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作理论分析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作理论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政党制度规定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党制度不同，决定了政党之间关系的不同。在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中，政党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不同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执政党和参政党在政治上的关系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党现象错综复杂，政党制度千差万别，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同另一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类型的政党制度有多种模式，在不同的国家运作方式、方法和作用迥异。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不是用简单概念的类比就能说清楚的，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由其发展历史、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等具体国情所决定，而非外力和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由于“文化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文化决定社会系统进化的轨线和人民的命运”^[77]。因此，文化的差异、国家的差别和民族差异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在研究分析评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造性价值时，不应以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研究分析标准来分析评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而应以合作理论的观点与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作为分析评价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和现实创造性价值。

1.政党制度模式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确立的。在1989年以前的我国政党制度中，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党关系是明确的，但对于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执政，还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的问题并不明确。直到“［1989］14号文件”的制定，才完全明确了这个重要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2005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把我国的这种政党制度的特征完整地表述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标志着我国政党制度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实质上是把我国的政党制度定位在执政党加参政党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创设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可以说，不论是从政党制度结构还是从政党关系，都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一种创新，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任何一种政党制度形式的，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其一，从结构上分析。从结构上来讲，世界政党制度模式有两种代表性类型：一是一元化的即一党独揽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二是多元化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即两党平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和多党平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我国政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是一元为主导、多元为组织且一元与多元的主体平等的基本架构。这种政党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创造性地结合而形成，和苏联等国家的政党制度完全不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结构是由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等元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结构，共产党是制度结构中的核心要素，八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是基本要素，是一种合作型的组织结构。我们知道“组织的结构决定了组织成员的行为，虽然并不是一切行为都是由组织的结构所决定的，但是，说绝大多数行为是由组织结构决定的是不为过的。合作组织中的合作行为之所以是有保障的，就在于它拥有合作的组织结构。合作组织建立起了全新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是出于合作的目的和服务于合作行为的，它为合作行为的持续发生提供了充分的支持”。^[78]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组织结构为我国的政党合作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这种政党制度结构模式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制度模式，所以说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一种创新。

其二，从政党关系来看。对于政党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一般都是把它区分一党独裁、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关系，当然也有在多党联合执政情况下的合作关系。国内就曾有学者据此把政党制度分为竞争型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的两种政党制度类型。而又把合作型政党制度分为多个政党联合执政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和中国的执政党加参政党的合作型政党制度。^[79]国内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如果以政党关系的分离性程度高低为依据，大致可将政党关系分为斗争型关系、竞争型关系、合作型关系和统合型关系四类。斗争型关系表现为各主要政党为了夺取政权而相互争斗，且这种争斗并未形成较为稳定和文明的规则，甚至某些主要政党被执政的对手认定为非法而加以镇压。统合型关系只存在于非竞争性或政党竞争受到严格限制的政党体制中，表现为某个政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其他政党在力量对比上处于次级政党的地位，并且丧失了独立自主性，在功能上成为支配性政党实施政策的工具^[80]。竞争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的表述与其他学者表述是一样的，其实这种评价标准是不客观的，在合作型政党制度体系内，应该是所有政党都参与国家政权的，和执政党一起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等。而西方国家的多个政党联合执政并不代表所有政党都参与国家政权的执掌和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同样存在多数执政党和少数在野党的竞争，而且参与联合执政的多党之间也有竞争，导致党派之间经常相互倾轧、关系破裂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多党联合执政不应认定是合作型政党制度，因此，一些西方的政党制度研究专家如萨托利根据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干脆把政党制度分为两类，竞争型政党制度和非竞争型政党制度就是一个佐证。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又不是非竞争型政党制度，在萨托利的研究中，非竞争型政党制度一般包括一党制和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一党制多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少数国家也有，如葡萄牙与西班牙等。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多存于亚非拉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墨西哥等。^[81]在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的国家，如果从政党数量来看，一般都存在着多党竞争，只是一党独大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或象一党制一样垄断着国家政治生活。所以从政党关系角度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建了新型的、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合作型政党制度。

在经济学里，传统的经济学只强调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忽略了合作，如果说竞争能够给社会带来活力和效率，那么合作能够给人们带来和谐、稳定的秩序和高效率。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竞争关系，而且还有合作关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人们往往不可能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人们在广泛的政治生活中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基本框架，而不是像西方的政党制度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基本框架。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创设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类型，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政党制度典范。

2.执政方式

执政方式是指政党为了履行执政职能、实现执政目的而采取的执掌、控制和运用国家政权的途径、形式、手段和方法的总称。涉及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政党介入国家政权的方法和途径；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模式；政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党权运作模式等。由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传统和执政理念等不同，世界各国执政党对执政方式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同，但均强调执政方式应符合国情并根据民众诉求不断调整变化，所以各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但纵观世界各国政党的执政方式可以看出：第一，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没有统一的模式。各个国家执政党都是根据本国独特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探索适合自己的执政方式。第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发达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都在实践中继续积极地探索和调整党的执政方式。

