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调整土地政策与农业种植结构
一、清丈田亩
甘肃耕地种类，自制定《清会典》以来，一直沿用其中厘定方案，分为五大类：一为民田，即一般地主和农民占有的土地；二为屯田，为戍守兵士所垦殖土地；三为更名田，原明代藩王所圈占土地，后又改归农户；四为监牧地，为宋代以来延续到清代的苑马监牧场；五为番地，是旧时拨给番司和番民的田地。田赋征收，完全按照土地占有类别进行征收。根据清代户部则例：
甘肃田额，共二十三万五千三百六十六顷二十一亩，内分民地、屯地、更地、土地、司监、牧地等项，共额征银二十一万九千二百余两，遇闰加征银一千七百余两，粮四十八万四千九百余石，草四百五十七万七千二百余束。其赋则：民赋田，每亩科银二毫至一钱五分四毫零不等，粮三勺至八升不等；屯地，每亩科银一厘二毫至六厘不等，粮五升至六升不等；更名地，每亩科银四厘八毫至一分七厘一毫零不等，粮二合二勺至一升四合二勺零不等，草一分至九分二厘不等；土司地，每亩科银七分五厘零；卫所管辖屯地，每亩科粮四升一合八勺七抄有奇，草五分八毫有奇；番地，每亩粮四合至三升不等；监牧地，每亩科银六厘，此按地纳赋之正额也。雍正五年，摊丁于地，每丁一口征银二钱，以康熙五十七年丁册为定，共民屯更丁税银六万一千九百四两三钱三分有奇，遇闰加征银二千四百三十三两七钱四分零，皆并入地亩随粮交纳。甘省粮册，向分河东、河西科则不同，河东如兰州、巩昌、平凉、庆阳等府，秦阶泾固化等州厅所属，粮轻，丁多每银一两，摊丁银一钱五分九厘三毫零，余润每银一两，加征银一钱七分四厘八毫；河西如甘凉宁夏西宁等府，安肃等州所属，所属粮重，丁少每银一两，摊丁银一分六毫，遇闰不加征，此丁附于地之正额，亦载在则例者也。[1]
这一征收标准，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各地所征粮税各不相同，即使产量相同，所纳赋税依然差额很大。至于杂税更是各地互异，税则混乱无章，社会矛盾极为突出。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民屯更赋，则轻重等级系以人定，以事定，非以田定，民则土著，屯则以食饷之，兵垦地升科更则，以他人之田，芸为己有，故科则之轻重各殊，今代远年湮，沧桑屡易，名目未改，事实全非。至土司、地监、牧地，皆唐宋以来旧有名目，似尤不应沟分。”[2]尤其是同治兵燹后，各地州县户口大量逃亡，土地抛荒十分普遍。原有土地划分种类也难以确认，土地政策和田赋税则已无法继续存在，必须重新调整，以适应战后经济发展的需要。
光绪元年，左宗棠有鉴于战后地亩混乱、税则不清之弊，决定在甘肃全省推行清丈地亩政策，并制定了新的税则章程。按照全省土地肥瘠分为川、原、山三等，每等各分三则，各州县田额、赋额，均查照赋役全书数目支配。清丈土地时，调取了兰州附近皋兰县清丈地册和银粮草册，作为抽查清丈土地和变通税则的重点，同时按照占有土地的丰瘠征收田赋。其中规定：
上上川地，每亩摊粮三升七合；上中川地，每亩摊粮三升二合；上下川地，每亩摊粮二升七合；中上原地，每亩摊粮二升二合；中中原地，每亩摊粮一升八合；中下原地，每亩摊粮一升四合；下上山地，每亩摊粮一升；下中山地，每亩摊粮七合；下下山地，每亩摊粮四合；其最下下山地，亦有每亩摊粮二合者，又每粮一石，随征银五钱二分一厘二毫三丝五忽六征六纤，草七分四厘三毫八丝七忽八微五纤。[3]
关于左宗棠的清丈地亩政策，学界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使地主富农通过以多报少、以劣代优的方法，把田赋负担转嫁到自耕的中小农民身上。[4]其实，甘宁青地区在大规模战争后，进一步恢复农业生产，为当务之急，而且地亩荒芜、土地占有混乱、税则无章的情况比比皆是，加之各地册籍、档案大多毁于战火，因而重新对混乱的土地进行清厘和调整，也无可厚非。此外，地主富农以多报少、以优代劣的情况，史料并无明确反映，即或有之，也只是小范围的情况，并不能因之而否定整个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正如后人所论：
