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振兴茶务和盐务
甘肃官茶的实行，始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当时为了充分利用甘肃的优势资源，有人建议以茶易马，诏趣水陆，运赴河西诸路，设茶马专司，是为官茶度陇之始。[74]输入甘肃的茶叶，主要由商贩从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四省运入。茶法管理，清初设立洮州、河州、庄浪、甘州、西宁五司，后裁撤洮、河二司，所有甘肃茶务一并归于庄、甘、西三司。额设茶引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道：庄司额引九千三百零二道，甘司额引九千九百八十二道，西司额引九千七百一十二道，茶均由湖南采运。[75]咸丰二年，金田事起，两湖遍地烽火，道路梗塞，茶商时受劫掠，茶源渐为切断，甘肃茶务逐渐废弛。同治三年，陕甘总督恩麟奏请将庄、甘、西司所欠咸丰八年课项，分三年带征。九年、十年、十一年茶引，仍令照旧行销完课。同治元年以后茶引，暂缓发商。[76]湖茶入陕者均囤积泾阳，听候盘验。泾阳失陷后，所有囤积湖茶悉遭焚毁。此后，军务繁兴，官茶片引不行，甘肃茶务更为荡然。
一、振兴茶务
同治五年，陕甘总督杨岳斌会同甘肃官员共同议定：“设官茶总分各店、归并古城茶税以及免厘税、缉私贩计四条，奏蒙交部议复照准。”[77]其主要内容如下：
1.无引私茶，化私为官。杨岳斌认识到私茶对于本地商人利益的损害，并分析了出现私茶的原因，他指出：
查陕省西、同、汉、凤四府及榆林、神木二处，向行茶引一千零三十二道，湖茶不准私入陕境。嗣乾隆、嘉庆年间，该处滞引难销，先后将前项茶引全数拨归甘商名下代销完课，由是陕省茶无官引，而私贩湖茶充斥，坐网厚利，蔓延至甘，大为甘商之害。[78]
私茶的蔓延严重扰乱了西北茶叶市场，地方政府虽屡经出示严禁，但因奉行不力，难以收到实济，私茶依然肆行。禁而不止的情况下，杨岳斌决定化私为官，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他说：“与其徒事禁私，无裨于课，何若化私为官，借资协济。”[79]于是饬令各商公司遴举富商数名，发给执照，在西安开设协济官茶总店，即以前拨陕省之引，坐销陕西各地。并在潼关、商州、汉中分设茶店，明定章程，出示晓谕。所有无引之茶到达陕西后，俱由贩茶之户开出包样、斤数，呈报官茶总店，登明号簿，并按照茶叶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对茶叶税也作了不同规定：
每上色茶百斤收协济茶课银一两，中色茶百斤收协济茶课银六钱，下色茶百斤收协济茶课银四钱。[80]
商贩经完纳税课后，由官茶店发给票据，准许按照官茶在陕西境内销售。为防止商贩出现隐漏现象，选派得力人员前往监收稽查，以绝其弊。
2.归并古城茶税。新疆茶务，向为甘司茶商行引。道光初年，北商请领理藩院印票后，遂在新疆境内售卖，侵占了甘司引地。经伊犁将军庆祥、陕甘总督那彦成会奏后，允准在古城设局收税，并规定，每年所收茶税，年底核明确数后，拨归甘省茶商汇报，以补引课之不足。但因商人从中作梗，弄虚作假，茶叶市场再度出现混乱。杨岳斌指出：
惟原奏内只准北商于古城运销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六色杂茶。而北商率将湖茶改捏千两、百两红封、蓝封、帽盒、甬子、大小砖斤各项名色，影射贩往，销售牟利。与甘司所行附茶，名虽异而实同，大为甘商之敌，遂致引地渐寒，茶课虚悬。[81]
为了杜绝欺诈行为，规范茶叶市场，杨岳斌奏请对茶叶贸易严格管理，规定：口外行茶地区，除北商赎卖六色杂茶不许外，其余所贩茶叶，均照甘商课税，每茶八十斤，以四两四钱四分为率一体纳税。同时，力请将古城每年所收茶税，援照原案悉数归并兰州道，以期税额划一。
3.减免茶厘。甘肃行销茶叶，商人领引后，先赴湖南安化山中采办，运至陕西泾阳成封，然后发往甘肃引地销售纳课。太平军兴后，南服不靖，各省抽收厘税，引茶所经之地，皆一例照收。而新疆伊犁、哈密等地，均系行茶引地，也征收重税，增加了商人负担。杨岳斌认为：“引茶有应纳正课，与商贩他项货物牟利肥己者不同。若一律抽收，不惟漫无区别，且引滞商困，转碍正课。”[82]于是，奏请对于甘肃官商由湖南运茶至陕，沿途经过地方，验明引票放行，免收厘税。如无引票，仍照旧抽收，以杜蒙混。
4.严格缉私，加强管理。杨岳斌分析了甘肃官引不畅和市场疲软的根源，指出：“官引之疲滞，由于私贩之侵越。”[83]尽管政府出示缉私文告，不啻三令五申，但地方官员视同具文，听任缉私人员包庇，因而难收成效。杨岳斌认为：“若不破除积弊，茶务万难整顿。”[84]故奏请在宁夏、固原、秦、阶、洮、岷等府州县，专门委派候补正印官一员，会同地方官认真稽查，并制定奖惩措施。规定：“以破案之多寡，分差使之勤惰，记功记过，明定章程。州县倘仍坐视不理，禀请参撤。”[85]通过打击奸商的不法行为，进一步规范茶叶贸易市场。
