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服务外包比较研究：理论基础

第一节　服务外包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都对服务外包问题进行了研究。经济学界主要从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进行探讨，而管理学界则更多地从企业微观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本节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方面对服务外包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解释，试图梳理服务外包的理论框架。

一、有关服务外包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国际分工理论

国际分工理论是讨论国际间合作与分工的原因及规律的理论。国际分工是一国经济内部的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它是国际交换和经济全球化的基础。1928年，阿林.扬（Allyn A.Young）在《递增收益与经济进步》中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并以“斯密定理”为主题，在协调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方面作了最为突出的尝试。他认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同时，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其来自于迂回生产方式的加强，以及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报酬递增的本质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加深，这种分工加深导致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和贸易增长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世界银行的报告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及技术等的相互流动而将不同国家的产品与市场联系起来的一个过程。

世界经济在实践中的飞速发展推动着国际分工理论研究的不断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分工理论主要集中于各国绝对比较优势的产业间分工和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内垂直型分工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致力于工业，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传统农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国际分工理论的分析视角已有很大拓展，从完全竞争的产业间分工理论和产业内垂直型分工理论的研究转向了不完全竞争的产业内分工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企业生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为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国际分工理论关于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研究成为热点。该理论认为，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下，企业必须专注于某一产品，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能专注于某一产品的某一环节。在跨国公司追求更高利润、推进资源全球配置的过程中，全球的生产过程被进一步专业化细分，国际分工也由产业内分工发展到全球范围内产品内的分工，即统一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根据条件环境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生产或加工，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产出效益^[1]。此外，随着服务贸易跨越国界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与服务外包成为国际分工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

（二）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市场机制并不免费，而是存在着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所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运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即在交易中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其中包括获取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费用，主要是搜集有关交易对象和市场价格的确定信息必须付出的费用；二是为完成市场交易而进行的谈判和监督履约的费用，其中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合约、执行合约并付诸法律规范而必须支付的有关费用，这是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交易发生的越频繁，涉及的问题就越多，交易费用就越高。企业交易费用代表了组织经济交易中的基本选择：选择市场或内部化——以层级关系的组织结构来管理公司。此后，威廉姆斯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他在《市场与等级结构》（1975）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1985）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交易费用，分析了交易费用产生和增大的原因，证明了成本费用增大是市场经济的属性，从而确立了交易成本的地位，也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了市场协调机制失灵的可能性以及企业存在的根源。他认为，交易成本理论的两个假定前提：第一，人的有限理性，即由于现实中交易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其感知和认识能力有限，交易当事人既不能完全搜集事前与合约安排有关的信息，也不能预测未来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因而所签订的合约总是不完全的；第二，存在机会主义，包括说谎、窃取、欺骗等手段向交易对方提供歪曲的信息来实现自我利益。在假定前提的基础上，他认为交易过程的特性可以分解为三个维度：即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交易费用和这些交易特性密切相关。第一，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一项资产可调配用于其他用途的程度，因为资产或多或少都会有沉淀成本，因此转变用途后损失资产价值，资产专用性越强，用于其他用途的损失就越大，产生所谓“套牢”的问题。投资支持某个特定交易项目的资产，如果不牺牲该资产的一些生产率，或不对这种资产进行再投资以适合新的交易活动，专用性资产不可能用于别的交易。资产专用性越高意味着投资所带来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包含了相当一部分“不可收回的成本”和“沉没成本”。第二，交易的不确定性。由于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使交易双方的稳定性受到影响，进而增加履约风险。第三，交易频率。一般地，若是交易次数频繁，则应该采取整合、内部化的做法；但若交易次数较少，则应该采取自由市场交易。从上述理论可以看出，当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低，且交易重复发生时，关系合约和双边治理就是优先选择。

根据上述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对中间投入品和工序流程需要考虑外部购买还是自制的问题。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假设条件下，内部提供会增加组织成本，外部购买要支付交易成本，理论平衡点应满足在最后一个承包环节上边际组织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假如组织成本高于交易成本，则外包发生^[2]。当企业将服务环节和服务流程外包后，企业可以避免交易中的盲目性，减少搜寻信息的成本，并减少讨价还价的成本，有效地节约交易中的监督执行成本，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成本。此外，服务外包也有利于提高双方对不确定性环境的应变能力，降低由此带来的交易风险。

（三）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始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根据斯密的观点，国际分工是按地域、自然条件及绝对的成本差异进行的，即一个国家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指的是某国的一定经济活动能够密集使用其内部比较丰裕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如果一国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该国就拥有生产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每个国家都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

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外包国际化的资本密集度和沉没成本都较低，主要的成本为人力资源成本。因为不同经济体内的人力资源丰裕度和相对价格的差异化，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选择人力资源相对价格较低的国家进行服务业某些环节的生产，能够节省成本从而获得比较利益。如图2- 1所示，CC为发包国的成本曲线，C* C*为接包国的成本曲线，当中间品生产处于区间[0，Z^*]时，C^* C^*低于CC，因而外包生产能够获得比较利益；而当中间品生产处于区间[Z^*，Z]时，C^* C^*高于CC，因而国内生产有利^[3]

(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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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外包的比较优势曲线

资料来源：孟庆亮.服务外包国际化的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08（1）.