在世界上凡有政党政治的国家里，一般来说由于政党制度不同，其执政形式也是不一样的。首先从区域模式来看，我国研究政党制度的专家、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认为，在世界政党政治的历程中，政党执政模式可以分为“西方国家政党执政模式”、“苏共执政模式”、“发展中国家（地区）政党执政模式”^[82]三大板块模式。其次从政党与政府关系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教授则认为，可以划分为“超脱式执政党”和“介入式执政党”。^[83]“超脱式执政党”是指美国式典型“选举政党”。执政党的“执政”主要体现在总统及由本党精英组成的政府的执政行为上，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发挥执政作用并不明显。政府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不需要得到执政党的批准或认可。按照惯例，执政党也不会做出决议或提出重要议案要求总统或政府贯彻执行。“介入式执政党”是指日本式执政党。选举获胜、新一届政府组成之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较为密切，在政府各项工作的运作中，执政党都扮演着较为积极的、不容忽视的角色。一方面，执政党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也比较重视执政党相关部门的意见。与美国式的执政党相比，日本式的执政党“执政”的色彩更加明显，执政功能更加健全，对政府的影响力也更大。第三从政党执掌政权来看，一般学者认为有一党独掌权力执政、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多党轮流竞争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在实行一党制政党制度的国家里，由于只存在一个政党，政治权力被一个政党垄断，其他任何政党不允许存在，因此就形成了只有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形式。在一党制国家里也还有存在多个政党，但也是只有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形式。在两党制国家里，由于存在两个或虽然存在两个以上政党，但只有两个主要政党单独轮流执掌国家政权，就形成两党轮流执政形式。在多党制国家里，由于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就形成了要么一些主要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形式，要么形成其中的一些政党联合起来形成多数党联盟共同执掌国家政权的联合执政形式。但是一般来说一党制执政形式多存在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多党轮流竞争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则在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得比较多。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一党执政、多党参与的执政形式，改变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只存在一党制独自执政、两党或多党轮流竞争执政、多党联合执政等形式的执政形式，发展、创新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党制度结构是主次、交叉结构，中国共产党是主政者，执掌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的“轴心政治”力量，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执掌，这样就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政党政治的执政形式。既不同于一党独自执政，两党或多党轮流竞争执政的执政形式，也不同于多党联合执政的执政形式。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新了有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一党执政、多党参与，打破要么是一党执政、无任何其他政党存在，或一党执政、一党或多党在野反对的一党独自执政形式，要么是两党竞争轮流执政或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轮流执政形式，以及多党联合执政的形式。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84]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新发展、创新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

3.民主形式

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将民主政治分为9种类型：城邦式民主（雅典式直接民主）、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竞争式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法治民主、参与式民主、自由式（世界主义）民主。民主形式是指政治民主在实践中，由相关的理念、制度、体制、机制所构成的实现形式。其核心是权力的分配与运行方式，是文化传统和民主化程度的综合反映。戴维•赫尔德提出的八种民主模式按其基本实施方式来说，可以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形式，因此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是最基本的两种民主形式。直接民主源于古希腊时期，以公民大会协商议事为内容，这是以城邦小国为基础条件的。现代的政治民主主要是代议制民主，由公民选举产生代表，由代表讨论决定国家大事，选举成了民主的基本标志。从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的公民大会，到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再到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尔后再到19世纪代议制政府时期的欧洲和美国，直至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自由民主时代，民主一直是人类政治发展中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完全可以说，人类政治生活的任何进步都是与民主的进展联系在一起的，一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其实也就是一部人类不断争取民主的历史。(www.xing528.com)

在当下的世界，无论人们对于民主持何种看法，但似乎都承认，民主是值得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是一直将实现人民民主作为重要政治目标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85]列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者和实践者早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86]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87]邓小平在世时，也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88]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见，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政治目标。然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科学理解民主的真实涵义，理解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和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它具有普适性，是任何进步人类都必须追求的；同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它具有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是不同的。