杨岳斌试图通过制定条例，规范茶叶市场，振兴西北茶务。但因当时战争尚在进行，加之官商并不赞同，此举只能流于形式。尽管如此，这一大胆尝试，为后来湘军集团改良西北茶务奠定了基础。左宗棠等人担任陕甘总督时期，对茶务进行了一系列改良，其举措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免除茶商积欠课银
回民起义结束后，甘肃茶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尽管军务平息，但“逃商不敢复充，新商亦无应募者”的状况依然未能改变[86]。左宗棠认为“停办已久，积课过多，商情咸谓代偿前欠额引，故皆裹足不前”[87]。为了重振茶务，他饬令地方官员公同商议，妥定办法。经过认真分析、商讨后，最后拟定了清欠、清引、清课、清商四条，作为解决茶务的暂行办法。令地方官员对茶商历年积欠银两予以清厘后，总计积欠带征课银和已领茶引欠课四十余万两，主要原因在于商道断绝、贸易阻隔。此外，政府杂课过多，茶商无力应付。据左宗棠奏称：“每年额领茶引二万八千余道，引地多被蹂躏，诚难足额。每引一道，改折银三两，又征杂课银一两四钱零，试办之初，断难照数完纳。”[88]
经过多方分析后，左宗棠决定豁免茶商积欠课银、停止征收杂课，分咨陕西、山西两省转饬各商原籍，查清力能承引者赴甘，量力给票，以票代引，赴湖采茶。并为其制定了优惠政策，力保茶商利益。规定：
自同治十二年为始，能行一引之茶，即纳一引之课。从前积引，饬令一律呈缴，不复代为行销，以杜弊端。俟试办二年，察看实能行销茶引若干道，再行饬令领引，以昭核实。庶茶课可冀日有起色等情。[89]
为了彻底革免茶商积欠课银，制定了《变通茶务试办四条》，主要内容为：
首先，招商以兴茶务。左宗棠分析了茶商心生畏惧的原因：“众皆视茶务为畏途，非畏茶务，畏积课也。”[90]咸丰元年课银五万四千二百余两，并欠代征咸丰八年分课银二万八千九百余两，均在乏商名下。还有已领咸丰九、十、十一等年茶引，因同治元年泾阳城陷，商人引茶资产、房屋、眷口，均遭焚掠。加以甘肃兵燹连年，谋生无计，商人逃亡殆尽，核计数年欠课，又在三十八万六千九百余两。这些历年积欠课银尽皆虚悬，政府未能征获。对于陈旧积欠银两，若不通融办理，势必无人敢于充商。为此，左宗棠上疏：“将积欠之课，奏请豁免。并将众商拖欠原领各案官本生息，饬由该总商查明数目，分行司道府县，暂行停缓，随后试办有效，陆续弥补。”[91]通过免除积欠银课，解除了困扰茶商的历史包袱，消除了茶商顾虑，有助于活跃商情。
其次，清引以招商。左宗棠查阅东西二柜商人额领茶引数量，每年为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道，此为茶务初起之时茶引畅销定额。回民起义爆发后，因受战争影响，茶务停废达十年之久，军务平定后再次招商，事同创始，难以如额行销。于是，左宗棠决定：“俟陕、晋二省新商募到，由该总商查明，共承引数若干，饬令众商量力领票，措资前赴湖南采办。”[92]并规定：“自同治十二年为始，行一引之茶，即纳一引之课。从前积引，不准代销，庶免移新掩旧之弊。俟试办二年，各商实力行销茶引若干道，再饬承领额引。”[93]
第三，清课以招商。左宗棠认为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积弊相沿已久，成为众多本行商人和外行商贾的沉重负担，许多茶商不堪杂课繁重，视茶务为畏途，不敢贸然领引，因而决定革除茶务陋规，为振兴茶务创造条件。他说：“今被灾十载，正课百余万两，且归无着，更何可征收杂课以累新商？与其徒留杂课之名，致妨正课，曷若蠲除陈课之累，以救新课。应将每引一道，每年杂课银一两四钱零停止征收，以祛宿弊而重正课。”[94]
第四，清商以招商。左宗棠考察了甘肃茶务，认为本地商人因资本微薄，无力承引，承引者皆为山西富商大贾，决定重新招商引资，改变茶务废弛的状况。经奏明朝廷后，行知山西曲沃、稷山、襄陵、太平，陕西泾阳各县，查传力能承引之商，令于陕西先开官查总店，一面试办新引。
2.变通茶务章程
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制定《变通茶务章程》八条，提出了变通甘肃茶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作出了变通甘肃茶务的规划。
首先，以票代引。回民起义结束后，甘肃茶务衰退已久，原来山西和陕西旧商无可招致，本地回商幸存者寥寥无几。因而整顿茶务的关键在于引商，左宗棠决定采取以票代引之法。他以经世派代表人物陶澍和曾国藩举办票盐的实效，论证以票代引的合理性，他说：
窃思国家按引收课，东南惟盐，西北惟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比例，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两江盐务废弛。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淮北奏改票盐，卤纲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95]
