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书院的复兴
明景泰五年，段坚在兰州段家台创办书院，聚徒阐扬理学，后人称为容思书院，这是见于史籍的甘肃最早的书院。[97]成化年间，静宁知州祝祥创建陇干书院后，甘肃各地开始陆续建立书院。
清初，有鉴于明末书院讲学结社、议论时政的风气，不利于封建统治，下令禁设书院，甘肃原有的书院逐渐衰败。雍正十一年，清廷为了笼络士人，谕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立书院，甘肃各地书院始渐恢复。但因受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兴废无常。[98]总的来说，清代甘肃书院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乾嘉鼎盛时期、咸丰衰落时期、同治末至光绪初再度兴盛时期。
甘宁青地区的书院在同治末至光绪初年出现复兴的迹象，和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湘军镇压回民起义后，通过改变回民的分布格局，大规模移民和变动建置，从政治层面稳定了甘宁青社会，为文化的繁盛创造了先决条件。左宗棠深知仅凭政治上的强力统治难以达到长治久安之效，必须尽快恢复被战争摧残的地方文化，方能保证持久的稳定和安宁。他说：“戡乱虽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99]
甘宁青各地书院备受战火侵袭，广大士人栖无所止，加之战争过程中，军务活动频繁，“征西车马雾集云屯，骄弁悍勇据为邸馆，桃李为薪，窗扉尽废，惟余数楹联破厦，四壁残碑，与蓬蒿相掩映而已”[100]。关陇肃清后，左宗棠着手规复书院，首先饬令皋兰县恢复书院及义学，兰州知府铁珊以南关回民义塾无校舍，发椽木数十，暂作凉棚，以便上课。同时，左宗棠考察了兰州附近书院破坏程度后，对战后各地州县书院情况作了大略估计：“省城未破坏，地方且如此，外县可知矣！”[101]于是，他通令各地驻防军队，将书院一律交还各州县学界保管。
战后，湘军集团在甘宁青地区大规模振兴书院，并对书院进行了整顿。下面，根据战后书院的发展情形，选取部分比较典型的书院为坐标详加述论。
一、甘肃书院
（一）秦州陇南书院
陇南书院原在岷州道署之侧，同治三年毁于兵燹。当时回民起义方兴未艾，关陇一带悉遭蹂躏，地方官员皆以兵事为急，书院兴修被视为缓务。战后，士人每以读书无址为虑，“间有四方来学之士，皆以栖止无所，群然自阻”[102]。光绪二年冬，董文焕任秦州分巡道后，痛心于文化凋敝、士气不振的颓势，以创建书院为先奏，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前提下，请准陕甘总督左宗棠，清理河西礼县回民财产，变价折卖，作为兴办费用。并会同知州黄翥先选定地址，择日兴工。以县令杨乃济负责，将藏经室、诵讲堂、休息室等逐一修建。[103]总体设置如下：
前为大门，门内西房三楹，院夫居北，为重门，门内为东西斋房，凡六院，东第一院北亭三，为监院监课之所，西第六院北西亭三楹，为监院常住之所。余生徒所居，凡四十五室，又北为砖门，又北为内院门，门内之南，东屋四楹，北之东屋三楹，又北为重门西房一楹，为院夫常住之所，南位北向屋二楹，又北为讲堂三楹，堂后东西斋各三楹，为掌院住处。北庭三楹，供至圣文昌魁星神牌，西耳房二楹，东耳房一楹，讲堂之东又一门，穿夹道而北，其东有房二楹，又北而西门一，门内东西房各二楹，其北大门一，门内东西房各五楹，北房五楹，东耳房一楹，后小院东西房各二楹。[104]
陇南书院的建成，不仅为秦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战后推行教化、改良风俗也大有裨益。时人曾论曰：“陇南之俗，其君子敏于事，士之志于学者不少，特为兵兴岁所苦，居无屋宇，市无书肆，无所资以讲习。今书院有其地，又得人师，以为之师，而以修易治之俗，而进茂美易成之才，日相与藏休、息游，讲其德行，习其文艺，吾故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丕变也。”[105]