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论，认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而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跨国公司之所以将其业务发包给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其他企业，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利用他人的优势来降低成本，即由于发包企业在某些业务领域与其他国家企业相比，在自然条件或后天生产条件方面不具有优势，甚至处于劣势，所以必须将不具备优势的业务转移到具有优势的国家进行生产，这样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战结束以后，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迅速繁荣，在古典贸易理论基础上出现的各种贸易流派被统称为新贸易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其对经济学的突破性贡献是发展了以规模经济理论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中论述了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克鲁格曼把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构建了一个新贸易理论模型。克鲁格曼认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秉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4]。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往往在某一方面具有技术和人力资源专长，可以就某一个环节或某一领域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而服务的标准化和模块化使得承包企业建立在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基础之上向多家企业提供相同或类似的服务，这是发包企业愿意将自身不具备规模优势的服务环节或服务流程外包给专业承包商的原因。

二、有关服务外包的管理学理论基础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最初由迈克尔・波特提出。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的集合。”他提出的价值链，就是把企业创造价值的战略性活动予以结构上的分析和流程上的分析，再将其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认为，企业为客户创造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互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价值活动”，从而构成“价值体系”，每一项经营管理活动就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价值链”。整个企业的价值链，是由两大部分活动组成的。一部分为基本活动，一部分为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创造价值，辅助活动保证基本活动的运行。所谓辅助，是强调它在价值形成中的间接性，而不是说它不重要。价值链的各环节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一个环节的运行质量直接影响到其他环节，并对价值链整体甚至价值体系产生很大影响。波特认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产生于“价值活动”，但并非构成企业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只有特定的战略环节才能创造价值，企业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企业在价值链上某个环节上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决定资源利用方式的基本变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价值链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在波特经典价值链理论基础上出现了虚拟价值链理论、价值网络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等。

斯特恩（Sturgeon，2001）从组织规模、地理分布和生产性主体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卡普林斯基（Kaplinsky）在《价值链研究手册》中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认为全球价值链指的是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5]。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形成的程度取决于价值环节空间重组过程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对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获取和配置资源、参与竞争的方式已经打破了以往的地理区域和行业领域的限制，企业必须直面国际竞争，资源配置全球化和国际生产体系为企业发展带来的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利用国际分工来整合企业内部、外部（即全球）资源的能力。企业都可以在价值链上选择一个或几个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战略环节作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来培养，而对其他环节的活动则利用资源全球化配置的成本差异外包出去^[6]。企业把某个薄弱环节外包给擅长的企业来行使，从而根本提高价值链的活动质量。在整个供应链环境下，竞争的主体变为两条价值链或者供应链，原来单独的各个企业因为业务外包而更加紧密地协作。每一个价值链中都有若干个核心企业，这些核心企业通过外包活动有效地配置价值链上的各项资源，从而达到整条价值链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形成整条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同时，通过战略外包，核心企业可以更快地发现价值链增值过程中的瓶颈环节，利用整条价值链的资源去解决这项瓶颈，达到增值价值的最大化。

（二）核心能力理论

核心能力理论体现了战略管理理论的最新进展，是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交叉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核心能力理论是Prahalad和Hamel提出的^[7]。企业的核心能力指的是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展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主要包括核心技术能力、核心员工能力、核心组织能力、核心影响能力和核心关系能力。即企业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一个或多个环节上具有明显优势，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并能够满足客户价值需要的独特能力。核心能力的产生是组织中各个不同部分有效合作的效果，是个体资源优化整合的结果，它深深地植根于技巧、知识和人的能力之中。企业的核心能力必须具有价值创造性、可扩展性、难以模仿性和自学习性等特征。Prahalad和Hamel认为，公司所拥有的核心能力组合与价值创造体系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决定性的作用。Brands^[8]提出了核心技巧与互补技巧的区别。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具有显著的唯一性的资源才能称为企业的核心技巧，有关核心技巧的业务或活动，应由内部完成。互补性技巧，如果在企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作用，则可以通过外包、联盟等合作形式来完成，以提高交易质量；如果战略重要性低，则可以通过市场进行采购。在核心能力理论中，企业的核心能力被认为是企业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它往往决定了其他资源的使用效率，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之源。由于任何企业所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在所有的业务领域都获得竞争优势。在快速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单个企业依靠自己的资源进行自我调整的速度很难赶上市场变化的速度，因而企业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强化自身的核心能力，而将自身不具备核心能力的业务以合同的形式（外包）或非合同的形式（战略联盟或合作）交由外部组织承担。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企业与外部组织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整合集成供应链各参与方的核心能力，从而以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扩大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