资，得参缨冕，同人者貌，异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类，往哲格言；薰莸不杂，闻之前典。岂有六卿之胄，纳女於管库之人；宋子河鲂，同穴於舆台之鬼。高门降衡，虽自己作；蔑祖辱亲，於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党，革心於来日。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辄下禁止视事如故。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臣约诚惶诚恐，云云。
（南朝・梁・沈约《奏弹王源》）
例（15）这是南朝梁沈约弹劾王源奏章的末一段文字。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士族统治的时代，因而也是最讲门阀制度的时代。王源乃南郡丞，又出身世代为宦的望门高族，其曾祖王雅曾“位登八命”（即位列三公），其祖父王少卿、其父王璿亦“位居清要”。可是王源为了钱财竟然不顾门阀制度，也全然不顾自己显宦的体面，而嫁女于“管库之人”。获得巨额聘礼后，又以此为资，为自己纳妾。为此，沈约作为梁武帝时代的朝廷重臣，官拜尚书令，爵封建昌县侯，自然要为朝廷的体面，为封建的礼制而担起“卫道”的责任，遂上书弹劾王源。其中痛斥得最厉害的一条理由是说王源嫁女就像做买卖一样。但是，这层意思沈约却没有这样直说出来，而是运用了“藏词”的修辞法，以“以彼行媒，同于抱布”一句婉而达之。众所周知，《诗经・卫风・氓》中有这样两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说的是一个叫氓的青年笑嘻嘻地抱着钱到集市上买丝（“抱布贸丝”就是持钱买布之意。“布”即“布泉”，古代用做货币），以作婚娶准备。娶回他心爱的姑娘后，这个笑嘻嘻的氓若干年后又忍抛发妻，背情别恋了。沈约弹劾王源的奏章中所说的“以彼行媒，同于抱布”，即是由《诗经・卫风・氓》而来。所谓“同于抱布”，实是“同于抱布贸丝”。如果这样说，那就太直白了。故而沈约就以“藏词”修辞法，将“抱布贸丝”的后半句藏去。这样既将所要表达的意思——“王源嫁女就像做买卖一样”——表达出来了，表面上却又不显得那么刻薄，令人难堪。虽然明明在骂人，却又不带脏字，既斯文又显出有学问。这样的奏章，皇帝当然喜欢看，也易于接受。
又如：
（16）隋卢思道尝共寿阳庾知礼作诗，已成而思道未就，礼曰：“卢之诗何太春日？”
（隋・侯白《启颜录・卢思道》）
例（16）所记的是隋代两位诗人卢思道与庾知礼的故事。卢、庾二人为朋友，庾作诗快捷，卢稍慢一拍。庾嫌卢动作太慢，遂有调侃之念。但朋友之间的调侃不能太直白，所以庾知礼说了一句“卢之诗何太春日”的话，意思是说“卢思道作诗才思不敏捷”抑或说“卢思道太笨”。尽管庾知礼内心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但是话却不能这样明说。于是他便运用了“藏词”的手法，以“卢之诗何太春日”来婉而达之，因为“春日”是由《诗经・豳风・七月》的“春日迟迟”藏词而来的。虽然庾知礼用“春日迟迟”句的目的是要取“迟迟”来嘲讽卢思道诗思太慢，但字面上却不让“迟迟”二字露面。这样，庾知礼既达到了讽笑卢思道的目的，又不至于太露骨，同时还借此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与博学，可谓是一箭双雕。这里我们就足以看出藏词特有的珠玉潜水的表达效应。
再如：
（17）一士人家贫，与其友上寿，无从得酒，乃持水一瓶称觞曰：“君子之交淡如”。友应声曰：“醉翁之意不在”。
（明・冯梦龙《古今谭概・巧言》）
例（17）士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如”一句，是由《庄子・山木》篇“君子之交淡如水”藏词而来的，它委婉地道出了那位家贫士人心中那段难以向朋友说出口的心曲：虽然我家贫买不起酒为你祝寿，但我们是君子之交，所以我以水代酒同样表达了我的诚意。士人之友的回答“醉翁之意不在”一句，则是由宋人欧阳修《醉翁亭记》一文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藏词而来的，它委婉地向那位士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祝寿并不在于要酒，关键在于一份情意，我要的并不是贺寿的酒，而是朋友的一片真挚的情感。”由于二人的对话皆引用前人名句来表达，同时又藏去了“水”与“酒”二字，所以二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士人送的是水，朋友喝的不是酒。这样，既避免了二人的尴尬，又真切地表达了二人深厚的朋友情谊，真可谓是耐人寻味，意味无穷。
古代的人们喜欢用“藏词”修辞法，现代的人们也不例外。如：
（18）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有关，一部分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鲁迅《“题未定”草》）
例（18）这段文字是鲁迅针对当时林语堂《今文八弊》中批评“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则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之类的言论而发的议论。因为鲁迅当时正在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又曾介绍过波兰、捷克等国文学，所以在林语堂看来有“奴”、“媚”之嫌，是“西崽”。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对外族“奴”、“媚”便是失去民族气节的“失节”行为。鲁迅深察林氏文章之讽意，所以这里故意用“藏词”修辞法反唇相讥。“事大”是由中国古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藏词”而来的，“自大”则是由“夜郎自大”的成语“藏词”而来的。鲁迅这里一段话的意思是，林氏批评别人介绍波兰、捷克、俄国等国文学的行为是“奴”、“媚”的“西崽相”，实际上他自己主张介绍“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正是“失节”的“奴”、“媚”行为，也是“西崽相”。林氏批评不该介绍波兰、捷克等国文学，认为波兰、捷克等国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这是一种眼界狭小的“夜郎自大”的表现。尽管鲁迅这段话是说林氏为“奴”、“媚”英、美、法、德等国文学的“西崽”，是不了解世界文学的“夜郎”，但由于运用了“藏词”修辞法，所以表意就显得含蓄委婉而又意味深长，别有一番讽意在其中。
又如：
（19）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例（19）这段话，是鲁迅批评胡梦华在批评诗人汪静之《蕙的风》一诗之时乱攀不相干的事来指责别人的不良作风。其中，“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了”一句，是以“藏词”修辞法来达意的。其所说“风马牛”，是由《左传・僖公四年》中“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的句子“藏词”而来的。这一句的实际意思是：汪静之的诗与释迦牟尼毫不相干，而胡梦华却将两者硬扯在一起是一种不良的文艺批评作风。由于鲁迅在表达此意时运用了“藏词”修辞法，尽管批评讽刺尽在其中，但在语气上则显得相当缓和，表意含蓄婉转，不失文人论争的优雅风范。
再如：
（20）如今退休制度不限于仕宦一途，坐拥皋比的人到了粉笔屑快要塞满他的气管的时候也要引退。不一定是怕他春风风人之际忽然一口气上不来，是要他腾出位子给别人尝尝人之患的滋味。
（梁实秋《退休》）
例（20）中梁实秋所说的“腾出位子给别人尝尝人之患的滋味”，是说教师到了一定的年龄必须退休，好将教职让给别的人。其中，“人之患”是由《孟子・离娄上》中“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句“藏词”而来的。“为人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而“好为人师”则就显得有些自大，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缺点了。正因为如此，梁实秋在表达这一意思时就有意只说了孟子原话中的前半截，而藏了后半截。这样，既将所要表达的意思说了出来，保持了自己也是“为人师”的体面，同时委婉含蓄的表达，也给文章别添了一种典雅而深沉的韵味。
“藏词”修辞法的目的本来是要将所要说写的内容通过某一成语或名句表达出来，但它又不让所要引用的成语或名句中真正要达意的部分露面，而要听读者通过其所说写的成语或名句的一部分来推求其未说写出来的部分，从而了解其说写的真正用意所在。同时，一般出现于“藏词”格中的成语或名句多是见之于诸如《诗经》、《论语》等古代经典作品，听读者要了解说写的语意要旨，首先必须要熟悉这些古代经典，这对一般听读者来说是不易达到的。它与“歇后”修辞法不同，“歇后”修辞法一般是利用歇后语来进行说写修辞的，而歇后语多是口语性的，为人们熟知的程度较高，因此即使是藏去了歇后语后一部分的“歇后”修辞法，也是比“藏词”修辞法容易被听读者所破解的（后文我们还要谈到这两者的区别）。所以，一般说来，“藏词”修辞法的委婉表达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4.“析字”的含蓄蕴藉
“析字”，是一种“利用文字的组成部件的特点，分离、组合、增损，寄意寓理”(15)的修辞手法。这种表达法也有很强的委婉效应，它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交际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与思想感情显得含蓄蕴藉。如：
（21）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
欲知圣人名，果头三曲律。
（唐・皮日休《打油诗》）
例（21）中的四句诗，其中有两句是运用了“析字”修辞法。一是“田八二十一”句，是离析“黄”字而成；二是“果头三曲律”句，是拆解“巢”字而成。破解了这两句，那么这首诗的含义就十分明白了，原来它是一首鼓动天下造反的“政治宣传诗”，它的意思是说：“现今已有圣人出世，圣人姓黄名巢，大家快起来响应他，推翻李唐王朝，建立新的太平世界。”众所周知，皮日休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他要为黄巢起事推翻李唐王朝造舆论，其目的是要发动民众参加支持，但又不能说得太白，以免起事未成，黄巢已人头落地了。因此，皮日休的这一《打油诗》选择运用了“析字”修辞法不仅非常明智，而且效果也非常好，它既为黄巢起事预先造了声势，又不至于很快暴露目标。同时，由于“析字”析得巧妙，以打油诗的形式出现，易于为广大民众接受，所以收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效果。
又如：
（22）有三女而通于一人者，色美而才。事发到官，出一对云：“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一女对云：“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官薄惩之。
（清・褚人穫《坚瓠首集》卷二《巧对》）
