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对人类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礼记·昏义》云:“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马林诺斯基说得更明白:家庭不是生物团体的单位，婚姻不是单纯的两性结合，亲子关系亦决不是单纯的生物关系。他认为:“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为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划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这种生殖作用的文化体系是由各种制度组织成的，如标准化的求偶活动，婚姻，亲子关系及氏族组织。”[1]费孝通说:“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2]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顺利地结婚、成家，对于整个社会能否协调、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因此，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所导致的人口婚姻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社会、经济后果，人口学研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对于任何人而言，群体婚姻状况是否存在缔结障碍，取决于众多因素。一般而言，这些因素可以大致概括为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三大类。[3]这三大类因素的影响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适婚人口性别比和婚姻市场的供需状况上。其中，在人口学的各种影响因素中，人口的出生性别比由于其处于起点并且具有不可逆性，对未来的婚龄性别比起着独特和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当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同批人成长到婚育年龄时，人口的最大可能性婚配概率只能以人数“短缺”的女性为基数，“富余”出来的男性根本不存在与之相配偶的女性。出生性别比失衡在不同年龄段的人口中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旺婚年龄人口的影响表现为婚姻市场的挤压。我国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的现象。它业已并将继续对我国的人口婚姻产生严重的影响。
一、出生性别比偏高状态下的女性赤字
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直接的人口学后果就是女性赤字。1980～2000年间，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持续偏高不下，全国已经累积了2079万余人的男性婚配富余人口，占同期群男孩的10.18%，调整后的数据为2116万余人，比例略高。[4]如果排除漏报女性的影响，相同年龄段的女性赤字也高达1981万余人，其中3/4的女性赤字发生在农村，1/4发生在城镇。2004年0～24岁女性赤字进一步扩大到2379万人。[5]如果在同期群内婚配，即使考虑到男性与女性的年龄差，男性婚配富余比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目前，女性赤字已既成事实。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女性赤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本节以2000年“五普”数据为基础，设计不同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对2000～2040年15～64岁分性别的人口数进行预测，在此基础理论上对我国的女性赤字情况进行量化分析。
“五普”公布的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期间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2。本节结合相关年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统计数据，并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6]将“五普”公布的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80，并以此水平下的分年龄生育率作为生育模式。在此基础上，设定以下低中高三种方案。(一)低方案总和生育率设定。以2000年“五普”修正值1.80为基数，2000～2010年按线性递减到1.70，2011～2020年按线性递减到1.60，2021～2030年按线性递减到1.50，2031～2040年保持1.50不变。(二)中方案总和生育率设定。以2000年“五普”修正值1.80为基数，2000～2010年按线性递增到1.90，2011～2020年按线性递减到1.80，2021～2030年按线性递减到1.70，2031～2040年保持1.70不变。(三)高方案总和生育率设定。以2000年“五普”修正值1.80为基数，2000～2010年按线性递增到1.90，2011～2020年按线性递增到2.00，2021～2030年按线性递减到1.90，2031～2040年保持1.90不变。
预测结果见表4－1、4－2、4－3和图4－1。
表4－1 2005～2040年主要年份我国女性赤字预测情况:万人(低方案)
表4－2 2005～2040年主要年份我国女性赤字预测情况:万人(中方案)
表4－3 2005～2040年主要年份我国女性赤字预测情况:万人(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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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2005～2040年主要年份我国女性赤字预测情况曲线图:万人(中方案)
