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第一节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文化因素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性别价值观和生育观念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它们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间接因素。

一、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

远古先民的两性生活有相当程度是建立在生物本能生殖机能的基础上。在人猿相辑别后的相当漫长历史时期，人类男女两性关系是处于全然无知的蒙昧阶段，他们对生育的奥妙，对异性交媾于生育的关系全然无知。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天人交感而生圣人的神话，如华胥践巨人迹而生伏羲、女登与神龙交接而生炎帝、附宝感电绕北斗而生黄帝、庆都遇赤龙而生帝尧、修己吞神珠而生禹、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人的始祖契、姜嫄踩神人的足印而生周人的祖先后稷，等等。这些“圣人无父”的感生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远古先民对生育科学的无知，并以直观的思维方式认为生育乃是女子单方面的行为。因此，他们乞求生育只有凭借女性崇拜的巫术力量。如同哺乳动物一样，人类初始期的生育活动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先人们享受着充分的生育权利和自由。为了应对极高的死亡率，原始先民把生育看作是关乎族类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但对生殖原理的不甚了然，他们在认为生殖乃是来自一种神秘的力量的同时，也就产生了生殖崇拜。而且，由于所有的孩子都是女人生的，生殖崇拜自然地转向对女性的崇拜。在物质生产处于主导地位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中，在社会同样迫切需要的人口生产中被进一步神圣化。于是，生殖崇拜成为一种最具魅力的原始宗教。

在群婚制的母系氏族社会时代或更早，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女性是最受尊重的；同时，他们认为人的生殖繁衍任务的直接承担者是女性的腹体，于是，早期的生殖崇拜就演化成女性孕体崇拜。这是对女性生育机能崇拜的直接表现。孕体，对于简单直观世间万物的原始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孕育时间是那么长，当孕体特征被发展到极至，新的生命诞生时，对原始人更是一种震惊、神圣的冲击力。于是女性生殖力被原始初民视作伟大的神秘的自然力，而集中表现这种令人全力以赴追求的人类生殖力，正是母性之孕体。在原始人的眼中，孕体就是新生命存在的证明。原始人用艺术表现的手法，刻意夸张地表现孕育生命时的突出特征。这显然表现了他们对孕育和将生产的生命怀有极强的兴趣和关注，对人能自身生长生命这种能力的迷惑和肯定。由此可以肯定地说，孕体崇拜就是生命崇拜，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育信仰形式和内容，是生育信仰的起点。霭理士对此作过精彩的注脚:“生殖之事造化生生不已的大德，原始的人很早就认识到，是原始文明所崇拜的最大一个原则:原始人为了表示这崇拜的心理，设有种种象征。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生殖器官本身。”^[1]

孕体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早期，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是以巨乳、凸腹、肥臀等极度夸张女性孕期特征的裸体雕像为崇拜偶像的。我国辽宁朝阳地区红山文化大型祭坛中两件孕体裸体陶像，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在北方乌兰察布孕妇舞的原始石画中的，与孕体雕像一样，专门显示女性孕育时的身体特征。^[2]意大利格里玛狄(Grimadi)雕像、沙威格诺(Savignano)雕像，法国洛赛尔(Laussel)洞穴发现《特角杯的女像》，奥地利维林多夫(Willendori)雕像等，个个都是臀部硕大，乳腹部极为丰满和突出的雕像作品。^[3]从雕像的体态上看，作品表现的是母性孕育新生命时的人体特征。在原苏联顿河与梯斯河之间的黄土地带，也发掘出了许多是旧石器时代孕体雕像。这些雕像双肩削瘐，胸腹部沉重而丰满地往下垂坠。^[4]“莱斯皮克(Lauspuque)雕像，下身特别臃肿，上身格外纤细，巨大的乳房沉甸甸地垂下，腹部突出呈三角形。”^[5]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逐渐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家庭渐次由母权转化为父权。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6]随着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超过女性，在父系氏族早期，男性已经替代女性，成为生殖崇拜对象。男性生殖崇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它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霭理士认为“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在文明很高的种族里也可以找到。”^[7]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有石祖、木祖、陶祖的崇拜，其中“祖”字之“且”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符号，而“且”字为汉字“祖”字的古体。石祖，即是形态颇似男性生殖器的自然石。对男性生殖器崇拜从我国仰韶文化中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例证。这些出土的物证不仅有石刻的、陶制的，还有木雕的，如同母性孕体崇拜一样，它们就是直观的男性生殖器形象的写实。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和甘肃谷灰地儿等地都发掘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男性生殖器崇拜的遗物。^[8]