例（22）所说的三个“色美而才”的女子共通于一男子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可谓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伤风败俗的事件，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够得上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了，应该严惩不贷。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当犯事的三个女子被带到官府时，问案的大老爷并没有声色俱厉地予以喝问，而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当其中的一个女子对了一句：“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之后，这个天大的案子就以“薄惩之”而了结了。这是为何呢？其实别无他因，都是因为“析字”修辞法在此发挥了独特的效果。问案大老爷问的那句“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的话，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高明。他是运用“析字”修辞法的离合字形的方法，先将汉字“奸”（繁体是“姦”）离析为三个“女”字，然后再拼合组成一句“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的话，婉转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你们三人作奸犯科，是谁领的头？”这种表达，既委婉地问了案情，又于问话中暗考了三个女子的才学，暗示她们要以同样的修辞法回答问题，申辩理由，显露才学，对上一个好的下联。所幸的是，问案大老爷的这番机巧心思马上被那位对答的女子心领神会了。于是，她便如法炮制，也运用离合字形的“析字”修辞法对出了下联：“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我们知道，“伞”的繁体写法是“傘”，由五个“人”字和一个“十”字构成。那女子便是利用“伞”字的结构部件做文章，做出了上述下联，婉转地向大老爷表达出这样的求情之意：“我们做错了事，请老爷遮护，网开一面，放我们一马。”但这层意思表面没有，全蕴涵在联语的字里行间，既婉约蕴藉地向老爷求了情，又显露了自己不凡的才学，令老爷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怜才放她们一马。这样，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则佳话。
再如：
（23）旧时镇江焦山有僧人名几谷，或赠联曰：“脱去凡心一点，了却俗身半边。”
（刘叶秋《再谈对联》）
例（23）所讲的典故(16)，可谓是运用“析字”修辞法的杰作。题联人所赠的对联是通过减损字形的“析字”修辞法，结合僧人名号而创造出来的。因为从汉字形体看，“凡”字去一点，即是“几”字；“俗”字去了半边“人”旁，即是“谷”字。本来“几谷”二字作为僧人名号，本无什么引人兴味的。但是，经这副“析字”而成的对联这样一表现，顿然显得新异别致、趣味盎然，同时又带有深刻的寓意：“僧人当去凡心，了俗念，才能得道圆满”，表意婉转，含义隽永。
“析字”修辞法，是中国古人常用的一种修辞法，现代人虽然运用得少了，但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还是有人喜欢运用的。如：
（24）刘桂兰脑袋一晃，把那披到左脸上的一小绺头发，甩到后头去，这才说道：“咱们识字班有个人叫我们打听打听，她要打八刀能行不能行？”
（周立波《暴风骤雨》）
例（24）刘桂兰所说的“打八刀”，就是“解除婚约”、“分手”的意思。但是，中国人的传统特别是女人是忌言离婚或分手之类的事，所以刘桂兰就以“析字”的修辞法，将“分”析为“八刀”，委婉地说出了所要说的意思。这种人物语言描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是一种成功的笔法。
又如：
（25）或在园中，拖出老袁还我国；
余临道上，不堪回首问前途。
例（25）这副对联还有故事，说的是“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出了上联求对，下联据说是一位船夫对的。”(17)这副对联之所以为人传诵，妙处就在于运用了“析字”修辞法。上联将繁体字的“園”析为“袁”与“口”，将繁体字的“國”析为“或”与“口”，表面似乎是在析字做文字游戏，实则是说：全国民众要团结起来，将袁世凯这个逆贼从帝位上拖下来，推翻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下联是将“途”、“道”二字进行离合，说的是：袁世凯称帝，抛弃共和政体，中国前途令人担忧。上一联表达了国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行为的愤恨之情，下一联则表达了国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之情。由于运用了“析字”修辞法，表情达意含蓄而深沉。
再如：
（26）牛家威：“两个山字叠在一块叫什么？”
例（26）是20世纪90年代在大陆播放的台湾电视连续剧《追妻三人行大运》中的一个对话片段。牛家威是个很花心的人，有个女子以请牛家威的公司为她的女人内衣产品做广告为由，来到牛家威的办公室与他厮磨。正在这个当口，负责此项广告策划的小蔡又不识相地进来了。于是，牛家威便对小蔡说了上面这样一句话。小蔡一听，马上就从牛家威的经理办公室退了出去。那么，小蔡为什么退了出去呢？原来，他听懂了牛家威话里的意思：请他出去。牛家威的这句话之所以有效果，关键是“析字”修辞法运用得好，将“出”字析为“两个山字叠在一块”，既委婉地让小蔡退出了办公室，又保全了小蔡的面子，同时也不至于在那位身份是客人的女人面前有失风度，真是妙极！
“析字”修辞法是利用汉语的记录符号——汉字的独特条件来表情达意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手法，是汉语修辞所独有的。“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声音，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18)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的缘故，这就为汉语修辞利用汉字字形结构做文章提供了先决条件。说写者利用汉字形体进行离合增损的“析字”修辞，一般说来都是旨在使表意委婉含蓄，这一点我们从上述诸例中都可明白地看出。而听读者对说写者的“析字”修辞文本的解读，则也要依汉字结构对其所离合增损的汉字进行一番还原或分析综合，进而了解说写者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因此，“析字”修辞法对修辞接受者来说，除了要求他有必要的汉字基础知识外，还需他对表达者的“析字”修辞文本进行分析推求。所以，不论表达者的“析字”修辞的难易程度如何，修辞接受者破解其语意都是要费些心神的。因而，“析字”修辞法的委婉含蓄的表达效果也就特别明显。
5.“双关”的秘响旁通
“双关”，是一种利用语音的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来营构一语而有表里双层语义的修辞手法。由于双关具有表层与深层两重语义，因而别有一种委婉含蓄、秘响旁通的独特效果。如：
（27）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仁。
（唐・温庭筠《新添声杨柳枝辞》）
例（27）是写一位女子怨恨情人别有新欢的诗。所谓“别有仁”，表面是说桃核另有核仁，其实“仁”是谐音“人”。这是利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委婉曲折地道出了这位女子对其情人用情不专、喜新厌旧行为的怨恨之情。由于运用了“双关”手法，所以读来含蓄深沉，怨而不怒，达到了中国历代诗人推崇的至境。
又如：
（28）郎作天平姐作针，一头砝码一头银。
情哥你不必多敲打，我知得重和轻，
只要针心对针心。
（明・冯梦龙辑《山歌》）
例（28）反映的是古代中国民间女子深切渴望得到真挚爱情的心声之作。歌中的“针心对针心”即是“真心对真心”的“谐音双关”，既真切地表达了中国古代女子对“真心相爱”的理想婚姻的追求之情，又切合她们的身份，达意传情含蓄委婉，生动地凸现出中国传统女子多情而羞涩的鲜活情态。
诸如此类的“谐音双关”，在民歌中十分常见。如南朝吴声歌曲中就有很多使用这种谐声双关来表达恋情的。如《子夜歌》：“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其中“梧子”谐音“吾子”，是对男子的爱称，意即“我的人儿”，类似于英文的“my dear”。又如《七日夜女歌》：“婉娈不终夕，一别周年期。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其中“悬丝”谐音“悬思”，表达了女子对男子的思念如蚕丝不尽。如此之例，非常习见，不一而足。(19)再如：
（29）一位青盲人涉讼，自诉眼瞎。官曰：“白眼，如何诈瞎？”答曰：“老爷看小人是青白的看老爷是糊涂的。”一双青，小人看老爷是糊涂的。”
（明・浮白主人辑《笑林》）
例（29）所述的这位青盲人的答话十分巧妙，妙趣横生，既为自己的清白无罪做了辩护，又讥嘲了官员的愚蠢与是非不分。这一表达效应主要是通过“双关”修辞法而生发出来的，因为“青白”谐音双关“清白”，“糊涂”在汉语中是个多义词，有“模糊”、“看不清楚”或“分不清是非”、“愚蠢”之意，这里青盲人是取后二义来讥嘲官员的，但却十分巧妙，丝毫没有把柄可抓。这里，我们足可以看到“双关”修辞法“秘响旁通”的独特效应。
我们的古人擅长以“双关”修辞法表情达意，留下很多让人回味的佳话。现代的人们在此方面，似乎也不逊色，大有不让古人专美之势。如：
（30）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鲁迅《哀范君三章》）
例（30）四句诗，其中“白眼看鸡虫”一句即是运用了“谐音双关”的修辞法。陈望道先生说：“‘鸡虫’见杜甫《缚鸡行》：‘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鸡和虫都不值得重视，用来比争权夺利的可鄙小人，当时自由党主持人何几仲，排挤范爱农，为范爱农所鄙视，所以说白眼看鸡虫。鸡虫，是‘几仲’的谐音，这里是一语双关。”(20)鲁迅诗中之所以不直言“白眼看几仲”而要说“白眼看鸡虫”，这是因为，从表达上看，直说“白眼看几仲”，表意不婉转，也无丰富的内涵，有表达太露之嫌。而以“谐音双关”的修辞法表达，表层语义讽刺的是“小人”（鸡虫），深层语义则是隐贬何几仲的人格之低下，暗托出范爱农人品的高尚，遂使表达内涵陡然丰富，达意含蓄深沉，不着痕迹地表露了表达者的爱憎情感。
又如：
（31）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李敖《李敖回忆录》）
