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研究：重审与重构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85年提出之时就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发掘此论题的新内涵。系统地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并做过较为详尽阐述的是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1985年，《文学评论》发表了他们的长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随后，《读书》杂志辟出专栏连续6期刊发了他们《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由于《文学评论》和《读书》杂志的推介，加之1985年前后是“方法论”、“文化热”等在中国文坛和文学研究领域大放异彩的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也成为浪尖上晶莹的水珠，颇受中国现当代文学甚或是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我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中不约而同地，逐渐形成这么一个概念，叫做‘20世纪中国文学’。初步的讨论使我们意识到，这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黄、陈、钱夫子自道似的话语表明他们当时的“野心”是不小的，在概念构想之初就抱有一种彻底颠覆的想法。三位研究者的“宏伟抱负”使他们试图改变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较为陈旧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这是年轻研究者的追求同时更是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状况所决定的。王晓明在《从万寿寺到镜泊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文分析过当时学科的研究状况和“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机缘。“一般说来，在一个发展正常的学科领域里，你要确立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未能就这个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获得足以启示人心的成果，单是确立新课题这件事本身，也并不会对整个学科的研究格局产生多大的影响。可是，如果这个学科领域深受某种外力的压制，基本的研究格局长时期僵滞不变，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各种各样的新的学术思想，就好像是早春时候江中的暖流，在冰层下面到处冲撞，只要有谁率先融坍一个缺口，四近的暖流就都会聚拢过来，迅速地分割和吞没周围的冰层。”[26]“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恰逢这样的一个时期。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处在一个发展的萎缩期。虽然“文革”结束后这个学科一度爆发出一些活力，但桎梏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书写文学史的指导思想——文学史观和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样，在学科极力摆脱“极左”意识形态束缚的同时，学科自身所带有的有形和无形的诸多“框框”窒息着这个学科发展的活力。同时，文化语境、政治语境和时代语境的变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亦造成较大的冲击，因为整个社会重心慢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对文学的关注程度有所下滑。如此，整个学科的研究格局面临着挑战。黄、陈、钱三位研究者就是在这种大的氛围下，试图改变已有学科研究结构和观念并试图建构出新的研究理念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念最直观的特色就是它的整体性，即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看待，认为二者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发展时期，但在内在精神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陈平原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缘起》中特别强调这个整体性特征。“所以我们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就不光是一个文学史分期的问题，跟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百年文学史’（1840—1949年），或者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打通’所有这些主张都有所不同。我们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这就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27]这个所谓的“理论模式的问题”实质上就是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当文学发展的诸多问题。从直观层面看，在文学研究中划分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来，对应的研究思路是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来进行概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划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性质、新民主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等。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之所以说这个学科已经受到了诸种桎梏，难以再现学科的活力与生气，其实质也是因为在研究中过多地考虑到了外在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而没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轨迹来考察，没有考虑到诸多学科内和学科外的一些因素。黄、陈、钱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的提出是试图采用新视角重新反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表现。