董文焕之后，继任分巡道姚协赞进一步完善书院制度，大力整顿士习，并据其毕生读书与科第的体会，制定了《陇南书院诸生示》，作为学生修身治学的座右铭。其中规定如下：
1.以修身立品为治学基础。姚协赞对热衷科举的急功近利思想予以批判，强调读书与科第的有机结合，达到学问深邃和治己理民之效。[106]为此，对学生提出了治学读书要求：先讲小学、近思录，以为立身行己之本。[107]规定：“诸生有志向上，务将此二书每日酌读三两页，必令精熟。暇则研穷其义理，但使修身砥行处世接物，以此二书为准，则人品卓然不苟。出则为循吏，处则为纯儒，是所厚望。且胸中有此二书，其见理必深，发而为文，亦必不同肤浅之作，而先儒一切理学之书，遂可渐穷其奥，圣贤之基由此立。科第亦必由此成。”[108]
2.对研治经学的要求。姚协赞认为时人学习经学崇尚浮华，因而终身学业不精、碌碌无为。考究其因，在于功利性所致，科举利益驱使许多学生以速成为学习目标。他认为，只有以经书为治学根基，方能作文畅行无滞，并为此作出训示：
尔诸生如有志向上，务须熟读经书如《十三经注疏》及《皇清经解》等书，以及通志堂所刻数种，须博览而归于约守，而五经白文，尤不可忽，每见世人谈经解者，颇有所得，而考其本经，则不复能记，亦殊可笑！但穷经之功，亦非一蹴可至，须先择一二部熟读细解，按日课功，务期毫无间断，久之再推及其余，自然可有效验，勿贪多，勿助长，优游涵泳经术，遂可湛深。夫而后在乡，可为宿儒，使后进有所观法，立朝可有展布，不致以空疏无据之学误人家国矣！[109]
3.重视史学。姚协赞对史学的借鉴功用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他探讨了史学和治事的关系，认为史学是治事的轨途，只有深入探讨和研究，方能明史治事。他说：“一代之治乱兴衰，无不备载于史，往昔已成之迹，足当前车，故史鉴不通，而遂讲治事，如长途征役，并无轨辙可循，其不至中，无所主，误入歧途者几希。”[110]同时，他认为见善思齐、见恶思戒和成败原因的分析并非读史的终极目标。为了避免为流俗所惑，他对读史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读史时应探讨知人论世之方。他指出：“且宜知古事之幸成者本多，而迫于时势，误败者亦复不少，知其成败，究亦不可以成败定其是非，如此论人，则知人论世之识，与克己修身之功互见其增长，而一旦身当重任，遇事自有定见，不致惑于流俗矣！”[111]这里，姚协赞已经触及史学理论、方法和史观问题，其思想随着时代的渐进已比较活跃。此外，他还对史学的重要性和史学的治世功效作了透彻分析：“惟读史与穷经不同，经书为圣贤精粹之语，义理深奥，宜详解，而细玩之史书，则糟粕多而精华少，欲求善取，必须善弃。大约纲领有数条：一曰国势，二曰人才，三曰治术，四曰风俗。读史于此四条，辨得极真，分得极明，记得极清，久之则数千年之治乱兴衰，皆在吾之胸中，又何虑经济之不足济世乎？”[112]
4.读书要求博览。他极力推崇唐宋以来的诗赋策士，认为这是拓广知识面和增进深度的重要途径。他指出：
尝谓诗以言志，赋者，古诗之流，古人之诗赋，无非为言志之用，秦汉以来，犹有古风。六朝以后，渐趋轻靡。然为律赋之所自始，唐宋以诗赋策士，我朝因之，自大考翰詹以至小试，无不研究声韵，搜索求耦，俾士子得以和声鸣盛，以抒其通今博古之才，二百余年，代有传人。然康熙以来，人才蔚起，一时诸老先生手抉云汉，胸罗星宿，迄今读先正之诗赋，无不麟麟炳炳，殚见洽闻，负声有力，断非一知半解之俗儒所能望其项背者，厥后吴谷人先生空前轶后，自成一家，足为后学所师法。然究其源流，无非仍是枕经葄史，始能出言有章。[113]
基于此，姚协赞对陇南书院学生提出要求：“经史以外，如楚辞文选，六朝名人专集，均宜择要而读，若诗则古诗，以外唐宋八大家均宜窥其涯略。”[114]而且，读史穷经之余，尽可能扩大知识面，以期博学多才。读书方面，他还力求循序渐进，反对急功近利的读书风气，指出：“尔诸生有志《风》《雅》，应于穷经读史之暇，照以上所言之功夫，次第行之。不必力求速效，优而柔之，餍而沃之。自能出《风》入《雅》，而不戾于古，亦不悖乎时，润色鸿业，雍容揄扬，将拭目以俟矣！”[115]
