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研究成果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下简称《源流》）是周作人1932年三四月间在辅仁大学讲演的记录稿，从出版之日起就是学界广为关注的对象，不仅促进了晚明小品散文的“复兴”和当时阅读取向的形成，而且被认为是“循环史观”的代表著作，时至今日仍因其与众不同的面貌成为文学史研究反复提及的“典范”之一，但《源流》果真能承担此概括和定性吗？笔者仅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几篇文章试加以论析。

近日翻阅《丛刊》，发现从20世纪中叶到2009年的几篇文章共同地涉及一个问题——对于《源流》的定性，也就是“循环论”的概括和其文学史意义的评价。胡有清的《论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想》（《丛刊》1996年第1期）在探讨了周作人个性主义和小品文的关系后提出，“周作人以个性表现的性质和程度来决定评判文学史的价值取向，形成自己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他的著名结论是中国文学始终是‘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这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在交相起伏。周作人从这种轮转循回的文学史观出发，把五四新文学的勃兴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学‘载道’与‘言志’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古代‘言志’派文学的最后阶段——明末公安派、竟陵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1]胡有清此处谈及的是周作人“言志”、“载道”的文学观和“轮转循回的文学史观”，虽没有直接和《源流》挂钩，但其文章开始的一语——“周作人在1932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其个性主义文艺思想作了阶段性的总结”[2]，明确地指出“轮转循回的文学史观”是从《源流》而来。

无独有偶，郝庆军的《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分野和冲突》（《丛刊》2007年第6期）在谈及《源流》时亦有相近的论述。郝认为在《源流》之前，“还没有第二个人以如此简洁有力的概括，斧砍刀劈般地把中国文学史梳理到如此精致的框架里”。“它建构了一个文学史循环发展的精致模型。尽管有历史循环论之嫌，可周作人的论证并不牵强，不光论据充足，推理也颇为严谨。周作人把言志派和载道派的对立纳入文学史的发展之中，纳入到一个此消彼长，不断斗争，不断发展的动态结构之中，揭示出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3]郝庆军认为《源流》为新文学“开启了另一源头——晚明”，是周作人“文学史建构中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部分”。通读郝庆军此篇文章，发现其对《源流》史学价值的评价是较高的，不仅认为它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且是胡适没能达到高度的，甚或是前人无法企及的史学著作。[4]如此，《源流》的史学价值便类似于金克木所言的，对于中国文学史有“独特看法”的，无外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了。[5]相类似的观点一再出现是否就意味着《源流》如有些研究者定位的那样呢？可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梳理辨析。

除中国学者的研究外，海外学者的研究尽管地域文化语境不同，但在定性的取向上却是那么的相像。韩国韩?荧的《文学想象与现代散文话语的建立（1925—1935）（上）》（《丛刊》2004年第1期）亦是从“循环论”的角度定位《源流》的历史价值。韩?荧认为，“他（周作人——笔者注）把传统的‘诗言志’论与‘文以载道’论，从具体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分别对应为表现个人感情的纯文学与表现集体思想的功利文学，同时，将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以这两种个人文学与集体文学之间不断的起伏循环来把握。《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正是从这样的文学图像出发梳理、建构现代文学的源流的具体理论成果。”[6]韩?荧以“个人文学与集体文学之间的不断起伏循环”来概括《源流》，实质是将《源流》定性为历史“循环论”。不仅韩?荧，美籍学者周质平亦有相近的观点。提及《源流》，周质平认为它“将中国文学的发展视为‘载道’和‘言志’两股潮流的互相消长”。[7]“言志”、“载道”、“相互消长”的概括表明周质平亦认为《源流》是“循环史观”的体现。不仅如此，周质平还进一步指出，“这个二分法是可以概括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和内涵的”。[8]这表明，周质平不仅认同《源流》是“循环史观”，还认为以“循环”概括新文学的发展是得体的。

