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义祠和昭忠祠的创建
回民起义结束后，湘军集团在甘宁青地区大规模建修忠义祠和昭忠祠，这不仅是对湘军阵亡将士的一种特殊荣宠，而且也是借此加强其在西北影响力度的有力表征。
湘军创建祠堂最早见于史籍的，当属同治十一年甘肃皋兰创建的忠义祠，恢复了明末农民战争时期中被处决的明肃王及其幕僚祠堂。
光绪二年，李良穆向左宗棠呈请在会宁县城购买土地，为历次阵亡伤故文武员弁和随同官绅乡团修建忠义祠，因时祭祀。左宗棠饬令甘肃军需局司道核实后指出：“甘肃军兴以来，各属剿贼阵亡伤故文武员弁、兵勇及随同官军击贼被害官绅士庶乡团人等，有于死事地方捐建祠宇者，均经由局核明例案，详请奏办，奉旨允准各在案。”[184]认为这一请求和巩、秦、宁夏、狄道、安定等地已办成案相符，故批令李良穆购置民田三百亩，作为祭祀田产，除完纳正额丁粮外，收获租粮备办祭品。将历次阵亡伤故文武和官绅乡团等，分别按照正祀、附祀，一并列入祠堂，由地方官致祭，以垂久远。
灵武为回民起义的中心地带，同治二年，陕西回民军攻破灵州，州守讷木敦阿力战阵亡，继任州守尹泗和钟兰亦相继战死。同治十一年，宁夏肃清后，王鹤卿担任灵州知州，查明尹、钟二人阵亡缘由，具详请奏，建立三忠祠，设立尹、钟二人牌位，按时致祭。光绪五年，孙承弼继任知州后，首倡捐廉，并拨公款钱六十缗，补修祠宇，俾壮观瞻。[185]为了补充祠堂香火经费，在原拨祠田七十亩的基础上，改拨尹、钟祠内，给种收租，由书院斋长等轮流经管，以杜侵吞。[186]并将首次守城阵亡的知州讷木敦阿一并列入，补书讷公牌位，供奉入祠，合之尹、钟，因名曰三忠祠。[187]
光绪六年，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濬派人对阵亡将士和地方官绅进行详查后，认为：“关陇风气近古，自昔多慷慨忠义之士。我朝幅员广阔，声教及于天山南北，西陲之慕义向化者，盖比比然也。”[188]故奏请在甘肃省城兰州建修忠义祠，经清廷允准后，杨昌濬委派太守达巨卿负责，在兰州东稍门内南郭下建屋四楹，经五月工程完毕。对于祭祀进行了详细排序：“死事文武大员，列位正殿，绅耆士庶、妇女兵勇，分列左右，且各按州郡以定次序。”[189]试图通过这一举措，加强社会劝化功能。他说：“究其当日或临阵捐躯，或城破身殉，或全家赴难，或骂贼碎身，死之情状不一，而所以出入危难，撄万死而不悔者，其故何哉？盖沐浴于国家二百年诗书礼仪之教泽，有以激发其本性而不容自昧也。”[190]
河湟地区也是回民起义的中心地带之一，湘军在战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阵亡将士较多。徐华亭大举规复河湟时期，力顾大局，率师援剿，因军事失利、独力难支，战死于河州新路坡，一同阵亡士卒约三百余人。战后，左宗棠奏请对其进行追赠，并在死事地方建立专祠，附祀从亡诸人。后沈翰卿接统其师，镇压回民起义后，召集流亡百姓，修城郭，完府库，凡所应为之事，靡不次第举行。[191]并爰集同人，亲率将士捐资创建昭忠祠。经过一年有余，顺利完工。此次创建，规模毕具。“殿若、庑若、厅若、台若者，无不宏敞周备，蔚为巨观。以华亭军门王位奉祀正殿，历年死事将士从之。东西两庑，则以本地殉难绅民附列其间。”[192]
青海地区战后创建规模较大的当属西宁昭忠祠。湘军在西北血战数年，将士伤亡惨重。西宁平定后，对于战后幸存湘军将士，清廷均以朝旨封拜有差。地方官员和湘军将领曾以赫赫战功向刘锦棠祝贺，刘则大为慨叹，泫然流涕曰：“此将士血战之力也，忠骨不归，何以为情？”[193]于是他选择义地，竖立石碣，将阵亡湘军将士姓名、籍贯详细刻镌其上。同治十三年，为了进一步弘扬湘军将士的征战之功，刘锦棠在西宁郡城北隅相地创建昭忠祠，他捐廉倡始，为之表率。湘军将士闻风踊跃捐款，择吉兴作。共建成旅楹廊庑一百二十间，祠宇围墙四面共计一百二十九丈，东西长二十六丈，南北宽二十八丈五尺，并详细设置了庙产。[194]建成后的昭忠祠，规模宏丽，藻绘焕然。奉刘松山主于中楹，以诸将领配之，其他湘军将士无论职位大小，均得与祀。
湘军集团创建忠义祠和昭忠祠，旨在通过儒家教化功能的培植，达到稳定社会之效。青海办事大臣豫师指出：“文文山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山所谓仁义，即国家之所谓忠也。夫两间正气，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在人为忠义。故志士仁人，殉难殉节，其忠魂义魄，凛凛天壤，历万古而不蔽，岂第光史册、荫子孙、荣俎豆而已哉！”[195]此外，左宗棠也在皋兰肃王忠义祠的碑记中也说：“呜呼！死生之故亦大矣！血气之伦，不知生之可愉，死之可戚，及事会所迫，往往无所避择，舍生就死，惟恐不速者，隐微之所，安有甚于生耳！肃王之社夷矣！世子执矣！共其禄与名，有臣道焉。他何所知？督部暴师于外，留后者有所受之。挈瓶之智，器不可假，兵饥而变，至为不义，一死谢责，他何所知？呜呼！斯非于君臣朋友之义，实见其是，而孰能于血渊骨林中坦然由之也。”[196]
二、寺观庙宇
湘军除创建忠义祠外，还通过修建寺观庙宇，进一步加强对甘宁青地区民众的教化作用。
（一）学宫和文庙
学宫作为宣扬教化和维系人心的重要场所，在维持地方风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甘时化指出：“从来天下之风俗系乎人心，天下之人心系乎教化。学宫为教化之首，所以正人心而维风俗也。”[197]战后，湘军集团以正人心、维风俗为出发点，对甘宁青地区学宫进行了恢复和重建。
青海贵德古代为羌族等民族居住地区，乾隆年间改为县丞，从此被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嘉庆元年，贵德别驾稽承裕奏设学宫，此为贵德创设学宫之始。回民起义爆发后，学宫毁于战火。战后，地方官员屡欲重修，但因经费维艰，未能规复。甘时化任同知后，决定将官产租价，催收重建，并禀报左宗棠。左宗棠批示：“贵德虽居戎索，回番杂处，圣教不可不明，修葺学宫，是本古者立学之意。准照办。”[198]在地方绅士和汉藏民族的共同协助下，工程很快竣工。修复后的贵德学宫，规模较前有所扩大，并重新润色，使之更为完善和坚固。
陇西历来为甘肃文化发达、人文荟萃之地，学宫在战火中化为丘墟。光绪二年，颜士璋主政陇西，决意重建学宫祠宇，恢复旧貌。他从教化百姓和耕植文风的高度阐明了重建学宫的重要意义，他说：
伏维圣道昭垂，揭日星而寿山河，木铎之教，百世上下莫不率由，凡有教民之奇者，欲为之正人心、息邪说鼓舞乎？斯民胥于学宫，赖引郡城为属邑表率，道脉所关，文风所系，实在乎此。[199]
经禀请左宗棠允准后，颜士璋率先倡导捐廉，并从府属绅士中集资，委任学官和地方士绅掌管，动工兴建学宫。建成后的陇西学宫，规模和建筑风格面貌一新：“大殿两庑并名宦乡贤各祠，若门若坊，若池若桥，罔不毕具，涂饰丹曤雘，轮奂一新，展谒之下，不但举向之蓬蒿瓦砾翻然改观，即较之昔日规模有其过之无不及也。”[200]此外，增添了崇圣祠和明伦堂，作为讲学、储育人才和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颜士璋总结道：“今与僚属及二三儒生筹款监造，得以重建宫墙，庶几一郡县之秀者、顽者、贤者、愚者勉而励之，于以振起人文，涵儒教化，争自濯磨于太平之世，则此一举也。揆之化民成俗之道，不无小补也。”[201]
除恢复学宫外，还大力修复和重建文庙。
魏光焘自同治七年率师度陇后，驻于环县、庆阳一带。他“北依郭为营，扫荡游氛，招徕抚恤，鸿嗷渐集。”[202]社会文化方面，重修文庙大成殿。他从维系儒教的正统地位出发，认为：“海内云扰二十年，次第廓清，庆中兴而垂亿万世庥者，我朝圣圣相承，一本斯道以维之也。郡初复，百废俱兴，矧文庙重祀，曷可忽乎？”[203]于是他请准左宗棠，在文庙大成殿旧址上重建。当时战争尚在进行，规复旧制举步维艰。为解决经费困难，他率先倡导捐廉，保证了修建工程的顺利进行。总体规划为：“先建大成殿及棂星门泮沼，招工师董厥事，其运木石、刈榛芜，则借军士助之。兴役于庚戌春三月，落成于秋七月。”[204]此次重建工程，在地方官员、绅士和湘军将士的共同协助下，在较短时间内竣工，此为甘宁青重建文庙之始。
湘军肃清宁夏全境后，为了加强文治和劝化民众，开始重建宁夏文庙。左宗棠饬令雷正绾会同固原知州和训导，遵循庆阳重建文庙旧章，负责文庙重建，工程由湘军将士负责。关于重建固原文庙的主旨，魏光焘指出：
斯道之在天下，文武不可偏废。昔炎宋抑武右文，群贤迭出，学术远迈汉唐。然立国不兢，终宋之世，西夏一隅不能定，而其他尚武力不尚道德之朝，又往往学废民乱，二者均失。我朝学校同符三代，每征弗庭，必告先师，勒石太学，在泮献猷之典，周以后二千余年独能举行，化愚顽于圣武神功之中，意深远也。固原古萧关，关中北镇河陇、银夏，数为内患，晋永嘉以后，没于氐、羌，唐广德、广明间，为土蕃陷。明河套犯边时，有门户之虞，外寇迭乘，治日恒少，我朝德威所暨，北越瀚海而遥，此方攸谧二百年，近小丑跳梁，今复转乱为治者，夫亦曰维之以道而已。道也者，人心之存亡所系，天下之盛衰所关，昧忠孝节义之大，不务实修，徒知文骋词章，武矜技勇，虽承平无事，君子隐以为忧，甚负国家作育人才之意。[205]