生殖崇拜从母性孕体向男性生殖器的转变，标志着生育信仰在原始人的直观思维中得到发展和推进。他们已不再认为生育繁衍只是女性单方面的事，仅靠女性就能完成，还认识到了男性在生育繁衍中的作用。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上，象征新生命的头像不是刻画在女子的腹内，而是雕刻在男子的胸部，表明新的生命原来是在男子的身上，是他们的“种”，传到女子身上，由女性孕体孕育生产，女性只是被动地接受这样一个延续生命的过程而已。^[9]同时，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对男性地位的认可和强化，更标志着生育信仰由对女性自然能力的承认，变为已经承认了男性在家庭、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在父权社会的家庭里，男性家长拥有包括妻子儿女在内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女子在家庭中丧失了独立的人权，变成了男性的附庸，沦为生育以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这就必然导致了在生育上的重男轻女；同时，“原始艰苦的物质生活和濒于种族灭亡边缘的生育危机，使原始人渴望种族繁衍，人丁兴旺，”^[10]同时，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也决定对后代生殖性别的选择。于是，早生多生生男由此成为由生殖崇拜发展到生育信仰的重要内容，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基调。

二、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www.xing528.com)

包括母性孕体崇拜、男性生殖器崇拜在内的生殖崇拜，是人类生育行为的社会意志化的表现形式。“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11]于是，诞生于人类初期的生殖崇拜，植根于原始生育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兼容，并包容各种仪式、礼制、风俗等生育信仰，形成了复杂多绪的生育文化集合体，演绎成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生育文化，溶进寻常百姓的家庭生活中，渗透在民族文化里，影响着不同时期的生育行为。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对“生育”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生，出也”；“生，活也”；“生，抚养也”；“生谓性也”；“生谓生长也”；“生谓滋长”。^[12]“育，生也”；“育，养也”；“育，生也长也”；“育，养子使作养也”，等等。^[13]如果将这些对“生育”不同的解释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生”和“育”都有“生长”、“抚养”之意。将“生育”并作一处解释，它便是人们的孕育繁衍、抚养、教子等整个过程。生育文化便是人类关于生育活动的思想、观点、理论、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其相关的法规、制度的总和，也就是与生育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及其凝结物。在主流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它的源头是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发展到封建社会时，传统的生育文化逐渐成熟。

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是在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丰厚的文化土壤里发展、成熟起来的。

从生育的价值体系上看，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无疑是一种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其主要内容、特征表现为，生育目的和意义:“多子多福”，“妇凭夫贵，母凭子贵”，“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性别的价值取向:“无子不成家”，“三千之责，莫大无后”等等；生育子女数的期望:“多子多孙”，“多子多福”，“香火兴旺”等等；对子女未来的希望:“望子成龙”，“早生贵子”，“养儿防老”等等。

这些以早、多、男为主要内容的生育价值体系产生和发展有着其厚重的物质基础，并由制度形式的保证而传承为相对稳定的生育文化传统。首先，封建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这种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全靠手工操作，家庭人口的多少往往决定了经济状况，多一个劳动力就多生产一份收入，多增加劳动力，家庭的生活就有保障。这种全靠体力的劳动，男性自然比女性强，因而，反映在人们生育观念上就是早生、多生、生男孩。同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继嗣制度。在代际继承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子女的义务，子女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但由于在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继嗣制度的继承过程中，剥夺了女儿应有的权利，所有义务和权利均由儿子来完成，更强化了生男孩的生育文化。到了以家族为代表的家庭单位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后，每个家庭单位对人口的要求就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再加上儿子成为父母养老的实际承担者，于是，在生育文化深层次里更强化了早生、多生、生男孩的观念。

其次，中国二千多年儒家“孝”文化所造就的宗法制度和伦理制度也确保了早生、多生、生男孩的观念得以维系下来。早生多生、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文化形成，与儒家“孝”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费孝通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人口问题》文章中用“华封三祝”这个故事说明了中国儒家“孝”文化对生育文化的影响。“华封三祝”故事说的是华山地方的封人给当时的领袖人物尧的祝辞里包含了三件事:多福、多寿、多男子。这“三多”总结了几千年来传统社会美满生活的纲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生个男孩子，那就成了件极大的坏事了。孟子曾记下了当时的伦理观念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是社会规定的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而且要从许多行为上具体表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承前启后，生个传宗接代的后继者。孟子所说的“无后”，就是指断子绝孙，后继无人，那是被认为最大的不孝。^[14]同时，儒家文化强调“大一统”，人口众多是国家富庶的象征，家族兴旺的标志，因而早、多、男生育为国家和家族共同拥护并极力维护。统治阶级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鼓励早婚、早育；家族则通过族规族矩干预生育行为。于是形成了“女者，奴也；子者，尊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也，故谓之妇人”的生育价值观。在统治阶级和家族的极力维护下，形成于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所恪守的伦理道德准则。在封建制度的维护下，历经社会变化演绎成与生育价值体系相伴随的伦理制度。

传统“早、多、男”生育文化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一种特质的文化现象。它以不同形式影响并决定人们的生育价值观，反映着人们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引起的生育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转换为社会对人们生育行为的规范要求，从而对各个时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产生影响，使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持续偏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