以上三种预测方案的结果是:(一)2005～2040年间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状态下(“五普”时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9.9)的女性赤字的绝对数值是非常高的，其总规模都稳定在2千多万至4千多万之间。如中方案显示，2000～2040年我国15～64岁女性赤字在2千多万至4多千万之间徘徊；女性赤字率也在5%－10%之间。(二)比较三种预测方案，我们还可以发现，女性赤字随总和生育率的升高而增多；如果考虑到婚差，女性赤字随总和生育率的升高出现减少的趋势，但其绝对值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值，介于2千多万至4千多万之间。如:2040年，三种预测方案女性赤字分别为4235、4532、4673万人。(三)女性赤字的峰值年龄随时间的推移而后延，而且女性赤字的峰值规模随总和生育率升高而扩大。(四)婚差对女性赤字没有太多的影响。本文设定男女婚差为2岁，但其女性赤字也高达数千万之多，和没有婚差的女性赤字没有太多的区别。
如果设定不同的预测参数，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女性赤字基本上也是相同的。康建英、朱雅丽、原新等设计了在相同的城乡生育水平、死亡水平和城镇化假设条件下，采用不同出生性别比(106、110、115和120)预测未来的女性赤字规模和结构的基本态势(见表3)。其结果是:(一)各种不同的出生性别比，女性赤字的总规模都稳定在4000～5000万人，如:出生性别比为120时，0～19岁的女性赤字总数将从2000年1981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2976万人；30年后，0～49岁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各出生队列的人口女性赤字将达到6247万人。(二)婚姻高发人群的女性赤字将维持1300～1500万人，如:2015年将达到1323万人，2020年增至1548万人。(三)女性赤字的峰值年龄随时间的推移而后延，而且女性赤字的峰值规模随出生性别比升高而扩大。在出生性别比为106、110时，女性赤字峰值出现在2000年的0～4岁组，为570万人；随后，峰值每隔5年后移到下一个年龄组，峰值规模逐步降低，因为男性的死亡概率高于女性。[7]
表4－4 女性赤字的年度规模(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康建英、朱雅丽、原新:《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未来女性赤字预测》，《南方人口》2006年第2期。
二、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婚姻的挤压
出生性别比平衡是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口再生产与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已经并将继续给人口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稳定人口状态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会引起婚配人口比例失调。若历史上出生人口波动幅度小，人口处于稳定发展状态，其生成的分年龄人口差异较小，而分年龄人口间的男女绝对数差异，出生性别比失调会引起婚配失调，造成男女配人口的不均衡。
逐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在其进入婚育年龄时，性别比偏高会被婚配年龄差所平衡。按我国《婚姻法》和结婚习俗，男性年龄大于女性的夫妻比例高，男性平均结婚年龄大于女性。1977～1987年正值生育从低谷走向高峰，出生人口逐年增长，所生成的分年龄人口差异较大。男性婚配年龄22～25岁最为集中，女性婚配年龄集中在21～25岁，前一年两性未婚的婚龄人口处于平衡状态。下一年，由于女性进入21岁人口大于男性进入22岁人口，偏高出生性别比的人群进入婚育年龄段时恰好起到平衡调节作用，其出生性别比偏高造成的“富裕”男性会被进入婚配年龄段的“富裕”女性而平抑。而进入婚配的低龄女性人口多于进入婚配的低龄男性人口，这种现象会缩小男女两性平均婚配年龄差距，通常夫妻二人年龄相同是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现象。
逐年递减的出生人口，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时会引起男性求偶困难，婚龄差加大。相比生育低谷走向生育高峰的人群，从生育高峰走向低谷的人群，在其出生时逐年递减，进入婚配时情况正好与前者相反。男性当年进入婚配年龄人数多于女性进入婚配年龄人数，男性求偶困难，两性初婚年龄差将扩大。1988～1999年出生的人口比上年逐年减少，造成1987年后几年出生男性人口进入婚龄时，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和女性进入婚龄人口相对不足双重因素影响，加剧了婚配人口比例失衡。自2010年开始至2022年左右，失衡情况会逐年加重，并可能由此引发一系列不可低估的社会问题。[8]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婚姻挤压问题存在着滞后现象。从时间上来看，要经过从出生到婚育20年多一些的时间，其问题才能体现出来。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否影响结婚人口比例还要看婚配年龄段男女比例是否均衡。婚配年龄人口性别比正常与否，关键取决于年龄区间总男女人数是否匹配。如:第五次人口普查，河北省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4.07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24.58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3.57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比女性大1岁。[9]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人群，到目前已经大都进入了婚龄年龄。也就是说，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高出生性别比人群进入了婚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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