他认为书法为士人所必备。要求学生认真研究和探讨古代的书法精品，并时加临摹，对欧、柳等古代碑帖，加意揣摩，以前人为楷模，力争在书法方面有所造诣。
总观姚协赞制定的陇南书院规则，可以看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治学和治事的角度出发的，从立品、经学、史学、博古、书法等方面对学生提出了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要求。以立品和修身作为立学基础，重视道德素质的培养，这对于战后社会风尚的培植有很大作用。正如他所指出的：“要以立品为本，缘人品不立，则才华适以助其浮薄，经术适以佐其奸佞，而人才又奚足取焉。诸生勤而行之，将见文行交修，华实并茂，而文章经济皆在其中矣！”[116]这个书院规则，其根据依然是旧式教育体系，培养目标不外科举入仕，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发展和超逸，尤其是鼓励独立思考、不盲目信从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二）甘州书院
甘州古称雍州，自秦汉以来为河西交通要道，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制衡西北少数民族的军事要隘。该地民风强悍，好武多事。但文教方面显得相对落后，书院的设置无从稽考。明洪武年间，仅建有行都司学，正统和成化年间，增置稍有扩展。清代乾隆中叶，王廷赞任职张掖时，访知该地有一甘泉书院，试图在旧址上重建。但因历隔多年，旧址杳然无存。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城南有泉，味甘美，澄澈可鉴”[117]，于是决定在城南甘泉重建书院，仍命名为甘泉书院。[118]此为甘州书院之始。回民起义爆发后，甘州遭受了巨大冲击，书院也因以废弛。龙锡庆指出：“时军事孔棘，当道权以膏火奖赏诸费移充招募之资，虽宫墙如故，而弦诵已寂然矣！”[119]战后，尽管地方官员曾增添经费、招募人才，试图尽力保持书院完整，但文教已是一蹶不振，难以恢复旧观。
光绪二年，龙锡庆主政甘州[120]，会同地方官员创建南华书院，和邑令共同筹资，在清查书院旧有田亩后，“增束修，置膏火，立章程”[121]，力图通过振兴甘州书院，达到“化边疆为邹鲁，泽吏治以诗书”[122]之效。
修复书院的同时，还订立了课程规章，具体内容如下：
1.读书讲求躬行实践。要求学生对所学之书认真履行，作为立学基础。龙锡庆说：“学者诚于《小学》、《孝经》二书，讲求其旨，事事省察体验，则得为人之始，即立为学之基。从此方寸之间，清明纯粹。”[123]学问根基稳固后，认真学习《朱子近思录》。他认为，只有对《朱子近思录》豁然贯通，方能明晰义理之道，达到学问精深的境界。[124]并对时人的偏颇认识进行了批评：“今人以二书为卑近琐屑，忽略厌弃，是盖不知为学之道，原贵循序渐进，身体力行也。”[125]四书的学习，应该依照程朱所列方法，先《大学》，次《论语》，每日取一二章潜心玩味，然后学习《朱子章句集注》，参看大全陆清献《松阳讲义》。[126]
2.读书讲求经义。龙锡庆作为士人出身的湘军官员，对时人读书热衷于帖括之学的功利性进行了大胆批判：“今人精神，类皆耗于帖括，专务捷得，谁肯为真读书人？”[127]同时认为“士不通经”已成为学人的通弊，势必导致学问的逐渐俗化。为此，他提出应以程氏读书日程作为学习标准，对《四书章句》经常体会。《五经》博大精深，应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爱好，专心研治一经，务求精熟其旨，深入理解其中的义理。[128]