例（31）是李敖第一次政治犯出狱之后，台湾远景出版社为他出版名曰《独白下的传统》一书，应出版社之邀约，他为自己的这本新书写下的一则有名的广告文案。其中，“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用的就是“语义双关”的修辞法。因为“远景”一词，既可指出版社的名称，也可指“前途”、“前程”的意思。这样，“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这句话，就有表里两层语义。表层语义是说：过去远景出版社与李敖没有关系，没为李敖出版过书；李敖过去也与远景出版社没关系，李敖没有书提交给远景出版社出版。现在，双方有出书协议，双方都有关系了。而深层语义则是：说到前途，过去是没李敖的份，因为他正身陷囹圄之中；说到李敖，过去是无前途可言的，因为他是政治犯。现在，李敖和远景出版社都有前途了，因为远景出版社有了李敖的名作会更具知名度，李敖因为已不再是政治犯而重获了自由，又可以笑傲文坛了。如此一语双关，遂使其广告语在表达上显得内涵丰富，意蕴深沉。而于接受上，则更有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魅力。
再如：
（32）第一流产品，为足下争光。
例（32）是《文汇报》1982年9月9日刊登的一则皮鞋油广告(21)。它用的也是“双关”修辞法。因为其中的“足下”是个多义词，既可指“脚下”，又可指“您”（古汉语尊正因为如此，这句广告语既可以理解为：“用了我们的鞋可以为你脚下的皮鞋添光彩”；也可以理解为：“用了我称）。油，们的鞋油，可以为您添光彩。”真可谓是一语双关，含蓄蕴藉，是句好广告词。
“双关”不论是利用语音的相同或相近条件的“谐音双关”，还是利用汉语中一词多义条件的“语义双关”，都是旨在营构语言表达中的一“底”一“面”、一明一暗两重意思。二者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靠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外壳——语音作沟通的桥梁，后者是靠相同的字形与语音作通道，从而给人以暗示，使其联想，进而将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的“底”“面”与明暗两重语义解读出来。因此，无论是“谐音双关”还是“语义双关”，读解者要了解表达者的真实用意，都必须花一番由表及里的联想推求的工夫。所以，“双关”修辞法的委婉含蓄的特点尤其明显。由于“双关”修辞法有十分显著的委婉含蓄的表达效果，所以在中国古代诗词曲等韵文作品中，这种修辞法尤其受重视，使用的频率也相当高。因为它能利用语音或语义的某种关联作纽带，将不相同的彼物与此物联结在一起，进而收到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达效果，使作品别具一种言外有意、弦外有音的韵致，更添一种味之不尽、含蓄蕴藉的艺术魅力。
6.“讽喻”的深文隐蔚
“讽喻”，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通过临时编造出一个故事来寄托其讽刺或教导意向的修辞手法，它往往具有深文隐蔚的表达效果。“讽喻”表达法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形，一是“叙而不议”式，二是“叙而后议”式。(22)“叙而不议”式是只编出一个故事，不加任何评点或议论，其所表达的意向是要读者透过故事本身来意会。如：
（33）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庄子・外物篇》）
例（33）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庄子家贫，三餐不济，行将断炊，遂往监河侯（魏文侯）处借粮。监河侯答应说，等他收了邑金（赋税）之后，会借给他三百金。庄子心知监河侯是在推托不借，且又故意空言许诺，说好话，充好人，但又不便当面斥责。于是，他就临时编了一个故事说：他昨日在路上遇到一个困在车辙中的鲋鱼向他求救，希望他能借斗升之水以活其命。他慨然相允，说准备前往游说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救它，遭到了鲋鱼的痛斥，说他是见死不救的伪君子。很明显，庄子所述遇鲋鱼求斗升之水的事是他临时所编的，并非事实。他之所以要编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要表达这样的真意：你监河侯不肯借粮，就直言相告，不必见死不救而又空言许诺，以伪善而惑世人。尽管这是他的心声，但是事实上不能这样直话直说。因此，运用“讽喻”修辞法，将这层意思通过编故事的形式婉转含蓄地传达出来，无疑是最恰当不过了。因为这样既可将自己对监河侯伪善行为的不满之情表达出来，又能表面上不露痕迹，让监河侯没有把柄可抓，只能自作自受，在心里窝火。这就是“讽喻”深文隐蔚的表达效果，也是《庄子》此篇得以千古传诵的缘由。
又如：
（34）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有敢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怀弹操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汉・刘向《说苑・正谏篇》）
例（34）所记少孺子之谏吴王，也是运用了“讽喻”修辞法，而且也只说了一个故事，没有明白说出其主旨：吴国不可出兵攻打楚国，若此，其他国家会趁机而入，反而灭了吴国。因为吴王已经明言了不让大臣谏止此事，若少孺子这样直白地说出了上述这番话，那就必死无疑。少孺子进谏之所以为刘向大为赞赏，关键是他进谏的方式巧妙。他知道，如果直接进谏，那只有一个结果：人死而谏不纳。于是，他便故意怀弹操丸，露沾其衣，以怪异的行动来引诱吴王来问他。然后自然而然地给吴王讲了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怀弓操丸者更在其后”的故事。吴王本就不是等闲之辈，听了这个故事自然明白其中的寓意：吴国攻打楚国，结果就如螳螂捕蝉、黄雀啄螳螂、怀弓操丸者在其后的情形一样，是要被别国钻了空子，反而自取灭亡的。于是，“乃罢其兵”。这例“讽喻”与上例一样，也是只叙不议，让听者意会而得之，含蓄委婉，效果却很好。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见出“讽喻”修辞法深文隐蔚的独特表达效果。
“讽喻”修辞法还有另一种情形，就是先讲一个故事，然后用一两句话画龙点睛地将故事的寓意点出来。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如：
（35）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汙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www.xing528.com)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孟子・离娄下》）
例（35）孟子的这段话也是运用“讽喻”修辞法的，但其所要表达的主旨在末段已经明明白白地点了出来：“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意思是说：从君子的观点来看，以无耻、不正当的手段求得富贵利达，是连他的妻妾也感到不齿的。其实，即使作者不将此寓意点出，读者从作者所构拟的“讽喻”故事中也是可以解读出来的。
又如：
（36）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处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以其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吕氏春秋・察今篇》）
例（36）作者也是在末段将所要表达的寓意点了出来：“以其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意思是说：“时代世事已经变化，我们就不能墨守古法，更不能以古法来治理当今之世。”其实，这层寓意前面的故事本身已显示无遗，作者不点出，读者也能解读出来。
以上二例，属于“叙而后议”的讽喻。相对于前一种“叙而不议”的讽喻，委婉的程度有所减弱。但是，相对于没有“讽喻”故事而直通通地说出主旨的作法，还是显得委婉含蓄的，仍有深文隐蔚的表达效果。因为这种“叙而后议”的讽喻，前一部分的故事是作为后一部分寓意说明部分的铺垫，使后一部分的寓意说明显得自然而不突兀。
“讽喻”修辞法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是最为常见的，现代人对此运用虽然不多，但也不绝其迹。如：
（37）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八十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九十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满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九十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词，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六十八岁时候来台湾，在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十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九十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矍铄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一百岁，忿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我说错了话。”
（梁实秋《年龄》）
例（37）齐如山所说的一段话就是运用了“讽喻”修辞法，而且是“叙而不议”式的“讽喻”。齐如山只讲了一个故事，而未点出这一故事的寓意：“你怎么能肯定我只活到九十岁，难道不能活得更长吗？我能活多长，关你什么事？”但是，这层意思由故事本身已显露无遗，再说听话者胡适又是个学界泰斗，自然不必再点明寓意了。而事实上，胡适确是从齐如山的故事中听出了寓意，所以他才说出了道歉的话。可见，齐如山的“讽喻”确是起到了含蓄委婉、意在言外的表达效果。
又如：
（38）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召裁缝至，问：“汝能制西式衣否？”
曰：“有样式，即可以照做。”
西人检旧衣付之。越数日，裁缝将新制衣送来，剪裁一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复又补缀一块。西人骇然问故。
答曰：“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
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雇之裁缝又何以异欤？噫！
（《辜鸿铭笔记》）
例（38）这段中国裁缝依样画葫芦的故事(23)，自然是辜鸿铭编造出来的，其用意末一段文字已说得很清楚了：“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雇之裁缝又何以异欤？”意思是说：中国学习西方是可以的，但要知其所以然，不能盲目学习，以致将其不该学的也学了。这层寓意，故事本身已表露无遗，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但是，辜氏为了强调其所说的意思，又在文末点出了此层寓意。这是属于“叙而后议”式的“讽喻”。虽然委婉的程度有所减弱，但仍有含蓄婉转之效果。
