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特点与经验
作为世界上承接服务外包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印度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其发展模式值得研究和探讨,也值得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与借鉴。本节从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规模、承接服务外包的内容构成、国内集群结构、客户区域分布、企业的规模与素质、业务开发与管理流程等六个方面具体分析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特点与经验。
一、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特点
(一)承接服务外包的规模居世界第一
2003年,印度服务外包业务收入总额约为104亿美元,2004年为216亿美元,2005年为284亿美元,2006年374亿美元,2007年481亿美元[3]。在2004财年,印度为其他国家提供软件和后端办公(Back-Office)服务等外包业务给印度带来了172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比前一年增加了34.5%,占全球同类市场的44%;全球有660多家跨国公司每家每年外包给印度公司的业务在100万美元以上。2005财年,印度在全球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市场所占份额达到51%,销售收入480亿美元。就业是一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服务外包为印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并由此产生了一个白领的中产阶层。根据NASSCOM的数据,2006年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直接就业总数为129.3万人,其中IT服务为39.8万人,ITES- BPO为41.5万人,工程服务、R&D、软件产品产业为11.5万人,分别占全部就业比重的30.8%、32.1%和8.9%,并在运输和饮食等行业间接创造了250万个就业岗位。2007年服务外包直接就业人数达到163万人,由服务外包带动的相关产业就业人数达600万—700万人,预计2010年总就业人数将达1 000万人。2008年,印度软件产值达到850亿美元,外包收入达到500亿美元,离岸外包已经成为印度软件行业的重要支柱,并为印度提供22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吸引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数据显示,目前印度已形成年销售收入300亿美元、出口230亿美元的服务外包产业,承接全球60%左右的软件外包业务和45%左右的业务流程外包市场份额。而NASSCOM预测,印度获得的软件与其他服务外包每年以27%—30%的速度增长,2010年将达600亿美元,尽管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的激烈竞争,印度依然保持世界最大的服务外包承接国的地位。
(二)承接服务外包的内容构成日趋成熟
印度企业在承接软件服务外包方面起步早,承接软件服务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均比较成熟,尽管软件外包仍是所承接服务外包的主体,但附加值较高的业务流程外包在总体外包中的比例逐年提高。经历了软件外包编码专业代工、现场合同开发的阶段之后,印度在软件项目的系统需求分析、软件整体框架设计、开发流程控制、项目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始提供系统集成、方案执行、信息技术咨询等价值链上游的服务,承接金融服务、电信设备和制造业的全系列软件工程服务[4]。这一判断可以从吸纳就业和收入(见表4- 3)方面得到印证。包括会计核算服务、后台财务处理等业务在内的金融类服务外包吸纳就业的比重从2001年的14.1%上升到2003年的16.8%,收入比重从20.3%上升到23%。人力资源、支付服务和管理业务在以上两个指标上也有显著的提高。而包括自动化编程、应用程序开发与维护、网络与多媒体开发等相关业务的两个比重则分别从2001年的36.6%和30.5%下降到20.9%和15.2%。总体来看,企业承接业务流程外包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与软件开发相关的业务比重在下降,业务流程外包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可以说,印度承接服务外包正在或者已经在由软件外包(ITO)向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转型,这是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对于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4-3 按业务类型分印度BPO收入和就业
资料来源:江小涓.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1.
