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禄
一、电力事业突飞猛进
农村电力事业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85年，全省已有84%的村、88%的农户通电，上世纪90年代初，基本上就实现了村村通电、户户通电了。农村通电的初始阶段用电量并不大，仅用于照明、抽水灌溉以及碾米磨面等简单的粮食加工。但对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解放。用电灯照明，使得沿用了几千年来的油灯寿终正寝。这之前一直用油灯，最早是用植物油，以后用煤油，都很昏暗，烟气很大。
电力在农业方面的用途还有安装了碾米磨面的机器，这对农民又是一大解放。用了千百年来的石碾被弃置了。这之前，农民的一日三餐都要靠石碾碾压，这一工序几乎要占去一个家庭一半的劳动时间。以一个5口之家为例，一天所用的米面差不多需要两个人半天的时间。这两人就要在半天的时间里围着一个直径大约两米的碾道推碾子转圈，天昏地暗。通电以后，这便是十几分钟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大发展，各业齐头并进。农村电力越来越发展。随着农村工业的兴起和家用电器的普及，农村用电需求越来越大，农电事业也越来越兴旺，特别是近几年实行的农电改造，使农村用电得到保证，停电次数和频数都大大减少。目前的农电管理方式也与城市接轨，一户一表，规范了用户行为。
灌溉也是这样。传统的灌溉方式是用水车、辘辘或沉杆，有河水的地方用水车，可以较大面积地灌溉，靠水井灌溉则只能用辘辘或沉杆。水位较深的用辘辘，水位较浅的用沉杆。沉杆是一种简单的利用力学原理建造的取水装置：在井旁向竖方向固定一根长条形的石柱或木柱，柱子的顶部斜着放一根粗壮结实的木杆，相对固定但可以上下活动。木杆的底部固定一块凿成圆形的石砣，其顶部再用绳索或铁环连接一根细长的木杆，长木杆的底部安装一个柳条或荆条编成的水斗，人站在井沿，把着长木杆从井底盛水，然后放开，水斗在石砣重量的牵引下，就会自动上升，如此反复。不管是水车、辘辘，还是沉杆，都是由人工来完成的，劳动强度大，起水也有限，所以，那时的水地是极少的，除了有少量的园地用来种菜外，其余都是旱地，靠天吃饭。通电以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仅可以打深井靠机电灌溉农田，即使是各家各户的日常饮用水也都靠井泵抽取，大大地解放了劳动力。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省电力部门新出台了一个“新农村、新电力、新服务”的农电发展战略，“十一五”期间要完成建设六大任务：一是投资6千万元，完成1千个试点村的主干道路路灯亮化工程；二是筹资3.45亿元，完成32.9万个农户的“一户一表”改造，全面保障农民生活用电；三是开工35千伏及以上扩建、增容、改造项目971个，全面提升农村供电可靠水平；四是投资23亿元，分批改造全省3.15万座排灌台区，全力服务农业生产；五是滚动优化农村电网规划，新建农网35千伏输变电项目121个，快速跟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六是建设500个电气化示范村，对l万个村的用电进行综合治理，大力推进农村电气化示范工程。
二、水利建设全面发展
人畜饮用水困难是我省长期以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有2.37万个村庄、700多万人口饮用水短缺，另有许多地区存在高氟、高汞等问题，所以，实施人畜饮用水解困工程几乎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五六十年代，政府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普查水源，修建旱井、水窖等工程，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从70年代开始，普遍兴修以小泉小水为水源、小机泵为主要设备、以管道引水为主要形式的人畜用水工程，饮用水困难进一步缓解。与此同时，在“农业学大寨”号召鼓舞下，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灌溉大面积发展。在改革之后的最初几年间，农村水利设施普遍遭到遗弃和破坏，其后开始的农村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使其获得新生。这次改革的重点是拍卖小型水利设施，主要是机井。在拍卖过程中，我省提出并贯彻执行“因地制宜、小型多样、讲求质量、建管并重”的方针和“谁建谁有、谁用谁管”的原则，划定灌溉范围，保证灌溉合理收费。这样的改革，引进了市场因素，但又不完全由市场支配，总的目的是，农民的地要浇，井权拥有者要有钱赚，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要兼顾。除此以外，对中小型提引水工程则实行承包责任制。目前全省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基本采用此种方式运转。全省水浇地面积从集体化时代的1700万亩（1977年）增加到目前的1900万亩，其中喷灌、渗灌、管灌等节水灌溉面积占有一定比例，农村的水利灌溉设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三、道路交通四通八达
统计显示，到2005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1686公里，实现了各个地级市到省城太原3小时高速到达；到2006年年底，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752公里，位列全国第九；到2007年年底，达到1893公里，2008年，列入全省重点工程并已开工建设的高速公路项目有9条、11个，总里程达到740公里。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将近2700公里。在加快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建设的基础上，交通部门这些年实行村村通公路计划，绝大部分村庄已由水泥路与干线公路相通。近几年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交通部门又实施“两通一化”工程，就是在新农村试点村“村村通水泥（油）路”、“村村通班（客）车”和“街（巷）道全部硬化”，目前“两通一化”建设目标已基本完成。全省将近1/3的村庄通公路，通客车，街道实现硬化。过去我们常说“要想富，多修路”，现在的状况是，路也修起来了，农民也在逐步走向富裕。