仅以《丛刊》所发文章的不完全统计，关于《源流》的史学意义和“循环论”文学史观的界定似乎已成为一个定论。黄开发2004年的《周作人的文学观与功利主义》（《丛刊》2004年第3期）认为，《源流》“是周作人表明自己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进一步的论析中黄认为周作人在《源流》中“区分了文学上的‘言志’派和‘载道’派的对立，并以此评判新文学”。[9]认同《源流》已有“系统的”文学史观，“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变化是其具体体现，其实质认同的亦是对《源流》“循环论”的定位。2009年丁文的《周作人与1930年左翼文学批评的对峙与对话》在《丛刊》第5期发表，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丁文探讨了周作人的《论八股文》是如何参与到他与左翼文学的论争中来的。丁文认为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指出了左翼青年所秉承的精神遗传与历史渊源”，同时提出周此处的“理论皈依则又指向其独特的历史循环论思想”。[10]随后，丁文将《论八股文》与《源流》建立二而一的联系，分析了《源流》参与现实的动机以及“‘言志’与‘载道’此消彼长的文学史线索”。[11]由此，《源流》亦被丁界定为“循环论”。

诸多研究者将《源流》这本小册子作为史学著作来看待，认为是周作人写出的新文学史著，并将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以及王哲甫、钱基博等人的史著并列相提凸显其“循环论”的文学史观。这是否能经得起深层次的拷问呢？已成定论的“循环论”的概括和历史书写的定性是否符合《源流》的本来面目呢？

周作人借“写史”之名，强调自己的文学观，进而批判左翼文学，这种观点已为学界认知。丁文提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表彰公安竟陵而贬低八股，实际上有着以讲史为契机，批评左翼文学的八股气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拨的潜在意图。酒之于陶渊明与讲史之于周作人一样，均不乏借题发挥的成分”。[12]罗岗亦提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被众多‘言外之意’环绕着、簇拥着，成为一个不堪重负的历史文本”。[13]在郝庆军看来，周作人“言志”、“载道”的论述直接地指向了“左翼文学”。[14]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周作人《源流》言此意彼的特征。这种取向可使我们更好地认知《源流》的本来面目。

从发生的角度看，周作人本没有想到要为新文学溯源流，即便是在“硬起头皮”接受邀请讲学时，所讲的题目也“没有定好”，以至于“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15]但在讲演结束后，邓恭三拿出了记录稿，“记录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样，在“有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子”的情形下，《源流》就问世了。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说明这缘由时，特别强调了邓恭三——书店“和邓先生接洽，我便赞成他们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来也好，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周作人的话语直接表露出《源流》与他的其他作品不同，并不是周非常重视的文本。不然，何以在印行问题上，有“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的表述呢？！

紧接着，周作人为《源流》的印行找了四点理由，但理由之后的表白又让我们看到《源流》史学价值和史学意义的可疑性。“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在是不敢当的”。[16]从发生的角度看，周作人一再强调的是《源流》出现的“特殊性”，也就是和他有意而为的著作的区别性。这个区别好像是在提醒读者对之要求不要太高、期望不要太大。在《源流·小引》的末了，周又特别强调这次讲演“主题”的“杜撰”特征，“我只是说无所根据”——既不是来自于“西洋某人的论文”，也不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但周随后又表明了建设的“根基”来，那就是说三国时候的“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且强调“我从这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根基的了”。[17]在这种情形下，似乎注定《源流》要成为“循环论”文学史观的代表文本了，但结合上文发生角度的论述，又可见出这种概括的先天不足。周作人在谈到文学史研究时认为“应以治历史的态度去研究”，不赞成“孤立的，隔离的研究”。[18]对照《源流》，我们发现它的出现有着太多的机缘和偶然性的“巧合”，如果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可能都不会有这本小册子了，那么，其能否被看做是史学著作必然是一个尚存争议的话题。

如果从发生的角度将《源流》定性为“历史书写”问题多多，那么书中的论述也让我们觉得“写史”二字用在它身上有些勉强。《源流》是以“言志”与“载道”二分法概括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19]周作人认为在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时期文学的发展是“言志”的，而两汉、唐、两宋、明、清则又是“载道”的体现了，并提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20]从表面看，周的概括简洁直白，便于讲演时为听众接受，但细想深思却有不少疑问。周作人不赞成胡适“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的提法，转而以“言志”与“载道”“起伏”“反复”概括之，实质上与胡适一样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胡适为了促使新文学更好地发展，写作《白话文学史》找白话文的根，虽然努力颇多，亦是他终身未完成的憾事之一。[21]如果说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局限性已为学界认同，那么《源流》较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源流》中周作人以“言志”、“载道”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时特别凸显的是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强调“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不仅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而且“有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22]从表面看，周以公安竟陵作为新文学发展的“前世”是在进行史的述说。实质上，周的这种述说却隐藏着难以直言的个人目的，那就是周在讲演中对个人文学观和参与当前文坛论争所持观点的曲折隐晦的表露。周作人在讲演中并不是直接溯源流的，他首先谈的是“关于文学之诸问题”。周认为文学是“不可知的学问之一种”，对之下定义很难，但他却又提出了文学的主要特征——“无目的”。“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若必谓为是有目的的，那么也单是以‘说出’为目的”。[23]言及此，周作人还不满足地来了个强调，“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24]周作人此处的表白很容易被认为是坚持“言志”是文学的主流，进而被归入到“言志”与“载道”的论争中。其实不然，周此处看似闲淡地说着自己的话，无关文坛论争，其实质却是在讲演中批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运动。[25]已经是反复强调了文学的“无目的”，周仍觉不尽意，在第一讲临近结束的时候，更直白地表明自己的态度。(www.xing528.com)