此次重修，规模较前有很大扩展，南北至关街，东至石宅，西街旧庆祝宫；前为万仞宫墙照壁，东角门曰“礼门”。外有墙，嵌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长方石一。西角门曰“义路”，门外墙嵌石亦如东门。第一级中建牌坊、石砌之泮池，左右以“忠孝”“乡贤”二祠翼之；而文武官厅，亦兼隶焉。[206]并设置了祭祀古代圣贤的牌位，第二级中建大成殿，正中至圣先师孔夫子神位，前明系塑像，清易之于木牌。左右辅以四配：东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西宗圣曾子，亚圣孟子；十二哲：东闽子骞，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夏，有子若；西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朱子熹。[207]
由以上可以看出，湘军集团力图通过恢复传统的儒家道统，达到教化民众之功效，而且将儒家道统作为治理边区的重要手段。文庙重建的动机，不外以文治补武力之缺失，以古代宁夏地区文治的疏忽作为当今治理边荒之区的借鉴，采用文武并治之术，保持边陲地区的持久稳定。
（二）关帝庙和其他寺观庙宇
武圣关公为历代统治阶级宣扬和崇拜，对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起到了重要作用，湘军集团也不例外。战后，他们一方面加强对社会民众的劝化和引导，另一方面也力图借此震慑社会动乱势力，因而掀起了重建关帝庙的活动。刘端冕说：“凡事之无关世道人心者，其兴废亦听其自便，帝君呵护有灵，其精诚足以动忠臣义士之心，其正气足以摄乱臣贼子之瞻，人苟朝夕瞻仰，未尝不肃然敬，憬然悟而迁于善，而不敢为非也。”[208]
同治十一年，刘端冕率师驻守安定，该地关帝庙于同治六年被毁，当时地方经济尚未恢复，民力拮据，未能修复。他亲历县城详勘后，选定了重建地点，会同绅士商定重建工程。经禀请左宗棠允准后，刘鸠工庀材，倡导所属捐助经费，动工兴建，人力尽皆仰赖湘军士卒。重建后的武圣庙，规模和做工均有新的突破：“上建正殿绮疏，洞开旁列，钟虚中设圣座，肃肃如也。下有台翼然，旁建两房，台之后为庙门，门旁塑帅像，栏楯护焉，照壁对峙也。”[209]庙宇建成后，为了使其香火绵延不绝，又在“西乡购置民间地二百二十垧，移县立案，择绅耆轮管，岁收租息，以供香火资”[210]。同治十二年，安定知县奉命勒石立碑，对武圣庙严格管理，其碑文如下：
永远严禁示，照得安邑西门外旧有武圣帝君庙，自兵燹以后，片瓦无遗，兹统领禁军前路刘军门督师是邑，未忍坐视倾圮，另于邑城内置地基，督率所部各将士，重新建立，招募主持，置买祀地，以垂久远。现已厥工告竣，奉刘军门移会禀，奉钦差大臣陕甘爵督部堂左批饬，此后不准各营差事在庙馆寓，并寄放军火、喂养牲畜，及邑中子弟洋烟赌博、乐酒嬉游，由县出示勒碑，一并永远严禁，庶几殿宇敬肃，庙貌庄严等因，移会到县，奉此。合行勒碑示禁。为此，仰兵民人等知悉，务各永远敬遵，毋得任意亵渎，倘敢故违，许由主持赴县禀究不贷，切切特示，右仰通知。[211]
魏光焘任平庆泾固道期间，以补救世道人心为宗旨，对重要地区的关帝庙进行了修复和重建。
平凉以西七十里的三关口，相传为宋代杨家将驻守之地，系军事要冲，关口原有关帝庙毁于兵火，仅剩断壁残垣。魏光焘率部镇压回民起义至此，会同固原提督雷正绾试图重修，但因战争尚在进行，军务繁忙，无暇顾及。战后，魏光焘主政陇东，开始了大规模善后活动，除安置迁移回民、修治道路外，着手重建寺观庙宇。鉴于地方经费维艰、百姓困顿，他首倡捐廉，筹集经费，派部将彭兰亭重建三关口关帝庙，并在庙内配祀两杨将军神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关帝精忠贯日月，祠祀遍瀛寰，洵足万古也。若杨将军者，士人悉多附会，果何说之是从？”[212]魏光焘认为此举不仅关系祭祀问题，而且是关乎世道治乱的根本问题。关于《宋史》中所载杨琼和杨政之事，理应从正邪分途的角度来看待，而不必专注于微末事迹的考证。他说：“此关帝庙也，浩气攸归，百灵效命。使两将军者，冥承帝君英威，潜昭临察。正者扶之，邪者黜之，亦天地福善祸淫之道。上帝无私，视所简在。若能捍大患、御大灾，数著灵异，固于世道人心大有补救，尤亟宜崇祀也。又何必凿求其解，致疑为无名之歆格耶？”[213]可见，魏光焘所关注的已非对史实的精微考据，而更侧重于世道人心的补救和社会风化的培植。
六盘山雄踞陇东，蜿蜒耸拔，道路崎岖，历代均非常重视其军事地位。山巅庙儿坪原有关帝庙，创建年月已不可考，回民起义中毁于战火。战后，固原提督雷正绾和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商议后，筹集经费，准备工料，开始经营修建。以湘军武威后旗镇军邹冠群具体负责。在旧有关帝庙基础上，增建了厦房六间，山门一座，其他工程一应具备。完工后，魏光焘提出“以因为创”，做好后期维护，并对继任者寄予了期许和厚望，他说：“天下当为之事，有举而不可废也，大抵如是。虽然六盘冲要，隆替何常？今日之因乎前以为创者，安必他日之创乎？后者不以为因耶？则继此式廓修葺，踵事增华，当有不仅享其成者。吾方将虑其后，惕惕焉属望于后之人。”[214]
光绪七年，陈再益奉命率部修复了康县城垣，工程告竣后，认为应从维护地方风化和培植道德的角度，对寺观庙宇进行重建，尤其是关帝庙。他说：“关圣帝君为本朝最尊之神，威灵持异、护国救民之功，屈指不可胜数，故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罔不岁时祭祀，以答神庥，若此处地处边隅，顽悍成俗，迩年兵燹之余，荒歉频仍。人民救死不瞻，焉能事神？故旧有关圣尊神香火冷落。”[215]于是，他选择地址，筹措经费和工料，率部在数月内建成关帝庙一座。总计正殿卷棚一架，戏楼一座，照壁一面，西边宫厅房屋七间，并预备了六间空置房屋，作为每年致祭时官绅坐立之所、陕甘两省会哨大员和往来官幕临时住所。并将围墙脚前至南城下以东铺户，拨归庙中收租。关帝塑像，也一应俱全。庙左为阵亡湘军将士建造了昭忠祠，开列湘军人物名姓，由地方官员四时祭祀。
除了修复和重建文武庙宇外，还有其他寺观庙宇。
陇西万寿寺，相传创自唐代，为规模宏大的一座佛教寺院，明末改为府学，清初迁移府学后，万寿寺重复旧观，作为文武官绅岁时朝贺之所。同治五年，回民军攻陷城池，万寿寺付之一炬。战后，周文翔率部镇守陇西，着力举办善后的同时，究心于营植地方风化和社会道德，他会同陇西郡守郑保君倡导捐资，鸠工庀材[216]，对业已毁坏的万寿寺进行了重建。并令所部湘军将士负责建修寺院，中途因郑保君移调他任，经费维艰，周文翔又会同继任郡守相与力成。尽管因经费所限，庙宇未能完全恢复旧观，但重建后，楼阁殿宇规模粗具。又召集主持僧人进行管理和护理。[217]为当地佛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仁寿山为陇西一大巨观，上连鸟鼠山，下接朱圉山，自秦代创置陇西郡并建筑城垣，在仁寿山之巅构建楼阁，晋、唐、宋、元、明各代，皆有重建之举。回民起义爆发后，殿宇尽皆毁坏。“由东山而至圣、而天师、而兜战、而白衣、而药师、而地藏、而布袋、而步月、而眼光、而巧宫、而清圣、而文昌、而朱衣、而魁星、而三大士、而韦陀、而孙祖、而送子等处，只余败壁纷峙，由西而极乐、而财神、而五福、而玉皇、而祖师、而三官、而关帝等处，惟见瓦砾狼藉，以及山门、山神、土地、天王、灵官等殿。”[218]
同治十二年，陇西肃清后，地方士绅有志草创，以培植地方文脉。但因经济尚未恢复，百姓依然困穷，筹集经费艰难。十三年，周文翔于训习士卒、讲武之暇，历观仁寿山遗址，慨然有重修之志。他商诸陇西县令吴本烈，吴力赞其事：“我等有志久矣！以需项浩繁，未能举行。今君任之，我等之志亦遂焉。”[219]取得地方官员的支持后，周文翔在地方税收内划拨经费，并购运工料，召集工匠。重修正殿及两廊接引楼诸处，照旧塑立佛像七宝庄严。
灵州岳庙创自嘉庆五年间，由地方绅士贺邦直会同邑绅安如磐、孙登科、张登第等六次集资创建，前后历经十余年，始能规模毕具：“殿宇墙榭，陪廊道院，无不结具，庄严供奉岳武穆王尊像，将校执锐披坚，环座而立，凡瞻拜者无敢仰视，彼误宋奸谗，像形铸铁，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以为快其忠奸之像。”[220]回民起义爆发后，各地庙宇损失惨重。灵州岳庙在战争中得以幸存，但也不同程度遭受了损坏。同治十二年，谭冠英于监建忠壮祠之暇，谒入斯庙，深感庙宇残破，慨然叹曰：“岳公当宋南渡之时，提兵捍御，父子戮力，所向无前，一意恢复中原，若内无奸权矫诏班师，金虏何难平，中原何难复乎？不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父子受刑，此千古之大恨，忠臣义士所尤扼腕而不平者也。”[221]于是，他慷慨捐资，派部属徐馥堂掌管其事，庀材鸠工，费银一千余两。恰值军事倥偬，谭冠英调赴贺兰，遂将续修之事交付邑绅孙翰垣经理，孙翰垣会同知州王协亭共襄斯举，将灵州岳庙重建一新。
三、地方志、刊书、舆图
方志对于保存地方文化资源、传承文明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同治兵燹中，甘宁青地区的方志大多毁于战火。杨昌濬认为：“邑之有志，犹国之有风也。志省会之邑，犹《风》之有二《南》也。风行自近而迄于远，举凡民俗政教，以及山川草木，悉备于风达之邦国，天下无以异，则首善之志，顾不重哉？”[222]高蔚霞也从治理地方和发展文化的角度论及方志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夫邑之有志，犹国之有乘，家之有谱，不可一日无也。留心治道者，凡山川疆域、民风物产皆资考证，而其要则在表芳型、彰潜德，树之风声，俾邑之人士有所观感而兴起，斯亦得失之林，教化之原也。”[223]战后，地方志的纂修很快提上日程，成为湘军集团文化善后的重要内容之一。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个地区：
