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研究

第一本以文学史命名的著作何时出现已难以考究，但文学史或类似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却比较长。“文学史作家作品介绍体系始于公元前3世纪，首见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的《文化界名人及其作品概览》，鼎盛于19世纪。”[8]由此观点看，对文学史的书写已有2000多年的时间。如果说人类对文学史的书写历史已有2000多年，那么国人对文学的发展有意识地总结也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今天可见中国古代最早具有某种系统性‘文学史书写’意义的文献，于上古时期‘文’之源流多有阐述。”[9]由此，类似“文学史”书写的典籍我国文学研究者并不陌生。如果说《汉书·艺文志》作为一种目录学文献只是附带性地记录了一些文学作品和书籍，并不是对文学发展的系统探索，那么，《文心雕龙》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标志着文学史理念在我国的成型。《文心雕龙·时序》篇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文学史意识的体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从刘勰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注意到了不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并有意识地将作品的特点与其所处的时代对照起来并加以考察。且不管刘勰的论述能否经得起深层次的推敲，他这种“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观念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学史“史识”的体现。“虽然在刘勰的时代，他不可能具备文学史意识，更不可能将《时序》写成一部文学史，因而不可简单地将《时序》视为文学史。但不可否认，刘勰在探讨文学兴废原因的过程中，客观上向我们展现了中国文学从上古到南朝齐‘十代九变’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前后相继与不断发展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认为‘《时序》是一篇简要的文学流变史’是有其道理的。”[10]

诸多史料表明有关文学史的书写活动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均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有意识地以现代眼光总结文学“历史”的时间并不长。这是因为，现代意义上文学史的出现必然是人们现代历史意识觉醒的伴随物。只有当人们有了一定的学科专业化思想之后，才有可能编写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来。在中国，固然史学是极为发达的，但人们的历史意识同样是“混沌”的。中国历史记录较多的是圣人言与大事记，很少将文学或文艺作为一门特殊的“园地”加以开掘。文学或文艺多是作为附录的形式出现，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在西方，人们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意识同样出现得很晚。在近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历史学并不能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而是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史学，刚刚开始从哲学中独立出来”。[11]现代史学意识的滞后决定了现代意义上文学史的出现是必然的事。

由于现代意义上文学史这一形态出现得较晚，导致人们对它的探讨和书写存有相当复杂多样的感受。同时，对“文学史”本身的探讨和对这个语词的所指与能指亦存有相当复杂的看法。王春荣、吴玉杰在《文学史话语权威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文学史的概念界说很多，中外文学理论家多有对‘文学史’进行解说和阐释的，但其观点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文学史概念尚未有准确的定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历史’说，认为文学史是历史范畴中的‘文化史’或‘专门史’；认为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存在’，则从文学形态层面立论；认为文学史属于接受美学范畴，是‘读者接受史’和‘消费史’等。”[12]对文学史的认知之所以分歧大，是因为对历史的认知本身就存在多个层面，这一点前文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谈过认识上的分歧后，王春荣、吴玉杰梳理出了文学史研究的几种观点，即“文学史属于历史范畴，是‘文化史’和‘专门史’”、“‘文学史’是具有多层次内涵的对象的历史存在”、“‘文学史’属于接受美学范畴，是‘读者接受史’”等。综合看来，除接受视角外，这些划分基本来自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同侧重点。葛红兵对文学史的解说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他说，“什么是‘文学史’？我将文学史定义为文学作品的实现史，在我看来历史是过去现实的事物在现实中被考虑到将来仍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产生的关注方式，它不仅涉及过去，更涉及未来。”[13]同样是谈文学史，钱基博认为“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记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对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文学史云者，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14]从不同论者的不同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何谓文学史的理解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不管对文学史这个概念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研究者都不会否认它与历史学科的紧密渊源。究其实质，文学史兼有文学学科和历史的学科的双重特点。我们注意到在有些学者梳理出的不同形态的文学史中，其实质仍然脱不了历史的“史”学特性，不管是将其理解为文学的历史还是接受者的历史，它的书写都逃不开一个时间序列。在此意义上，文学史的书写、对文学史的理解同历史学科一样离不开特定史观的指导。