(三)承接服务外包形成国内集群结构
印度的软件企业主要集中在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以及马德拉斯、海德拉巴等软件生产基地。其中,班加罗尔被称为印度的“软件之都”,是世界十大硅谷之一,在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城市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印度第一个软件科技园,班加罗尔是印度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地,拥有印度科技研究的枢纽地位;是金融与投资中介机构的集中地,便利的投融资条件能够满足服务外包的资金融通需求;此外,班加罗尔积聚了印度100多家外国跨国公司,如微软、CISCO、IBM、Motorola、朗讯(LueentTeem lologies)、得州仪器(Texas Instrmuents)、太阳微(SunMireo systems)、Hewlett-paekard、Intel、Sony等分支机构与研发机构。2002年,班加罗尔软件出口额约为20.6亿美元,占印度软件出口的33%左右;2003年软件出口额约为26亿美元,占印度软件出口的40%;2004年软件出口额约50亿美元,占印度软件出口的45%。据NASSCOM统计,班加罗尔、马德拉斯、海得拉巴三个城市的软件企业承接了全国服务外包总额的80%以上,其出口额占到印度软件出口总额的80%以上。可见,班加罗尔等软件科技园区是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核心力量,已经形成了很强的集群效应。
(四)承接服务外包的客户区域主要在欧美市场
印度服务外包以离岸外包为主,2007年离岸服务外包占印度服务外包市场的比重达到了79.2%。印度所承接的服务外包主要来自于欧美市场,其中美国是最主要的发包国家,这一方面得益于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地历史形成的文化体制的相容性,使得美国企业更愿意将服务活动外包给印度企业。以软件外包为例,2005年印度对美软件出口占印度软件出口的比例达到68%,2006年为67%;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市场是印度软件出口的第二大市场,2005年印度对欧洲软件出口占其软件出口的比例为23%,2006年则达到了25%,而印度对其他国家的软件出口则不足其总出口的10%。从承接服务外包的客户区域可以看出,语言、文化以及体制的相近和相似性是承接服务外包的重要因素。
(五)承包企业的规模与素质不断提高
随着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进入这一领域的企业也不断增多,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1980年,印度只有不足百家软件和相关企业,规模较小;1990年以后的十年间,印度软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高峰时曾达6500家以上。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得很多企业被市场淘汰,其中不少企业走向联合和重组,市场的集中度不断提高。2007年,印度规模较大的承接服务外包企业有近千家,有超过1 700家企业的员工人数在2 000人以上,20多家企业的直接雇用员工人数超过了50万人。规模最大的企业有TATA、INFOSY、W IPRO、HCL等数十家。2005年,TATA经营收入为22.28亿美元,员工45 000人;W IPRO年收入18.69亿美元,员工41 000人;INFOSYS年收入16.33亿美元,员工32 000人。1980年,印度只有21家企业从事软件和服务出口,出口额只有400万美元,平均每个企业出口19万美元,平均每个员工1.6万美元。到1990年已经有700家企业出口,出口额1.05亿美元,出口企业虽然增多了,但是平均每个企业和每个员工的销售收入并没有显著增长。2004年有3 170家企业出口,每家企业平均出口额700万美元,员工平均3.5万美元。可以看出,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市场集中度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由于进入该领域企业的增多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日趋激烈,印度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整体利润率在下降,但是TATA、INFOSY等大企业的利润率仍然保持在40%左右。在服务质量与资格认证方面,印度的大多数软件公司通过了ISO 9000国际质量认证与CMM质量体系认证,全球每4家拿到CMM5级认证的企业有3家是印度企业(付信明,2007)。
(六)服务外包的管理模式与开发流程较完善
印度开创了一种工厂式的承接服务外包管理模式,即通过严格的流程管理将一个庞大的软件开发或服务过程分解成若干可以量化管理的小流程,每个经过培训的熟练程序员只需要严格按照流程操作就能够完成[5]。在技术层面,印度企业在运用计算机语言开发应用软件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很多印度企业掌握并运用第四代语言(AGL)、图形用户界面(GUT)等。目前,CMM[6]已经成为承接服务外包行业公认的选择合作者的基本判别指标,也是承接服务外包企业获得业务合同的敲门砖。根据NASSCOM的规定,凡拥有10名员工以上的软件公司必须达到ISO 9001的标准认证,截至2007年印度已经有近400家企业获得了ISO 9001的标准认证,此外印度已有100多家企业获得了CMM5的标准认证。
二、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
印度承接服务外包不仅在国际上树立了“印度办公室”的国家品牌,也极大地促进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服务外包之所以得到快速的发展,不仅是成功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外部机遇的结果,也是充分发挥印度国内所具备的能够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优势条件的结果,两者共同推动形成了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基本模式。笔者认为,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主要包括外部机遇的充分利用、制度安排的准确定位、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政策效应的积极显现和行业协会的强势地位五个方面。
(一)外部机遇的充分利用
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与全球服务业转移的外部机遇紧密相连。实际上,印度承接服务外包并不是政府先见之明式的有意而为之,而是在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下调整政策确定优势产业的结果。印度抓住了“千年虫”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利用廉价的技术劳动力和已经成熟的互联网络承接了美国、欧洲各国的外包业务,以其低廉的成本、稳定的质量得到了美、欧跨国公司的认可并由此树立了印度服务的国家品牌,印度软件产业和软件外包也由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NASSCOM估计,这一机遇为印度带来了约50亿美元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充分认识到印度在承接软件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方面的实力和潜力,在网络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之下,将服务外包给印度成为跨国公司降低成本的重要选择。