皋兰位于省城兰州外围，带山夹河，形胜适中，扼要关陇。县志最早纂修于乾隆时期，续修于道光，前后历经数百年，缺漏阙佚颇多，间有援引舛误，不一而足。关陇平定后，善后诸务次第举办，皋兰文化蔚起，卓然在各地之上，续修县志已是刻不容缓。杨昌濬任陕甘总督后，令皋兰士人张国常负责，经与甘肃学政胡直生商讨后，制定凡例二十条。纲目秩然，简详得当，依次排纂，凡旧志之是者从之，误者正之，缺者补之，纷者理之。[224]规模大致沿用旧志，并对体例、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订和辨伪。此外，全省典章、文武等皆有详细记载。县志续修完成后，杨昌濬亲为作序，对续志给予了较高评价：“虽志一邑之志，而通省之典章、文物，胥于是乎在窥一斑可见全豹焉。足以征信何疑，夫一方之政治，关系一省之坊表，非即风之自近而及远者耶？予服比部之敏胆，而乐观厥成也，促付手民，将来登之国史，于以观风征俗，益钦圣化之渐被无涯欤！”[225]
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奏设平远县，陈日新捧檄首宰斯土。建置完成后，着手县志编纂。陈日新说：“周制四百里为县者，悬也，四百里民命所悬系者也。四百里之地之事，笔之于书，谓之县志者，示不忘也。知县者，知一县之事也。而知县为四百里民命悬系之人，四百里之地之事又乌可忘？”[226]为了将文化事业传诸后世，他多方搜求，旁征博引，采辑建治后的近代史实，并追溯建治前四百里之事，将历代政治因革、市井废兴、人事代谢、风化转移，四百里之地今日之事、畴昔之事，均详细考证和记载。编纂过程中，因平远系古灵州析出，故从盐固灵州志中选择已被划入平远的部分史志，详加排比和精选，采辑搜罗他说，总计列为十纲，其下又列诸多条目，至于量地、制邑、天时、地利、人事，均备极完善。编纂完成后，魏光焘为之作序，对陈日新办理善后和纂修方志予以较高评价：“善始必期善继，陈君将举，今昔事持以告新令尹，而后之接踵至者，使皆本此以深惕厉，递展嘉猷，蒸蒸日上，续是志以为国家光，是亦予之厚期也。”[227]
《西宁府新志》为乾隆时期修撰，当时国家承平日久，档案、典册保存完整，为撰修方志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故该志是西宁府较为完备的方志。但因历时既久，青海历经沧桑，其间版图、官制、建置，以及人物、户口、学校、仓廪均有重大变迁，旧志已无法窥其历史全貌。西宁道邓承伟认为，对于乾隆以来青海的历史变迁，尤其是湘军集团的文治武功，应作为续修的重点。此外，阵亡湘军将士、地方官绅和士民，也应列入续志内容。他说：“若夫阵亡将弁，遇难官绅，捐躯士民，殉节妇女，浩气英风，忠肝义胆，皆足为郡邑生色，倘不及时采入，勒为成书，恐其后久而无闻。此续志之修，所以不容已也。”[228]西宁知府定祥也力赞其事。邓承伟会同地方官员商定后，主持设局纂修，四处采访，务征实迹。[229]体例和纲目沿用乾隆新志，历时一年脱稿。因遭逢兵燹，典册、书籍阙遗甚多，地方故老耆旧大多无存，因而续志详述同治年间史实，对乾隆以降至同治纪元之史事，记叙甚为简略。新志的最大特点，是对湘军治略的宣扬，反映了其纂修地方志的终极意图，即对湘军文治武功的肯定和渲染。
通渭为巩昌东北门户，版图辽阔，周袤数百里。其建置沿革、山谷、丁赋、政教、人物之详情，均赖志书以窥其全。清代自纂修一统志和省志外，甘肃各地郡县皆有方志传世，而通渭独无。康熙五十七年通渭惨遭地震后，城社墟夷，百姓死亡甚众。乾隆年间，地方士人张志达蒐集资料，修纂方志，但未能付梓印行，因而少有传本。延至道光中叶，地方士人景耀星于诸生训课之暇，手抄旧志，采摭近事，登诸卷帙，并申戒其子妥善保存。他说：“吾邑志书，自李太仆青峰、南太守约齐归籍后，均思修复未果，我续创辑此，异日文运渐盛，必有踵而润色者，若辈善藏之。”[230]回民起义战后，高蔚霞莅任县宰，着手纂修县志，他指出：
通都大邑，代有作家，体例既具，踵事无难，偏邑僻壤，代远年湮，文献阙如，甄录何自，考据无由。典瞻则流于华，朴质则易于陋，详为引征，则褟缛贻讥，力求简洁则略，诮请托曲徇，采择无据，一人秉笔，众嚣盈耳。悬揣臆度，索烛扪盘于此，而云创修，岂不难哉？[231]
于是，下车伊始，他访求掌故，征询士人。景耀星出示其先人所抄和增补旧志，以备采录。高蔚霞详加阅览后，认为前人苦心孤诣，搜罗靡遗，但门户太多，去取未当。遂会同地方士人牛树梅、苟廷诚倡捐重赀。高蔚霞通禀上宪，获得支持，开局筹办修志。县志由地方名宿苟廷诚秉笔，并延请士人为之校雠，历经八月而告成。新志内容，除沿承旧志外，还对回民起义爆发以来历次兵燹中亡故忠臣烈士、义夫节妇，尽皆载录。修纂过程中，高蔚霞作为主要负责人，政事之瑕，与苟廷诚“博访政，订商榷，剪裁旧编，麕摺近事，繁者去之，略者详之。讹者正之，网络故实，搜辑散逸”[232]。所修成为通渭县最为详备的志书。书成后，地方士人景耀星评论曰：
呜呼！盛举也，今而后守吾通者，举凡建置之沿革，山谷之错亘，丁赋之杂沓，政教之推行，人物之滋阜，披读斯册，璨然了然，而野火飞燐，慷慨义烈之幽魂，亦得所传以不朽，然则斯志也，非惟掌故、考据之资，抑亦治化措理之所由关也。耀需次青门桑，邦事久不预闻，独是举则深喜，我公之旷典，并藉以伸吾先人数十年前拳拳录存之意。[233]
阶州为古武都地，历代以来，建置不一，沿革屡变。旧有《阶州志》，成于乾隆初年，叙事迄止明代。叶恩沛少从父宦游陇右，谙熟甘肃各地风土民情。其后关陇回民军起，他随从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戎马倥偬之余，经常往来于阶州地区，对于该地民情风俗了如指掌。同治七年，他因办理公事赴文县，道经阶州，适值兵燹之后，阶州民生凋敝，恻然有安集之志。光绪五年，阶州发生大震，损失严重。光绪九年，叶恩沛以观察莅任阶州，到任后，以民艰为己任，“修城垣以资保障，筑河堤以卫民生，建桥梁，辟道路，两旁栽树，以利行人。”[234]立义学，改书院，以培文风。并设立了诸多救济设施，以维持地方风化。数年后，阶州政通人和，年丰物阜，叶恩沛遂筹思修志。他爰集地方士人共谋此举，他说：“葛公旧志，版毁于兵者数十年，胡为而在吾笥也？或者当自余成之耶？且志者，一州之掌故所系，亦都人士之责也。况发逆之乱，其殉难之忠臣义士、贞烈妇女，何忍使之不彰耶？”[235]于是，以地方士人吕震南为总纂，选拔贡郭维诚、优贡苏蕴芬共相参酌。开局采访，广搜碑碣，延访耆老，必期确有证据，传闻附会之说少有采录，对于乾隆以后的史实进行了详细补叙。历时十月，书成。
甘宁青各州县学宫，自清初以来历经颁发圣谕和御制各文，以及御纂、钦定各项书籍，藏书较为完备。同治军兴后，大凡失陷州县，衙署焚毁，书籍荡然。士人每以诵习无资为忧，地方官员遇到考订典礼和讲求吏事苦无依据。为此，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向左宗棠请求，对于被兵燹蹂躏和战后新建之区颁发官书，以备考据而资肄习。左宗棠饬令甘肃布政使崇保对各地藏书情况详细查明后，一并汇请颁发。崇保查明后向左宗棠汇报：“甘省自回乱后，各属存储书籍多半毁失，所有各学应储书籍，自应汇案请颁。”[236]因藏书机构中各书名目底案无从寻觅，于是饬令兰州省城府县两学教官，将儒学衙门尊经阁和兰山书院各项书目开折前来，开具曾经失守及新设地方书籍清折，请求礼部颁发，并请照数另颁督署、司署二份备查。礼部议商后，认为：“各省所属学校应颁书籍，向由各督抚自行奏请，奉旨允准后，礼部移咨武英殿刷印装订，并行文该省，遇有便员来京，赍咨请领，历经办理在案。今甘肃省新设并曾经失守过各府厅州县请颁书籍之处，应由该督奏请后再行办理。”[237]礼部咨复后，左宗棠认为各地存储书籍多半毁失，若照全省州县一律请求颁发，卷帙浩繁，且有诸多不便。于是，请求对于新设之区和曾经失守各府厅州县共四十二处，先行颁发书籍，并由此转发各地。[238]
除颁发书籍外，左宗棠还多方搜求书籍，加以刊印，颁发各州县。平凉战后，学舍故址无存，仅有少数义塾，经馆未遑设立。陕西布政使翁同爵利用关中书院藏版，印发《七经》等书。左宗棠将所印《七经》作为繁荣地方文化的重要经典，颁发平凉各地州县。此外，他对《六经》也备极重视。认为：“自邠以西，皆数十年圣化不到之处，地杂戎、狄、羌、番，自为习尚，道之不明亦乌足怪，今且以《六经》导之，冀蚩蚩者有几句圣贤话时在口头，亦当有益也。”[239]可见，左宗棠颁发儒家经典的要旨，在于恢复传统文化，推行文明同化政策，达到安定地方之效。
书籍的版本和纸张，尤其是《六经》，左宗棠也进行了认真考究。他认为《六经》以鲍本为最佳，而且刻印较为容易，他说：“惟校雠功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见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240]
左宗棠由浙江刻印《六经传注》后，岷州知州吕恕禀请颁发书籍。左宗棠在批札中对广大士人寄予了深切厚望：“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241]此外，他还追溯历史，认为陇西人民质直近古，自三代以后，文化闭塞而落后，《六经》的刊布和颁发，对于发展该地区文化和宣扬朝廷教化有一定积极意义。
刘端冕驻守定西时，商同地方官员重建了育英书院，掀起了兴教劝学之风。光绪元年，他向左宗棠请求颁发书籍。左宗棠允准加发《四书》、《诗经》各六十部，《六经》八部，《孝经》、《小学》各三十部，由其转发生童诵习。并令安定县移学备案，以免日久散佚。