“讽喻”修辞法从表现方式上看可以分为“叙而不议”与“叙而后议”两种类型，但两类都少不了作为其主体的“故事”。一般说来，这个“故事”多是说写者为了某种表达目的而自己临时编造出来的（当然也不完全排斥非臆造的真实故事），目的主要是为了说写所欲表达的意思希望听读者自己透过“故事”本身去意会。因此，“讽喻”修辞法一般都有很明显的委婉含蓄的表达效果。只是相对而言，“叙而后议”的讽喻要比“叙而不议”的讽喻在委婉的程度上有所减弱罢了，但相对于没有“故事”而直说本意的情况，则又明显委婉得多了。这一点，上面我们也已说过。
7.“留白”的空谷传音
“留白”，是一种“由于感情复杂一时说不清楚，或是说清楚了反倒不如不说清楚的好，而有意地留下空白，让接受者尽情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加以填补”(24)的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由于以一定的语境作背景，省去了不便说或不能说的话，但省去的部分于听读者来说又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他们完全可以在理解时自行补上，这样就使说写者的表达显得委婉含蓄，别有一种“空谷传音”的独到效果。如：
（39）五年……诸侯及将相相与共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例（39）这段文字是《史记》中十分精彩的文笔所在，千古以降被人传诵，因为它将无赖地痞出身的刘邦那种心中急不可耐要做皇帝，而表面却要假意推让的忸怩丑态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中，最得力处是运用两种修辞手法：一是运用了“飞白”（即故意将刘邦因激动而口吃的“便便”记录下来）；一是运用“留白”手法，即将刘邦要说的最关键的话“我就当皇帝吧”省去不说。尽管刘邦心里很想当皇帝，但他嘴上不便说，所以就省去不说，而只以“诸君必以为便国家”为前提，让手下人自己去意会，意在不言中，却又尽在不言中了。如此刘邦，虽是无赖，倒也确是令人心悦诚服！
又如：
（40）莺莺焚香祝拜道：“此一炷香，愿亡父早升天界。此一炷香，愿中堂老母百年长寿。此一炷香……”
（元・王实甫《西厢记・酬韵》）
例（40）莺莺所祝拜的三桩心愿，前两桩都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最后一桩作者却以“留白”修辞法表达，故意让莺莺留空不说。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最后一桩她所祝拜的是自己的婚事能够如愿。而这一愿望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女子是不便说出口的，所以作者就让她留空不说了。但读者或旁观者是能从上下文的语境或当时的情境中解读出来的。作家这样描写莺莺委婉含蓄的语言行为，非常符合莺莺大家闺秀的人物身份，是艺术的真实，也符合生活的真实，所以是值得我们称道的妙笔。
再如：
（41）袭人见芳官醉的很，恐闹他吐酒，只得轻轻起来，就将芳官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芳官头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连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迟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发怔揉眼睛。袭人笑道：“不害羞！你喝醉了，怎么也不拣地方儿，乱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羞的笑着下地说：“我怎么……”却说不出下半句来。
（清・曹雪芹《红楼梦》
例（41）是《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描写芳官酒醉后与宝玉同榻的文字(25)，其中芳官所说的“我怎么……”就是“留白”修辞法的运用。在中国封建时代，男女之间是“授受不亲”的，非夫妻的男女同榻而眠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尽管芳官是因醉酒而与宝玉同榻，但这仍然是一件十分难堪的事，她不能不羞愧地责备自己，但又不能明白地说出“我怎么与男人睡到了一起”、“我怎么这样无羞耻”之类的话，而只能以留白的修辞法说“我怎么……”，自责的意思有了，别人也明白，说听双方都不尴尬。这里，我们就可见出“留白”独特的委婉达意的妙处。
在现代人们的言语交际或文学作品中，运用“留白”修辞法的也有不少。如：
（42）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地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鲁迅《祝福》）
例（42）鲁四老爷所说的“偏偏要在这时候”，是个不完整的句子，它省了一个关键词“死”，这也是“留白”修辞法的运用。因为中国人忌讳说“死”字，况且又是在大年之夜，所以更不能提及“死”这个不吉利的字眼了。因而鲁四老爷将“死”字留空不说，而听者人人皆知。这样，言者说得委婉含蓄，听者听得肚明心知。
又如：
（43）鸿渐问梅亭的事怎样了的。辛楣冷笑道：“高松年请我劝他，纠缠了半天，他说除非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的西药——唉，我还要给高松年回音呢。我心上牵挂着你的事，所以先赶回来看你。”
（钱钟书《围城》）
例（43）赵辛楣转述的李梅亭的话“除非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的西药”，就是一种“留白”修辞法的运用。李梅亭来三闾大学之前高松年答应任命他为中国文学系的系主任，没想到因晚到一步而被汪处厚抢了先，他因而大发脾气。最后没有办法补救，他就想到把从上海带来的西药卖给学校，赚一笔以作补偿。尽管他托赵辛楣转告高松年的话带有威胁口气，但李梅亭不愧是有文化修养的，即使是威胁，还是说得很委婉的。他只说出了假设前提，而没有说出在此前提下的推论结果：“否则，我就饶不了高松年。”看来，李梅亭也不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
再如：
（44）“这是我家！”他说着，跳下车，大声跟他太太说话。他告诉我山坡上那一片是水蜜桃，那一处是苹果。“要是你三月来，苹果花开，哼！”这人说话老是让我想起现代诗。
（张晓风《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例（44）司机与作者所说“要是你三月来，苹果花开，哼！”的话，也是运用了“留白”修辞法。因为这是句未说完的话，“苹果花开”怎么样呢，省了没说。虽然句子的关键部分——谓语没有了，结构上不完整，但却含蓄隽永，余味深长，让人咀嚼不尽。如果不以“留白”修辞法表达，而是把句子说完整，如说：“苹果花开，哼，漫山遍野，美丽极了！”或“苹果花开，哼，一片花的海洋，那才叫美呢！”等等，则反而言尽意尽，没有一点令人回味的空间。于此可见，“留白”修辞法独特的“空谷传音”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留白”修辞法在汉语委婉修辞诸表现形态中，可算是委婉程度最深的了。因为它根本没让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字面上出现，而且听读者也无从透过字面本身去推求，而只能从特定的语境中去求索，或是从说写者话语中的某一线索通过较复杂的逻辑推理才能知其“微言大义”。至于那些需要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背景上去把握的“留白”修辞文本，则就不是靠语境或是解读者的逻辑推理能力所能奏效的了，如果是没有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背景的非汉族人可能永远不能解读出某些“留白”修辞文本的语义。因此，可以说，“留白”修辞法是汉语委婉修辞的极致，其委婉蕴藉的表达效果特别的明显。
8.“设彀”的图穷匕见
“设彀”，是一种于对话中诱导对方入己话语陷阱从而让对方说出自己想说的意思(26)或循序渐进由对方的话自然地推出自己想要得到的结论的修辞手法。以这种手法来说理，不仅委婉含蓄，而且说服力很强。如：
（45）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判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翳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左传・隐公元年》）
例（45）所记是郑伯与颍考叔君臣的一段对话。郑伯的母亲武姜因当初生郑伯（庄公）时有难产之苦，遂从此憎恶郑伯而偏爱小儿子共叔段（京城大叔）。而且到郑伯即位为郑侯后，她还要帮助共叔段谋反。郑伯对此实在忍无可忍，在平定共叔段的叛乱后，遂放逐了其母武姜，并与之设下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毒誓。然而，不久郑伯就后悔了。因为武姜毕竟是自己的母亲，自己又是一国之君，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何以为天下人的表率呢？但是，当初的毒誓又像一根紧箍咒一样，使自己难以挽回局面。所以，他感到很苦恼。颍考叔是郑伯的一位贤臣，他觉得郑伯放逐母亲的行为有失国君的风范，所以他就想劝谏郑伯。但是，这件事是国君的家务事，且武姜确是做得出了格，又有郑伯与武姜的誓言在，要劝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便借向郑伯献物的由头，并在郑伯赐食时故意舍肉不食而求郑伯允许他带回去给自己的母亲吃，以此来刺激郑伯，好引出郑伯谈及人伦孝道问题。结果，果不出颍考叔所料，郑伯入了颍考叔设定的语言陷阱，自投罗网，反省了自己逐母的行为。由此，颍考叔便切入了正题，劝说郑伯收回誓言，并以偷换概念的手法（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曲解为“不见地下泉水就不见面”）解开了郑伯的心结，使其母子重归于好。如果颍考叔不以“设彀”的修辞法来进谏，那是很难成功的。因为郑伯到底有无悔悟逐母之心和与他谈及孝道话题的兴趣，这是很难知道的。所以，颍考叔就以请求郑伯让他将其所赐食物带回孝敬自己母亲的话来做诱饵，套出郑伯的话。而当郑伯说出了自己的悔恨时，颍考叔就自然而然地说出了主旨，请郑伯接回武姜，母子和好。由此可此，“设彀”确是一种婉转而有效的说服他人的修辞法。
又如：
（46）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太后之色少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战国策・赵策四》）
例（46）是记触龙(27)说服赵太后的一段史实。赵孝成王新立，赵威后掌权，秦国乘机对赵国大举进攻。眼看国家危急，赵国之臣遂劝谏赵太后以长安君为人质，向齐国借兵抗秦。可是，赵太后因为爱子心切，在强秦大兵压境之时仍不肯让长安君出质于齐，大臣强谏也无济于事。触龙知道强谏切不可行，遂以为少子求职为由，先与赵太后谈家常，很自然地将话题扯到了爱子女的问题上，并故意说男人爱子之心甚于妇人，引起赵太后的兴趣与反驳，然后再通过比较赵太后对女儿与儿子爱的不同方式，指出赵太后爱儿子长安君不及爱女儿燕后那样深，为儿子考虑的也不及为女儿考虑的那样久远，最后逼得赵太后承认爱子方法不当，同意让长安君作为人质去齐国。触龙的这番劝谏，正是“设彀”修辞法的巧妙运用。如果直说，不用“设彀”修辞法，不仅不能说服赵太后而使赵国有亡国之虞，还会真的被赵太后“唾其面”，丢尽为臣的面子的。由此，我们可以再次见出“设彀”修辞法的妙处：自己想说的话自己不说，却要引得对方说出来，真可谓是委婉之至、精妙之至了。