服务业的跨国转移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特征,印度及时抓住了这一机遇,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积极对外开放服务领域和服务部门。实际上,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软件产业从开始就没有像制造业部门一样得到国家的政策保护,而是直接面对国际市场自由竞争。因此,印度软件产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跨国公司同台竞争。与政府保护制造业领域的政策相反,印度政府采取了积极开放服务业领域的政策,同时积极引进境外资金参与服务市场的发展,因此,包括承接服务外包在内的服务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www.xing528.com)
印度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对外开放是抓住全球产业转移机遇、促进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只有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才能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
(二)制度安排的准确定位
印度经济、金融、法律制度、私营经济制度相对比较完善,为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体制环境。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来看,两个时间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印度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发展。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放宽对私营企业的管制、放宽进出口的限制,从而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出口、推动国有企业改革;1991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84年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包括取消生产领域的管制,充分发挥私有经济的作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吸引外资投资印度;进一步放宽进口限制,积极鼓励出口;确立软件行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软件产业发展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为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奠定了体制的基础。
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的神经系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体系完善、功能健全的金融网络是资本配置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印度的金融体系保留了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制度,整个银行体系拥有130余年的历史,大多数的银行都是私营银行,由于机制灵活,这些银行可以在资本市场筹资,可以最高出售股票总额的49%,因此,银行的贷款坏账率较低,2004年全国商业银行的合计坏账率为10.8%。而商业银行的贷款方向,大体可以划分为:35%是给政府及政府公司,65%是给私人和私营企业。同时,政府通过修订国家银行法,批准设立了一批新的私营银行,以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与竞争,在市场机制下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从资本市场来看,印度股票市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监管制度移植于西方国家,相对比较健全和完善,全国23家证券交易市场中孟买证券交易所最大,有5 5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是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近四倍。上市公司的经营水平、规范化管理水平普遍较高,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企业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六。金融体系的完善为服务外包承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成熟的融资环境和发展环境。
在法律制度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印度顺势继承了英国的法律制度,且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中断过,法律体系与欧美国家的法律体系具有一体性和兼容性,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则。以印度的知识产权法为例,印度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比较健全,主要包括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设计法、地理标识法等。同时,政府根据市场发展需要不断地对上述法律进行修订和完善,目前其版权法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为严厉的也最为接近国际惯例的版权法之一。除了严格的法律之外,政府部门也为保护知识产权制订了严密的执行机制与网络。例如,为配合打击盗版,信息技术部设立了“软件标准、测试和质量认证机构”、“计算机应急反应小组”等专门机构;人力资源部门专门开设“普法课”,普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保护为服务外包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在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的框架下,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不断发展,政府允许私营企业进入除部分基础设施以外的所有领域,一些大企业不断壮大,在许多行业拥有了垄断地位,而一些中小企业也不断崛起和成长。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里,印度一直在为本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和投资环境,比如放弃对长途电话业务的垄断、降低关税等。在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中小型公司年度排名中,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内地没有官方背景的私营企业没有一家(史妍嵋,2004)。