甘州地居边徼，文化向来落后，自遭兵燹后，文教益衰。光绪初年，周达武由贵州奉令调赴甘肃，担任甘州提督，此时回民起义业已结束，奉命办理善后，“严谨汛防，整修武备，不数年间，三边无风鹤之惊，四民有衽席之庆”[242]。地方安定之余，对文化建设甚为重视，关心士林，有废必兴。甘州城内旧有甘泉书院，因藏书缺乏，士人苦无可读，故孤陋寡闻，大多学无所成。周达武获悉后，倡导士民捐银二千余两，派人赴湖北购置经、史、子、集各书七十二种，共计五百套之多，并在书院内添修藏书楼一座，置造书柜，分别装盛，交绅等妥善经理，以备阖郡生童观览考证。[243]经过整顿后，甘州士人大受鼓舞，人皆向学，文风日渐转盛。光绪十九年，士民以举人李荫桂为首，向署张掖知县刘至顺禀报后，恳请转详奏奖，以资观感。陕甘总督杨昌濬派人核实后，遂向朝廷上疏，请求予以奖赏：
兹据藩司沈晋祥详称，查例载，凡士民人等捐资，于地方实有裨益者，由督抚具题造具事实清册送部，捐银至千两以上者建坊，给与乐善好施字样，又道光二十八年奏准各省乐善好施，原系有力之户，均令自行建坊，毋庸给与坊银各等语。今甘州提督周达武购置书籍及添修藏书楼，共捐银二千余两之多，实于地方有益，由该地方官造册到司，详请核奏前来，臣覆查甘州提督周达武以专阃大员，于训练营伍之暇，乃能慨捐巨款，购办书籍，嘉惠士林。俾儒学士子，藉资考证。洵于地方有裨。且所捐银数，核于定例有盈无绌，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给予该提督乐善好施字样，令其自行建坊，以顺舆情而昭激劝。[244]
清廷根据杨昌濬上奏，下谕对其奖赏：“以捐购书籍，嘉惠士林，予甘肃提督周达武建坊。”[245]
除纂修地方志和图书刊发外，还对甘宁青地区舆图进行了测绘。
光绪十七年，会典馆令陕甘总督杨昌濬举办会典舆图，拟就图式、图说奏奉。杨昌濬奉旨后，饬令前甘肃布政使张岳年会同按察使裕祥、兰州道黄云拟议办法，通行各属，遵照办理。杨昌濬认为：“甘肃避在西鄙，官绅两途，向少讲求测算之人，照会典馆，计里开方，按切天度办法，必须实测实量，方无舛错。”[246]于是函招精习地舆之候选中书陆桂星由浙来甘，遴派阶州直隶州知州朱宗祥，与该中书商定详细章程，设局开办。同时虑及甘肃全省幅员辽阔，人力有所不及，遂在官幕中选择资质颖悟和稍通算学者，授以测量法门，适可而用。人力问题解决后，他又制备方向罗盘，购备仪矩等测绘仪器，于十七年三月起派赴各路测量，将黄河上下游及东西大路各府厅州县通行支路，并边界地方周履测量完竣。测量过程中，广募工于绘事及善书者，责成朱宗祥严立课程，认真趱办，测量之法，每路派正副二人，一人从正路实量，一人从小路绕折实量，仍复会合一处，必以各路方位关合为准，邻封交界，亦令测量，过境期于犬牙相错，不致舛误。测量工作于光绪十九年九月结束。其测量情形大致如下：
甘肃东起西经八度，西暨二十六度，南起北纬三十二度，北暨四十一度，会典馆奏办图幅，限于方围，因分嘉峪关内八府五直隶州，一直隶厅，为一总图，嘉峪关外安西州并青海为一总图，均按章以一百鸟里为一方，又八府六直隶州，各为一图。以五十鸟里为一方，又化平直隶厅幅员过小，以十鸟里为一方，仍附省府各总图之后为一册。至于经纬度，分方位界址，距里冬夏至日出日入时刻，及山向河流源委，详列于说。其各直隶州自治之地及府州属地，共六十七厅州县，又经征钱粮分防佐二十三处各为一图，其有篇幅所不能容者，定为横直剖分，按章以十鸟里为一方，别为一册。另依地球浑圜体例推算经度，中侈北敛，准数绘全省总图一幅，为稽考省城暨各府州县以及边关要隘、蒙古部落、土司藩回驻扎处所，天度之用，兹于九月底一律告竣。[247]
舆图最后由藩司沈晋祥绘成甘肃全省舆图及图说，装订上下二册，连经纬总图呈请派员齐送会典馆查核后，奉旨颁行。
【注释】
[1]左宗棠：《奏为泾州地方创建考棚量补文武岁试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档号：04-01-01-0941-039，同治十一年正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奏为泾州地方创建考棚量补文武岁试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3]《奏为泾州地方创建考棚量补文武岁试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4]《奏为泾州地方创建考棚量补文武岁试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5]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档号：04-01-38-165-033，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7]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8]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9]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0]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1]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2]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3]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4]据《甘宁青史略》一书中民国时期学者邓隆在谈及左宗棠实施教化措施的成效时，认为各地回族因受伊斯兰教的影响，阿訇不许回族百姓令子弟读书，左宗棠在化平地区设立书院、举办义学，迫令回民子弟读书，学习礼仪，但从者殊寡。对于大多数回民来说，依然严守“以诵经为急务，以读书为当差”的陈腐观念，并且“富家子弟，觅人代读”的现象普遍存在。
[15]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6]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7]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8]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19]《答谭文卿》，《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384页。
[20]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21]左宗棠：《奏为甘肃士子赴陕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事》，《宫中朱批奏折·同治朝》。
[22]邵亨豫：《雪泥鸿爪·后编》，光绪（1875—1901）常熟邵氏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3]邵亨豫：《雪泥鸿爪·后编》。
[24]邵亨豫：《雪泥鸿爪·后编》。
[25]《答邵汴生中丞》，《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478页。
[26]《答邵汴生中丞》，《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479页。
[27]《答邵汴生中丞》，《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479页。
[28]邵亨豫：《雪泥鸿爪·后编》。
[29]邵亨豫：《雪泥鸿爪·后编》。
[30]邵亨豫：《雪泥鸿爪·后编》。
[31]《陕甘乡试分闱》，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
[32]《陕甘乡试分闱》。
[33]《陕甘乡试分闱》。
[34]《与黄恕陔少宗伯》，《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418页。
[35]《陕甘乡试分闱》。
[36]《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5页。
[37]《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5页。
[38]《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5页。
[39]慕寿祺：《甘肃省重修镇原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第1833页。
[40]左宗棠：《呈会议新设学政一切事宜清单》，《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档号：03-7208-012，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未刊。
[41]左宗棠：《呈会议新设学政一切事宜清单》，《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
[42]左宗棠：《呈会议新设学政一切事宜清单》，《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
