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但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其经历的善变却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将1950—1951年教育部颁布试行的学科规范和学科大纲作为其成立的标志，那么在经历了拓荒期、“文革”时期之后这个学科的发展又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最初的变化是80年代初的“作家作品重评”，主要是给“文革”及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不正当对待和误读误解的作家作品恢复应有的价值和地位。随之而来的是“重写文学史”的探索与实践，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世纪末。该阶段是思想观念变革、研究方法多样化的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客观上促使陈思和等一批优秀的研究者脱颖而出。由于一定程度上存在学科资源枯竭的问题，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集中在学科建设和学科反思上。事实上，“从严格‘学科’意义上讲，现代文学史研究还不能称其为一门学科，有关对象范畴，价值范式，文学史观，逻辑框架等学科建设必需的思想范畴至今尚未形成。因此，现代文学研究似乎一直在走着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而每当受阻于困惑与矛盾的重重纠缠之际，就必然促使学科的发展重心作一转向，以避免文学史叙述的学术品位在原地兜圈子。”[24]从当前现状看，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突出地面临着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这一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如果仍采用以前的看法和观念，中国现代文学史势必要失去一个可供开掘的学术空间，进而在固步自封的圈子内丧失学科活力；如果硬性的接纳，现有的文学史观和写作模式又不能包容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这样便迫使我们开拓找寻新的史学立足点恢复现代通俗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事实上，现代通俗文学入史问题是研究界存在已久的问题之一。

学科创建初期，通俗文学是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光辉圣殿。“文革”结束后，王瑶在论及通俗文学入史问题时仍然是遮遮掩掩避实就虚。“至于章回体小说，则流行的现代文学史并未一例排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谷斯范的《新水浒》都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并未有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只是包天笑、张恨水这些作者需要具体研究而已。包天笑在20世纪20年代明显处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就作品说也很难把它纳之于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文学的总的性质范畴。”[25]实质上，当时被接纳的“通俗文学”严格意义上与我们现在所讲的通俗文学并不具有同质对等性。《吕梁英雄传》和《新水浒》只是借用了章回体的形式，而他们当时被认为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接纳对象的主要原因也不在于这个文学形式而在于其所传达的革命内容和唤起的革命记忆。包天笑和张恨水受到冷遇实质上表现出通俗文学在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是被排斥的。我们注意到不论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还是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都很少见到有关通俗文学的论述。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新时期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尝试着将张恨水等一些通俗文学作家纳入到研究视野。这样，通俗文学终于以文学的形式载入了现代文学的辉煌史册。从“逆流”到被“漠视”再到有限度的被“认可”，现代通俗文学经过了近百年的历练终于找回了失落的“文学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通俗文学真正走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视野。我们发现它们要么是被浓缩成一章，要么是以个别作家为代表出现在文学史的论述中。这显然有权宜之计的意思。抛开编写者认识上的倾向不谈，这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的一种必然。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同样每一时代也都有体现本时代特色的文学史。以能体现各个时期时代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看，我们发现不论它们的阐释评价如何变化，都是建立在特定史学观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导言”所体现出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史学观，在“新”与“旧”的对立中强调“新”的价值，认为“新必胜旧”。这样，以“革命”手段取得胜利的新文学将“新”、“旧”两个范畴的对立推向了极端化的地步，导致新旧认知模式的极度倾斜，即“唯新是好，唯旧必糟”。新中国成立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均是以“新民主主义论”和唯物史观作为编写的基础，更多地借鉴了前苏联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带有机械套用马列词句，以政治分析代替艺术评价和以论代史过多地突出现实实用性的弊病，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粗暴的“政治沙文主义”。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体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文学史观开始走向多元，影响较大的有启蒙论的史学观和民间文学史观等。事实上，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的史学观，它们都不具有包容通俗文学的魄力。进化论的史学观强调的是“新质”，突出的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超越。《大系》编写的基本目的是为新文学运动树碑立传。通俗文学在新文学运动者眼中是作为逆流出现的，不可能进入他们的编写视野。“新民主主义论”等强调阶级性的史学观突出的是政治性，而通俗文学与之相距较远，这使它又丧失了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机会。至于启蒙文学史观和民间文学史观强调的则分别是“五四”启蒙和边缘文学的价值，现代通俗文学同样不可能系统地成为它们关注的对象。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来看，它们采用的史学理论都缺少一个宏阔的研究视野和全局性的整体眼光。这注定了不论现有的文学史著作如何修补都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定位，要使通俗文学有合理的定位，就必须先建立合理的文学史观。这样的文学史观应该是既能超越雅俗，又能统领雅俗；既包括文化观念的变动，也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市场、读者构成等诸多要素；既能阐释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能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只有这样才能是真正的‘现代文学史’，而不是‘新文学史’、‘通俗文学史’，或者是附带一些通俗文学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以新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史。”[26]事实上，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这些棘手的问题了。范伯群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颇为深入，但在解决问题的策略上似乎有些悲观。他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上，有“两翼”和“两个轮子”等形象化的概括。但具体到通俗文学入史的实质性问题时颇有些捉襟见肘，一句“分论易 整合难”[27]让我们在慨叹声中感到了一丝悲凉。就实质而言，给现代通俗文学一个合理定位并不是遥不可行。其一，尽管完全恢复历史面貌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正确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由于多年的研究积累和许多学者殚精竭虑的努力，我们的史料掌握虽算不得十分丰富却也足可以使我们看到通俗文学和新文学在当时文学界客观存在的真实面貌。其二，当我们研究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探讨通俗文学入史问题时，这种出发点本身就存在着一个极大的误区，即潜意识中认同了新文学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正宗。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新文学研究者还是通俗文学研究者同时大都认可不能用新文学的标准衡量通俗文学也不可以用通俗文学的标准衡量新文学的观念。“布以尺度，米用斗量”，缺少客观性的分析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陷入了“悖论怪圈”，即在明知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相异时仍硬性地想把通俗文学拉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视野。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细枝末叶的修补不能完善其自身的重大缺陷，那么我们反思和质疑的落脚点就应集中在学科本身。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是否是必须坚守的不能变通的圭臬？是否可能有比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更为合理并符合当时历史面貌又能包容“雅”、“俗”等各种文学形态同时又符合我们当今时代认识特点的新学科出现呢？如果有，它应该建立在何种史学观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些问题上，它不仅会促使我们从思维层面跳出旧的窠臼，而且必定会带来通俗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由此，作为建构基础的新的史学观的出现与否成为能否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全球化不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期，全球史观成了历史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界的研究热点。全球史观强调在考察问题时从整体出发，要有“总体历史的眼光”，打破了以往史学研究中过多的观察历史对象纵向发展的线性思维模式，在将研究对象主体化的同时，不仅着眼于研究对象本身，还将研究对象放到了一个更大的系统中去观照。事实上，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存在的一个极大问题就是缺乏宏观的视野。由于没有将中国现代文坛上出现的各种形态的文学创作如通俗文学创作、古体诗词创作等纳入研究视野，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这同时也是学界反复探讨的文学史写作己成模式、学科研究难以出新的原因之一。