黄、陈、钱提出，“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8]在黄、陈、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试图给“20世纪中国文学”作以界定，试图凸显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但他们的这些概括在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更多的只是一种构想。虽然气魄很大，细细考究我们发现它并不容易落到实处，如“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就不是几个人所能落实完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进程”一词的凸显又使得他们的这些论断切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本质特征。从近百年的发展中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存在，它一直是在不断寻求归属的过程中。五四文学革命时，当时的文学是以西方作为自己发展的参照，但强烈的学习目的并没有使文学自身找到合适的定位反而迷失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中。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在政治性和文学性之间徘徊，左翼文学的兴起和闲适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之间的冲突同样也没能让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摆脱迷惘。随后的中国文学渐渐走向了大统一。创作标准、批评标准和研究标准逐步过渡到以政治来定性。中国文学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但初期的欣喜随后就被冲淡，人们发现这种外在强加的禁锢并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所需的。于是，当时文学的发展只能在寻求自身认同和充当外在“婢仆”的角色上“痛并快乐着”。由此，不管黄、陈、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括引起了多大的争议，大多数学者对“进程”的提法却不反对。王晓明提出，“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对一段文学进程的概括，是一个‘史’的判断。正如同那些既成的历史判断背后，都竖着既成的历史理论的支柱一样，一个新的历史判断里面，也多半会包含新的历史理论的胚芽。”[29]陈思和认为，“在他们的描绘下，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充满着动感，包孕了强大生命力的开放性的流动体。它在外与‘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保持了无数密集的信息沟通，在内则经受了东西方文化大撞击而生出的新的民族意识，它不仅完成了文学自身的变化，而且也用艺术手段折射出时代与民族的变更信息。无论在外在内，在客在主，都处于动荡不定、蜕旧变新之中。在这样一个混沌般并无定型的文学本体面前，研究者可以投射去各种主体认知，作出各种自由注释，或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的提出，不但解放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解放了研究者自身。”[30]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的界定取得了学术界较为认同的看法，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却是学界二十余年来关注此命题的焦点所在。

谭桂林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一文中提出，20世纪已经成为过去时，20世纪的历史已经呈现凝固化。“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将整个20世纪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有必要对此观念加以“检讨”、“质疑”。谭质疑此概念的基础有三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思考与成型是在1985年，从纯粹时间的角度看，20世纪还有十五年的文学现象没有被这一概念所涵括，而这十五年恰恰是21世纪中国文学变化最为巨大与深刻的一段时期，忽略它就不可能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一整体的了解；第二，1985年以后的十余年间，不仅中国文学，而且中国的学术观念与理论思维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与成果并没有充分体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思考与构型中，也就是说，这一概念构成的理论资源主要是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初期阶段的成果；第三，在学术史上，一种富有新创意义的概念提出之后，要么被传统势力所封杀，要么则脱颖而出成为新的时尚话语，而在成为时尚话语被人广为传布之后，这种创新概念本身又开始向着保守的方向蜕变，或者说这个创新概念本身所隐藏的保守性开始逐渐显露出来。‘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历史的规律，或许，当90年代中国学术界‘新保守主义’成为一种时髦倾向之后，深入检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显露的保守性质，已经成为世纪末不可回避的学术问题。”在此基础上，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理论系统性的概念，它的论证过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盲区。论者特别突出了从‘断裂’中发掘‘联系’的思维方式，对百年文学历史的纵向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述，但对百年文学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横向关联却注意不够，或者说被论者概括进来的文学现象显得单一与狭窄。其表现就在论者论列的对象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民主派作家与左翼作家，而20世纪大量的自由主义文人、大众文学、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学等却没有被论者纳入研究的视野，从而使‘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体系的可信性不免令人生疑。”[31]在从横向的联系方面质疑“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同时，谭还从诸多的层面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注意到，一种理论或见解的提出在从新的角度认识解决问题的同时，自身一定具有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钥匙，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谭的反思和审视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层思考和深刻见解，且不论“20世纪中国文学”本身是否具有完善的能力，这种思考本身是有益的和必需的。综合考究，谭此处的质疑更多地停留在这一概念的表层，缺乏对这一概念的深层思考。不论是对提出时间与这个概念涵括力之间矛盾的质疑还是对概念涵括力本身的不认同在笔者看来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无法回答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方式，并不一定非要等到20世纪结束之后才能提出。如果真的那样，岂不是太机械了？！至于概念的涵括力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理念本身也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因为20世纪最后15年文学发展的变化而丧失自身变化的可能。当然，回头看来，这些在今天都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事实也证明谭的质疑有可商榷之处。较之于谭桂林，吴炫以他的否定主义哲学理念为基础同样质疑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念。