[43]左宗棠：《呈会议新设学政一切事宜清单》，《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
[44]左宗棠：《呈会议新设学政一切事宜清单》，《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
[45]左宗棠：《奏为甘省分闱乡试应派大小执事官员并内帘同考官请仿照各省定例办理事》，《宫中朱批奏折·光绪朝·内政·职官（包）》，档号：04-01-12-0521-020，光绪元年七月初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未刊。
[46]《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1页。
[47]《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1页。
[48]《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2页。
[49]主要原因在于回民起义后，地方甫经平定，流离难民渐次复业，文化渐有复原，因而导致了学额不足。当时要求免于抽拨的主要地区有固原直隶州、隆德县和华亭三个地区。据固原直隶州知州廖溥明禀：该州学额向系十五名，今升直隶州，学额照常。新设化平川厅之地，非由固原划出，请免抽拨。据隆德县申称：隆德原额只有八名，仅与庄浪乡学等。若再抽拨二名，是县学不得与乡学一律。现在应试人数渐增，请免抽拨。据华亭县申称：合学拔贡生徐迪等禀，华亭岁、科两试，仅取进文童一十六名。辖境辽阔，近时流亡复业，弦诵不衰。化平川地段由该县划出者虽多，然该处孑遗士人仍归该县考试，请免抽拨。
[50]《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2页。
[51]《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2页。
[52]《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3页。
[53]左宗棠：《奏请添设平远海城两县学额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档号：03-5103-027，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4]左宗棠：《奏请添设平远海城两县学额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
[55]左宗棠：《奏请添设平远海城两县学额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
[56]左宗棠：《奏请添设平远海城两县学额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
[57]《甘肃新设厅县武学进额请照文学进额抽拨以归划一折》，《申报》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58]《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8页。
[59]《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9页。
[60]《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29页。
[61]《请加甘肃文闱乡试永远中额折》，《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391—392页。
[62]《请加甘肃文闱乡试永远中额折》，《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392页。
[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册，第32页。
[64]《请加甘肃优生额数以广登进折》，《申报》光绪二年十月初三日。
[65]《请加甘肃优生额数以广登进折》，《申报》光绪二年十月初三日。
[66]《请加甘肃优生额数以广登进折》，《申报》光绪二年十月初三日。
[67]《请加甘肃优生额数以广登进折》，《申报》光绪二年十月初三日。
[68]《请销甘州西宁二府原额字号一律归入大号取中折》，《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609—610页。
[69]《请销甘州西宁二府原额字号一律归入大号取中折》，《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610页。
[70]《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824页。
[71]《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825页。
[72]《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825页。
[73]《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825页。
[74]《清德宗实录》卷97，光绪五年庚申。
[75]《增添廪增缺额碑记》，《古临洮狄道州续志·卷四·学校志》。
[76]《会奏变通宁夏庆阳二府岁科试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清宣统三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
[77]《会奏变通宁夏庆阳二府岁科试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
[78]《会奏变通宁夏庆阳二府岁科试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
[79]《甘肃垦荒户民请变通入籍应试年分以广招徕折》，台北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一辑，第526页。
[80]《甘肃垦荒户民请变通入籍应试年分以广招徕折》，台北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一辑，第526页。
[81]《甘肃垦荒户民请变通入籍应试年分以广招徕折》，台北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一辑，第527页。
[82]安维峻，字晓峰，别号小陆，甘肃秦安人。光绪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京师大学总教习之职。
[8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三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72页。
[84]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三月），第3372页。
[85]关于冒籍一事，安维峻对于陶模的观点强烈反对。其实，陶模对于此案所持观点不无道理，冒籍确实和左宗棠本人有很大关系，此可从左给吴清卿的书信中窥其大致情形。左说：“陇事经营数年，成效仅此，可胜悚惕。浩劫所余，弦诵久辍。鲁人废学，而忣心未化，于寄籍与试辄斫斫焉。尊论欲为远人著籍别、增学额，部议必不能谐。观新设学额之难，已见大概。上科会试寄籍覆试，印结把持甚牢。闻此帮之仕京朝者，志在需索而已。自此楚、蜀人士应童试者，必不能多。星輶所临，当悉大略。愚臆各学已附籍之士族，应不许其攻讦，此外冒籍则概听土著之所为，至取进不能满额，宁缺勿滥可耳。”《答吴清卿学使》，《左宗棠全集》第512页。由左宗棠书信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出，他在关于寄籍和冒籍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基本上采取的是宽松和放纵的政策。
[8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三月），第3372页。
[87]《清德宗实录》卷341，光绪二十年五月甲午。
[88]《请申明严禁冒籍旧例片》，安维峻著，杨效杰点校：《谏垣丛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89]《请申明严禁冒籍旧例片》，安维峻著，杨效杰点校：《谏垣丛稿》，第28页。
[90]《劾监临执法疏》，安维峻著、杨效杰点校：《谏垣丛稿》，第26页。
[91]《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878页。
[92]《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878页。
[93]《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879页。
[94]《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879页。(www.xing528.com)