除“整体性观点”之外，全球史观的另一突出特征是联系性、互动性和客观性。就文学本身看，它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不同的文学形态都在这个整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和冲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以线性史观在新文学内部徘徊，探讨着它的进步。事实上，如果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地看做是后起文学对先前文学的超越是不符合历史的叙述。一方面，后起文学形态未必优于先前的文学形态；另一方面，当我们采用这种直线型的思维认识问题时会犯简单主义的错误。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除能体现时代特征的文学形态外其他文学形态都是不重要的，本身就是僵化思维的反映。历史上对“唐诗宋词元曲”的肯定和对宋诗、明清诗文的漠视即是典型的例证。就文学而言，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适用的标准来判别何种文学形态是先进的，何种时代应该用何种文学形态来表现。事实上，是不同的文学形态共同参与了时代文学的塑造。而且，新文学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件费力的事，一方面，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同其他文学形态发生联系、互动、借鉴；另一方面，因为各文学形态之间的界线经常是模糊的，在我们划的界线下面，潜在地存在着难以分清的联系。就具体作家创作来看，有些作家的创作很难进行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的划分。当我们在研究张爱玲的“雅化”时，是否关注过她深入骨髓的“俗化”呢？就实质看，张爱玲不就是在反复叙写着胡同里弄都市人家的日常琐事吗？这也是她在当年能一炮走红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样，张恨水的创作，也很难明确地将之归入通俗文学或新文学的行列中。从这点上看，如果我们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仅仅着眼于新文学，并将其作为现代文学建构唯一的，或者是最为先进的文学，无疑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如果说“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8]，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学研究中同样不应存在厚此薄彼、忽略或漠视某种文学形态的研究现象。只有综合考虑各种文学形态的发展变化，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