吴炫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学术界和学术思想界摆脱政治对文学束缚的要求应运而生的，是呼应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一文化性召唤”诞生的。但“‘20世纪中国文学’观所隐含的一个重大局限：‘20世纪中国文学’用‘现代性、共同性和技术性’体现的对文学的把握、描述，主要是从文化、思潮、技术和材料等角度对文学的观照，而难以触及文学‘穿越’这些要求、建立独特的‘个体化世界’所达到的程度，难以触及文学对文化的我称之为‘本体性否定’特性”。[32]在深入的分析解读中，吴炫从“非文学性之一：现代性”、“非文学性之二：共同性”、“非文学性之三：文体性”三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非文学性问题做了探讨。[33]如果说吴炫等人的思考是在新观念之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展开反思的话，余飘、易治安则依旧未走出阶级论的影响，以“阶级论”的有色眼镜来审视此史观的提出。余、易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解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因上有两个失误。第一，它忽视了20世纪中国文学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基本事实，而单纯从西方文学的影响加以解释，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第二，它没有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因而不可能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因做出科学的说明。”[34]尽管都是批评，余、易的观念显然还没有达到黄、陈、钱的认识高度，因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探讨也不那么有力。如果说余、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有些“落伍”，那么吴炫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看法则走到另一极端，即陷入自己所构设的理论“陷阱”，没能注意到整个文学研究界已取得的认识成果。吴炫是否定主义哲学的坚守者，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他同时倡导“穿越”等理论形态。不管他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所提出的理论形态的，就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看，他所提出的“个体化理解的强弱”、“20世纪中国文学”与古文学现代性之间的考量等就经不起深层次的拷问。文学史的书写固然离不开个人色彩，但同时它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观难以涉及作品在对‘人的解放’问题上的‘个体化理解’的强弱，也就难以触及在同一现代性命题下作家不同的创造性努力之问题”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现代性”本身有多种表现方式和面孔。“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在发掘文学发展主流的前提下强调文学形态的多样性，又怎么能说“难以触及在同一现代性命题下作家不同的创造性”呢？吴的观点在提出之时就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曾辟出专栏加以讨论。其中，孔范今的《绝对化思维无助于文学史学科建构》颇值得注意，限于篇幅，此处不赘。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带来的影响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不仅中国的学者对此论题投入了相当多的热情和精力，国外的一些学者对此论题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韩国的全炯俊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全炯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探讨相对国内学者的发言有一定的独到之处，这与他的文化背景和关注视角是分不开的。全在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对之做了批判。全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只是一个“不具内容规定的命名”，它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将之提出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二分法，确保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放性，但这个命名隐藏着“对于现代及现代性的正面省察回避的意图”。“命名适合与否只是微小的问题，然而这意图决不是微小的问题。把现代文学分为理念型和实际型两种，这区分事实上其本身标识保持着对于现代及现代性的分明的立场。其回避的意图与其立场成为同一铜钱的两面。这就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面貌。在这里有走向完成的线条性进步的过程（虽有时是曲折的，但全体上具有确固不动的方向性），在其过程的终末上有作为一种乌托邦的完成。实际上其完成永远不会到来，存在的只是对于现代化的确固不动的乐观信赖。其信赖的确固不动可能是无反省的另一个表现，或可能是一种虚伪意识的发现。”由此，“把关心转向文学内部好是好，但现在却逆向地忽视文学与文学外部的关系。虽然不是完全无视或完全排除，像对主题思想、美感、文体的说明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社会政治的说明，但社会经济的关系，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给予说明。这在社会主义时代可以谅解原因，可是在以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及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资本的运动与文学内部的关系显然是我们在生活整体里面认识文学时，不能忽视的本质上的重要问题”。[35]在此观念的审视之下，“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概括受到了强烈质疑，如以文学性来概括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以世界文学来观照中国文学的发展等。从总体上看，全炯俊的批判较之国内已有研究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新意。他所言的诸多问题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有所关注，虽然很多时并不是系统论述的。全出现的意义在于，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外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论题的研究水平，另外他的论述较为全面，涉及了此论题关涉的诸多方面，因而在研究中加以介绍是必需的。除上文提及的一些研究者之外，贺桂梅2008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从“学科／政治”、“现代化／现代性”、“中国／全球化”等角度对这一论题重新做了阐述和挖掘，实际上代表着近年来学界对此论题关注的“新体会”，值得一读。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如果说黄、陈、钱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引起了较大的轰动，那么这种效应的产生不仅仅来自理念本身，“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不仅是一个文学概念，更是一个史学概念，它对中国新文学发展源头的重新考证、对新文学发展总体特征的概括，无不是在以一种新的史学视野和观点来重新审视已有“定论”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其对“阶级论”、“机械进化论”等文学史模式的直接怀疑，从突出研究者“主体性”的角度重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等都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此情形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编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其中，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较早也较有影响力的一部。之所以说孔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其原因之一是它较早也可以说是最早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念付诸到编写实践中。我们注意到，孔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97年，较之许多21世纪才付梓印刷的史著无疑是提前了一步的。不仅是出版时间上，孔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占有先机，以14万言阐述自己的编纂理念也是孔本文学史的主要特色之一。孔范今在长达160页的导论中通过“论一：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论二：经济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三：政治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四：文化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论五：文化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下）”、“论六：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文学的补偿式调整和发展”六部分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理念和学术思考。在“论一：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一部分，孔认为“由于传统的文学分期，从学界到一般社会读者，都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印象，似乎与古典文学相颉颃的新文学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才开始发生。殊不知这种认识是有悖于事实的。如果我们不仅仅把‘新文学’看做是对‘五四新文学’的特指，而是从与古典文学相颉颃的意义上，从新文学基质的规定性上作松动一些的理解，那就不难发现，虽然五四文学革命表现出了更为彻底、更为强劲的叛逆精神和摧枯拉朽的力量，但从新文学所必备的基质和由其所决定的基本倾向而言，早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一文学的历史变革则早已开始，而这种文学也已萌生且自成规模了。”接着，孔通过“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学文体格局的开辟和初创”、“新文学文化、审美基质的初步呈现”、“翻译文学热潮的出现和中国文学世界化趋势的启动”等方面的论述，得出结论——“把新文学的起始时间定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了”。[36]事实上，孔范今的论述结论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中，新文学的起始时间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探讨，但他挖掘出的新材料则具有较强的新颖性。仅通过《导论》的写作看，类似的精彩辨析和新史料的应用有多处，限于篇幅，不兹枚举。叶诚生认为，“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价值正是体现在首先寻找到并确立了一个足以有效诊释这段文学史复杂过程的理论范式，即‘从对21世纪历史结构的动态解析中，找到对历史乃至文学之基本变动形式的合理解释，和对其进行相关性价值评估的真实依据。’这种‘历史结构意识’有力地克服了某些单向度的文学史叙述，也不再以机械的二元对立模式看待历史与文学的演进，坚信意义呈现于对象置身其间的结构性情势之中，力图恢复结构诸要素间相互激荡制衡的原貌，勾画出文学发展的历史合力。长达14万字的《导论》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不同历史层面上全面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具体历史情境，反复申明文学与历史的相关发展，并最终发现了源于历史结构悖论性的文学调整发展的内在机制，从而揭示了百年文学回旋式发展的深层原因。研究主体的这一范式变革标志着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在整体框架结构上获得了较大的突破，文学史研究由个案重估与局部调整转入对诸要素间‘关系’的辨析，从而真正走向‘史’的建构”[37]。无论从立意的高远还是视野的宏阔度上考量，孔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都是一本值得称道的佳作，但这并不是说此本史著就已经跨入完美境界。实际上，编写一部文学史涉及的内容多且庞杂，牵涉到的领域同样也不是一个人所能把握的。这样，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大多采用了“众人合力”的形式短期内促成，由于参编者水平、学养和认识问题关注问题的视角方法受限，难免会带来诸多的不如意。就孔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而言，同样突出地存在着此类问题。[38]