[95]《请申明严禁冒籍旧例片》，安维峻著，杨效杰点校：《谏垣丛稿》，第28页。
[96]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五》。
[97]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邓品珊主编：《甘肃省志·教育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98]据民国时期学者张维所著《甘肃通志稿》中统计，清代今甘肃境内（不含分省前的宁夏、青海地区）先后设有66所书院，其中，道光以前共建47所书院；咸丰年间仅建1所书院；同治末年至光绪间，相继创建、重建18所书院。书院的分布很不平衡，经济文化发达的州、县不仅设置两处或两处以上的州县立书院，而且没有乡立书院，经济文化落后的偏远州、县仅设置一处书院。
[99]《左宗棠全集》第七册，第73页。
[100]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三》。
[101]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三》。
[102]《董文焕碑记》，王权、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光绪十五年仲秋陇南书院镌刻。
[103]《董文焕碑记》，王权、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04]《董文焕碑记》，王权、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05]《董文焕碑记》，王权、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06]《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07]《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08]《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09]《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10]《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11]《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12]《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13]《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14]《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15]《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16]《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任承允：《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十一·艺文三》。
[117]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旧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
[118]《甘州书院记》，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19]《甘州书院记》，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0]龙锡庆，字仁亥，湖南安化人。同治元年举人，同治十一年，统绥、定两营，随湘军统帅刘锦棠镇压回民起义，因功授西宁府知府，并奉命举办西宁善后事宜。光绪二年，调任甘州道。
[121]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2]《甘州书院记》，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3]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4]《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5]《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6]《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7]《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8]《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29]《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0]《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1]《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2]《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3]《书院课程五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4]《甘州书院章程十三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5]《甘州书院章程十三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6]《甘州书院章程十三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7]《甘州书院章程十三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8]《甘州书院章程十三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39]《甘州书院章程十三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40]《甘州书院章程十三则》，龙锡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
[141]《洮阳书院地址膏火碑记》，李镜清：《古临洮狄道州续志·卷四·学校志》，清宣统元年刻本。
[142]《洮阳书院地址膏火碑记》，李镜清：《古临洮狄道州续志·卷四·学校志》。
[143]《洮阳书院地址膏火碑记》，李镜清：《古临洮狄道州续志·卷四·学校志》。
[144]《洮阳书院地址膏火碑记》，李镜清：《古临洮狄道州续志·卷四·学校志》。
[145]《洮阳书院地址膏火碑记》，李镜清：《古临洮狄道州续志·卷四·学校志》。
[146]杨凌霄：《陇西被兵记》，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藏。
[147]杨凌霄：《陇西被兵记》。
[148]杨凌霄：《陇西被兵记》。
[149]《陇西艺文集》卷二。
[150]《陇西艺文集》卷二。
[151]杨凌霄：《陇西被兵记》。
[152]杨凌霄：《陇西被兵记》。
[153]杨凌霄：《陇西被兵记》。
[154]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光绪《肃州新志稿》，《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692页。
[155]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光绪《肃州新志稿》，《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第692页。
[156]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光绪《肃州新志稿》，《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第693页。
[157]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光绪《肃州新志稿》，《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第693页。
[158]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光绪《肃州新志稿》，《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第694页。
[159]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光绪《肃州新志稿》，《西北稀见方志》（七），第694页。