“设彀”修辞法不仅仅在中国古代的言语活动中经常被运用，现代的人们也很喜欢运用。如：
（47）陈毅：好，老人家，我也来问你。你是喜欢国民党，还是喜欢共产党？
张大爷：你问这个干什么？
陈毅：我看你老人家是喜欢国民党。
张大爷：（发火）什么？我喜欢国民党？
陈小妹：哥哥！
陈毅：（打断陈小妹）不用你插嘴！（对张大爷）这么说，你不喜欢国民党？
张大爷：我喜欢国民党干什么？
陈毅：那又为什么不喜欢？
张大爷：（没好气地）国民党腐败！
陈毅：怎么腐败？比如人事上！
张大爷：这我们都见过的嘛，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陈毅：说得好！所以国民党要倒台！老人家喜不喜欢共产党也这样？
张大爷：那我当初就不会同意张茜到新四军去了！
陈毅：好！那你喜欢不喜欢你的女婿也这样？
张大爷：这……
（沙叶新《陈毅市长》）
例（47）是话剧《陈毅市长》中陈毅与其岳丈张大爷的一段对话(28)。解放初期，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为了不搞特殊化，他劝他的岳丈张大爷回老家生活。为此，张大爷感到想不通。陈毅不好对他讲大道理，于是就运用了“设彀”修辞法，通过跟张大爷的一问一答，逐步将张大爷引到了自己预先设定的语言圈套之中，让自己想讲的道理，通过张大爷的嘴自然而然地说出，从而使张大爷理解了自己作为市长的立场并愉快地回家了。如果陈毅不用“设彀”修辞法，而是直通通地说：“搞特殊化、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是腐败行为，国民党搞这一套，结果垮了台，我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能搞这一套，你是我的岳丈应支持我，还是回老家生活去吧。”尽管理是对的，但张大爷感情上不容易接受，那么这番大道理最终也难以让他心服。于此，我们既可以见出“设彀”修辞法在说服他人方面委婉而有力的特殊效果，也真切地看到了一位很能做思想工作的陈毅市长的儒雅形象。
“设彀”修辞法，一般说来，主要是在对话的语言环境中运用。它对特定的语境的依赖性较强，必须是在对话双方一环套一环的对话中才能实现。说话者是言语交际的主动者，他有目的地设置某一语言圈套，让对方一步步地接近其所设置的语言陷阱，从而最终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由以上几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它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说服别人的修辞法，而且还说服得相当巧妙、委婉。
9.“倒反”的意在字背
“倒反”，是一种正意而用反语来表现的修辞手法。它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便将正意用了倒头的语言来表现，但又别无嘲弄讽刺等意思包含在内的”；其二是“不止语意相反，而且含有嘲弄讥刺等意思的”。(29)“倒反”修辞法，由于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其所言说语义的反面，所以表意是相当委婉的，但是听读者根据特定的语境还是可以参透其正意所在的。如：
（48）云鬟雾鬓胜堆鸦，浅露金莲簌绛纱，不比等闲墙外花。骂你个俏冤家，一半儿难当一半儿耍。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银台灯灭篆烟残，独入罗帷掩泪眼，乍孤眠好教人情兴懒。薄设设被儿单，一半儿温和一半儿寒。
多情多绪小冤家，迤逗得人来憔悴煞，说来的话先瞒过咱。怎知他，一半儿真实一半儿假。
（元・关汉卿《〈仙吕〉一半儿・题情》）
例（48）的四首元代曲子是写一对男女欢爱中相聚的绸缪与相离的难耐之情，很是缠绵悱恻，生动逼真。其中，第一曲中的“俏冤家”和第四曲中的“小冤家”，都是情人间情至时的一种亲昵语，是一种典型的“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便将正意用了倒头的语言来表现”的“倒反”修辞法，其所谓的“冤家”实则就是“亲爱的人儿”的同义语。
这种修辞法，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十分常见的。又如：
（49）百忙里铰甚鞋儿样，寂寞罗帏冷篆香。向前搂定可憎娘。止不过赶嫁妆，误了又何妨？
（元・白朴《［中吕］阳春曲・题情》六首之二）
例（49）这首散曲也是写男女欢爱之情的，它将那位男青年迫不及待地向其情人求欢的心情与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其中，有两处用了“倒反”修辞法。其一是“百忙”，它是“不忙”的反语。难得一见的恋人相聚，首要的事当然是倾诉衷肠与耳鬓厮磨的亲热。而那位女子因害羞而无事找事，以掩饰内心的激动，所以那位男子要讥笑她是“百忙”，意谓此时不应是铰鞋样做女红的时候。这是一种“语意相反，而且含有嘲弄讥刺等意思”的“倒反”修辞法。其二是“可憎娘”，它是那位男子对他的恋人的一种昵称，表面是责骂，实是怜爱之至的一种说法，是“我最可亲可爱的人儿”的同义语。这是与上例相同的“倒反”修辞法，是情人间的情至之语。中国人所常说的“打情骂俏”，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倒反”修辞法不仅仅是常用于男女恋情的表达方面，还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各方面的语言交际活动中，特别是用于劝谏方面尤为有效、有力。如：
（50）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耶？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
（《五代史・伶官传》）
例（50）所记是五代后唐时代的伶人敬新磨反语谏庄宗的故事(30)。这里所提到的庄宗，就是中国五代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李氏本是沙陀部人，唐末大将李克用之子。唐末黄巢起事，李克用率沙陀兵平剿，克复长安有功，官居河东节度使，后封晋王。唐朝灭亡后，朱温建立了后梁政权。李克用又长期与朱温交战。临死前，李克用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其报梁、燕、契丹之仇。李存勖继位为晋王后，不断用兵，最终北却契丹，东灭燕，再灭后梁，由此建立了后唐政权，史称唐庄宗。称帝后，李存勖便骄恣荒政，在位仅四年，伶人郭从谦谋反，死于流矢。上述所记李存勖纵马畋猎、马践民田之事，即是其骄恣荒政的表现。作为一个开国之君，不思勤政爱民，却恣意行乐，马践民田不仅不知错，还要杀为民请命、正言切谏的中牟县令。对于这样的皇帝，何人能奈他何？所幸当时有伶人敬新磨机智善言，最终不仅救下了正直的中牟县令，还使李存勖在内心深处认了错。那么，敬新磨何以有此能耐呢？其实，也就是他“倒反”修辞法运用得好而已。他上面一番话，表面上好像是在一本正经地数落中牟县令的不是，指责中牟县令不该鼓励百姓勤劳耕作，向朝廷交纳赋税，而应该禁止百姓耕作，空出田地供皇上畋猎驰骋。最后还严正地建议李存勖处死中牟县令。这些话，乍一听，好像全是帮唐庄宗李存勖说话，实则意思全在反面，是绕着弯子骂唐庄宗李存勖。但是，由于骂得巧妙，不仅没有激怒唐庄宗，反而使他“大笑”。于此一例，我们不仅可以见出敬新磨的机智，同时也可以看出“倒反”修辞法那种极其婉转而又极为有力的表达效果。
由于“倒反”修辞法有其特殊的表达效果，所以不仅古人喜欢运用，现代人更是在言谈或文章中常常少不了。如：
（51）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
（鲁迅《“题未定”草》）
例（51）鲁迅用了一个孝子自己怕痛而割别人股肉，遭拒后反而责怪他人的故事。实际上是委婉地指斥林语堂的观点是强词夺理，是不讲道理的诡辩。但在字面上却要说林氏的话“是好辩解”，表达婉转，温文尔雅，不失文人论争的风度。鲁迅的杂文中诸如此类的“倒反”修辞法的运用非常多，几乎成为他为文的一大特色。
又如：
（52）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他是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二十年前的昆虫都进化成大学师生了，所以请他来表率多士。他在大学校长里还是前途无量的人。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
（钱钟书《围城》）
例（52）这段文字是对当时中国教育和政治制度的讽刺性议论。其中“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这句话，运用的即是“倒反”修辞法。这句话本意是批评中国当时的政府不重视科学，讽刺当时的科学家不安心于做研究而热衷于做官的不良风气。但表达者没有这样直白地道出，而是以“倒反”修辞法委婉地表而出之，因而在表达效果上就别具婉约蕴藉、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之韵致。
“倒反”修辞法是一种正意反说的修辞手法，因此它表意达情的委婉已经走过了委婉的极端线，是一种独特的委婉。汉语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修辞法，实际上是有其内在的哲学根源的，这就是老子对立统一的哲学观。“老子认为由‘道’派生出来的自然界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对立的。如有无、难易、巧拙、曲全等。他看到对立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也看到一些转化的规律。他认为这种转化是‘道之初’的‘返复’的表现。”(31)正因为有此哲学根源在，所以在语言中就有了正意却要用倒头语来表达的倒反修辞法。
10.“绝语”的语绝意生
“绝语”，是一种“把假定可能和事实上绝对不可能的甲乙两事物相提并论，互为条件，由于乙事物绝对不可能出现，从而达到否定甲事物的目的”(32)的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意在否定之中，所以表情达意还是显得相当委婉的。如：
（53）初，卫宣公丞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左传・桓公十六年》）
例（53）这段记载是说卫宣公无道，先与夷姜私通，生了急子，将之托付给右公子抚养。后来，急子长大，宣公为之娶了齐国女子（即宣姜）为妻，见齐女美，自己娶之，生下寿子与朔。后来，夷姜自缢而死。宣姜与公子朔诬陷急子。宣公便以派急子出使齐国为由，暗中派盗人等在莘而要杀害急子。寿子仁厚，告诉急子内情，让他逃走。急子认为不能违背父命，不肯走。寿子只好用酒灌醉急子，自己打着急子的旗号先行，结果被盗人杀害。急子赶到，指责盗人不该杀害无辜，请求盗人杀了自己。结果，急子也被杀。其中的“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是急子回答寿子规劝的话。这话的意思是：违弃父亲的命令，要儿子干什么？除非世上有无父之国，才可以这样。这里，急子所说的“有无父之国则可也”，运用的就是“绝语”修辞法，他以世上有无父之国为条件来否定子抗父命的合理性，从而委婉但又十分坚决地谢绝了寿子的好心规劝。
又如：
