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作理论视域下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思考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独立自主地创造了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数十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与此二者相适应,也基本形成了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强调中国主体性,反映了社会主义属性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创造,既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又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律,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核心之一。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而不是放弃或削弱这一制度。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作型政党制度,除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之外,我们也应该借鉴国内外不同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来探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作出贡献。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主体、观念、利益、冲突等领域的社会多元特征,在社会分化加剧,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追求呈现出多元取向的背景条件下,如何促进合作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沃尔多说:“人类有影响的行为都是合作产生的,如果没有合作,也就不会有任何成果”,[94]因此中国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推进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合作是关键!
首先,我们应当从合作理论的角度加强对多党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宣扬,创建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党合作理论化。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的进化》一书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当今复杂、多元化背景条件下的社会里,合作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进化”才能达成。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人们通过学习、试错逐步向合作演化。也就是说,只有了解和学习合作的道理,人们的进化进程才会加快,就会更加相信合作,走向合作!同时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其巨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明确指出,解释社会组织的活动时,必须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行动。换句话说,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95]所以西方的政治学者或政党制度研究者不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选择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由于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世界范围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互动,这为西方政党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机会。信息网络化、一体化和传播的即时化,使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研究话语权进一步放大,为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扩展创造了更多机会和便捷条件。使得人们的思想必然更加复杂化,也会很自然的在对比了中外政党制度之后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肯定是敏感的,有的也可能具有挑战性,如何回应这些问题,既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因此建立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打破政党制度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西方政党制度研究体系话语权的垄断,解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差异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同时由于中国特色政党理论体系的薄弱和理论研究话语权的贫乏,一些人经常套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标准,去观察判断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是非优劣,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够自信或产生怀疑。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还缺乏深刻了解和普遍认同。因此只有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才能够使我们更主动地应对西方政治思潮的挑战,在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争论中有更坚实的理论支撑,对各种错误观点的批驳更具有说服力。应对西方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挑战需要自成体系的理论支撑,更需要解读理论体系的研究理论体系作支撑,作理论研究的评判标准。此外,世界政治多元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必然给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带来挑战,以及在祖国统一进程中,如何把“港台”政党制度纳入“一个中国”的政党制度框架内的问题,就必然要求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解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涵与外涵,既要应对挑战,又要回应质疑;既要回答现实问题,又要完善理论支撑与指导。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走向普遍合作的历史进程,政治哲学的主观努力应集中在为普遍合作的社会作出制度规划方面,其中,对合作进行探讨,必要的理论准备。”[96]尤其是对于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因此,我们应当加快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的研究,在世界政党制度研究中,解读和评判我们自己的政党制度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强化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支撑作用。
其次,要切实搞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作理念宣传教育,强化它的指导作用,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党合作理念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念宣传教育,当然首先是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等等纳入我国政党制度的价值理念宣传教育中去,因为这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根本性准则和基本方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准则了。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把它们作为价值理念来宣传教育,使之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核心价值理念,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从思想上引导人们的政治观念、参与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但是一定也要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主要特性——“合作”理念纳入我国政党制度的价值理念宣传教育中去,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普遍性价值取向。当前在民主党派干部教育培训中,多党合作的教育培训已是比较普遍且深入人心了,对党外领导干部合作共事能力的培养也得到了加强,但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教育培训不是很全面,在群众教育中更是比较缺乏。所以这里提出如下建议:①必须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内容体系中,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中,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单独专门开设一章“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注:现普遍使用的教材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一章中的第一节中的第四小节,份量太少,没有讲深讲透,学生普遍不能完全领会与理解);②必须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教育纳入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学习的必学课程;③必须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教育纳入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的议题;④必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和党外领导干部的合作意识与合作共事能力的培养。使“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共同理念。
第三,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党合作制度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正式确立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成功的做法。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两个重要文件,已经开始使我国的政党制度系统化、制度化、程序化、透明化。但合作理论认为:“最直接促进合作的方法就是使相互作用更持久。”“经常接触有助于促进稳定的合作。”“增加未来影响的方法就是使接触更频繁。”[97]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方式方法或合作的程序应该走制度化、程序化、经常化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出台一系列的制度条例使得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作方式方法或合作程序常态化,譬如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程序已在中央和一些省委省政府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当前主要是加强市县两级,有利于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世界政党制度的一个民主政治制度的典范。