[160]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光绪《肃州新志稿》，《西北稀见方志》（七），第695页。
[161]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光绪《肃州新志稿》，《西北稀见方志》（七），第695页。
[162]张曜：《重修宁夏银川书院碑记》，马福祥：《朔方道志·卷二十七·艺文志四·记序下》，民国十六年宁夏修志局。
[163]张曜：《重修宁夏银川书院碑记》，马福祥：《朔方道志·卷二十七·艺文志四·记序下》。
[164]张曜：《重修宁夏银川书院碑记》，马福祥：《朔方道志·卷二十七·艺文志四·记序下》。
[165]张曜：《重修宁夏银川书院碑记》，马福祥：《朔方道志·卷二十七·艺文志四·记序下》。
[166]《雷少保兴学记事序》，王学伊：《固原州志·卷八·艺文志·序》，宣统元年刊本。
[167]《雷少保兴学记事序》，王学伊：《固原州志·卷八·艺文志·序》。
[168]《重修灵州志·艺文》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169]《重修灵州志·艺文》下册，第47页。
[170]《重修灵州志·艺文》下册，第48页。
[171]《重修灵州志·艺文》下册，第48页。
[172]《重修灵州志·艺文》下册，第48页。
[173]甘时化，字雨农，湖南湘阴人。同治六年贵德城克复后，任贵德同知五年，负责办理贵德善后事宜，任内重修文庙、培植士林，修葺书院，以及收安民兵，捐设义仓，惠士爱民，为当地百姓所感戴。
[174]甘时化：《修理河阴书院碑记》，《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147页。
[175]河阴书院的学产主要为：铺面八十一间，每年收租大钱一十六千二百文。房屋六十四间，每年收租大钱六千四百文。党、杨二户空院一处，张秀空院一处，张有子空院一处，马珍空院半处，韩家明空院半处，李春林空院半处，王友仓空院半处，赵有恩空院半处，七增庆空院半处，魏凌云空院半处，魏进珠空院半处，何得珠空院半处（每年共收租大钱一十三千二百文）。斜初尔园落六处（每年收租大钱四十三串七百文）。马璞油坊、水磨地基二处（每年收租大钱七串五百文）。文公义空地二处（每年收租大钱二千七百文）。赵东祥园落一处，王友清园落一处，侯得仓园落一处（每年共收租大钱一十千九百文）。以上统共收租大钱一百串六百文。水旱地亩共十石五斗（每年收租小麦一十五石五斗）。
[176]甘时化《修理河阴书院碑记》，《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147页。
[177]邓承伟，四川监生，同治六年入湘军，随左宗棠与回民军作战，同治十三年西宁军务平息后，担任西宁府知府，负责举办善后事宜，因振兴文教、料理民族纠纷、恢复地方经济而为西宁地方民人所信服。
[178]《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147页。
[179]青海地方志丛书：《西宁市志·第三十五卷·教育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80]豫师：《丁丑季秋五峰书院落成，价卿观察力也，赋此诗以志庆幸》，《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956页。
[181]青海地方志丛书：《西宁市志·第三十五卷·教育志》，第61页。
[182]尊经书院（同治八年隆德县县丞王季寅创设）、文明书院（同治十年同知吴恕创设）、襄武书院（同治十一年知县吴本烈创设）、钟灵书院（同治十二年陕甘学政许振祎创设）、金山书院（同治十二年山丹士人赵承隽创设。同治十二年，缘义学之地，创建金山书院，越二年，而土木金石焕然一新，为之延名师，设膏火）、归儒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命提督喻胜荣在化平川直隶厅（今泾源县）创办了一座专为回民子弟读书学习的书院，亲笔提名为“归儒书院”，意为以孔子的封建礼教、传统的伦常关系教育儿童。学生读的书也由左宗棠亲自审定，左也编写了《学治要言》作为学校的课本之一）、敷文书院（同治五年兵燹焚毁，蜀军营务处张观察刘文驻靖防御，皆率军士重修讲堂、学舍、讲义山房、三望轩、文章台阁、经义、治事各斋，并修西街铺面三十余间，拨归书院）、庆兴书院（光绪二年安化县丞创设）、文社书院（光绪初年知县钱崇基创设）、鹤峰学舍（秦州州判薛佩兰创设）、仰止书院（同治十年重建。同治兵燹后，经职员张文美等修复如旧，左宗棠率师西征，给东乐粮价银二千两，拨入书院，亲书仰止书院匾额以荣之。由是禀设广益当获利息，聘师奖士，悉取资焉。光绪辛丑夏，蒋公韵胪莅任，即以培植人才为务，书院后讲堂栋宇倾颓，墙壁坍塌，左宗棠慨然延士绅筹款项，将讲堂大门、仪门及斋舍二十间，倾者植之，污者新之。均令完全整理，秩序焕然一改旧观，公课士扃门，亲试列上等者甚优，住院诸生格外给奖）、鹑觚书院（同治十二年知县彭光练重建。原名金台，自清道光元年，由知县苏履吉就孔庙左侧文昌宫内命名，附设兼摄讲席，原有正殿三间，享殿三间，因名巽志，堂旁建书室数间，嗣修东西斋舍共十五间，东侧有三代祠一大间，斋夫室二间，西侧有宾兴馆二间，北向厨室二间，俱系同治十三年知县彭光练添建，又呈请左文襄公改名鹑觚书院，当时仅余桑籽费款钱六百余串，设斋长管理发商生息。作每月课试膏火之用，又勘出涧沟潭巩家寺二处学田地，共十顷四十亩三分三厘，年约得租钱六十余串，统前生息款，除支膏火外，一并归作乡会试公车补助费。再县城东门外有文昌宫旧址地，崖上下共约七亩有余，孔庙下又有川地六亩，二处年约典钱十余串，同资弥补。又有学租银，年应输纳四两之谱，向归县署经收。每年补发廪生膳费等项需用，查清时廪膳生额定十名，三年一贡，增广生亦额定二十名，遇缺递补。附学生三年科岁两试各进九名）、河阳书院（同治十一年知州余泽春重建）、蓼泉书院（同治十三年通判孙承弼重建）、育英书院（光绪元年提督刘端冕修复）、又新书院（光绪三年知县孙维孜重建）、凤鸣书院（光绪四年训导孙寿山兴复）、鸣沙书院（光绪六年知县苏俊吉重建）、陇川书院（知县程履丰重建）、洮滨书院（提督邓荣臣重建）、柳湖书院（平庆泾固道魏光焘重建）、五原书院（光绪十七年，固原提督雷正绾捐资创修，又聘请名儒充任书院山长。首任山长安维峻，秦安人，曾任翰林，官至御史；孙尚仁，皋兰人，官刑部主事；吴钓，贵德人，官翰林。其他七位多为进士、贡生或学正。在一段时间内，提督和知州每月亲自讲课一次，上课时间随时酌定。平时的教学是自学辅导形式，学员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课题自学，随时记录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教师从旁指引，点拨诱导，强调质疑，鼓励学员问难论辩。这种独立钻研、自由讨论的学风，对封建时代呆读死记的读书方法是一个突破。书院每月召集童生考试一次，以检查学习效果）、峰台书院（光绪十九年知县卢世坤建。同治前旧有书院，曰临泉，城破时毁于火，其址在学宫侧。承平后，诸生有志读书，苦无肄业之所，盖隆县无书院者垂二十年。自光绪十九年，知县卢世坤雅意兴学，因准勤农杜克勤之妻李氏，遵夫遗言，禀请捐资盖修书院。遂择地于保障门外里许为基址。谕饬郡贡生张蔚丰，邑贡生张慎修、薛拔英督工监修，阅年完竣。取名峰台书院者，以峰台山名之也）、超然书院（同治初被焚，克复后护院杨昌濬倡捐就原址建修，规模大备，历历可观）。
[183]（清）侯新严修、方承宣纂：《续伏羌县志·卷六·艺文》，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184]《提督李良穆请在会宁县城捐建忠义祠片》，《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565页。
[185]知州孙承弼：《重修三忠祠记》，《重修灵州志·艺文》。
[186]知州孙承弼：《重修三忠祠记》，《重修灵州志·艺文》。
[187]知州孙承弼：《重修三忠祠记》，《重修灵州志·艺文》。
[188]《护总督杨昌濬忠义祠记》，《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二十九·祠祀志》。
[189]《护总督杨昌濬忠义祠记》，《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二十九·祠祀志》。
[190]《护总督杨昌濬忠义祠记》，《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二十九·祠祀志》。
[191]李日乾：《敕建昭忠祠记》，张思温：《积石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
[192]李日乾：《敕建昭忠祠记》，张思温：《积石录》，第171页。
[193]青海办事大臣豫师：《西宁昭忠祠碑记》，《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163页。