甘肃茶引，以前皆由总商承领，领某司引，销某司茶若干斤，纳正课若干，杂课若干，均有定数。其中有资本不足者，在一个商人名下，其余几家共同经营，或者将领引转卖于人。而正商则雇伙营运，领引分销，坐享其利。这种承领方式的不良后果是：“试办之初，人皆以充商承引为畏途者，一经充商承引，则定为永额，将来须责赔旧欠，一也；或行销不旺，致有亏折，不能辞商缴引，亏累无穷，二也。”[96]为此，左宗棠决定仿照淮盐之例，采取以票代引。同时，推行商贩并招之法，以打通销路。
其次，纳正课以给票。茶务试办之初，以督印官茶票代引，各地商贩均可领票运销。但左宗棠担心商贩过于分散而难以稽查，倘若碰到一些商贩拖欠课额，无凭追缴，所以他预先拟定了防止欠课的办法：“凡商贩领票，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或一时不能措齐，准觅的实保户或本地殷商的保，取具‘届期欠课不缴，惟保户着赔’切结备案，亦准一律领票”[97]。
第三，改变税收。规定：“正课照定例征收、杂课归厘税完缴。”[98]试图简明核实，堵塞积弊源流，增加政府收入。甘肃旧有茶务税收，正课每引征银三两，外征养廉银四钱三分六厘，捐助银七钱三分二厘八毫。西、庄、甘各司征收九成，改折银二两七钱，官礼银二钱四分。此外，尚有雍正年间平定准噶尔时期所定捐助之例，尽管这是当时解决军费的权宜之策，但事后被列为课额，成为茶务税收的一部分。这些名目繁多的税收成为滋长流弊的根源，导致了商力匮乏，损害了商人利益。左宗棠指出：
承平时，商力已苦难支，试办之初，不大加厘剔，正课势必虚悬。且陕甘厘税茶斤，已与百货同征，若于正课外加入杂课，又加入厘税，是一物三征。杂课、厘税所定，反多于正课，于事体非宜。故勿论成本过昂，商累已甚也。[99]
于是，他对茶务税收进行了调整：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行销内地茶叶，照纳正课银三两外，在行销地面仿照厘局章程办理。同时，对于行销陕甘境内和出口境外茶叶，采取了不同的征税原则，其中，对于行销陕甘境内者，规定：
均各一起一验完纳厘税。大率每引一，收银一两数钱为度，至多不得过二两。由陕西藩司、甘肃藩司按照各厘局现行章程，分别酌议增减，以归划一，而免重征。其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所设局卡，加完厘一次，以示区分，而昭平允。[100]
此外，对茶务税收严格执行。回民起义后，茶务试办之初，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不再责成总商负责。左宗棠认为这一举措势必造成税收分散，政府又难于稽查，尤其是少数零星商人欠课，政府无凭追缴。为此，左宗棠规定：“陕甘两省，凡商贩领票，均令先纳正课，始准领票。或一时不能措齐，准觅的实保户或本地殷商的保取具，届期欠课不缴，惟保户著赔，切结备案，亦准一律领票。”[101]
第四，扩大招商。甘肃行销口外之茶，历来以湖南所产为大宗，其次为湖北、江西和四川。陕西石泉所产因品质低劣，故为西北少数民族所不用。左宗棠鉴于战后东西两柜茶商稀少，为了扩大茶叶贸易，复又增添南柜，招致南茶商贩，为以后扩大甘肃茶务张本。
第五，严禁私茶运入。甘肃官茶行销口外，西到青海和西藏，北达蒙古。各少数民族均能遵照定章按引征课，内地行销者也一体执行。但乾隆、嘉庆年间，曾将陕西茶引一千零三十二道，悉数拨归甘商，带销完课。由此，陕西境内无引私茶遍地，湖南商贩日益充斥，浸假溢占的状况不绝如缕，甘商濒于困境。为此，陕甘总督杨岳斌在陕西开设总分茶店，化私为官，拟定三等协济茶课，试图弥补欠课积弊，但所得课银仅为正课三分之一，因而弥补积欠也就成为空谈，私茶溢占甘引的状况依然没有改观。为了有效防范私茶，左宗棠决定在入甘首站遴选人员设卡盘验，断绝外省茶贩入甘通道，堵塞积弊源流。并规定：“遇有无票私茶，即行截留，令其补领官票，赴行销地方纳课，经过厘局验票完厘。其有票官茶过卡，卡员验明茶票斤重相符，即予放行，毋准需索留难，违者撤参课罪。”[102]
第六，挽回课额，保证茶务畅通。甘肃官茶，向由商贩领引，赴湖南产茶地方采办运销口外，经湖南、湖北、河南入陕达甘。自海口通商以来，洋商雇人分赴产茶各地收买红茶，行销各国，但价格较为昂贵。出海茶叶逐渐增多，导致了“由产茶地方出海口，均一水可通，脚价减省，商贩争趋”[103]的状况。为了防范茶叶外流，各省先后设立局卡，兼抽茶厘，资助军用。但陕甘因地处内陆，交通不便，茶商利益受到极大损伤。左宗棠指出：
陕甘官茶，经由湖北襄阳入陕，取道潼关，必须舍舟而车；问途荆子关，必须舍舟而驮，出口行销，又动辄数千里，茶本既因洋人趸买，而高脚价，又因陆程迢递而耗。[104]
同治军兴后，道路阻塞，茶利更加微薄。其后关陇回民军起，甘肃茶务尽遭破坏，废弛不堪。蒙古族、回族和藏族地区茶叶，均仰给于私贩，私贩则乘机大肆偷运，从中谋取暴利，从而出现了利权下移和私商中饱的状况。为此左宗棠“咨两湖督抚臣，凡水路运售各省海口茶斤，本系无课之茶，照旧抽厘”[105]。但又虑及陕甘交通不便，脚费繁巨，成本畸重，若照沿海厘局课银，势必阻碍茶叶行销，商人也因成本过高而裹足不前。因而决定变通执行。规定：“凡遇陕甘商贩，运茶经过沿途地方，应完厘税，概按照行销海口茶厘，减纳十成之八，只抽两成。所有减纳八成厘银，各省划抵积欠甘饷作解，甘肃以划抵欠饷作收。年终由陕甘督臣咨部，以清款目。”[106]