甘肃土地辽阔，匪旱频仍，益以舆图不确，册籍多讹，粮税比较，遂致舛错支挪，不可究结。在承平时，犹难整理，况同治以来，回变十余年，闾阎所存无几，不均之患，影响民生。左宗棠认真清理，务期赋由地生，粮随户转，富者无抗匿之弊，贫者无代纳之虞，以收田赋平均之效，国家岁收亦因之充裕，可不谓之爱民者乎？[5]
总之，这一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均田赋的积极作用，同时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有利于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在推行清丈田亩政策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官员的渎职，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其中以陇西县最为典型。
根据《赋役全书》记载，陇西境内地丁，除城垣、道路、山河、沟涧、林麓、沙坝不加赋税外，其余所有山川、田土、水旱地亩，每年总共征收赋额一万六千余两。[6]国家承平之时，赋税征收也不能按期完成，实际征收额数不过八九千两而已。据细推算，山地一垧，承粮不过五合；川地一垧，不过一升；西北之郊水地，一亩旧额粮二升有差；西熟羊城东川一带，水地一垧，旧额粮三升有差。[7]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已成为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
回民起义爆发后，陇西作为战争之区，遭受了巨大冲击。境内百姓逃亡甚众，土地大量抛荒，田赋征收更为艰难。同治七年后，地方渐次安定，左宗棠遂督令陇西地方官员对土地进行稽查，续造册籍，但效果仍然不大。所征地丁，仅数百两。后左宗棠任命谭定基为陇西候补知县，会同地方官丈量荒地，并清理陇西境内回民财产。但因地方甫定，疮痍未复，人烟稀少，粮食多寡，银价高低，仍照以前随民输纳。四月开办，十月报竣，为期太促，清丈工作再行搁置。而且地方百姓呈报之地，含混不清，财政困难的状况依然未能改观。
光绪元年，左宗棠行文甘肃所属州县，对新垦田地起征赋税。陇西县令吴本烈传集县境四路乡总面谕后，将左宗棠所颁规定宣告各乡百姓：“如有开垦地土，以多报少、全匿不报者，刻下派差稽查，一经清出，按例惩治。”[8]对于违反规定者，田产一律充公，以示惩罚。这一政策出台后，各地乡民纷纷呈报造册，清丈工作始现端倪。其后郑先懋、李寿芝先后担任陇西县令，此交彼接，执行既定政策。但因战后元气未复，政策实施十年之久，政府财政依然窘迫，“地丁银两，全无起色。”[9]李寿芝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百姓隐匿田亩，于是禀请再行清丈，对地亩详细查核后，始行升科。[10]但又虑及委派官员下乡清丈，增加百姓负担。为此，他禀明上宪，请求“自行清丈，私为访查，庶无遗漏”[11]。经陕甘总督谭钟麟允准后，在陇西县三义庙设局，按照各乡册籍，陆续传唤乡民赴局，多方开导，劝谕乡民将隐瞒田亩呈报。经过详细核实，战后各乡百姓有不少新开田地，大多没有上报。于是，他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各乡百姓据实呈报坐册，并和地户面商后，作出了“照地多寡征加银两”的规定，[12]以期弥补缺漏。
光绪十四年，李健枝又奉陕甘总督杨昌濬之命，派部属王荣绶对陇西境内田亩进行清丈，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升科。王荣绶抵达陇西后，“既不实力清丈，而又变乱旧章，任性妄加，几于理不胜理”[13]。四乡百姓怨声载道，纷纷赴县呈请减税。但王荣绶置之不理，反而认为县令不能认真执行政策，从旁观望，百姓进城后又不力行调停。故以李寿芝渎职为由密禀陕甘总督杨昌濬，将李寿芝及涉事官员概行撤任。由此陇西在王荣绶的清丈地亩政策下，百姓负担日渐加重。据《陇西被兵记》记载：“每垧加地一二分不等，每地又为加粮。故至今陇西近城前山川水旱田地一垧，承粮二升有差，水地一亩，承粮三升二合，山地一垧，承粮一升五合，较之昔年重加倍矣！惟远乡后村山田地宽广，则稍轻焉。”[14]