不论是当前的历史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存在着学科话语体系化的问题。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其研究对象的划分、研究范围的确定、研究方法的运用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体系，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突破，要想使学科建设获得新突破是很难的。全球史观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在价值判断、历史分期和语义上解构了旧历史编纂学，而且在于它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世界现代史体系重新建构的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领导该时代历史潮流的力量，即“主流”。但“主流”力量的存在不等于其他力量的不存在，反映到文学中就是在我们关注“新文学”的发展时，也应该研究通俗文学、古语体文学等其他形式的文学对历史潮流的回应，关注它们是如何参与历史创造并创造历史的。这样，便不再是谁是中心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各种力量的作用和地位的问题了。

只有在“史”的研究中更多地注意到“联系”和“关系”才可能真正认识清楚研究对象，认识研究对象的真面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关注的是历史的连续性发展规律，而很少从横向联系方面把握各历史现象的互动与影响，反映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就是过多地关注了新文学的纵向发展，漠视了史学研究中不应忽视的横向联系维度。事实上，横向联系的有无受制于研究视野和史学观的宏大与否。如果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文学史建构基础的史学观只能容下单质的文学形态，那么这种横向维度的建构则难以实现。如此，“全球史观”带来的方法论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给我们一个整体全局性的视野和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不同组成成分之间的互动、转化和融合，既有宏观建构又不失微观考察。就此而言，笔者认为与其把精力放在通俗文学如何进入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上，不如思考开拓能包容“雅”、“俗”、“新”、“旧”等各种不同文学形态的新学科的建构上。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俗文学的价值才能得到合理的认识。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早就摆脱了“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观念形而上的桎梏。宋诗、明清诗文等许多文学形态也找到了自己在文学史中的合理地位。以此反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什么理由漠视现代通俗文学及其他文学形态的存在呢？

就当前文学研究现状看，已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朱德发的《评判与建构》、《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和《再论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理念》等相关思考就已经涉及了学科重建的问题。虽然这种思考还不系统缺乏完整性，但它体现出的巨大意义在于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不同于常规的思考途径，从思维层面打破了我们以往认识问题的“老路子”。如果说每一次史学上的大发展都会带来相关人文学科研究的新变化，那么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的史学变革必然会对历史和其他相关学科史研究造成大的冲击。“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荷兰史学家扬·赫伊津加认为历史研究要有世界的眼光。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宏阔的背景上，才可以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其本身。诚然，宏阔研究视野的获得不是仓促可成的。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将其放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看其处于什么位子，是怎样参与世界文学言说的，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又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恢复现代中国历史时期真实的文学面貌，逐步将研究视野扩大到近代、古代，形成以民族国家作为建构基础的整体文学版块，再与世界文学形成互动当为可行。当然，这只是研究前景的展现，具体到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在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的研究中改变僵化的思维模式。不管是“两翼”还是“两个轮子”都是同一机体上的部件，忽视其中任何部分的构成都是不行的，仅仅着眼于“两翼”和“轮子”本身也是不可以的，只有当我们把眼光放在“机体”上，在此基础上谈论各组成部分才是合乎认识并符合时代特征的研究方法。

从“进化论”到“新民主主义”、“唯物史观”、“民间史观”等，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史学基础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看，这个学科又处在“困惑与矛盾的重重纠缠之际”。面对挑战，只有改变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开拓出新的学术视野。

[1]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解构和重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黄修己：《培育一种理性的文学史观》，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朱德发：《“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4]朱德发：《“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朱德发：《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载《东方论坛》2009年第1期。

[6]唐金海、周斌：《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2页。

[7]唐金海：《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8]朱文华：《关于文学史观念的几个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9]秦弓：《体系化：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弊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0]朱文华：《关于文学史观念的几个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www.xing528.com)

[11]同上。

[12]高玉：《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13]朱德发：《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载《东方论坛》2009年第1期。

[14]李仰智：《颠覆与重建——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述评》，载《中国出版》2006年第5期。

[15]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页。

[1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载《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

[1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8]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19]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1页。

[20]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1]吴秀明：《论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问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2]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23]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24]张光芒：《读〈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25]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26]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6期。

[27]范伯群：《分论易 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