有人以为文学还另有积极的用处……我说：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样已是变相的文学了。椅子原是作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为写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议员们岂不是曾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26]

对照学界已有的论述，周作人此处论说的真正含义不难看出。为什么一再强调文学的“无目的”呢？根本性可能还是出于对文学被当做相互攻击的武器或工具的担忧。对照当时的环境，周的这种担忧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从1928年“革命文学”的提出到其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发展，可谓展开得如火如荼，不仅青年一辈热情投入，新文学运动的老斗士也不免卷入其间，沉溺于无休止的骂战。联想至此，周作人在这次讲演中强调文学“无目的”的用意便不仅仅局限于“言志”二字所代表的文学观的表露了。

细读《源流》，很难把它与周作人所说的“以治历史的态度去研究”联系起来，其间充斥的是太多的“言外之意”。在全部的五讲内容中，“关于文学之诸问题”、“清代文学的反动——八股文”、“清代文学的反动——桐城派古文”占了三讲，“文学革命运动”和具有史性质的梳理“中国文学的变迁”各占一讲。从篇幅的内容不难看出，周“写史”的“个人意愿”过于浓郁了。为什么要详细谈“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呢？显然是因为他们是载道的，其价值是低劣的，是可以被用来影射当前的文坛现状的。[27]以“言志”与“载道”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已是颇有“个人成见”，周在此划分基础上赋予二者的价值判断更难以让人接受。周认为“载道”没有好的作品。唐是文学的盛世之一，在周作人笔下却是“和两汉一样，社会上较统一，文学随又走上‘载道’的路子，因而便没有多少好作品”。[28]可能考虑到这种论说太武断，忽略了唐诗的价值，周转而对之做了另一种颇具“黑色幽默”的述说。“诗是唐朝新起的东西，诗的体裁也在唐时加多起来，如七言诗、绝句、律诗等都是。但这只是由于当时考诗的缘故。因考诗所以作诗的加多，作品多了自然就有很多的好诗。然而这种情形终于和六朝时候的创作情形是不相同的。”[29]

我们注意到“言志”与“载道”作为我国古典文学批评领域使用的两个术语，本不具有价值判断色彩。钱钟书也强调过二者之间非矛盾性——“‘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入的命题”。[30]周作人《源流》褒“言志”、抑“载道”表面上看是在传达自己的文学观，实质则是通过一褒一抑达到捍卫新文学传统的目的。“现在虽是白话，虽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后也仍然要有变化”。[31]现在走的是“言志”的路子，以后的变化按周作人的界定想必便是“载道”的了。这恰恰是周作人隐忧的，所以要在讲演中含蓄地表露出来。如果周作人的《源流》并不能当做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来看待，更无所谓“循环史观”的代表和体现，那么学界对其“史学著作”、“循环史观”的概括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32]成为治史的主要要求。“文艺思想斗争”与“发展状况”的凸显实质上是要求编写史著的面貌与革命斗争的发展相映照。时至今日，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研究早已摆脱了斗争思维、政治定性的直接局限，但“文学史的写作还在社会政治、时代背景、作家作品的研究框架中”。[33]即便是一些被认为是突破创新之作，其深层次的治史理念依旧没有摆脱“主流”、“斗争”等的制约。以文学史中的“五四”为例，它应该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不同人的“五四”有着不同的走向，如胡适“五四”的走向是改良思想，李大钊的则是共产主义的追求等。如此，“五四”传统就不仅仅是一个在大陆继承的问题，实质上在海外还有发展和延续，但大陆文学史中的“五四”却无例外地是毛泽东的。