第七，制定先课后引章程。新疆等口外茶叶，向由陕甘茶商领引，行销北口和西口。所谓北口，包括陕西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宁夏府中卫、平罗等县；西口，指的是肃州、西宁等府州。这些地区承引纳课，均由官商负责。
道光初年，一些不法奸商通过领取理藩院引票，向新疆贩运茶叶，损害了甘肃茶务。伊犁将军庆祥、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准，在古城设局收税，每年估抽银八千两，拨归甘肃茶商，年终汇报，以补课额。尽管如此，甘肃课额依然虚悬。此外，不法奸商行销之茶，多为闽滇所产，并非规定湖茶。这种编名诡混的欺骗手法严重扰乱了陕甘茶务。左宗棠指出：
潜贩湖茶，侵占甘司引地，而按引纳课，与甘商并无不同。是正课失之甘肃，犹于理藩院补之，于国计无所损，亦可任其行销。惟查该商等所纳税银，每百斤多者仅一两，少者六钱及三钱，较之甘商课额，彼此相形，多少悬绝。而所销湖茶，又系甘商例销之引，甘商被其侵占，得以有词，且茶价一贵一贱，无以取信远人，于政体实亦不协。[107]
有鉴于此，左宗棠奏请理藩院严定法规，挽回财政欠收，维护甘商利益。他拟定《甘省通行先课后引章程》，规定一律缴纳正课，经过地方，照章完厘两次，于票内明晰晓示。并在山西归绥道设立关卡，稽查验收票据。对于所收茶税，缴纳正课由理藩院验收，归绥道所收茶厘罚款，解由绥远城将军验收。各地均于年终汇案分别奏咨，以杜绝茶务弊端。对于不法商人夹带走私的情况，由归绥道随时查明惩办。
第八，调整茶务办公经费。甘肃茶务办公经费，向在杂课项下支销，自茶务变通后，为了节省办公经费，将局卡分设员弁，薪水、夫、马及向章各衙门书吏、工役、纸张、饭食等项办公费用，一律划归厘税项下开支，减少了以前众多的项目开支。
3.修正茶务章程
自左宗棠采取以票代引举措后，对票引作了规定：“每票计五十引。该征课银一百五十两，厘银七十二两。又于茶厘议增案内，甘省各司，每票加增银二十一两六钱。统于三年领票之期，先缴课银，俟运茶到甘盘验时，厘亦全数清缴”[108]。
光绪八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因续办第二案茶票，对左宗棠试办茶引进行了核查，发现了许多遗留问题，那就是发出茶引行销十年后，仍有未经办理剩引，而且为数不少，导致滞引悬课，茶法难以复额。因而，他对左宗棠所订茶务章程进行了修正，重新制定《茶务章程十五条》。
在新章程中，谭钟麟从茶票数目、拨发新票、分定行引、核定茶价、茶务课银等方面，对甘肃茶务进行了具体规划。
首先，核定茶票数目。主要是对光绪八年以前旧票进行厘清。规定，自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八年为止，期间所领旧票限期结清，奏销后重领。因之前旧有茶商所领茶票均未能及时运甘，影响了甘肃茶务。因而章程规定：(www.xing528.com)
凡前次领票未办之茶，统限于八年五月内，先将起程日期，报由总商等呈明，其茶限八月内到兰，逾期即将票名注销。倘不先报起程，茶即八月赶到，亦不准接收，原票均照章注销，以示限制。[109]
旧有茶票彻底厘清后，对茶票数目进行了限制。左宗棠试办之初，虑及军务甫定，承领乏人，并未考虑销售情况，故导致票多、销路不旺，商人赔累不堪。为了解决茶务壅滞，谭钟麟对每年三司地面茶叶销售进行了核查，决定“将每岁销引五千之数，定以三年为一轮，即以前次旧商名下所领票引，按四成给发，应共准领甘引新票三百张，行引一万五千道，以三年销竣为期，如有增减，随时变通办理”[110]。
限定茶票数目后，领取新票时，为了鼓励旧商，首先考虑旧商利益，给予优惠。对于不愿和无力续办者，听其自便。所遗票引，再招新商承领。同时，对以前茶务章程中的纰漏予以补缺。规定，茶商真实姓名由总商查证后，方准领取新票，改变了以前只有字号、无有姓名而难于稽查的状况。并对茶商转让茶务作出明确规定：“倘果领票后无力办茶，准其将票转让别人，仍以真姓名报明更易，字号可不必换”[111]。
其次，行引掣签分定政策。从前茶务漫无章程，或章程混乱，加之发票过多，商人销竣遥遥无期，往往跌价抢售，既损害了茶商利益，也违背了市场规范。为了防范茶务混乱局面，谭钟麟决定采取抽签之举。章程规定：
拟将章程议定后，既由南柜值年，东柜总商速行知会从前旧商，除未经办茶来兰及将票转售者，不准承领外；如愿领票者，准于八年二月内，先赴道挂号，限于三月十五前，将一万六千八百引票，全数认领。课银则限三月内缴清，然后分别详请发票。票发下后，由道预备竹签，每一票配签一枝，传众商将先后次序，当堂掣定，榜示辕门，并注明各商票上，俾得一目了然。盖票有轮档，则商人可预算销茶之期，，不必抢先采办来兰，而成本亦不致拖累也。所有商名轮档，并应行知各处厘卡，一体查照。[112]