由以上陇西县清丈田亩活动，可以看出，战后湘军集团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对业已混乱的田亩及赋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财政困难的局面，恢复了因战争造成的田亩紊乱状况。清丈田亩政策尽管有章有法，但执行过程中，各地情形不一，有些地方因官员的渎职，政策被任意扭曲，部分伤害了百姓的利益，增加了民众负担。(www.xing528.com)
二、推广稻谷和桑棉
湘军镇压回民起义后，通过移民、赈济等善后举措，初步稳定了甘宁青社会。为了维持长久稳定之局，左宗棠决定推行富民政策，达到治民之效。他指出：“庶而不教，则日流于非，何以靖乱？教而不先之以富，则执衣食不足之民绳以礼法，为上者亦大不仁。上古圣王躬耕为治，两汉循吏莫不讲求水利者，诚以衣食为人生所急需，必有以开利赖之源，而后民可得而治也。”[15]他试图借鉴中国古代的治国思想和实践，遵循以民为本的原则，从调整甘宁青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入手，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达到富民之效。
左宗棠对西北农业生产情况进行考察后，认为民间种植业存在很大问题。种植作物不外大小麦、黄白粟、糜子、油麻、苞谷等，这些作物穗短苗单、颗粒细小，产量受到很大限制。尽管百姓终岁勤劳，收益仍然较少，亩产量不过百斤，市场价格又低，对于一般百姓而言，每年所得，除留足生活外，能够用于交换的剩余粮食微乎其微，很难保证日用之需。
同治九年，左宗棠驻兵平凉期间，令所部将士试种稻谷，但因“所购之种皆系晚稻，初甚秀发，终竟无成”[16]。初次试验失败后，他以为西北土壤不宜所致，故放弃了在西北种植稻谷的想法。十年，代理平凉县令王启春令人向左宗棠呈送白米，禀称系当年平凉试种所得，并回报亩产可达四百斤左右，远在地方种植业之上，民间试种收获也颇为丰盛。这一试种的成功，改变了左宗棠的错误判断，左宗棠遂下令将稻谷种植逐渐扩大到甘宁青各地。
甘肃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但自近代以来，丝缕布匹并未引起重视，完全依赖外商解决，加之交通不便，因而价格非常昂贵。左宗棠指出：“至于丝缕布匹，甘省素未讲求，全恃商贩，又不能有南方舟楫可资重载，以故价值昂贵异常。民间耕作所入不多，本地银钱向本缺乏，遂不得不忍受风寒。”[17]他考察了各种衣物原料后，认为桑树生长习性较好，而且对环境的依赖性较小，只需一隙之地均可广泛栽植；棉花作为衣物的另一重要来源，相对来说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较高，喜燥恶湿，故在山坡沙泽之地较为适合。二者均对土壤的要求较低，并不妨碍农作物种植。此外，还从人力耗费方面进行了考量，认为：“初种不甚费资本工力，迨及合用，则养蚕、纺织诸务又皆妇女所能，不至有妨农事。此皆自然之利，只待人自取之者也。”[18]
为了保证种植桑棉的空间，左宗棠下令严禁种植罂粟，并将谕令通饬各州县，以便严格遵守。并规定：
如有抗违种莳者，将地充公，各州县谅已办有成案。若从前犯种罂粟之人，以后能报种稻谷、棉、桑，该州县验看确实，即着将原充公地亩仍还该地主管业。仰即一并晓示，俾知本大臣爵督部堂兴利除害之至意。[19]
在推广桑棉种植的过程中，他要求地方官员严格执行，并将各地种植情况逐一禀报，以便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他在咨札中说：“或有平昔讲求农桑之学，于种植之法实有心得，及该处另有他利可筹、水利可兴者，均着详悉各陈所见，并绘图贴说，以便采择施行，本大臣爵督部堂亦以觇该各州县之留心民事否。至民力有实难自办籽种之处，当及早据实禀报，本大臣爵督部堂必当设法也。”[20]