在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后不久，黄修己，唐金海、周斌，雷达、赵学勇、程金城，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等在不多的几年内也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者遥相呼应的我国台湾地区新文学研究者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也在1997年出版了他们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他们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较之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仅仅晚了两个月，足见海峡两岸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关注的热切度。在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中特别辟出了《导论》作为第一篇，即“第一篇导论：危机四伏（1901年以前）”。在此篇中，三位研究者从“第一章西方势力的扩张与中国门户的开放”、“第二章西风东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及“第三章中国古典文学面临的西方文学挑战”三部分论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变革的外在因素。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是相对少见的，也可见出海峡的学者研究视野的差异。马森在《序言》中提及，“为什么要编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而非过去已有的同类著作，分别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或地区性的‘台湾文学史’呢？除了针对大学新文学史课程的需要之外，也有些学理上的道理……现当代文学分别书写，主要的考虑可能是因为二者的性质有别，其次的考虑可能是以免篇幅过长。一般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都以1949年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水岭，这种区分所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但因为大陆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学’与五四以来的以写实（或拟写实）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文学大异其趣，而且也因为我国台湾与大陆自1949年后形成了各自发展的格局。我国台湾的当代文学，不论认为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还是自成一系，都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以1949年划分现当代文学，对台湾文学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之所以企图把现当代文学合为一书，当然是为了符合我们描绘一条河流的愿望，使这两个时代有一个合理的衔接。纵然二者性质有异，但在历史的流动中仍有其连贯之迹可寻，不截断河流才能使读者对现当代文学有一个整体的概念。”[39]综观《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全书，编写者虽以“20世纪”命名，并不是大陆所倡导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直接体现。尽管如此，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两岸学者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试图突破“现代”和“当代”的人为划界，找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联系之迹是世纪之交两岸新文学研究者的共同期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已成为诸多学者潜意识里的共识了。只是作为一部在台湾大学使用的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对台湾文学的论述占有着较大的篇幅，这显然是大陆编写的教材中不可能出现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书写实践中，不能忽略的著作还有唐金海和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唐、周在《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提出了编史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其“长河意识”所包含的“整体观”、“源流观”、“分期观”和“博物馆意识”包含的“历史属性”、“主体属性”、“稳定性”属性的划分均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修史深入思考的表现。此方面内容后文有论述，此处不赘。正如肖向东所言，“《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创新点就在于它以‘打通’的思维，重新构筑一个新的学术体系与史学框架，形成一个新的史学观察的视角，进而提出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特点置放在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阈，通过对这一以‘百年’为‘板块’的文学整体的描述，对百年历史中所出现的诸多重要文学现象的透视、梳理与察析，使我们既看到了整个中国新文学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具有文学自身特点的运演轨迹，获得了一个经过整合、贯通而出之以‘整体’的史学概念；又通过具体的作为文学史主体的作家作品与同它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中、外文化思潮、流派、理论、批评的微观研究，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与理论层面上，对百年文学的基本特质、价值成就、历史贡献及其局限获取了具有新的学术内涵的认知与学理判断。”[40]如果说肖向东是从整体上突出了唐本《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特征，那么，在细微处着眼，此本文学史依旧有着鲜明的自身特征。我们注意到，唐本《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收录了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曾收录的内容。仅从目录上看，全书的“特色”就较为突出。在全部十四章的划分中，“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港澳文学”、“台湾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话剧电影文学”均辟出了专章加以探讨，这在以往文学史的编纂中是不多见的。以“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章为例，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及其流变轨迹；第二节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朱光潜、胡风）；第三节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等。单从这些章节的划分看，在关注文学创作的同时《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已经关注到了与作品同时产生的批评，这样，创作和批评就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当这种关系形成之后，作家作品的罗列就不再单调和突兀，读者很容易就把握了当时的时代对创作作品的评价倾向，在有利于更好认识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更容易认识当时的批评家，无疑是较有价值的尝试。