第三，政府核定茶价。茶叶作为民间比较普遍的日用品，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尤为重要。谭钟麟制定轮销制度后，茶商跌价争售情形有所好转。但部分茶商囤积居奇的现象也在所难免，这对新定轮档章程的实施形成了阻力。因而，他采取了由政府调控茶价的政策。规定，新票引茶行销至陕西的散茶，由商人自行掌控价格，官府听其自便。而行销甘肃的引茶，到达兰州后，必须先由两柜总商对茶叶数量详细查核后，始行存储库内。俟轮销到档后，由总商值年，核计其自湖采茶起，至运到兰省止，茶价、运脚、税厘共需成本若干，按照时市斟酌公平，议就价值，禀道悬牌明示。[113]此外，在本省行销者，按照议价发售；运入司分者，按照路程远近，将其运脚工价递加在内。所定价值，由地方官员行知所至地方厘卡，派员对商人进行严格监督。同时，对于行市起落情况也予以充分考虑。规定：“若行市偶有起落，仍准总商等随时议请增减，但不得私自任意低昂，违者禀明，将茶充公”[114]。
第四，整理茶税。茶务课银，以前旧章规定：东、西柜商人所领茶叶，等其销售完竣后始行缴纳课银。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变通茶务章程，采取招致南商政策，但因道途遥远，无人领保，遂改为先课后票。谭钟麟认为此次更定新章，新票仍归南商承领，依然延续旧章规定，并未变更。具体规定为：“拟凡承领新票各商，仍令先将应纳课银清缴，然后由道详请发票，以俟三年试办期满，再行酌定”[115]。
修订税则方面，裁减厘税和繁杂费用。茶商从两湖地区采茶，运到三司地面，除缴纳固定正课外，加上厘税和脚价等费用，增加了茶商负担。因之前茶商领票后，茶价由商人自行酌定，随意出售，尚可还清本利。但新订章程后，所有茶票均以抽签方式按档轮销，不许搀越，并由政府定价，出现了“轮销在先者，成本尚少；倘轮销在二百票之后，费用纳息未免太重”[116]的状况。为了减轻商人负担，新章程对于新票引茶厘税量为裁减。除官茶所经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因厘税较少，仍照旧缴纳外，对以前新疆所设落地税，谭钟麟咨请刘锦棠予以豁免。对于不便全部裁减者，则变通执行。将肃州每引应抽出关厘银四钱，移至新疆行销地面照数抽收，而肃州厘税则予以裁减。此外，左宗棠《变通茶务章程》中，核计陕甘两省的厘税，加上杂课每引抽银一两六钱。因回民起义后，茶务废弛，商力疲乏。于是，谭钟麟决定依照上章将厘税每引减去一钱六分，每引实抽银一两四钱四分。
第五，茶色划一与严禁私茶。甘肃茶务，以前轮规散乱，守轮者因后档不能提前，遂掺和杂草于其中，谋取厚利，这为茶商私相授受的现象揭开了端绪。谭钟麟此次重新制定茶务章程，对于轮规予以修正。认为首在禁绝假茶和劣茶，以便议定价格。于是，行文陕西、泾阳分卡，严饬做茶店户：
凡新票运茶至店时，必先请卡员盘验，然后循序成封。如系草叶，即不准其成封；将下轮之茶做成，运甘接收。倘有以假茶蒙混成封，起运到兰后，由总商值年盘验禀明，立将假茶焚毁，本商附在轮末另办。[117]
清理假茶后，允许真茶销售，并由两柜总商切实告诫茶商，采茶时务须注重茶叶质量。对于劣茶，章程规定：“倘敢恃有官价，以劣茶成封，或斤两不足，至轮销时，民间不肯照价承买，既碍轮档，应将后档轮销之茶接销，该劣茶并不准其减价出售”[118]。
此外，为了改变官引滞钝状况，通令关内外各厘卡委员和地方官员，大力缉拿私茶，对卡员和地方官员定以功过：“每获私茶一案，除将茶封一半充公，一半充赏外，并将卡员记大过一次，记功至三次者，酌予调剂；倘有通同徇隐，查禁不力者，亦照一案记大过一次，记过三次，即行撤委”[119]。并对于从北路运出口外的百两、千两等茶叶，严行拒绝，不准入境。但宁夏、平凉、甘南一带行销散茶，因一时未能禁绝，采取加重厘税政策，使私茶成本与官茶相等，逐渐消除私茶。
第六，加强茶务管理。对于茶务的管理，谭钟麟也采取了必要措施。首先，公举总商值年。对茶务税则修正后，盘查、议价和查报时间，均须承办人具体负责，方能保证其规范执行。因此，决定在东柜设代理总商一人，南柜设值年二人，均由众商公同选举，一切稽查应办之事，统归该总商值年经管。三年期满后，再由众商于换票时对上届总商政务进行评价，并作出决策：“倘果勤慎公正，能洽商情，仍准轮满时公同禀留；如有情弊，随时禀明另换”[120]。其次，设员襄理茶务。甘肃茶务原归兰州道专门管理，但因创办伊始，头绪纷繁，道署兼办各局事务应接不暇，且常有茶商因钱债争讼案件，给茶务管理造成了一定难度。谭钟麟决定在甘肃添设茶务委员一名，专门办理茶务及审案事件。每月在茶厘项下，开支薪水银十两或十二两。第三，分别裁撤茶店。甘肃从前在西、凉、庄三府均设有茶店，作为商人代销地点，并负有协办收课之责。开设茶店，政府定有明示，必须取得的保。但随着战后茶务逐渐走上正轨，茶店弊端纷出。一些店户借机任意勒索茶商，商人具控案件不断。为此，谭钟麟对店户酌量裁撤，省城店家，经盘查后裁撤七家，仅保留能够协助政府办理茶务者，对于西、凉、庄三府茶店，由商人自行开设，政府不予干预。
4.发行茶票
甘肃茶票，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为止，总计发布八案，而且每次课银均有变动。
第一案茶票发行于同治十二年，由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发行。共发官票八百三十五张，计引四万一千九百一十六道。因战后商务萧条，行销十年，依然未能售尽，茶商折耗甚巨，受损严重。谭钟麟继任陕甘总督后，认为导致茶务滞销的原因有三：首先，发票过多，长期滞销，茶商亏累甚大；其次，茶叶销售并未有序进行，茶商互相竞争出售，“后先搀越，遂致苦乐不均”[121]；三是晋商以贩运普洱、武彝、龙井、六安等茶为名，在理藩院衙门领票，诡称贩货运销蒙古。此外，私贩低色湖茶运销新疆南北两路，既不纳课，又不完厘。因成本较低，故在低价销售，导致私茶畅通、官茶滞销。他指出：