第四,就是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作与协商模式或机制,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党合作程序化。“合作的基础不是信任,而是关系的持续性。当条件具备了,对策者能通过对双方有利的可能性的试错学习,通过对其他成功者的模仿或通过选择成功的策略剔除不成功的策略的盲目过程来达到相互的合作。从长远来说,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模式的条件是否成熟比是否相互信任来得重要。”[98]从长远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应建立稳定的合作模式,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政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任何社会,站在社会的层面上,合作都是建构性的。因此,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作与协商模式或机制就是至关重要的了。正是这样,所以胡锦涛同志在论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党关系问题时,提出了要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长期的和谐政党关系。合作与协商机制是我国政党制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机制,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发挥,主要是靠这种机制的作用和威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和创新,我国的合作与协商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值得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政党合作与协商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宏观问题有微观问题,有原则性问题有策略性问题,有相互关系问题有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关于这些差异性很大的问题的合作和协商在政治协商机制、政权参与机制、政策合作机制、工作沟通机制[99]四个方面,并没有在理论和方针层面形成分类合作与协商机制。今后我们应当在合作协商的具体程序问题方面;在制定民主党派干部担任国家机关领导职务的范围、数量、层次、程序的有关规范,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使之不会因个别领导人的喜好、注意力而更改的问题上;在民主党派参与政策和法规制定方面;在解决执政党与参政党在思想上相互了解,在行动上彼此协调的实际工作层面的问题上,形成若干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合作协商程序化。
合作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而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合作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等世界发展趋势的进一步强化,社会利益多样性、文化差异性、观念多元化等等现象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甚至国家之间都更需要合作了。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整个人类社会也会因合作而被连成一体。就当今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领域努力倡导合作的理念而言,向往合作和走向合作已经汇成历史潮流,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政治上的合作更是不例外,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政治合作的一种趋势!
【注释】
[1]原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等学术期刊上。
[2]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73页。
[3]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Hobbes,Thomas,Levath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p100.
[5]Rousseau,Jean-Jacques,The Social Contract,tran.by Maurice Cranst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68.p77.
[6](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7](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2页。
[8]Fehretal,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Science,Vo.1 305,27 August,2004.
[9]贾蕊、汪田甜:《合作行为的进化》,《生物学通报》2008年第8期,第4—7页。
[10](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11页。
[11]张苏、高伟:《合作与技术创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二十二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2]韦倩:《人类合作行为与合作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博士论文,中国知网。
[13]此处参阅了龚向虎:《合作的产生—一个多视角理论综述》,《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二十二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0页。
[14]Taylor,Michael,1987,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apt.1(Introduction).
[15]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6]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6页。
[22]同上,第22页。
[23]《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
[25]同上,第28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27]同上,第284页。
[28]同上,第285页。
[29]同上。
[30]同上。
[31]同上。
[3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36]同上,第572—57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1—412页。
[38]《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3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226页。
[40]《列宁选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41]《列宁选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363页。
[4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44]同上,第635页。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46]同上,第683页。(www.xing528.com)
[47]同上,第742页。
[4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6页。
[49]同上,第1061—1062页。
[5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1438页。
[5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页。
[52]转引自《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5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5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5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56]同上,第224-225页。
[5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5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5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60]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97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1997年12月24日版。
[61]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7月13日版。
[62]同上。
[63]熊必军:《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效率的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64]梁琴、钟得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
[65]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66](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页。
[67]郭亚丁:《政党差异性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40页。
[68]Crotty,Political Parties Research,i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cit,p282.
[69]此处参阅了闫志民等:《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网站政党制度研究中心。
[70](美)艾里丝•瓦尔纳、琳达•比默:《跨文化沟通》,高增安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71](美)艾里丝•瓦尔纳、琳达•比默:《跨文化沟通》,高增安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72](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0页。
[73](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33页。
[74](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349页。
[75](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76](美)艾里丝•瓦尔纳、琳达•比默:《跨文化沟通》,高增安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77](美)欧文•拉兹洛,戴侃:《多种文化的星球》,辛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78]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79]闫志民等:《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网站政党制度研究中心。
[80]胡小君、朱昔群:《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1](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98—333页。
[82]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83]李景治:《中西执政党执政方式比较及其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8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6日版。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86]《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8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8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89](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90]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何在?》,《学习时报》2007年1月16日版。
[91]虞崇胜:《民主是价值的普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的统一》,《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92](澳)卡罗林•亨德里克斯:《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载陈家刚选编《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5页。
[93](加)R•米什拉:《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中文版序言,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59页。
[94]德怀特•沃尔多:《什么是公共行政学》,转引自《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95]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96]张康之:《论合作》,《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97]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91—92页。
[98]同上,第126页。
[99]闫志民等:《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网站政党制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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