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成果：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

二、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的基础

1.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为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典型的实践范本。在近代中国史上，我们国家不是没有引进或移植过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而且在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政党制度就是竞争型政党制度，据资料记载，民国时期就有三百多个政党，可谓是政党林立，但大多数政党似流星转瞬即逝，没留下什么痕迹，最终只形成了三大政党竞争格局，即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展开国会席位竞选。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但由于袁世凯的破坏和对政党的镇压，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后相继出现过1913年至1923年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两党“合作”（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合作型政党制度，而是一种松散的政党联盟）政党制度，1927年至1949年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最后1949年新政协的召开，形成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不断推进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据中国阶级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奠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和政策。1989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使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程序化。多党合作制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表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的迅速变革，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等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根据诺斯的国家理论，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又是经济衰退的原因，国家是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因为国家界定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或规则，而政治规则就是国家界定的基本规则之一，政党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改革诉求，整合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一种强大的发展共识，通过对大众对现状的认同和增强各级政府机构的凝聚力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这种强大共识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改变人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人民对改革开放的自主参与性和积极性。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正是整合和增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热情和动力，达成一种强大的发展共识，为推进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建构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的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为世界政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除竞争型政党制度之外的新的政党制度研究的实践范本，为构建世界上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的实践源泉。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精神是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的文化根基和现实基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独立自主地创造了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数十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与此二者相适应，也基本形成了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与政治概念。所谓“和”，是讲各种不同的事物需要互相补充和有机配合。与“和”相反的概念是“同”，“同”是事物的单一性。最早提出“和同”论的是西周末年的太史伯。有一次，时任周司徒的郑恒公问太史伯周的命运如何。太史伯回答他说，周王室的末运已到，原因就是周幽王“去和取同”，即听不进不同意见。继太史伯之后，孔子赋予“和”与“同”更加广泛的意义，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地具有“和”、“中庸”、“和而不同”、“政通人和”、“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非攻”、“兼爱”、“无为”即不相竞争等反映“合作”的思想。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理念中形成了“尚中庸、喜和谐、重合作”的思想，为以“合作”为主线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提供丰厚的文化营养，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或者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基本方法论。而且，以这些思想为哲学基础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更符合“民主政治精神”即民主政治的灵魂或终极价值。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隐喻之一，就表露了通过语言沟通合作才能求得政治的深刻见解。^[5]说明了民主政治应该是讲究合作的科学。中国的政治学者或政党制度研究学者可以、也应该有意识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不过，不能简单地把相关思想直接等同或套用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论，其中有一个提炼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和提炼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个修炼过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文化”精神是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的文化根基和现实基础。(www.xing528.com)

3.世界民主政治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为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创建空间。民主研究的一般理论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以单一的民主模式来实践整个人类的民主并不是当今社会的期望。人类社会民主化发展的活力正是来源于其发展本身所遵循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政党制度规定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党制度不同，决定了政党之间关系的不同。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党现象错综复杂，政党制度千差万别，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同另一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类型的政党制度有多种模式，在不同的国家运作方式、方法和作用迥异。同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党制度理论范式。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完全照搬其它国家的，把美国的模式搬到日本和西欧国家显然不行，同样把日本或西欧国家的模式移植到美国也不行。同属于一个社会制度的国家尚且如此，那么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差别就更大了，更是说明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多样性。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党为了上台执政或保持执政地位以及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纷纷进行制度改革和理论创新，以适应全球化形势下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世界政党政治日益丰富多彩，政党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多样化发展时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多样性的变化虽说带来冲击，但同时也给政党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带来理论和实践的空间。因此，世界民主政治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为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创建空间。

4.当代社会合作趋势的加强及合作理论研究的兴起为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实践支持和理论支撑。维系人类社会个体之间关系的有两种主要形态，第一个是竞争关系，这是经济学家特别强调的关系，它引发效率，引发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但显然人类社会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即人类之间的合作关系，而究竟哪个关系重要，至今还没搞清楚。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发表在2004年《科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6]人类对合作的兴趣，最起码在生物脑演化的阶段上甚至早于人类的竞争关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等世界发展趋势的进一步强化，社会利益多样性、文化差异性、观念多元化等等现象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甚至国家之间都更需要合作了。哈耶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人类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7]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合作是一种常态，合作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政治上的合作更是不例外，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当代人类社会合作趋势发展的加强，为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实践支持。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西方世界社会经济、政治的新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及公共决策理论乃至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对“合作”的理论研究在欧洲兴起。合作理论成为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用来阐明社会政策主张、解释社会结构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又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些则为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理论借鉴与支撑。因此，当代社会合作趋势的加强及合作理论研究的兴起为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实践支持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