（54）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五代・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例（54）颜之推没有直通通地说“任何人都是写不出动俗盖世的文章的”，而是先肯定这一点，然后再附带一个前提条件“等到黄河之水变清”。而这个前提条件人们都知道是绝对不可能成立的，由此作者也就委婉而彻底地否定了“有人能写出动俗盖世文章”的可能性。这一例也是典型的运用“绝语”修辞法来婉转达意的。
再如：
（55）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
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明代民歌《挂枝儿・分离》）
例（55）这首民歌抒发的是男女主人公炽烈的情感，表达他们誓死不愿分离的真挚情怀，令人感动。但是，这首民歌的第一段，男女主人公在表达誓死不分离的情感时，却没有直说本意，而是运用了“绝语”的修辞法，先提出“要分离”的主题，然后再提出了三项分离的前提条件：“天做了地”、“东做了西”、“官做了吏”。众所周知：天与地，高下有别；东与西，方向不同；官和吏，贵贱相异。要将此统统颠倒过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么也就自然彻底否定了“要分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其所表达的真实意思就在此否定的反面：“我们今生今世永不分离”，情感的表达委婉而又十分强烈。这种修辞法，在中国古今民歌中特别常见。
“绝语”这种修辞手法，不仅古人爱用，现代人也常常在言语交际中用到。如：
（56）老阎严厉而高声地说：“老梁！你真是啥也听不进去了？你真是要下决心给自己招来无法挽回的后悔？”
梁建说：“后悔？这多时，我从痛苦和失眠当中反复思索出来的东西是重要的，问心无愧的！”
老阎说：“‘问心无愧’？亏你能说出口！你的想法，不光会给你带来困难，还给工作捅出更大的漏子。我要说错了，就颠倒过来走路！”
（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
例（56）所记的故事(33)，说的是工程队队长阎兴与第九工程队副队长梁建在关于铁路工程工期上发生了争执，大家各持己见。老阎为了说服梁建，就说了上述一番话。这里，老阎没有直接说：“我的话绝对正确，不会有错。”而是说：“我要说错了，就颠倒过来走路！”这是运用“绝语”修辞法，先提出“一个人可以用头走路”的前提，然后通过否定这一前提条件的不可能成立来否定“我说错了”的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从而说出了自己的本意：“我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你应当听从我的话。”虽然话说得委婉，但说服力则更加强了，这就是“绝语”修辞法的特殊表达效果之所在。
又如：
（57）吴瑞兰领导建立起了除“四害”科研室。于是又有人讥笑了，说：“吴瑞兰搞科研，狗都要穿裤了！”
（李建纲《无蝇小镇》）
例（57）是有人讥笑吴瑞兰搞科研所说的话(34)，运用的也是“绝语”修辞法。以“狗要穿裤”这一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事为前提条件，通过否定这一不可成立的前提条件，从而否定了吴瑞兰有搞科研的能力。话虽说得比较委婉，但贬斥、讽刺的意味却比直言不讳的说法更重。
“绝语”修辞法的主要特点是利用人们公认的道理作推理的背景条件，通过否定合理的“公理”来否定某一结论的成立，从而由反面立论。以上诸例皆是这种情况。“绝语”修辞法一般说来，不仅表意上比直白本意要委婉，而且还突出强调了说写者的某种强烈的感情或是增强了说写者的某一论点的说服力。
11.“起兴”的缓步渐进
“起兴”，是一种“先说别的事物以制造气氛或规定韵脚，然后引出所要说的事物”(35)的修辞手法。“起兴”修辞法在中国文学特别是在诗歌发展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很好的表达效应，因此，一直为历代诗人所习用。一般说来，起兴有两种情况：一是“起兴”的引导体与“起兴”的本体有着密切关系，是为本体制造气氛；二是“起兴”的引导体与“起兴”的本体没有直接联系，只是为本体的述说规定韵脚。但是，两种情况下，“起兴”的修辞法都使思想或感情的表达呈现出缓步渐进的自然、委婉效应。
第一种情况比较常见，由于“起兴”的引导体所确立的意象形态与“起兴”的本体所欲建构的意象形态相一致，这时引导体的作用不只是为了“协韵”或“作为一个起势”，而且将引导体与本体融为一体，使两种意象形态协调互动，从而使诗人所欲表达的思想或感情的叙写显得十分自然流畅而又十分委婉含蓄，丝毫没有生硬直白之感。如：
（58）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周南・关雎》）
例（58）是《诗经》中的第一首诗，中国读书人差不多人人皆知。这首诗共分四章，每一章都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前两句是引导体，其余是本体。第一章的引导体所建构的意象形态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一对雎鸠在河心小岛关关而鸣，雄唱雌应，和谐相亲；本体则直陈“窈窕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这本体的男女匹配之意，正是由雎鸠的成对和谐相亲而来的。这样，引导体便做了本体的桥梁，使两个意象形态有机地融为了一体，突出了诗本体所要表达的意念。第二、三、四章亦然，引导体各是一个人（男人或女人）在河边专注地找寻、采择野菜的情景，本体各是一个男子思念心爱的姑娘夜不能寐或用琴瑟、钟鼓打动姑娘心声的情景。这两者在意象形态上也十分的密切关合、水乳交融，由引导体到本体的引渡、搭挂，显得十分的自然、贴切。因此，整首诗所欲表达的主题的呈现也就显得十分委婉自然，耐人寻味。这就是“起兴”修辞法缓步渐进的表达效应之所在。
又如：
（59）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例（59）是写一个女子新婚后与丈夫久别的愁怨。首句以孤生竹结根于泰山之坳“起兴”，引出“兔丝附女萝”、“千里远结婚”两句，暗指两人结合的不易，自己是个弱女子，需要依赖男子的含义。而“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四句，则兴中有比，使人由草木花卉的容易凋零、萎谢而联想到新婚少妇的艳丽、光彩将随着相思与离别的痛苦，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去。虽然诗的末两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颇是达观，女子相信丈夫会守节不移，是会回来的，劝慰自己不必忧伤。但是这忧伤人之达观语，与前四句的起兴语所建构的意象形态相搭挂，则益发使人伤感。这样，全诗通过“起兴”修辞法，使全诗所要表达的忧伤情绪更加深沉含蓄，既令人感到意味无穷，又催人伤感不已。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起兴”修辞法的委婉含蓄之美！
“起兴”修辞法的第二种情况比较少见，但在古今诗歌作品中亦不乏其例，而且它同样也有缓步渐进的委婉表达效果。如：
（60）汍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诗经・秦风・晨风》）
例（60）首二句“詻彼晨风，郁彼北林”，作为“起兴”引导体，毋庸置疑是与“起兴”本体的后四句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与关合的。但是，它在这首诗中有协韵（“林”与“钦”押韵）的作用，使诗歌在韵律上有个“起势”，不至于给人以突兀之感。因此，这种“起兴”修辞法虽然就诗歌本体来说没有意义上的铺垫与引导作用，但由于它有韵律上的“起势”作用，所以在读者心中仍有铺垫与心理引渡的效应，故此它多少还是给诗歌主题的表达增添了一些委婉自然的色彩。
又如：
（61）栀子花开六瓣头，情哥郎约我黄昏头。日长遥遥难得过，双手扳窗看日头。
（明・冯梦龙辑《山歌・等》）
例（61）这首民歌是写一位少女等待与情郎约会而恨日长的心态。其中，“栀子花开六瓣头”是“起兴”的引导体，它与“起兴”的本体“情哥郎约我黄昏头”在意义上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以末一字“头”与本体的末一字“头”协韵而已。尽管如此，有了这一引导体，诗歌读起来明显比没有这一“起兴”句要显得委婉有致。因此，在诗歌的达意传情上这一“起兴”句仍有助成委婉含蓄韵致的作用。
在现代的诗歌或民歌中，这两种起兴修辞手法仍然很常见。如：
（62）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例（62）两句，“山丹丹开花红姣姣”一句是“起兴”的引导体，它不仅给“起兴”的本体规定了韵脚，而且与本体“香香人材长得好”在意义上勾连搭挂起来。其内在的含义是说：香香就像开得红姣姣的山丹丹花一样，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好人材。这种“起兴”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一种“起兴”修辞法，是一种委婉含蓄的兴中有比的修辞手法。
又如：
（63）蓝格英英的天上遮乌云，
哥有心看妹听说妹妹嫁了人。
（李季《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例（63）两句，“蓝格英英的天上遮乌云”一句是作为“起兴”的引导体，其目的是引出下一句“哥有心看妹听说妹妹嫁了人”这一“起兴”的本体。前一句不仅为后一句规定了韵脚，制造了气氛，而且在语义上做了铺垫，从而强调了“哥哥”听到“妹妹”已经别嫁的痛苦心情。其意是说，“妹妹”别嫁的消息犹如在“哥哥”心上蒙上了一层乌云。但是，这层意思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起兴”的引导体与本体的上下勾连而委婉地显示出来，表意相当含蓄。
以上二例都是属于第一种“起兴”修辞法。下面我们再看现代诗歌作品中的第二种“起兴”修辞法。如：
（64）百灵子雀儿百灵子蛋，
谁不知道妹子没好汉？
百灵子雀儿百灵子窝，
谁不知道哥哥没老婆。
（《陕北民歌选》）
例（64）两节民歌，运用的也是“起兴”修辞法。前一节中的“百灵子雀儿百灵子蛋”与后一句“谁不知道妹子没好汉”在意义上没有任何关联，它只是作为“起兴”引导体，其作用主要是为后一句规定韵脚，使诗歌在韵律上有个“起势”。后一节的“百灵子雀儿百灵子窝”与其后的“谁不知道哥哥没老婆”之间，也是如此，两者在意义上没有多少牵连，也只是诗歌韵律的需要而充当其韵律上的“起势”而已，从而在感觉上造就出一种婉转自然的韵致。
又如：
（65）春风吹动麦苗苗摆，
青山绿水桃杏花开。
桃树低，杏树高，
人人都说小妹好。
小妹长得好人样，
八十个画匠难画你的像。
（现代民间情歌《人人都说小妹好》）
例（65）这首民歌(36)，前三句也是明显作为后一句“人人都说小妹好”的韵律铺垫的，即前者是“起兴”的引导体，后者是“起兴”的本体，两者在意义上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与上例一样，也是属于第二种“起兴”修辞法。上面我们说过，尽管这种起兴的引导体与本体之间没有意义的密切关联，但仍有助成达意委婉的表达效果。只要我们将这些引导体除掉，再与有引导体的原作比较一下，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
