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变迁分析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制度变迁分析

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西方国家近现代的政党思想就开始在中国传播。甲午战争后，国内开始出现了政党萌芽，从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国内出现了第一次政党组建高潮。自辛亥革命后，我国先后产生了五种类型的政党制度：竞争型政党制度、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国共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前四种政党制度在中国社会的土地上先后夭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成功地生根发芽，并成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政党制度。本节拟对前四种政党制度的夭折，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做一个比较制度分析，并且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变迁也进行制度分析，试图寻求出在中国产生与西方社会不一样的政党制度的根源。

（一）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最早产生于英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普遍出现于欧美国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也就是说政党和政党制度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外来产物。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政治学说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大量关于政党制度的思想也介绍到了中国。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才出现政党组建高潮呢？其主要原因是，鸦片战争后，落后的中国人才放下自汉唐以来天朝自大的架子，被动地向所谓“夷人”的西方学习，由于缺乏对现代化的了解，学习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最直观的东西：厉害的枪炮——技术。然而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同样向西方学习，且被中国历来所小看的日本，是中国人觉醒，继而转向西方制度学习的契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非暴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暴力革命派就是典型的向西方制度学习的代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所以政党思想在甲午战争后开始出现，到民国时期掀起政党的组建高潮就不奇怪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无能的、不得不承担失败责任的清政府一下子放松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于是一大批救国的政治团体及他们所创办宣扬西方思想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出现，这样大量关于政党、政党思想、政党制度的学说得到了宣扬，慢慢地改变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政党概念，再加上对西方国家政党及政党制度作用的了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上了组建政党救国的道路。

于是，自1905年同盟会的创建，至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政党组建高潮，尤其是1911—1913年之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2]被称为“政党林立的时代”。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产生之前的这段时期，在中国的政治文明史上先后出现过竞争型政党制度、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国共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和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

1.竞争型政党制度。竞争型政党制度产生、盛行于民国成立时期，结束于袁世凯独裁政权的建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新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议会制度的确立，社会舆论的宽松，以及资产阶级对政党制度的选择，为民国初期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产生奠定了基础。尽管民国时期政党林立，有三百多个政党，但大多数政党似流星转瞬即逝，没留下什么痕迹，最终只形成了三大政党竞争格局，即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展开国会席位竞选，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但由于袁世凯的破坏和对政党的镇压，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最终以失败告终。

2.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1913年竞争型政党制度失败后，政党林立的局面退出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舞台。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开始探索新的政党制度，他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华革命党，形成了以党治国的一党型政党制度思想。但直到1920年，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所以他的一党型政党制度也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到1923年，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孙中山开始走上了探索与中国共产党的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的道路。

3.国共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国共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萌发于1922年，正式产生于1924年国民党的“一大”召开，1927年失败。而后始于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6年的国共两党合作型的制度，严格讲并不是一种合作型政党制度，而是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与1924至1927年的国共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是不同的性质，但1924至1927年的国共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联合政党制度，因为无论从政党的政权结构、政治参与和西方国家的联合政党制度都不一样，但它确实构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的党派合作制度。

4.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建立的标志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大陆失败于1949年。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与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虽都是“以党治国”，但还是有着显然的区别的：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虽然强调“以党治国”，但不排斥非国民党的优秀人才，也不排斥其他党派的存在，而且他的思想中“还政于民”是主要的，而蒋介石基本摒弃了这样一些精华。

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它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三三制”，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正式确立于1949年全国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发展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90年代。进入新世纪，正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之中。

（二）中国政党制度失败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成功原因的制度分析

简单地扫描一下上个世纪20年代初至40代的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前四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会失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却成功，并不断适应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浏览一下国内许多分析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一些论文或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都是停留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说法。譬如很多对竞争型政党制度和蒋介石一党型政党制度的失败分析出来的原因，本身就是这种政党制度的外在表现或结果，没有真正地揭示这些政党制度失败的本质原因。本节在这里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和理论来剖析、比较这些政党制度失败的原因及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成功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通过提出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人们选择的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3]正式约束又称正式制度，一般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约束又称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世代相传、渐进演化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一般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和习惯在非正式制度中影响最深，处于核心地位。而且正式制度只有在被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协调、相融合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才能取得成功。