[194]据《西宁府续志》中的统计：祠宇基址：东至本祠照墙角外四尺，南抵统领街心，西抵祠后横街心，北抵马、卢、郭三姓屋脚。祠东戏台后房屋一宅，正东抵王姓屋脚，正南抵陈、张两姓屋脚，正北抵王、张两姓屋脚。以上均立石为界。黎兴庄屋宇一宅，内外两院共房屋二十八间，单门二十五，阖门八，花格门十六，亮窗二十，板楼一座，外坟院门二，地板、仰尘俱全，屋后有一花园。三院共一大围墙，院门前基址一段。又杨家庄子一处，忠坟在此。四面筑有围墙。黎兴庄北古下半堡地亩界址段落：马家庄前北沟水地大小十一段，东抵通行官路，南抵北官水沟，西抵庄屋墙脚，北抵坟围外草滩。又坟围西北面北沟地名油坊，水地三段，东、西、北、南均抵马姓地塄干。又北沟庄西水地六段，东抵坟墙围根，南抵张姓地塄干，西抵樊姓地塄干，北抵穆姓地塄干。又副北沟王家园水地四段，东抵围墙，南抵官路，西抵围墙外古冢坪，北抵围墙通行水沟。又杨家庄后副北沟水地大小一连十二段，东抵孙姓地塄干，南抵官大路，正西抵杨家庄墙根，西北抵穆姓墙脚。以上共计三十六段，均立石为界。曹家寨地亩界址段落：北沟大园子起水地九段。东抵郭姓墙脚，西抵老水沟，南抵车大路，北抵官大路。又泉水东水地四段，东南均抵水沟，西抵官沟，北抵官大路。由官大路直下，至泉水水地二段，东南均抵水沟，西抵张姓墙根，北抵官大路。由官大路横过，至大路北水地一段，东抵毛姓，西抵本段水沟，南抵官路，北抵槽槽路。北槽槽水地一段，东北抵长条子，西南均抵马姓地畔，南抵水沟，西抵切坡子。又切坡子水地二段，东抵本塄干，北抵郭姓地畔，西抵吴姓地畔，南抵官大路。又北沟河湾油坊后水地五段，北抵水磨沟地界，西抵通行水沟，南抵流水沟，东抵磨沟。又河湾上林尖水地三段，北抵磨沟，南抵黄、王两姓地畔，西抵崖坎，东抵磨沟。以上共计二十九段，均立石为界。又北门外土人庄停中南边水磨二盘，各产执照存祠。
[195]豫师：《西宁昭忠祠碑记》，《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163页。
[196]《左宗棠忠义祠记》，杨昌濬、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卷十八·古迹上》。
[197]甘时化：《重修学宫碑记》，《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163页。
[198]甘时化：《重修学宫碑记》，《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163页。
[199]颜士璋：《重建巩昌府学宫记》，《光绪陇西县艺文志》，油印本，甘肃省图书馆藏，第5页。
[200]颜士璋：《重建巩昌府学宫记》，《光绪陇西县艺文志》，第5页。
[201]颜士璋：《重建巩昌府学宫记》，《光绪陇西县艺文志》，第5页。
[202]魏光焘：《重修大成殿碑记》，张精义纂修、刘文戈审校：《庆阳县志·卷之三·建置志》，第195页。
[203]魏光焘：《重修大成殿碑记》，张精义纂修、刘文戈审校：《庆阳县志·卷之三·建置志》，第195页。
[204]魏光焘：《重修大成殿碑记》，张精义纂修、刘文戈审校：《庆阳县志·卷之三·建置志》，第196页。
[205]魏光焘：《重修文庙记》，马福祥：《朔方道志·艺文》。
[206]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第348页。
[207]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第348页。
[208]刘端冕：《武圣庙记》，郭汉儒：《重修定西县志·卷三十三·金石》。
[209]刘端冕：《武圣庙记》，郭汉儒：《重修定西县志·卷三十三·金石》。
[210]刘端冕：《武圣庙记》，郭汉儒：《重修定西县志·卷三十三·金石》。
[211]《武圣庙永禁告示》，郭汉儒：《重修定西县志·卷三十三·金石》。
[212]魏光焘：《重修三关口关帝庙记》，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第1003页。
[213]魏光焘：《重修三关口关帝庙记》，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第1003页。
[214]魏光焘：《重修六盘山关帝庙记》，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第1004页。
[215]陈再益：《关圣帝君庙序》，《新纂康县志·卷二十三·艺文》。
[216]周文翔：《善后重建万寿宫碑》，《陇西艺文集》卷一。
[217]周文翔：《善后重建万寿宫碑》，《陇西艺文集》卷一。
[218]《善后重修十方古刹大佛殿碑》，《陇西艺文集》卷二。
[219]《善后重修十方古刹大佛殿碑》，《陇西艺文集》卷二。
[220]孙翰垣：《重修精忠庙碑记》，《重修灵州志·艺文》下册。
[221]孙翰垣：《重修精忠庙碑记》，《重修灵州志·艺文》下册。
[222]杨昌濬：《重修皋兰县志序》，《重修皋兰县志·卷首》。
[223]高蔚霞：《通渭县志序》，《通渭县新志》，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1年版。
[224]胡景桂：《重修皋兰县志序》，《重修皋兰县志·卷首》。
[225]杨昌竣：《重修皋兰县志序》，《重修皋兰县志·卷首》。
[226]陈日新：《平原县志序》，《平远县志·卷首》。
[227]魏光焘：《创修平远县志序》，《平远县志·卷首》。
[228]邓承伟：《西宁府续志序》，《西宁府续志·卷首》。
[229]邓承伟：《西宁府续志序》，《西宁府续志·卷首》。
[230]景耀星：《重修通渭县新志序》，《通渭县新志》卷一。
[231]高蔚霞：《通渭县志序》，《通渭县新志》卷一。
[232]高蔚霞：《通渭县志序》，《通渭县新志》卷一。
[233]景耀星：《重修通渭县新志序》，《通渭县新志》卷一。
[234]吕震南：《阶州直隶州续志叙》，《阶州直隶州续志·前言》，第11页。
[235]叶恩沛：《阶州直隶州续志序》，《阶州直隶州续志·前言》，第9页。
[236]《左宗棠全集》第七册，第73页。
[237]《左宗棠全集》第七册，第73页。
[238]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左宗棠奏折：《呈甘肃新设并克复各府厅州县丞地方及请颁发应储各项书籍条例名目清单》中所列四十二处及颁发书籍为：兰州府属（包括金县学、靖远县学、狄道州学、河州学、渭源县学）、巩昌府属（包括巩昌府学、陇西县学、安定县学、会宁县学、洮州厅学、岷州学）、平凉府属（包括平凉府学、平凉县学、隆德县学、华亭县学）、庆阳府属（包括庆阳府学、安化县学、宁州学、环县学、正宁县学、合水县学）、宁夏府属（宁夏府学、宁夏县学、宁朔县学、灵州学）、秦州直隶州属（包括两当县学）、西宁府属（包括西宁府学、西宁县学、大通县学、循化厅学、贵德厅学）、阶州直隶州属（阶州学）、泾州直隶州属（镇原县学、灵台县学）、肃州直隶州属（肃州学）、安西直隶州属（安西州学），以上三十六处均为曾经失守、书籍焚毁者。新设总共六处：固原州学、宁灵厅学、华平县学、海城县学、平远县学、董志县学。总计四十二处应请颁发书籍为：《上谕》十四本、《谕旨录》十本、《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四套（16本）、《钦定朱子全书》一百九十四本、《钦定日讲四书》十本、《钦定诗经传说》一百二十本、《钦定书经传说》一百二十本、《钦定春秋传说》一百三十本、《钦定性理精义》二十本、《御制文初集》一套（16本）、《御制文》一套（2本）、《御制补笙诗乐谱》二本、《钦定文庙乐谱》一本、《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四套（24本）、《大清律例》二套（24本）、《大清通志》二套（20本）、《大清通礼》二套（16本）、《廿一史》四十九套（486本）、《明史》一百一十一本、《十三经》十二套、《骏吕留良讲义》十部（80本）、《奏明销毁书目》一本、《川楚善后筹备事例》一本、《钦定学政全书》一部（35本）、《钦定科场条例》一本、《历发续增科场条例并磨勘条例》十八本、《续增科场条例》四套（4本）、《古文雅正》一套（5本）、《佩文诗韵》一套（2本）、《圣谕直解》木板三十二块、《国子监则例》十本、《礼部则例》四套（32本）、《钦定礼部则例》四套（24本）、《隋书》二套（20本）、《宋史》一套（20本）、《续增学政全书》十二本、《榖梁公羊传》一套（12本）。
[239]《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165页。
[240]《王道加敏禀刊刻〈六经〉即附崇文书局办理由》，《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266页。
[241]《王道加敏禀刊刻〈六经〉即附崇文书局办理由》，《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第266页。
[242]《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430页。
[243]《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431页。
[244]《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431页。
[245]《清德宗实录》卷325，光绪十九年甲戌。
[246]《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424页。
[247]《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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