“起兴”修辞法，一般都是通过“起兴引导体”与“起兴本体”的组合来实现其委婉达意目标的。上面我们说过，“起兴”修辞法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起兴引导体”与“起兴本体”之间在语义上有某种关联，引导体是为本体作语义铺垫；其二是“起兴引导体”与“起兴本体”之间在语义上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引导体可以为本体规定韵脚。前者的引导体与本体之间因为有语义上的关联，两者的直接搭挂，自可使其表意缓步渐进，因而在表达效果上也就显得比较委婉，这是大家都易于看到的；后者的引导体与本体之间由于在语义没有什么关联，只在韵律上有关联，所以乍看起来，这种起兴修辞法似乎在表意上并不显得有多少委婉含蓄的韵致。但是如果我们将这只有为本体规定韵脚作用的引导体去掉，再与原作相比，就会发现有这种引导体的还是要比没有这种引导体的在表意上要显得委婉些。因为这种引导体对听读者来说有一种心理上的引渡作用，所以在阅读感觉上有委婉含蓄的韵致。
12.“歇后”的欲盖弥彰
“歇后”，是一种将歇后语运用于说写内容之中，以求表情达意婉转含蓄的修辞手法。歇后语一般都有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多是一个比喻性的句子，是作为后一部分的引子而出现的；后一部分是对前一部分作出解释，是要表达的正意所在。歇后语的运用有两种情况，一是前后两部分都出现，一是只出现前一部分，后面的部分不说出来（但它与“藏词”不同(37)）。由于歇后语的语意表达分为前后两部分，所以运用歇后语于说写内容之中的“歇后”修辞法就有了一种表意委婉的效果，特别是只出现前一部分而隐去后一部分的情况，委婉的效果就更为明显了。正因为“歇后”修辞法有委婉达意的表达效果，所以古今文学作品或人们的言语交际中常会运用这一修辞手法。如：
（66）……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城倾国的貌’。”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了，登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了！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账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二字，就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急了，忙向前拦住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儿罢！要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儿，我往你坟上替你驼一辈子碑去。”说的黛玉“扑嗤”的一声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这么个样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也是个‘银样镴枪头’。”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23回）
例（66）黛玉所说的一番话，其意是讽刺宝玉对于她的爱情有心无胆。开始宝玉拿《会真记》（即《西厢记》）中的词句来向黛玉调情，而当黛玉说要告诉他的父母时，他又忙不迭地讨饶。所以黛玉便拿上面的话来讽刺他。其所说的“银样镴枪头”，是一句歇后语的前半句，省去了后半句“中看不中用”，是委婉地嘲笑宝玉有色心而无色胆的懦弱。由于运用了“歇后”修辞法，表意上就显得委婉多了，不至于使宝玉很难堪。
又如：
（67）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来往。因是乡试年，做了几个文会。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回）
例（67）是写范进中举后又想乡试中进士，因开口向其丈人胡屠户借盘费，结果被大骂了一顿。其中胡屠户骂范进的话“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运用的是“歇后”修辞法。他是取了“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的前一部分来骂范进。尽管这种取其一半的说法意思还是很明显，但是毕竟是“歇”去了最关键的部分，所以在范进与其他在场者听来还是要委婉动听不少的。
在现代人的言语交际或文学作品中，也时常有运用“歇后”修辞法的。如：
（68）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
（鲁迅《诗歌之敌》）
例（68）鲁迅所说的“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运用的也是“歇后”修辞法，它省去了歇后语的后半句“贻笑大方”。这样，表意就显得委婉了不少，尽管这里是自谦地说自己。
又如：
（69）人穷则往往自然的有一种抵抗力出现，是名曰：酸。……别看我囊中羞涩，我有所不取；别看我落魄无聊，我有所不为。这样一想，一股浩然之气火辣辣的从丹田升起，腰板自然挺直，胸膛自然凸出。……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块茅厕砖——臭而且硬。
（梁实秋《穷》）
例（69）最后一句也是运用了“歇后”修辞法。“茅厕里的砖头——又臭又硬”是句歇后语，作者这里将之融入句中，是用来讽刺那些穷酸之人的臭脾气的。尽管作者将这一歇后语的后一部分点出来了，使话语表意的委婉程度大打了折扣，但还是比直说“他臭而且硬”要委婉一些，而且别有一种形象、生动之效果。
“歇后”修辞法，只出现前一部分的情况，表意的委婉效果很明显，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两部分同时出现的情况，虽然没有前者表意委婉，但却比直白本意（后一部分）要显得委婉，因为前一部分的出现已为后一部分的出现作了铺垫，所以在听读者的心理上有一种委婉蕴藉感。
13.“推避”的半推半就
“推避”，是一种说写中表意相当明白而又在辞面上故作掩饰的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一般是在前文中将意思表述得相当明白，后文却说“不知道”之类的话；或是以大家都了解的背景或常识为依托，用“众所周知”、“不言自明”之类的辞令来推避。尽管语意很清楚，但辞面上却相当委婉含蓄。这种修辞手法在现代相当流行，如：
（70）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
（鲁迅《名人和名言》）
例（70）是鲁迅批评当时的一些名人不知珍惜名誉而自以为是的不良习气。上面的一段话，先说名人并不是什么话都对，都是名言，而是往往会谬种流传的，并举章太炎为例。文末说到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并说江是讲“社会主义”出了名的名人，因为有前文作铺垫，其嘲弄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学说不是真传，而是假“社会主义”的意思已十分清楚了，可是作者却虚晃一枪，说“我不知道”，明显是在“一半儿推来一半儿肯”的假意回避。这样的表达，可谓是既委婉，又讽刺味十足。
又如：
（71）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起地心的吸力，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成堆的肉挂在脸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擀面杖似的一根棒子早晚混身乱搓，希望把浮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又有些人干脆忌食脂肪忌食淀粉，扎紧裤带，活生生的把自己“饿”回青春去。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
（梁实秋《中年》）
例（71）这段文字的意思作者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确：人到中年特别是女人到了中年发胖是自然规律，任何诸如压肉、饿饭等人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者将意思都说出来之后，却说“我不知道”。这种表达正是“推避”修辞法的巧妙运用，它表面看来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数，实则却收到委婉含蓄之效果，而且语带幽默之趣。
再如：
（72）孩子中之比较最蠢，最懒，最刁，最泼，最丑，最弱，最不讨人喜欢的，往往最得父母的钟爱。此事似颇费解，其实我们应该记得《西游记》中唐僧为什么偏偏欢喜猪八戒。
谚云：“树大自直”，意思是说孩子不需管教，小时恣肆些，大了自然会好。可是弯曲的小树，长大是否会直呢？我不敢说。
（梁实秋《孩子》）
例（72）是谈孩子的教育问题。从上述一段话来看，作者的意思是说：孩子的教育要从小抓起，就像树直要小苗时就直，弯曲的小树长大了还是弯曲的。尽管作者将这层意思全讲出来了，但末了却说了一句“我不敢说”。这明显是故意推避，是要将话说得委婉些。
“推避”修辞法除了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或写作中经常被运用外，在政治或外交活动中尤其大有用武之地，且有极好的表达效果。如：
（73）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
（《人民日报》1972年2月22日《周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词》）
例（73）的一段话牵涉到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努力往事(38)。众所周知，由于意识形态与朝鲜战争的缘故，中美两国断交20多年。为了打开中美两国外交的新局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与尼克松、基辛格等美国领导人做了巨大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总统冲破重重困难来到中国，为中美两国的邦交正常化打开了新局面。这是一件令中美两国人民都很激动的大事，也是世界为之注目的大事。新中国建立过程中和新中国建立后，美国政府曾百般压制，千方百计地加以干涉，这是周恩来与尼克松双方心里都有数的。这些事在双方谈判时不能不提，但是在欢迎宴会上为了不破坏友好的气氛又不能直说，所以周恩来总理就运用了“推避”修辞法，将中美两国这段不愉快的历史用“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一句话巧妙地带过。意思都在里面了，而且双方都明白，但说得很委婉，在外交上显得彬彬有礼而又不卑不亢，真是绝妙好辞！
又如：
（74）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乐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
（《人民日报》1982年7月25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例（74）是涉及海峡两岸关系与祖国统一事业的政治公告中的一段文字(39)。作者说到“三民主义”的真谛与对方所夸耀的台湾“经济繁荣”等等，没有明确地加以批驳，而是用“吾辈深知，毋须争辩”“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等语来规避，意思很明白，但听来很委婉，切合政治上统战宣传的需要，避免了直话直说所带有的“火药味”。