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国内和海峡两岸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更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文学话题，那么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书写同样不仅是中国人所着力的，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对此同样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并编写出了较具思考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其中，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颇值得一提的著作。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于2008年9月，正如严家炎所说，“这部著作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把中国20世纪文学放在世界近现代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马力安·高利克教授曾说：‘20世纪中国文学如果脱离了西方语境就无法被理解。’此话确实非常中肯：顾彬的这部著作就很注意吸收和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的方法和成果。”[41]严家炎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中更多地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放到了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是国内诸多史著所不具有的“特色”。比如，在谈到郁达夫时，顾彬讲道：“中国读者更经常去关注的是内容现象，比如民族主义、性或者‘阶级差别’等问题。因而那些名气最大、影响最广的小说往往不是郁达夫最好的作品。又是因为没有把他的作品充分地纳入世界文学语境中，才导致了阐释上的不当。”由此，他认为“郁达夫有可能是第一个能够用本土语言去诠释西方感伤病故事的核心概念、且给予充分理解的中国作家”。[42]顾彬曾说，“如果不想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枯燥乏味，如果不想毫无评论地罗列事实，就一定得和评价沾点边”，“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顾彬的这种要求转化到实际操作中就表现为“评论的简洁”和“很高的审美鉴赏力”。这也是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特色之一。当然，由于顾彬是从海外汉学家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在其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吹进一丝新鲜的热风时，由于诸种原因的限制，其自身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实际上，严家炎在赞赏作者才情的发挥时已经委婉地指出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疏忽了若干较重要的作品”和“误读”等。