继左宗棠之后，谭继洵于担任巩秦阶道期间，也大力推行种桑养蚕之法，发布《劝栽桑养蚕示》，恺切劝谕地方官员和百姓，重视蚕桑业的种植和发展。他从三方面阐释了种植桑树的重要性。首先，以养生为切入点，认为“养生之计，衣食为先，劝课之方，农桑并重”[21]。其次，批驳了自然环境对蚕桑发展不利的论调，认为陕甘地区气候条件类似，陕西犹能兴办，甘肃尚且空缺。他说：“说者谓地气寒冷，不宜养蚕。是以不种桑树，抑知蚕桑政教，载在豳风，陕甘境地毗连，土气相似，岂宜于彼而不宜于此，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耶？”[22]谭继洵援古证今，意在消除官员和百姓的顾虑，从心理上认同蚕桑业。第三，他深知利益取舍为百姓的最高追求，故在告示中，以利益为劝谕的重点和核心，对务农与种桑养蚕进行了比较。他说：“夫树谷必须终岁勤劳，犹有催科之费；树桑只用三农，余隙并无赋额之繁。工之难易攸分，利之多寡自别，则欲养蚕，曷先树桑？莫谓无地可植，路旁堤畔，尽是良畴。莫谓土性非宜，低湿高原，岂无佳荫？”[23]此外，还引用古代著名政治家从事蚕桑业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例，通令各属官员劝谕百姓，改变落后观念，发展蚕桑。告示的结尾，他展望未来，提出了乐观期望：“尔等务各察看地势，树桑养蚕，果能实力奉行，三五年以后，将见桑荫稠密，蚕事渐兴。合属免夫布之征，四境无不毛之地，不但可以衣帛，亦且可以无饥矣！”[24]为了给百姓提供正确的植桑方法，他从陕西汉中购置桑籽，分发各州县种植，并颁发《蚕桑简编》等书，令地方官员详细教导，并将所获丝茧酌定价值，由官府收购，以激发百姓种桑养蚕的积极性。
光绪十年，谭继洵任甘肃布政使期间，有鉴于秦州种桑养蚕的成效，向通省颁布告示，要求遵照执行。告示中，谭继洵依然从利益和价值的角度阐明了种桑的必要性。但此次推广种桑养蚕尚有另一重要阻力，那就是甘肃各地百姓贪图罂粟之利，争相趋从栽植，不仅占用了众多肥沃土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谭继洵将从事蚕桑和种植罂粟所获之利进行了比较，他指出：
种罂粟一亩，仅获银数两而止，种桑则加数倍；且种罂粟，则废膏腴，种桑则路旁堤畔随处皆宜；种罂粟则防农功，养蚕则家人妇子皆能从事；种罂粟则勤劳三时，养蚕则只用农隙；种罂粟则岁只一收，种桑则利可久享；种罂粟则旱涝易伤，种桑则凶荒有备；种罂粟则田有赋税，种桑则地无征输；种罂粟则毒流民生，种桑则暖被天下，功孰难而孰易。利孰少而孰多，尔等试详思之。[25]
这里，谭继洵从功利层面劝谕地方官员和百姓，认识到种桑养蚕的优点，其核心在于教民富民。同时通过推广种桑养蚕，改变西北种植罂粟的陋俗，用蚕桑取代毒品，荡涤影响民生的鸦片，改变落后的社会风尚。此外，还从各地举办蚕桑成功的例证劝化百姓，应该重视蚕桑业生产和发展。他说：“本司历年由甘南取来蚕种，在省城试办，先放阴凉之处，蚕蚁不出，迨蚕叶发出，将蚕移置暖处，蚕蚁即出，如法喂养，结茧均厚实光莹，缫丝亦好，此甘省试办蚕桑已验之成效也。”[26]鉴于蚕桑业的发展优势，谭继洵以其在巩秦阶道任内办理之法通行全省，将《蚕桑简编》和从汉中采买桑籽分发各厅州县转发，要求各地遵照成法，种桑养蚕。同时，为了激发广大百姓种桑养蚕的积极性，还由政府负责收买，规定：“如取获丝络，在近省地方者，即送交本司衙门过秤给价，离省较远之处，即送至本地方官衙门，本司已饬令地方官收买，当面过秤，立时按照斤两核算，先行垫给价值，由本司如数发还，或银或钱，均听尔等自便。”[27]并鼓励百姓揭发一些违规之举。这样通过政府行为，保证了种桑百姓的利益。
以上湘军实施的田亩政策和对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军兴以来地亩和税则混乱的状况。农业种植结构的优化，经济意识的渗透，富民政策的推行，对于甘宁青地区的经济复苏也具有重要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