四、农村教育兴旺发达
国家现代教育起始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东西方文化交流从此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在一些有志之士倡导的改良运动推动下，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和科举考试逐步被废除，现代教育逐步兴起。
从1898年清政府下旨开办小学堂，将私塾改为初小，到现在已过去110多年，全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主要成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取得的。这60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在党中央毛主席“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先是从50年代开始在农村开展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继而设立完全小学，普及初中高中，实行七年一贯制全民教育。虽然有“文革”十年，教育停滞，教学水平不高，但整体上的成就是伟大的。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教育事业空前发展，恢复高考带动了整个教育事业的空前高涨，其后施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免除学杂费使所有适龄儿童的基础教育得以保障。此外，遍布各地的职业高中、民办大学为青少年的继续教育提供了可能。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都在这二阶段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全省的农业中学和农民技术教育是一大亮点。农业中学是在改革开放前逐步建起的，到改革开放时发展到121所。农业中学兼称农中，为农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初中级技术人才。随着以恢复高考为标志的教育改革，农中完成了历史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农民技术教育。根据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迫切需要实用科学技术知识的实际情况，省政府于1983年决定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山西分校，重点对农民进行实用科技的普及教育，发展到现在，山西农广校每年的在校学生已经达到3万人左右。(www.xing528.com)
受农村自身条件的限制，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整体上落后于城市。基础教育存在经费短缺、设备短缺、高素质师资短缺和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某些村庄有危房，有些山庄窝铺因学生数量太少没有学校。从我省10个固定观察点来看，10村中只有灵丘县道八村没有学校，道八村地处山区，人口较少，是在近几年实行的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学资源整合中撤并的。道八村的小学生要到30里以外的乡镇所在地上寨村去上学，为安全考虑，这些学生只能在亲戚家里食宿，或者租房，有的干脆就搬到上寨村去住。
山区存在大量的山庄窝铺，交通不便，食宿困难，学生又少，这些地方的基础教育如何发展，确实是一件费脑筋的事。分散教学成本高质量不高，集中教学又会使适龄儿童饱受奔波之苦。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五、医疗卫生事业稳步推进
农民真正从技术和体制上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1952年，全省建立起省地县三级综合医院和省地（市）两级卫生防疫组织及妇幼保健组织。1953年开始农村基层卫生建设，兴办县级卫生学校，为农民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建立乡镇卫生所和合作社保健站。乡镇卫生所在公社化时期称作公社卫生院，现称乡镇医院；合作社保健站亦即后来的生产大队（村）卫生所或称医疗站。这些医疗保健方面的站所院点基本上可以覆盖广大农村地区并能基本满足广大农民的就医需要。
中西医结合是农村地区医疗保健的一个主要的技术措施，也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在“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原则指导下，农村医疗人员把祖国医药的神奇发展到了极致，一根银针、一把中草药支撑着广大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的半壁江山。城市大医院对中医药其实是不屑一顾的，但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下，大医院的贵族气不断收敛，在他们富丽堂皇的地盘上，逐步为中医药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典型事件是上海一家大医院在为病人做开腹手术时采用针灸麻醉并且获得成功，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范例。
以上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一段较长时期内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就此状况本身而言，并不辉煌，整个这一时期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跟城市比有差距，跟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比也有差距，就医环境和医疗质量都不高，但与已经成为过去的千百年来的农村实际比，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如下：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初的200‰下降到32.2‰；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75.98%；死亡率从300/10万下降到97.4/10万；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提高到71.4岁；地方病和流行病得到控制；性病绝迹；除了一些边远山区以外，农民得病或受伤后一般都可以在有效的救治时间内送达附近的医疗场所。合作医疗为农民提供了一定的医疗保障。
