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服务外包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一、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1979年开始，中国自农村与农业入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此后30年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中国在“大进大出”的外贸发展战略指导下，凭资源、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和产业配套能力，成为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大国。200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21 738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其中出口12 180亿美元，增长25.7%，顺差2 622亿美元，增长47.7%，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由第32位上升为第3位。在跨国公司通过制造外包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组装环节的过程中，在积极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在吸引跨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吸引制造业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中国吸收外资分别为724亿美元、695亿美元和826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7 000亿美元，其中80%以上投向制造业，是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夯实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的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2009年达到43.4%，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质量和水平不高，高端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竞争力不强；服务贸易只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0%，远低于19.5%的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以加工贸易和制造业吸收外资为支撑的增长模式始终伴随着资源高消耗、要素高投入、环保高成本的代价。在庞大的生产规模之中，中国却始终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中国从中所获得的附加值较低，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庞大的外贸进出口规模和巨额的外贸顺差也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不断，中国连续十三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同时，由于要素成本的增加具有内生性，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提高了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周边的印度、越南等国家相比，中国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也在不断地减弱。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整体走势的减弱，中国经济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正在蔓延，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从制造外包向承接服务外包产业转移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

二、发展历程的回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软件产业开始起步和发展。随着对外经济交流的发展，中国企业开始承接国外公司软件领域的外包工作。因此，中国承接服务外包起步于软件外包。从发展阶段和历程上看，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服务外包的萌芽阶段、服务外包的初步发展阶段、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阶段。

（一）服务外包的萌芽阶段（1984年—1994年）(www.xing528.com)

作为服务外包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软件外包的萌芽代表着服务外包的起步。中国的服务外包是以软件产业和软件外包为发端的。因此，软件外包的萌芽阶段也即是服务外包的萌芽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软件除了在国防科技领域有所研究和应用之外，其他的民用领域几乎是空白，在国民经济分类中尚不存在软件行业和产业。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的科研机构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开始进行简单的普通软件开发，WPS中文文字处理系统诞生，中国的软件行业已经开始起步。1984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成立，这是中国软件行业起步和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中国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中国科学院软件工程研究所相继成立。软件的研究和应用逐步展开。但是，软件的真正推广应用则是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以及国家对信息化工程的重视而发展起来的。1990年以后，中国政府加大了软件信息化的建设步伐。1992年，三大软件基地，即北京软件基地、上海浦东软件基地和珠海南方软件基地相继被命名和建设；1993年，中国陆续启动了包括金桥、金关、金卡、金税、金农、金威等一系列以“金”字命名的国家级电子信息应用重大工程。政府政策的倾斜和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催生了一大批软件开发公司，培育出许多专门从事软件开发的专业企业，这是在中国境内最为早期的软件外包^[1]。

（二）服务外包的初步发展阶段（1994年—2002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对软件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并不断增长，软件产业的国际分工和合作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企业逐步发展，在教育、财务、娱乐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软件的出口能力逐步增强，也为承接软件外包以及其他形式的服务外包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阶段，由于国家在服务业的开放问题上抱有审慎的态度，服务业的发展始终没有达到像发展制造业和加工贸易那样的重视程度。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商务部、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才开始重视中国的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产业，并推动中央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2002年6月，国务院颁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 18号）是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从投融资、技术、税收、出口到收入分配机制以及采购、软件企业认定、软件著作权、软件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软件产业发展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同年，外经贸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了《软件出口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外经贸计发第680号），为软件产业和软件外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国家又颁布了《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2005年）》（国办发[2002] 47号）。中国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软件产业和软件外包的发展，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1999年中国软件和外包出口额达到1.3亿美元，2001年达到了7.2亿美元。中国承接服务外包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

（三）服务外包的快速阶段（2002至今）

2002年以后，我国软件企业依靠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等竞争优势发展和积淀了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软件企业，这些企业在特定的领域内实现了技术的创新，软件出口的层次不断提升。同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加明确。2003年，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共同认定了172家重点软件企业和北京、大连等六个国家软件出口基地。2004年科技部依托国家火炬高技术产业计划，启动了“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工作，帮助软件企业筹备出口资源，扩大对欧美的出口。2004年商务部、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联合认定了6个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2006年商务部等部门联合认定了11个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5个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这些基地城市和软件出口基地享有软件和服务外包的特殊优惠政策。为进一步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2006年商务部正式启动了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这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正式开启了政府外包时代的到来。在全球信息通讯技术迅猛发展和服务业跨国转移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加之中国政府倾向性的政策导向，中国软件和承接服务外包进入了稳步增长和提升的阶段。2003年，中国软件出口超过20亿美元，2006年达到了60.6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0%。除ITO得到迅速发展以外，相对具有高附加值、居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BPO也开始起步和发展。2007年，中国的BPO市场总规模为27.4亿美元，其中包括BPO服务10.6亿美元，流程服务^[2]16.8亿美元，同比增长为22.4%，高于ITO市场的增长速度，并且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10年12月，我国先后共认定了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84个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共有服务外包企业11 365家，从业人员约200万人。此外，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市场范围开始拓展，由日本等国家逐步拓展到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