推原滞销之故，固由乱后关内外人稀，用茶者少，亦因晋商私贩湖茶，川贩私贩川茶，由边外阑入，成本既轻，又漏厘课，贱价抢售，侵占官茶引地，官票每岁所销，不过数十张，致茶商坐耗成本，苦累不堪。[122]
为了扭转损官肥私的状况，谭钟麟于光绪八年重新制定规则，对领票和税则进行严格管理：“旧商领票不得过五成，设档轮销，签掣次第，不准搀越，茶价以兰州为定。其运往北路伊、塔等城，南路喀什、和阗销售者，按道里远近，加脚价于茶价内，各有定数。出示晓谕，不得私加，试办三年再行定案”[123]。茶叶销售后，每票完厘八十两，由新疆省抽收茶厘，并将肃州茶厘改由新疆经收。总计光绪八年共发票四百零二张。
光绪十二年，商人又请领茶票，谭钟麟照章办理，添发宁夏两票、陕西五票，共发票四百零九张，缴到课银六万一千三百五十两。发票后，他又对陕甘茶务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陕甘地区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只能暂时照此办理。等试办数年后，茶叶销售旺盛后，方可根据情形再行推广。此外，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对晋商取巧营私的状况予以奏劾：“晋商在理藩院领票，运货夹带私茶，到处洒卖，一票数年，回环转运，漫无限制，逃厘漏税，取巧营私”[124]。于是，请求户部咨商理藩院，对于以后晋商领票，应注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果办理官茶，必须到甘肃领票缴课完厘，和甘肃商人一体办理。[125]
尽管左宗棠和谭钟麟屡屡严禁私茶，但西北幅员辽阔，很难周密稽查，因而私茶很难根绝，茶商连年亏损，茶务依然举步维艰。
光绪十七年，陕甘总督杨昌濬奏发甘肃茶票时，请求将商人应纳课银，仿照淮盐章程，先酌情缴纳课银。按照以前章程，每票应缴课银一百五十两，杨昌濬量为变通，分为三份，先缴二份课银一百两，其余一份五十两，运茶到兰盘验时，同厘并缴。[126]这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起到体恤商人之效。此次奏发茶票数目，属第四案茶票，遵循朝廷规定，在各商原存六成票根内，加发悬票十张，以期逐渐恢复。又添发宁夏茶引一百七十道，添票四张，共发票四百二十三张，计引二万一千一百二十道。先缴课银四万二千二百四十两，由兰州道批解藩库收存。
光绪十八年，户部对陕甘茶务作出规定：
陕甘行销茶数，每年皆有定额。军兴后以票代引，领票并无的期，遂至年复一年，并未大有起色。兹就十六年所发新票数目，定以三年为期，届期再领新票，分年核计。虽每年仅销百余票，亏额尚多，惟较从前稍有限制，自应宽予期限，再令试办三年。计自十六年续发第四案茶票起，扣至光绪十八年，三年限满，即应饬令自十九年起，承领新票。只准较第四案加多，不得借词减少，并不准任意延玩。[127]
杨昌濬遵照户部指示，发行甘肃第五案茶票，仍照第四案所发，甘、陕、宁同前加票，共计四百二十三张。照章掣档轮销。并遵照部章，试办三年，从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日起，扣至二十一年止，共发甘、陕、宁茶票四百二十三张，计引二万一千一百二十道。先缴到课银四万二千二百四十两，由道批解藩库收存。[128]
光绪二十二年，各商请领第六案茶票，共请发甘、陕、宁茶票四百二十七张，比上次多增四票，计引二万一千三百二十道，预缴课银四万二千六百四十两。但因此时河湟事变爆发，各处引地蹂躏不堪，茶叶销售顿时瘫痪。而且道路梗塞，“拨汇维艰，资本悬搁，受累殊甚”[129]。因此，陕甘总督陶模请求将每票预缴课银一百两，限于当年分作四季呈缴，其余欠缴课银五十两仍随厘并缴。此外，他认为：“陕甘、新疆三省地广人稀，销茶固少；加以各处私茶，虽经屡次严禁，卒难尽绝，新疆尤有晋私偷漏，俄私倒灌，种种侵销，以致官茶未能畅旺，茶务急难复额。从前所定，前后牵搭，虽逾限制，惟行销尚能接续，引数有增无减。”[130]为此，饬令兰州道转谕各商遵照定章，再行试办三年，查看情形，酌情办理。
光绪二十四年，第六案茶票未能按期销完，主要原因在于各商领票赴湖采茶，装到泾阳成封，然后运至陕甘、新疆销售，路途遥远，耗费时日甚多。因此，陶模提议，将第七案茶票预先给领。此外，因河湟事变初定，各处引地备遭蹂躏，茶叶销售仍然不旺。加之商人“逃亡殆尽，无以追讨，资本亏折，受累已甚。”[131]他恳请将每票预缴课银一百两，限于本年分作四季呈缴，借以纾缓商力，其余照章随厘并缴。并遵照部章，对第七案茶票进行了规定，在各商原存六成悬票根内，加发二成，共计七案发过陕甘宁票五百四十九张，比上案增发票九十二张，计引二万七千四百二十道。预缴二分课银五万四千八百四十两，限令今岁分作四季呈缴，由道解存藩库。其余欠缴一分茶课银五十两，随厘并缴。[132]