谈到“史观”就必须先从“历史”说开。在引言中已经部分地牵涉到“历史”一词不同的内在含义了。这里仍需强调的是——“历史不是历史学，历史学也不是历史。”真正的历史已经消逝，永不可复原，也不可能完全被知晓，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学所做的一切均是在“客观”或追求“客观”的旗帜下对“历史”的一种“主观想象”。尽管我们很早就在教科书中学习“世界史”、“中国史”、“现代史”等，但那只是出于我们当今时代生活或意识形态的需要由今人所撰述的对已消逝时空的“叙述”。尽管这种叙述是在一定史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不像文学创作一样可以随意地展开主观想象，但我们也不能说那就是“历史”，因为随着时空的变化，过去发生的事已无法复原，其间的许多丰富的细节甚至是决定着当时事态发展的诸多因素已在“叙述”的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扩大。这种所谓的“历史”掺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只能是今人或后人在追求“真实”旗帜下的一种“叙述”。由此，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教科书或我们学习研究的历史在我们所追求的“客观”中已经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主观因素”。笔者认为，这种“主观因素”就是所谓的“历史观”。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教科书的定义——“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或“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现象、解决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根本观点”等不一而足。历史观实质上是指导历史书写的，它虽然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历史”，但其更大的作用在于如何阐释已消逝的过去为当今时代所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阐释态、评价态的历史学决定着历史观的存在。反过来，不同的历史观也同样决定着历史学的不同形态。史学观斯已如此，文学史观更不例外。

虽然“文学史观”一词是文学史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用语，但能对这个词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同时又得到较为广泛认同的却不多。同人们对历史观的理解一样，它引起的争议也是颇大的。王春荣、吴玉杰认为，“文学史观就是以一定的立场、视角和批评标准对文学变迁的历史进行研究和叙述。这是治理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和灵魂，它体现在文学史研究的各个环节中。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形态。文学史观念是在文学史学科确立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15]钟优民认为，“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研究中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为丰富、宽广的范畴，但其核心是人们对文学史所持的基本态度，研究主体的一切活动皆与这种基本态度密不可分”。[16]罗云锋将之界定为“是指文学史家凭藉一定的文学观念而对世界范围或某一国别、民族、地域等的整体文学历史的总体认识，这当然也涉及文学史家的历史观念。”[17]李锋认为，“文学史观是关于文学史的全局的宏观的和有倾向性的看法，不同于文学史作为对文学发展的具体的客观的史的叙述；前者主要涉及批评和价值判断，后者则注重客观的史实，而不问或较少过问价值”。[18]就罗云锋的界定看，其有将文学观与历史观割裂的嫌疑，而且文学史观的形成绝不仅仅是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简单相加，它是综合了史家的文化认同、史学价值判断和世界观在内的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王春荣、吴玉杰尽管用了较多的文字试图清楚解释文学史观，但带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些模糊。李锋的“文学史观”的界定又将其与文学史割裂开了。他说：“文学史观不同于文学史”，这是常识。但他又说：“前者主要涉及批评和价值判断，后者则注重客观的史实，而不问或较少过问价值”就行不通了。试想，如果没有了文学史又何谈文学史观呢？同样，如果没有文学史观哪里又能有文学史呢？实际上，文学史观是指导文学史的，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著作。处在文学史的编写研究过程中的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史观的存在，但或隐或显地它都支配着我们对文学史的感知，与文学史二者是不可分而独存的。由此，文学史观可以看作是在书写研究“文学史”时所持的观点与看法。朱德发将之概括为“把文学纳入‘史’的视野对其所作的梳理和评判”。这一概括虽失简单，但也有一定的凝聚力和涵括度。(www.xing528.com)

文学史观的出现在中国同样有相当长的存在时间。若详加考证，刘勰《文心雕龙》即已出现初具雏型的文学史观。《文心雕龙·通变》篇中的“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等观点可以看作是从内在因素探讨文学演变的直接体现。同样，《文心雕龙·时序》与之互为掎角，通过外在时代的变化探讨了文学的发展演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就是将文学的发展与外在因素的关系结合考察的例证。这本身就是一种粗略形态上的文学史观。“时序，就其含义看，时有时代、世代之意；序则是秩序、次序之意，更进一步引申为发展之意。《文心雕龙·时序》亦即探讨文学怎样随时代、世代而发展，或者一世代的风尚怎样反映于文学中。在刘勰之前，孟子有‘知人论世’说，而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刘勰将之创造转化，表现出他的‘知文论世’的文学观，即以时代、世代的风尚来探讨文学兴衰发展：即‘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若在这文学史观背后继续追根溯源，会发现刘勰的文学史观最终落在政治因素上，即一个时代文学的兴衰更替，政治起最终的决定作用。”[19]虽然《文心雕龙》并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这些论述却直接表明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已经出现了文学史观。有关此方面的论述，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文心雕龙》出现文学史观的篇目存在争议，一些观点还是鲜明对立的，但大家基本上都不否认《文心雕龙》中已出现了文学史意识和文学史观。[20]