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关注协商性民主形式，主要为了纠正代议制民主形式出现的导向精英民主的弊端。协商性民主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性民主，也成为引人关注的民主形式发展的重要趋势。民主意味着参与，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所以美国著名的参与民主理论研究专家卡罗尔•佩特曼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认为，真正的民主就是所有公民直接充分参与的民主。^[89]参与式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主张通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共同行动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这是参与式民主的根本特征，它区别于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的参与。它并不否认共同体中的利益、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多元性，主张公民参与讨论、协商，正是以承认利益、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多元性为前提的，讨论、协商的目标也不在于消除差异性、多元性，不在于形成统一的共同体的意志，而是相信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各种差异、多元之间能够互助、互利、合作、双赢。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则是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克服了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参与的缺陷，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90]因此，我们认为，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更主要地体现为参与决策，决策不是领导拍板的过程，而是民主协商的过程。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完善了世界民主除票决民主之外的其他民主的实现形式：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克服了西方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参与的缺陷。人大的票决民主，政协的协商民主、参与民主（也包括其他领域如基层社区等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等）使得我国成为民主形式发展比较完善的民主政治国家。从实质上来看，我国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突破了以往把民主限定在选举环节的观念，将民主扩展到决策过程，是一种更积极的民主主张。正如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2010年的第六届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上作主题演讲时，提出“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91]“协商民主更像是公共论坛而不是竞争的市场，其中，政治讨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它必定要成为那些强调个性、竞争和聚合性的民主模式的普遍替代。”^[92]协商民主各参与方以更积极的方式，根据一系列协商背景和主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此意义上，它更像一种直接民主，可以说，正是反思和探索选举民主的结果使协商民主得以复兴，选举和协商是当代民主的两种主要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构成的形式，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最基本的民主形式，具有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特征。同时，我国又有着民主协商的传统，特别是有着多党合作的人民政治协商的制度。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段话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形式，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所作的一个重要总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丰富民主形式。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这是全面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途径。因此我国多党合作的三大制度安排：政治协商的各种形式，参政议政的“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以及民主监督，尤其是人民政协的协商制度、界别设置制度，更是反映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所体现的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广泛性。民主的目的在于公民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以达到善治的目标。这就是民主价值的普适性。但价值的普适性并不否定民主实践的多样性。所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仅完善了民主形式，加深了对民主形式的理解，而且还实现了决策民主、程序民主，克服了选举民主的缺陷，做到了民主的形式和价值的相统一，更是提升了政治民主的质量。

4.理论创新

国家的差别和民族差异就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因此，不同国家、民族选择不同的政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选择了民主政治的不同的实现形式，而不是选择或者拒绝民主政治的问题。将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竞争型政党制度视为惟一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霸权和学术霸权的体现，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因此，我们在研究分析评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时，不应以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研究分析标准来分析评价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而应建立我们自己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作为评价标准（注：当然借鉴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是可行的），来评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价值。

众所周知，理论源于实践，没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任何理论都是不会产生的，或任何理论都会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西方学者所构建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都是源自他们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孜孜不倦探索和研究所得出的成果。理论源于实践，又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所以对于西方学者用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来评价分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则就不奇怪了。他们忽略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性及不同民族文化的本土基因的影响，因此导致他们评价分析其他政党政治国家的政党制度出现偏差也就不奇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建构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竞争型政党制度之外的、新的政党制度研究范本，具有理论的创新价值，为构建世界上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的实践源泉。

此外，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政党合作思想及马列主义政党学说来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关于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自从马克思提出政党理论和政党合作的思想，到列宁创建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把他们的政党合作思想实践探索过。所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学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理论的创新，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合作思想研究提供实践范本。

5.现实价值

既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种合作型政党制度，就必然要讨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这种合作型的现实价值。在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均实现了各自的利益，并实现了集体利益最大化，所带来的现实价值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政治稳定。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具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有广泛的交流平台，在约束条件下进行合作，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极强的政治稳定性。首先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政治稳定的保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合作中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目标趋向的一致性，保证了社会各阶层都能广泛参与国家生活和政治生活，促进了政治生活的有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推动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为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提供了重要保证。其次参政议政、政治协商使政治稳定得以实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保证了民主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使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反映到政治体系中来，具有较强的吸纳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从而实现了政治稳定、人民团结和社会发展。

二是社会和谐。合作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斯密特和哥诺特曾经说过：“合作主义思想渊源于两种哲学的综合，即欧洲天主教义和民族主义，前者强调和谐与社会统一，后者重视适应本民族文化传统，强调个体对民族利益的服从和牺牲，从而使社会结为一体。”^[93]可以说，提倡和谐、强调整体、追求社会和谐、追求社会秩序乃是合作主义的一贯宗旨。正如前文所述，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保持和促进我国政党关系和谐，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他同时强调：“巩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当今凡有政党政治的国家里，政党关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关系，没有政党关系和谐，就难以有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与社会和谐。而合作主义自工业社会诞生以来，就倡导社会和谐为其理论预设、追求目标和基本价值。这正好就契合了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保持和促进我国政党关系和谐”的讲话精神。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和谐的党际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的功能，促进社会和谐。其一，党际和谐带动社会和谐。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形成了亲密的友党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各政党的共同目标。在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广泛的政治合作，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团结他们一道前进，在全社会形成了团结和睦的政治文化氛围。其二，政党功能的发挥促进社会和谐的实现。在多党合作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有效反映社会各方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成为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能够提供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监督，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更加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工作，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