提起《源流》，已有很多学者指出周作人“意在言外”和他与左翼文学论争的潜在诉求。尽管其本身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写史”的特征，但还是被认为是重要的史学著作和“循环论”文学史观的代表。[34]从表面看这是一种价值上的“提升”，在深层次却有着另一种诉求。“循环论”是我们古代文化思想中重要的史学思想，对应的是传统小农社会的稳定性、重复性特征。五四以来，建立在这种社会形态基础上的理念和此种社会形态本身处于被批判、被否定的状态。这样，赋予不同史观价值的高低是不同的。“循环论”显然是“落后”的，是要被淘汰的。周作人的《源流》尽管作为早期的史学著作一再被提起，其实质却可以与今天的史学编撰形成映照，凸显出后来新文学史编纂的超越与突破价值。这种超越与突破价值的凸显潜在地又与文学观的批判相联系。尽管学者不会在“言志”与“载道”二者之间舍一取一，不会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周作人的“文学无用论”，但造成的实际结果却是直接或间接地批驳了文学创作的个人行为。如果我们将这种取向与当前学界对《源流》与左翼文学的潜在论争的相关论述结合起来看，它强化了“左翼”文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期，罗岗曾化用周作人的挽联“野记偏多言外意，遗诗应有井中函”，认为“将上联中的‘野记’二字易为‘写史’，恐怕也很恰当”，[35]并以之概括周的《源流》。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写史如何能容纳那么多的“言外意”呢？关于这一点，罗岗自己也有所觉察，“历史叙述有一套潜在的规则在起作用，它不允许叙述者过多地暴露主观意图”。[36]如此，不管是或隐或显地表露自己的主观，在严格意义上都应被排斥在写史之外，但“写史”不可避免地需要主观的介入，这同时也导致“言外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在此条件下，罗岗认为，“从让新文学顺利进入历史，到回应革命文学的严峻挑战，有不少‘言外之意’是周作人意识到，并故意透过历史叙述暗示、提醒给人们的，它们已由‘言外’进入‘言内’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表层叙述共同构成一个‘已然道出、尚未言明’的‘历史话语’”。[37]既然已经指出《源流》有别的诉求，结合其自身存在的特点——讲演记录稿的存在形式，再联想本文从发生角度对之所作的探讨和周作人自己的表白，何以非认定其“写史”的形式不可呢？周作人强调的“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的话语如何一再被我们忽略或“推翻”呢？

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系统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也有了六十余年，治史指导思想也经历了“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性”、“民族国家”等诸多视角的转换。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程，不变的是其与中国革命史的关联。尽管有一些史作已被界定为“观念”、“视角”俱新，其凸显的仍是革命史的叙述策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经由“左翼文学”、“延安解放区文学”走向当代文学成为述史的“主流”线索，而其他的文学思潮、文学形态则是被主流遮蔽的存在。在此条件下，提高《源流》的“史学价值”，凸显其“循环论”的文学史观，使之与当前文学史书写形成映照、衬托，是否也有“言外之意”呢？周是崇尚“言志”的，坚守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周的崇“言志”与斥“载道”实质是对文学与革命过于紧密关系的反拨。多年以后，周作人文艺思想的拥趸者司马长风道出了抑“载道”扬“言志”的实质——文学“载孔孟之道固然不可，载马列之道也不可”。“无论载什么道都是把其贬成了手段，都是囚禁文学，摧残文学，坚持下去必然造成文学的畸形发展”。[38]司马长风此处的话语似乎是《源流》论述的直白化流露。司马长风的文艺观、史学观尽管对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曾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也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从表面看与他治史的不严谨有关，深层次中文学观念的“不合”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此情形下，学界对周作人《源流》价值明升实斥的背后是否也有批判其文学观，进而潜在为文学发展“另一取向”辩护的诉求呢！

周作人反复表明自己无意写史，但《源流》却被升格为“史”；周本只想说明自己的担忧，希望新文学能按照运动初期的线路发展下去，但他潜在观点的流露却被显性化为“循环论”的史学观，进而大受质疑。如果说周作人是“写史偏多言外意”，学界这个定性概括的背后有着“更大的言外之意”。这个“更大的言外之意”与写史者的诉求有关，就是讲述新文学是如何被纳入革命史进而确立“主流”、“支流”和“逆流”，进一步考察新文学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叙述需要。无意写史的被认为在“写史”，真正的写史者却成了隐性的存在，这不免让人想起了苦雨斋中“吃苦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