光绪二十六年，魏光焘担任陕甘总督，鉴于陕甘引地虽宽，销茶较少，加之“新疆晋私偷漏，俄私倒灌，种种侵销，以致官茶未能十分畅旺，茶务仍难复额。”[133]任内他续发甘、陕、宁茶票六百二十八张，计引三万三千三百七十道。先缴二分课银六万二千七百四十两，取票存案，届期由道收齐，解存藩库。其余欠缴一分茶课银五十两，随厘并缴。[134]这次发行茶票，比上次增加七十九票。
总之，左宗棠、谭钟麟、杨昌濬、陶模、魏光焘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共发行八次茶票，票数逐渐呈增长趋势，政府税收也随之上升。其后崧蕃和升允任陕甘总督期间，共发行三期茶票，依然延续了湘军集团的既定方案，将西北茶务进一步推向了繁盛。据《清史稿》所云：“自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逐案增加。三十年，又于湖票外，更行销伊、塔、晋票，迄于宣统二年，茶务日盛。”[135]由于湘军对西北茶务的改良和茶票制度的推行，西北的茶叶贸易在回民起义结束后出现了繁盛。甘肃省城兰州再次成为茶叶贸易的集散地，茶商云集，茶号日渐增多，经营规模也逐渐扩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有资料显示：“清末民初，该地（兰州）包括烟帮兼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加到40多家，每年销售茶叶达数十万担。”[136]而且由于湘军集团体恤商艰，不断制定对商人的优惠政策，茶商的经营能力也随之逐渐强大，实力也比较雄厚。据资料显示：“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茶号承领茶票3 203张，计茶12 800担，其中仅新泰和一家就领取823张茶票，计茶3 280担。”[137]茶商经营能力的增强、茶商实力的雄厚，无疑是当时茶务繁兴的一个重要标志。西北茶务的复兴，政府税收的增加，对于湘军经营西北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光绪元年，陕甘分闱后，甘肃举行文闱乡试，需费浩繁，此项费用本应在地丁耗羡项下动支，但因回民起义甫定，地方元气尚未恢复，地丁钱粮一时难以征解，司库款项支绌。左宗棠原定暂由各处厘金项下提拨，甘肃所有需用款项皆由厘金而出，此外，兵燹后市集萧条，厘金收入也难有起色。无奈之余，只好将文闱费用改由茶厘项下提解，以纾缓经费紧张的状况。于是他奏请朝廷“将乙亥科文闱经费即在茶厘并茶课项下开支，造册报销，毋庸再由厘金内拨还，以免顾此失彼。”[138]其次，茶票制度对西北茶务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31到1937年国民政府仍然沿用茶票制度，发行第13案到第21案。1931年发票较少，为506票，计茶20 340担。第21案发票最多，为2 300票，计茶92 000担。1939年又发特票，计1 165票，茶46 600担。[139]1942年，国民政府将茶税归入统税中征发，延续六十余年之久的茶票制度始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正如民国时期学者所说：“左氏之制施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140]
二、整顿盐务
（一）豁免商人积欠
甘肃的产盐之地，主要集中于阿拉善、花马池、漳县、西和、兰州等地，所产食盐由商人领引行销。咸丰八年，陕甘总督杨岳斌奏请将阿拉善盐务改私为官，抽收商税，以充兵饷。经户部妥议拟定章程，规定每年缴纳税银一万六千两，分期缴纳，指定行销地界。并公举商人张永泰、张公远充当商首，分驻省城和秦州进行稽查，按限交税银各八千两，由驻省商人张永泰汇解司库，备拨兵饷，按年清解，并未拖欠。同治元年，回民起义爆发后，道路梗塞，盐运滞销，商人税课积欠甚巨。五年，杨岳斌因商人积课无法缴还，于是奏请缓征。回民起义战争中，盐务受到很大冲击。左宗棠指出：“从前存盐之所，如一条山、五方寺两处，地当贼冲，频年被贼惊扰，居民流亡，旧商资本荡然，转徙流离，遂致征无可征。”[141]同治十一年，兰州道蒋凝学对一条山、五方寺两地进行详查后，决定将商人张永泰所剩蒙盐、水烟等项，派人在当地变价充饷，获银二万五千七百余两，剩余者值银三千余两。这些收入除冲抵欠税外，商人积欠仍然很多。左宗棠认为：“旧商既无从追缴，拟招新商接充，而新商均以旧商欠款未清，恐干赔累，裹足不前。”[142]因此，饬令甘肃各司道会议变通行盐章程，以济实效。最后由甘肃布政使崇保、兰州道蒋凝学拟定四条章程，并奏请将张永泰等商人历年积欠税银十三万三千余两一并豁免。左宗棠在奏议中说：
臣维行销蒙盐之策，必先清引地，于漳盐庶无窒碍，必另开官店，于商贩庶易流通。他如减厘税以恤边民，设局卡以杜绕越，均为目前要务。该司道所拟，尚中款要。至张永泰等积欠之款，实因匪扰所致，与寻常商欠不同。[143]
（二）办理蒙盐章程条议