文学史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人疲倦的话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也是一样。虽然有关此话题的讨论已持续了20余年，相关文学史著也已出版了不少，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此论题继续关注和编写的热情，相信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的史著出现。期待着更好的佳作。

[1]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见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2]汪晖：《关于现代性答问》，载《天涯》1999年第1期。

[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27年第2卷第6号。

[4]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见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51页。

[5]详见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6]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见《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7]朱立元、王文英：《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8]王本朝：《从思想启蒙到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意义限度及可能》，载《文艺争鸣》2002年第5期。

[9]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见《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0]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11]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页。

[12]周作人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翻译了一篇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奇之小说》。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陀氏著作，近来突然复活。其复活的缘故，就因为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实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这是可见的文学领域最早应用“现代性”一语的例证。

[13]汪晖：《旧影与新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5页。

[14]有关此方面的论述可参阅胡鹏林的《现代性话语形态的分化》（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季桂起的《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李扬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章培恒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文学的近代性》（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等文章。

[15]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16]胡鹏林：《现代性文学史观之反思》，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7]《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著者为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和王超冰四人。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修订本时，因王超冰没有参加修改工作，修订版的署名著者变为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三人。本文中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系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初版本。修订版著作在文中以“修订本”标出。

[18]宋益乔、王同坤：《在沉思中拓进——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9]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20]同上书，第11页。

[21]吴晓东：《文学史叙事的内在理念》，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22]洪子诚：《〈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现代文学”》，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2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24]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5]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26]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

[27]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缘起》，载《读书》1985年第10期。

[28]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29]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

[30]陈思和：《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载《书城》1994年第10期。

[31]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2]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33]同上。

[34]余飘、易志安：《怎样认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娄底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

[35]全炯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批判》，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36]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37]叶诚生：《历史结构中的文学新景观——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载《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38]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已有诸多探讨，如刘春勇就提出孔本诗歌书写偏向的问题。刘认为孔本史著在“述及大陆当代新诗发展的‘第三代诗人’一节中，居然连海子一个字都不曾提到：而远远超出北岛和舒婷的诗人顾城，书中也只字未提。由此我认为，一个文学史家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治文学史不要近视，而要推开些，远观之。如同下围棋，不能老是俯身于棋盘之上，而要不时地把目光抬得高一些，这样便于通盘思考，判断优劣先后。”（《再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载《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9]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序言》，骆驼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40]肖向东：《打通·整合·重写·创新——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兼论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写》，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1]严家炎：《交流，方能进步——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给我的启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42]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