自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种外来物，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移植过来的一种正式制度。这种政党制度根植于西方的政治文明之中，源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之中，产生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理念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所以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就是个人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竞争^[4]。而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实质是一场市场化、法治化的进程，因此，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基础就是强调竞争与法治的现代社会文明规则的形成过程。那么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政党制度，与其正式制度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就是竞争的思想文化理念和法治的规范。当我们把这种政党制度移植到有着与西方不一样思想文化理念的土地上时，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可移植性不一样。一些正式制度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如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原则，但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要差得多，它取决于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而且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速度不同步，正式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而由于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沉淀，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就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具有突变机制，而是一个长期缓慢渐进的过程。与正式制度的变迁相比，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一种滞后性，很难发生突变。(www.xing528.com)

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来看，源于西方的政党制度移植到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思想文化基础，即与之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尽管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尽管西方不论是器物还是技术、制度等都已经进入了中国，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巨大的同化力和排斥力，其核心理念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在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其行为。因此政党制度思想一来到中国就遇到了巨大的排斥，即便是在中国近代史以创立政党制度，进入政党活动的所有风云人物一开始都不愿意使用政党之称呼。为什么？因为首先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5]治水社会的生产活动则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而要实施大规模的协作活动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集权领导，因此，集权主义、集体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其次传统的东方思想文化的核心理念是集体主义，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则表现为合作^[6]。因此，传统政治文明理念中的“尚中庸、喜和谐、重合作”，已经是绵延几千年了，它严重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理念和行为模式。再次是西方政治文明在中国近代社会已经产生的影响，及民主与法治的思想理念已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且一部分人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一种思想文化理念操纵着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时，西方政党制度的出现必然会遇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情况。多党竞争型政党制度就遭遇传统集权主义思想文化的对抗和排斥，得不到传统思想文化理念支撑的竞争型政党制度被集权主义的暴力消灭是必然的，轰轰烈烈的政党冲突流血不过是表面而已，其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当然也有学者和专家说是中国的民主政治文化不成熟等原因，其实质还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这种民主政治的政党思想文化理念而已，和当时实行的现代民主政治文明的政党制度不相适应、融合而已。其后的国共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的失败也是违背传统文化中集权主义的思想理念，而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与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既违背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合作”的思想理念，又背弃了西方近代政党制度的民主政治理念：竞争与法治，所以失败必然或变革必然。

其实，我们通过纵观整个近现代史，也不难发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实质是一部中国被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它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的器物、技术学习，甲午战争至袁世凯登上帝位的制度学习，1915年之后到五四运动的思想学习。有器物购进，技术引进，有制度移植，但这些没有思想文化、伦理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相匹配、协调、融合的东西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自身也没取得成功，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则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等传入中国后所出现的，即马克思的思想，又吻合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形成它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匹配和协调、融合的状态，成功是必然的。

因此，只有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政党制度才能在中国这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至深的社会生根发芽，既有集权，又不排斥与其他政党的合作，还要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的政党制度才能适应中国的政治文明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也就是说成功的政党制度必须是它的政党制度的正式制度和它的非正式制度相匹配、相协调与融合，这种政党制度才能成功，因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是前者成功的关键”^[7]。而且，这种传统“治水社会”的集权领导和分工协作（合作）的思想文化理念还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结构上都深深地烙下了它的痕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的政党制度源于马克思的建党学说思想，而马克思建党学说思想中的既有民主合作，又有集中领导的思想，就体现出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集权与和谐、合作等理念相吻合，因此使得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有了它的思想文化基础，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合作，即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的正式制度与它的非正式制度相匹配，所以它的成功是必然的。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历史变迁分析