如果说《文心雕龙》是我们追溯中国文学史观产生的一个主要标志物，那么文学史观的孕育萌芽则要上溯到更为早远的时期。“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虽然迟至20世纪才真正开始，但中国文学史观的萌芽却由来已久。大致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观孕育于汉代，但由于当时的人对文学的概念认识不清，所以汉代的文学史观还包裹在学术史观之中，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可为代表。魏晋时期出现了文笔之辨，辨析的结果是文学独立出来自成一家，人们对文学的本质特点有了更明晰的认识，而文学的自觉又促进了文学史意识的增强。到了南朝的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完成，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观才破土而出，初具雏形”。[21]任天石则认为《礼记·乐记》中就已经出现了文学史观。“文学史观早已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当中。《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近矣。’这是用政治背景解释文学的最初尝试，反映出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22]且不论我国的文学史观最早出现于《礼记·乐记》还是《汉书·艺文志》，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文学史观的出现也不例外。由于中国古代“文学”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文学史观的出现必然亦复如是。《礼记·乐记》缺乏具体的文学论述，《汉书·艺文志》更多只是书目的留存，没有文学的意识，说它们与文学史观的关系最多只相当于一颗种子的播种与以后大树的长成。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汉书·艺文志》将诸多类似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艺术文学的书目罗列在一起，才逐渐引起人们对文学这一艺术形态的注意，才可能有以后人们对它的系统关注，也才会有文学史观的出现形成。

古人治文学重视感悟和率性的感触，往往忽略系统理论的建构，加之喜以形象化的比附做喻，不重视抽象思维的训练，导致我国古代文论多的是灵光一闪的火花，少的是系统深入的梳理探讨，对文学史观的探讨也不例外。魏崇新、王同坤曾将中国古代文学史观的特点概括为三个特征，即“从学术史与文学史的关系看，古代的文学史观导源于学术史观，继承了学术史和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通变的文学史观”和“复古的文学史观”。就学术史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观的影响看，“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类目录学著作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观的影响不仅在于其为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阅读书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建立的辨析源流的学术范式具有‘史’的意识，为文学史观的建构提供了最早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框架，对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23]魏认为，史书中的“文苑传”同目录学一样是学术史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观形成的重要表现。在“通变的文学史观”的论述中，魏提出“通变的文学史观着重于揭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因革变化，这种观念与文学体裁的因时盛衰相结合，就产生了文学代兴各不相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24]魏崇新、王同坤所提出的这种“通变”的概括在朱德发看来实际上已经是现代文学史观出现的潜在因子了。“虽然古代文论中缺乏建立于进化论思想基础上的文学史观，但却有以‘变’为核心词的文学观；也许这‘变’的文学观与进化文学史观有诸多不同点，不过承认文学的‘变’或‘嬗变’也就是承认了文学不全是静态的恒定的而是动态的可变的，这与进化文学史观便有了联通点和契合点。”[25]魏崇新、王同坤所言的古代文学史观的“通变”特征实质上可视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观向现代文学史观转换过渡的一个重要的线索链，至清代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进化思想了。“复古的文学史观”突显是一种“退化论”或“循环论”的文学史观。不可否认，这同样是不少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坚持的，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观的重要特征之一。古人眼中“诗必盛唐，文必秦汉”，不仅文学的发展而且世风社会的变化发展往往是已经逝去的更值得向往，这就是“复古文学史观”的显在体现。

不同的文学史观往往决定着文学史的面貌和形态。由于我国古代文学史观“导源于学术史观，继承了学术史和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导致我国古代的文学记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作为历史书写的附录形式出现。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史观的“复古”特性亦决定了我们文学记录的眼光是向后看或者是循环的，形成唐诗以外不再有诗、宋词元曲以外亦不再有词与曲等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利于对中国不同时代文学创作的总结。就中国古代文学史观而言，一个主要特征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文学史或类似文学史的文学创作的总结固然关注的是已经逝去的过去。但现代文学史观总结过去是为了开拓将来，所谓的“概既往，以策将来”是谓也。古代文学史观则更多的是强调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辉煌，如何复古并学习等，在思维方式和史学观念上缺少发展和创新意识。古代文学史观所具有的这种特征更多地受他们历史观的影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学观导致古人更多地看到的是历史的循环。“往复”二字可看作是他们在审视历史时得出的主要结论。就古代文学史观与文学创作的有意识总结而言，古人尚未能就文学的发展有系统地探讨梳理并加以总结。他们中的优秀者如刘勰亦仅仅看到文学发展演变中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已，并没有就文学的已有发展做一概括以期寻找某种线索或规律的意识，更不用说为将来的文学发展提供借鉴和预见了。当然，我们不能对古人提出超越时代局限的要求，不能期望他们在古代文学创作的总结中给我们留下足以和现时代接轨的文学史观。如果说，在古人的概括总结和探讨中留存了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史学方面的探讨资源，那也只能是为今世人们的借鉴提供了方便，并不是让我们崇拜的神圣“祭品”。由此，古代文学史观在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借鉴资源的同时，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乃至于其本身必然会随着现代史学意识的发展得到改善和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