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一是县乡综合医院的规模和实力都有大幅度提高，现代科学技术在检查和治疗过程中广泛应用。二是农村医疗队伍人员素质和技术装备都有提高。三是县级疫病防控机构建设不断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断完善，使得地方病、流行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和处置。四是农村普遍建立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我们称之为“新农合”，对农民就医实行大额统筹。
“新农合”的建立确保农民能够在有病时得到及时的医疗救治，并且确保农民不至于因病致穷。一个基本的统筹标准是：当农民患病住院后，如果在乡镇医院治疗，可以报销医药费80%，如果在县医院治疗则可以报销70%，在县级以上医院治疗可以报销50%—60%，这已与城市医保水平相差不远。鼓励农民就近在乡镇医院治疗，一为减少农民医疗负担，二为巩固和提高乡镇医院的医疗水平，以便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有两个现象值得研究，一是许多时候，农民更愿意往大医院跑，宁肯多花钱，多跑路。如果能去县医院，他们对乡镇医院就有些信不过，如果能去市医院省医院，他们又会对县医院信不过。这有心理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毕竟有差距。另外还有经济上的原因，普遍不再贫穷，手头有钱了，他们宁肯去一个更为保险的地方。二是请城市大医院的大夫到小地方行医，这是那些有钱有地位有关系的人身上常会有的事情。请一个大城市的大医院的专家来，确诊病情并指导治疗，还有的是进行手术。专家来去匆匆，并要收取不菲的费用，情似走穴。但有许多人热衷于此。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主动的公共资源共享。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地的医院和医生都不反对，他们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和干扰，相反却积极支持。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认识是，这样有助于在相互指导和交流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也有助于提高医院的声誉。
六、通讯和网络建设日新月异
在改革开放以前，大部分村庄只通广播，通邮递，不通电话。有少数大村通电话，只是一部黑色的手摇电话机。文革时期，农村与外面的联系主要靠寄信，十分紧要的事需要去镇上或县城发电报。这是指那些家人或亲戚中有在外地学习或居住的。事实上，大部分村民并没有与外界联系的必要，因为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农民已经被牢牢地限定在自己的出生地，不可能有长期广泛的流动和交往了。那时候，有可能与外界发生通讯联系的大只有下三种类型：一是军属，儿子在外地当兵。在农村征兵每年冬季进行一次，是许多农村青年日盼夜想的。二是矿工家属。煤矿工人劳动繁重，有危险，城市人不太愿意去，就从农村招，农村人都愿意去，因为矿工属于城市户口。三是外流家属。所谓外流，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流走的，大致有两种人，一种是走口外的，也叫走西口，这部分人是因贫穷而外流的；另一部分是外逃的，听风声要解放了，要土改，要“共产共妻”什么的，跑了，这部分人是因为富裕而外流的。但是，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那就是地广人稀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们就在当地稳定下来，入了当地户籍，以后就有了和老家联系的需要。总体来看，计划体制下，人们的生活状态超常稳定，必要的联系不是很多，加之当时经济落后，大部分人生活拮据，通讯费用也是要考虑的，所以，当时情况下，通讯产业并不发达。
由于通讯落后，当时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成本很高，公社要设立通讯员，公社开会或者有什么指示，需要通讯员骑车到各村召集或传达。那时的政治性事务又多，比如有一个人申请入党，组织上就要对他的所有的社会关系调查清楚。路途遥远而又不太重要的发信函，主要的社会关系不管多远都要人去，而且必须要两人去，变通讯成本而为交通成本了。如果是现在，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就什么都解决了。
大规模农村通讯网络建设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进行和完成的，特别是在最近的十几年，可以用日新月异和成就辉煌来形容。从10个固定观察点村看，电话、手机、电脑已基本普及，与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省通讯管理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有一个规划，到2010年，100%的乡镇、70%的建制村要完成网络文化站软硬件建设；100%的乡镇、70%的建制村通宽带；建设10个农村信息化示范网；建设2000个信息化示范村（固定电话入户率85%以上、ADSL,宽带入户率50%以上）。目前，全省1646个乡镇中，具备宽带按人条件的已有1252个，占总数的60%。全省首批1054个村通了互联网，848个村建立了互联网网页，489个村建立了网络文化站，397个村进行了农树信息化知识的培训。
（作者系山西省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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