为了振兴战后盐务，左宗棠会同甘肃地方官员制定了《办理蒙盐章程条议》，作为解决战后盐务问题的依据，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划定蒙盐和漳盐界限
甘肃原有额设盐引，商人按年纳课。而对于蒙盐来说，根据定例，只准蒙古百姓在沿边一带换取口粮，并未设定额引，因此也就不用缴纳课银。咸丰八年，陕甘总督杨岳斌整饬盐务时，曾奏定收交税银，并划定了蒙古百姓运盐路线：蒙民驮盐进口，只准从一条山、五方寺至毕兰、靖远、条城经安定、会宁、陇西、宁远、秦州转运汉南一带销售。这样划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蒙盐占用漳盐引地。之后杨岳斌鉴于湖盐以漳盐为佳，故奏请将其归入甘南厘金局管理，课厘并收。左宗棠为了减少蒙盐和漳盐之间的龃龉，遂决定仍按旧章办理。章程指出：
若令蒙盐于甘境随处销售，诚恐居民只择其盐之佳者买之，转觉有碍漳盐引课，漳盐之厘不免减色。兹据蒙盐发运之路，仍照旧章办理，不准奸商私绕小路侵销别境，则既于引课无碍，而蒙、漳两盐之利，亦借以兼收。[144]
2.蒙盐仍开官店以通商贩
咸丰八年，杨岳斌奏准蒙盐化私为官后，商人张永泰等遵照奏案领帖，开设官盐店，收买蒙盐。同治初年，回民起义爆发后，因受战争破坏，盐店大半化为乌有。同治十年，湘军肃清甘肃北路后，左宗棠决定重新试办，振兴盐务。其办法是：仍招揽商人试办，按照甘南税厘章程承领牙帖，由其开设官店买卖蒙盐，从前商人领过之帖，即令缴销。
3.减少蒙盐税厘以恤边民
左宗棠查阅了现定南路漳盐章程，其中规定，每斤课厘并收十文。但蒙盐因系边民易换口粮、借以营生之用，故以前向无引课，杨岳斌奏定收交税银后，和漳盐一体交税。左宗棠认为：“若比照有引之盐每斤收钱十文，则商人买盐时必借口抑勒蒙古贱售，不免有碍边民生计。”[145]于是他主张每百斤收税银八分，抽厘银八分，税收由官盐店总商缴纳，厘金由转运商民交纳，一切税厘，均与蒙民无干。此外，还对平时蒙盐入口情况进行了详细核查，每年大约有五六万驮，每驮二百四十五斤。按照一百斤八分抽受厘税，每年可以收入银两二万余两，和引盐课厘相比虽少，但比原来拟定商人交纳一万六千两仍然超出许多。为了加强对蒙盐的管理，章程对蒙盐税厘作了规定：
其税厘各局均请刊发三连印票，注明某户发盐若干斤，应交税厘银若干两，票内盖用省城税厘总局钤记，一发商人收执，一存本局核对，票根赍总局备查。此票于蒙盐经过州县局卡，一体印发，由各处印委各员按月将有无收过税厘正项罚款造报，连票根赍送总局稽考，由总局按月核明汇齐详核，并移藩司备案。印票将次用完，印委各员先期备文赴总局请领。[146]
4.设立局卡进行稽查
为了加强对蒙盐行销的管理，章程对蒙盐所过地区税收有明确规定：蒙盐经过州县，除省城设有税厘总局、甘南盐厘总局、安定厘局外，不得另设局卡，以节靡费。此外，在盐商开店之处设一税局，在条城设一厘局，各派委员一名，书识一名，巡栏四名。税局在官盐店转发盐斤时，先向盐商收税一次，运盐商民路过各局，再由局抽收一次。如由官店发盐先到条城，即由条局抽厘，或不由条城经过先到省城，即由省城厘金总局抽厘。对于所经地方，前局已经抽收厘金者，以后经过厘局，只应验票较对斤重，立即放行，不得再抽厘金。对于商人夹带浮冒者，予以严格惩罚。此外，对于没有设立厘局的地方，亦规定了严格的稽查办法：
其靖远、会宁、陇西、宁远未设专局者，责成各地方官兼司稽查。如有漏未交厘或盐多而所执交厘之票盐数较少，悉照各局章程办理。再，检查前卷，蒙盐定税之后，每有奸徒绕越行走，如察汉布鲁亦为蒙古产盐之区，该处距中卫较近，或由盐茶之新营里、会宁之郭城驿直达南路，又由皋、靖运盐或绕行狄道之官堡、通渭之马营监，囤积转卖。非多设巡卡，无所稽查。应由中卫、盐茶、狄道通渭、马营监各厅州县并局员一体认真巡查，如有并无税票、厘票绕由各该处行走者，查出悉照所定税厘银数加十倍抽收，以杜取巧，而示惩罚。[147]
经过左宗棠整顿后，甘肃盐务发展很快，政府税收也大为增加。光绪十一年，谭钟麟在奏折中提到：
以光绪九年收数计之，花马小池，收厘税银一万五千八百四十余两，漳县盐井收厘税银四千七百二十余两，西和盐井收厘税银二千九百三十余两，其余盐课，有在各州县摊征者，九年亦征银六千三百六十余两，合计九年一岁共征厘税银二万九千八百数十两，又钱四千一百二十余串，合银二千七百余两，共合银三万三千余两。[148]
政府收入自左宗棠变通后，每年有增无减。因为回民起义结束后，各地抛荒之地大量被开垦，经济业已恢复，人民生活逐渐稳定，因而所抽厘税也日渐增长。谭钟麟认为这种收税方式加重了西北各地人民的负担，因而奏请朝廷：“现当凋敝之余，民生困苦，生齿日繁，食之者众，请免加收，以纾民力。”[149]对于蒙盐，自同治十二年左宗棠采取变通开办后，仅收银一万零二百两，之后愈加减少，至光绪九年后更为稀少，每年仅收银六七千两左右，与原议二万两之数短缺甚多。谭钟麟经过详查后，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厘税太轻而偷漏较多所致，蒙盐名为行销汉南，但实际情况是，有许多商人偷运至甘南地区行销。为了避免商人取巧，增加蒙盐收入，他奏请对于蒙盐进行大力整顿，通过加收厘税和招商试办的举措，以加强对蒙盐的规范管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