“推避”修辞法，由于以交际双方共知的背景为依托对所要说的内容采取避而不说，或是将所要表达的意思以说一半留一半的方法让听读者自己去意会，所以在表意上就自然显得比较委婉含蓄，别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韵味，上述诸例都是如此。
14.“折绕”的余味曲包
“折绕”，是一种将本该一句话即可直说明白、清楚的，却为了委婉含蓄的目的，故意绕着弯子，从侧面或是用烘托法将本事、本意说将出来，让人思而得之。因此，这种修辞手法在表达上就有了一种余味曲包的妙趣。这一修辞手法在汉语中是经常被运用的，特别是在古汉语中尤其如此。如：
（75）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榖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榖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左传・僖公四年》）
例（75）是《左传》所记齐楚之战的一段文字。楚大夫屈完对于齐桓公所提出的与楚国结盟建议的回答，其实质意思是：“您如果不毁灭我国，肯与我们结盟，这是我们国君求之不得的。”但是，作为外交辞令，尽管当时齐强楚弱，楚国需要向齐国求和，但屈完是代表国家来说话的，不能有损国家的体面。所以他说了上述一番话，将本意“折绕”了一番，说成是：“您的惠临是为楚国的社稷求福，您愿意屈从接纳我们楚王，这是楚王的意愿”。这句话既没有直斥齐桓公大军压境是侵略的不义行为，也没有示弱地说楚国无法抵抗而只好屈从齐桓公的意思而两国媾和，而是美化对方的侵入是为楚国求福，所以楚王乐意接受。这番说辞真是妙绝，既给了对方面子，也给了自己面子，可谓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外交辞令固然要运用“折绕”修辞法，由于古代封建社会严格的君臣、父子等等级秩序关系，下对上是不可不敬的（包括言语上的冒犯），特别是臣下对国君说话尤其不可造次。所以，我们读古代文献常常会读到“折绕”修辞法的绝妙好辞。如：
（76）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谏曰：“君从欲饮酒七日七夜，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晏子入见，公曰：“章谏吾曰：‘愿君之废酒也！不然，章赐死。’如是而听之，则臣为制也；不听，又爱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废酒。
（《晏子春秋》）
例（76）所记是一则有关晏子谏说齐景公的故事。齐景公纵酒荒政，弦章忠心为国而进谏，这是值得称道的。然而，由于弦章进谏没有注意君臣之间言语、思想沟通的原则，说话直来直去。他的话意思是：“要么您景公听我的话而废酒，要么不听我的话而赐死我。”这话在齐景公听来很不顺耳，似乎是在要挟他，作为国君的他当然不高兴了。这样一来，弦章不仅没有达到说服齐景公废酒的目的，而且还有欺君犯上之嫌而有被杀头之虞。所幸的是，最终有一个聪明的晏子替他解了围。晏子明知弦章没错，而是齐景公自己不该纵酒而废国事，但他没有直接批评齐景公，而是颂扬了齐景公一番，说弦章真是幸运，今天遇到了您，要是遇到桀、纣那样的暴君，小命早就没了。这话乍一听是颂扬齐景公英明，实际上是将了齐景公一军，其实质含义是说：“如果您想做桀、纣那样的暴君而被千古唾骂，您就杀了弦章；如果您不想这样，您就不要杀弦章，听从他的谏言而废酒。”尽管这话说得非常绕，但齐景公还是听懂了，而且听得很舒服，于是放了弦章，还废了纵酒之恶习。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折绕”修辞法的妙处！
“折绕”修辞法，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外交方面常被运用，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男女感情的表达上，“折绕”修辞法的使用也是司空见惯的。如：
（77）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例（77）是李商隐滞留巴蜀之时寄怀妻子王氏之作。整首诗的意思是：“我们分别已经很久了，但我的归期还不能确定。在这巴山夜雨愁煞人的时刻，我多想此刻坐在你的身边，与你共诉情怀。”然而，作者并不直说此时此刻自己思念妻子的相思之苦，而是绕着弯子悬想将来与妻子坐西窗剪烛共说当初在巴蜀秋雨之夜的事。这种“折绕”的修辞手法不仅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思念妻子的情感，而且突出了此时此刻作者渴望早日与妻子相见的迫切心情，一个刻骨相思者的形象跃然纸上，远比直白抒情的艺术感染力要大。
又如：
（78）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
例（78）是写作者与其丈夫赵明诚的分别之苦的(40)。其中，“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句，是运用“折绕”修辞手法抒发词人思念丈夫的刻骨深情。但是，作者在表达这层意思时，并没有直白地说：“老公啊，我想你想得好苦，真是‘人比黄花瘦’了。”而是说：“新来瘦，既不是因为病酒之故，也不是悲秋所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需要解读者用排除法进行逻辑推理才能了悟词人的本意：“是相思害得我清瘦。”作者之所以不这样直白地说，而是用“折绕”修辞法婉转地表达出来，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女性羞于言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词作增添一些婉约美的韵味，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出中国古人喜欢运用“折绕”修辞法的缘由，同时也可以看出“折绕”修辞法“余味曲包”的妙处所在！
古代的中国人喜欢运用“折绕”修辞法表情达意，在现代有崇尚含蓄委婉心理传统的中国人仍然喜欢运用“折绕”修辞法。如：
（79）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成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督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
（鲁迅《范爱农》）
例（79）两段话总的意思是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所谓的革命者不久都蜕化变质了，只有教育界人士尚能洁身自好。这里的两段话有两处用了“折绕”修辞手法：一是“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是“折绕”地讽刺新政府官员蜕化变质之快，但没有直言，而是通过服饰的变化来暗示，显得很委婉，但讽刺意味一点没少；二是“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这话实际上就是“我被任命为师范学校的校长”的“折绕”说法，语意间带有自我解嘲的味道，既委婉含蓄又耐人寻味！
又如：
（80）《礼记》有“毋啮骨”之诫，大概包括啃骨头的举动在内。糖醋排骨的肉与骨是比较容易脱离的，大块的骨头上所联带着的肉若是用牙齿咬断下来，那龇牙咧嘴的样子便觉不大雅观。所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食”都是对于在桌面上进膳的人而言，啮骨应该是桌底下另外一种动物所做的事。不要以为我们一部分人把排骨吐得劈拍响便断定我们的吃相不佳。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至今还有不少地方是用手抓食的。听说他们是用右手取食，左手则专供做另一种肮脏的事。
（梁实秋《吃相》）
例（80）作者所说的“啮骨应该是桌底下另外一种动物所做的事”，实际上是“啮骨应该是狗做的事”的“折绕”说法；“左手则专供做另一种肮脏的事”一句，与前一句“他们是用右手取食”对照而说，实际含义是说“左手是专供擦屁股用的”。这里作者所“折绕”说出的两件事，如果照直说，文章就少了典雅的韵味。可见，“折绕”修辞法是很有独到的表达效果的。
不仅诸如鲁迅、梁实秋这样的大文豪喜欢运用“折绕”修辞法，就是一般很普通的人在说写中也是喜用“折绕”修辞手法的。如：
（81）谁知道住着住着，老太太的毛病出来了。这一次不是风湿症，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过敏，发作时全身都痒，痒得受不了，看医生、打针、吃药，全不见效。
老太太嫌该处的水质太“硬”了，洗澡、洗衣服、烧饭、泡茶，全不对劲。虽不至于唠叨抱怨，但说话时却忽然多出了一些“所有格”：“我们台湾的”水、“我们台湾的”蔬菜、“我们台湾的”……老先生听着听着，有一日忽然恍然大悟，问题就出在“水土”这两个字，于是二话不说，带着老伴就上飞机回台湾。
（日青《移民在他乡》）
例（81）是台湾《联合报》1996年3月21日所载一篇文章中的片段。此文是谈台湾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受时局动荡的影响纷纷移民国外，以致出现了一系列移民不适的问题。这里所提到的那位老太太与她的老伴亦是此一移民潮中涌向国外的一员，结果到了美国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尽管生活上出现了一系列的不便与麻烦，但老太太又怨不得别人，只好在言语中委婉地表露出怀念台湾、讨厌美国的情绪。其言语中所谓的“我们台湾的‘水’”、“我们台湾的‘蔬菜’”等等，实际上是“还是我们台湾好，移民美国失误了”的“折绕”说法，表意含蓄委婉，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崇尚含蓄的民族心态。
“折绕”修辞法，由于它多是从侧面或是以烘托的方法将本意说出，接受者在解读其语意时必须从侧面去想正面，从烘托的“云彩”去看被衬托的“月亮”，这样才能真正领悟说写者所欲表达的真意。因此，“折绕”修辞法的表达效果都是相当委婉含蓄的。“折绕”修辞法由于有很明显的委婉蕴藉的表达效果，所以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被运用，而且历来都被人们所称道。如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与评论家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曾就《西厢记》的“那辗”法以“狮子滚球”为喻评论说：“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折绕修辞法，实际上如金氏所说的“狮子滚球”一样，尽管其意是在“球”（正意），但就是不急于或不打算抓住“球”（说出正意）。以此扣住读者心弦，引起读者无尽的兴味。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折绕”修辞法总是时见其矫健身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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