1、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的根源分析

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的起源与产生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多党合作制度为什么存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产生的根源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制度的形成到底是由地理、种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内生决定，还是由一个国家制度选择的历史外生决定？在这里，本文采用博弈论试图解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起源。

多党合作政党制度是近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结果，制度既是博弈规则，也是博弈均衡，是制度产生的内生变量，是一种“博弈的内生规则”。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而且这些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过互动而内生的^[8]。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应该是一个多次博弈的过程。自政党制度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以来，先后经历了多党竞争型政党制度，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国共两党合作型政党制度，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前四种类型的政党制度都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党制度，适应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其原因就是竞争型政党制度只强调社会生活中竞争关系，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违背了中国人传统的“和合”思想文化观念。一党型政党制度根本就违背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是经历了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而后形成政党制度规则。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斗争博弈中，中国共产党是产生较晚的政党，它一诞生就加入了中国现代政治力量的斗争博弈中。在这场为了救国救民的政治斗争博弈中，国共两党面临着强大的封建势力，为了生存与发展，便走向了合作。但当共同的敌人被消灭得差不多的时候，由于国民党传统集权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抛弃合作和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导致合作型政党制度失败。抗日战争爆发了，国内的政治力量为了救国和生存，又进行了政党合作，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基本上是中国的各大政治力量的博弈，包括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一种结果。

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政党思想源于马克思的西方先进政党思想，又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思想理念，得到了支持和发展，成为了博弈中的强大者，同时又保留了与其他弱小政党的合作的博弈规则，因此在这场中国近现代的政党博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规则得到了确立和支持。

2、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变迁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为什么会发生制度变迁？其原因在于制度稳定性、环境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及人对利益极大化的追求三者之间持久的冲突。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变迁，其实质是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就是多党合作制度中制度安排（即多党合作中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变迁。

制度变迁的情况受到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的影响。路径依赖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名词，它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体系所代替。路径依赖的产生源于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自我增强机制包括了四个方面：1.规模效应。设计和推行一项制度必须投入大量的初始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广，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2.学习效应，3.协作效应。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组织和组织之间会产生显著的协作效应，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4.适应性预期。制度框架中正式制度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制度的补充并延伸到具体应用中去，这自然使人们对这种制度产生适应性预期。^[9]也就是说在多党合作制度的变迁中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当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三三制”诞生后，在当时民主政治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规模效应，学习效应使其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和借鉴西方政党制度的成果，协作效应使其慢慢适应于在多党合作制度框架的分工协作，适应性预期实质就是人们接受了这一种政党制度，并对它产生了永久性的预期。从而使多党合作制度的变迁具有明显的报酬递增效应，也就是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更加适应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其实，路径依赖原理告诉我们“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0]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历史渊源的。

另一个是学习机制的结果，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长期源泉是个人和组织活动家学习。人类学习的过程形成了制度演变的轨迹，历史上许多制度都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政党制度的介绍、宣扬和学习及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国内革命斗争环境的不断学习和总结，既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政党制度，又有在国内实践革命中的学习，这种学习机制使得它总结了西方政党制度和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与现实情况而创立了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同时在不断的学习中又推进了多党合作制度的变迁。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经历了七个时期的历史变迁：从“三三制”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的雏形出现，到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正式形成，1950——1956年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初期发展时期，1957——1976年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时期，1977——1979年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恢复发展时期，1980——1989年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逐步完善与发展时期，1990——2004年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时期，2005年至今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时期。多党合作型政党制度自产生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制度结构特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种制度结构基本确立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格局。但其制度安排却是处在一种不断变迁与完善的过程中，即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方式方法自“三三制”开始，就处在一种不断探索和完善之中，一直到现在。譬如政治协商制度安排的变迁，最早在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政治协商就是指当时的参议会，在参议会或座谈会中，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边区政府一切大事，而且当时的参议会到后来1949年的新政协还具有权力机构的性质，自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以后，新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作用就消失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发生变化，但其任务不变，政治协商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协商内容则更加丰富了，除了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民主协商外，在初步发展时期还有最高国务会议、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谈心活动、书面建议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