电信业的发展、互联网接入成本的降低是以IT和互联网技术为基本支撑的服务外包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7]。实际上,在政府对电信业进行改革之前,印度电信业的发展非常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于电信产业的垄断,政府既是电信运营商,又是电信运营执照的颁发者。因此,不仅电信产业的发展缺乏活力发展缓慢,而且电信资费很高。2000年,印度政府对电信业进行改革,确立了未来电信业发展的目标和原则,采取了一步到位的“先改革、后发展”的激进模式。印度政府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了垄断,充分引入外来资金和技术参与通讯设施建设,私人资本自由进入参与竞争,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电信资费标准和支持互联网运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为印度企业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奠定了技术条件。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历程也进一步表明,政府可以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政府的作用不是先验地根据产业技术水平的先进与否来确定应该发展哪些产业,而是在发现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积极地完善政策、调整政策、理顺政策,为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
(三)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其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因素。2007年,印度的人口总量超过了11亿,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国。世界银行预测,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印度将在2032年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这里所称的印度人力资源优势,指的不是印度人力资源的绝对量,而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计算机水平和软件开发能力但同时收入水平却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同等技能人员的数量。2004年,印度劳动力总数为4.822亿,拥有270多所大学和2 400所职业学校,每年可以提供超过200万名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处于前列,特别是理工科的教育方面。印度拥有的科技人员总数居世界第三位,仅低于美国和俄罗斯。由于印度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具有同样技能的人力资源成本只有美国的大约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因而,印度大量的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成为承接服务外包的最大优势。
实际上,印度国家人力资源储备起源于高等教育的投资,这得益于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投资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达到了GDP的4%以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考察全球教育公共开支在不同国家的分配,印度的教育公共支出和其经济实力基本相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7年,印度公共教育支出占全球该项支出的比重为5.2%,与之相匹配,印度的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6%。
一批在技术与管理教育方面享誉世界的院校包括印度科学院、印度技术学院等不断成长,职业化的IT人才培训机构也应运而生,形成了独特的理工科人才培养环境。目前,印度的253家大学和13 150家学院每年培养246万毕业生和约29万名获得工科学位和文凭的毕业生,每年有超过4万名印度软件专业人员获得美国的H1B签证。正是得益于庞大的教育体系和职业化的软件人才培训机构,印度形成了从尖端科技研发到基础应用的众多梯形人才队伍(张华英,2007)。印度人才与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紧密联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印度大批能说英语的IT精英赴美国工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印度“人才流失”。正是这一批“流失”到美国硅谷的印度精英人才,凭借着技术、族群关系等逐渐形成了一个在美国的印度IT精英阶层,也成为美国IT产业与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美国发包方与印度潜在供应商之间的桥梁,甚至在美国建立起高科技企业;而印度本土的低成本高素质劳动力供应优势,吸引了一部分印度人返回印度投资设立高科技企业以承接美国企业的服务外包。印度人力资源的另一个重要的优势体现在英语语言的纯熟应用上。由于曾经属于英殖民地的历史原因,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全国约有5 000多万人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印度的高科技人才英语娴熟,在软件开发、承接服务外包等工作方面没有障碍,能够快速了解美国科技前沿的发展状况,而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带来的沟通便利以及文化的认同使得印度人能够相对轻松地融入到欧美文化之中,这为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四)政策效应的积极显现
“政府的作用不应该是根据产业技术水平的先进与否来确定应该发展哪些产业,而是在发现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之后,适时地调整政策,为这些优势产业的发展创造健康的环境”[8]。在将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确立为优势产业后,印度的政策支持效应积极显现。
在具体的支持政策方面,印度政府为促进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政策法规层面的支持。印度将IT产业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986年出台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发展和软件培训政策》,为计算机软件出口企业发展提供资金、培训和税收优惠等;1990年批准设立了班加罗尔等3个软件科技园区。1998年又批准25个软件科技园区。软件科技园区充分发挥了产业聚集效应,园区内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占全国总数的70%,园区内软件出口占全国软件出口总额的85%;同时软件科技园区也吸引了大批的跨国公司,如微软、英特尔、IBM、摩托罗拉等设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1994年《新版权法》、2000年《信息技术法》和《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法》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为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二,税收的优惠(见表4- 4)。印度对可享受优惠政策外包服务的基本定义进行了扩展,主要包括,公司内部后勤(包括例如会计、计划、资金、税务、人事、行政、法律等运作在内的业务)、客户服务中心(电话支持,如800免费电话)、数据处理(如银行信用卡后台处理)、工程及流程设计、地理信息系统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数据中心、保险理赔处理业务、工资与福利、远程维护、收入会计、互联网服务、软件内容设计、体检结果处理、技术支持中心,等等。印度自1991年开始对软件与IT服务企业实行20年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进口资本品关税、采购国内投入品流转税等,受优惠的企业范围扩大到承接商务流程外包的企业,实施平台从早期软件园扩大到近年的经济特区,目前正在讨论2009年以后继续实施税收优惠的问题[9]。具体包括:免除软件企业和服务外包企业所有出口利润的所得税,根据印度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协议,这种以所得税方式提供的出口补贴可以保留至2010年;全部出口的软件企业免交关税以及国内货物税,投产后10年内免征所得税;非全部出口的软件企业所得税实行5年减免5年减半,再投资部分3年减免。印度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税负很轻,企业负担基本上相当于“零税赋”。第三,开放电信市场。印度于1992年加入了WTO框架下的ITA- I信息技术协议,电信市场进一步放开,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电信市场。印度的各种电信服务,包括语音、互联网及其他数据通讯都对私营企业开放,其中也包括外国投资。开放的电信市场环境促进了市场充分竞争,打破了原有垄断的基础电话服务,信息产业快速升级。第四,“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鼓励政策。政府鼓励外资投资于软件以及服务外包领域,外商在软件合营公司可控股40%,技术先进可拥有超过40%的股份,而跨国公司向印度软件业投资可以100%控股。跨国公司可以在印度设立独资的软件公司和承接服务外包公司,并与本土企业一样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政府鼓励本土企业向海外市场扩展业务,允许在国外建立合营企业或销售分公司,在境外并购软件公司不超过1亿美元,通过股票收购不超过5亿美元的项目实行自动核准制(并购其他类型的公司自动核准的金额上限为5 000万美元)。第五,外汇金融及其他支持政策。印度政府允许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留成外汇净收入的30%用于出口商出国考察、聘请外国专家等涉外活动;1998年,政府设立10亿卢比的风险投资基金,将软件产业纳入风险基金支持的行业,支持软件类中小企业发展;同时,政府通过减税、调整立法等方式吸收了大量的跨国风险投资,为软件企业和承接服务外包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和融资的支持。在支持企业的研发方面,政府财政预算支持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成立了包括全国软件技术中心、电脑科学与自动化和高级计算机开发中心在内的特别机构来开发IT行业的高端专业技术,这些机构对全国网络、互联网、印度的第一台超级电脑和印地语软件的开发都有相当大的贡献,在支持软件行业研发的基础上,印度政府长期致力于培育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在内的创新产业。
表4-4 印度的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
续表
资料来源:商务部外资司.
(五)行业协会的强势地位
印度的行业协会对印度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行业协会的“二政府”性质不同,印度的行业协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且非常强势。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英文缩写为NASSCOM)于1988年成立,其宗旨是成为印度软件和服务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成立之初只有38个会员企业,其收益总和占到印度软件行业的65%;到2007年,NASSCOM已经拥有软件出口和外包服务企业会员1 100余家,其中250余家是来自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其收益总和占到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行业总收益的95%以上。
从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作为非营利性的信息技术产业机构,NASSCOM在推动政府政策实施、促进软件与服务贸易的便利化推进软件行业就业、为行业企业提供咨询、帮助印度成为全球外包行业基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NASSCOM的职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与政府沟通,帮助进行产业规划,协调建设软件科技园,争取有利于软件发展的政策优惠;与WTO沟通,争取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有利地位和条件;帮助企业与电讯行业谈判,争取低价格的优良服务;与大学等机构沟通,开展人才培训,通过设立基金方式进行电脑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向贫穷落后地区推广;推动服务外包由后端办公服务等业务向金融、保险、软件开发与研究等领域发展[10]。此外,NASSCOM在维护企业知识产权、推动政府修改和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推动电讯产业开放和私有化,规范软件外包业务流程、创建外包业务发展论坛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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