3.读史要求。龙锡庆认为古人先经后史的方法已日渐显示出其弊端，因而要求学生不必拘泥于古人读史的理路，而在粗知经学大义的前提下，进入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并提出了参考性建议：“观史之法，日取历代记载，反复研穷，考其得失，辨其同异，务求了然于心。毋徒尚乎涉猎，庶下笔时胸有包孕，自然体大思精。”[129]史书的选择，应以《资治通鉴》和《朱子纲目》为基本书目，作为阅读和学习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进入对各代正史的学习和研究。
4.对于时务之学的重视。龙锡庆认为时务之学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他说：“立身行道之资，不外经史。然不知时务之要，则应事接物，必致扞格难通。”[130]为此，要求学生选取近代讲求时务的名家陆耀之所著《切问斋文钞》和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为主要研读对象，并广泛涉猎诸家有关时务之学的文集。此外，要求学生关注当前时事，了解当今社会，捕捉朝野最新信息，并把当时风行的《邸报》作为必读之科，列入书院课程规划之内。
5.功课的督责。章程对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和休息时间都作了严格规定：“诸生各置一簿，每日分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节，按候将所为功课书之大要。晨起温经读文，午前看经解史鉴，听讲习字。午后温经，记典故一两个，用片纸书粘壁上，时为寓目，看《小学近思录》及诸语录数页，点读唐诗，或诗律词赋，止在二七日晚间灯下仍业经史，带读古文及先辈程文，至三更就寝。诗文不必多作，每月应官课二次外，馆课至多以三四次为止，盖非肆力经史，则根底不深，此近今通病也。师长亦置课簿，分别具载，察其勤惰，慎其防闲，时其省试，俾无废业。”[131]
除了订立书院课程规则外，还对书院山长的督课职责提出了相应要求，制定了督课七则：
1.对山长的要求。山长作为声望较高的学人，应严格禁止闲杂人等在书院往来，以免影响学生功课。并须随时查看外来人员的活动，发现有入院聚会闲谈者，一概严加惩处。
2.讲求师道尊严，学生中有不遵守学校规定、荒废学业者，山长随时惩戒，对于屡教不改三次以上者，有权将其清理，逐出书院。
3.山长设立签筒，制签若干枝，将学生姓名逐一填写，凡山长所讲经史典故，每日午后令学生复讲，以掣签名次为定。
4.山长设立号簿，在诸生名下注载已读何经、何史及朱子百家诗文，如有应读未读者，山长随时指点督课。
5.山长督令诸生，每日黎明即起，凡读经书，必要极熟，并带看注解。庶习一经即得一经之用，其经书未完者，如授生书若干，十三经皆必读之书，俟六经读毕，然后以次及之。其记性不及者，只读删本可矣。每日山长讲书，以两页上下为度，计四书一部，共四百五十余页，除每月三八日文课外，约八九个月可讲一周，经解亦须逐日讲习，并令诸生自看史书，日以十数页为度，如有问难，山长随时指示。
6.课诗文。每月至多以六次为度。官课在内，不必增加，致荒经史。山长堂课，宜随时批改，务于三日内蒇事，集诸生于讲堂口授发还。[132]
7.山长应令诸生各置课程一簿，每日自早至晚，温读经书若干卷，史书若干卷，唐诗试帖诗若干首，古文时文若干篇，新授生书若干言。写寸书小楷若干字，看四书解若干页，经解若干页，子书若干页，或作诗文若干，详细注载，按日齐呈山长查核，朱标发还。[133]
为了进一步加强甘州书院规范，制定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作为学生和山长遵循的标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书院经费、书院官课、书院奖赏、书籍保存和书院山长的聘任。
1.书院经费管理。规定：“书院各款银钱，由斋长发商取具，殷实妥保。每月一分行息，年底清收。原商未甚妥协，会商同学将本提出，另择富商领借。至于各处租课，如有短少，除追偿外，公另招佃。”[134]对于入项经费管理也有明确规定，均依照已有定章进行开报。添修补葺工程，先由斋长禀报府县，然后府县饬令县工房做出财政预算，再行下拨。[135]明确书院斋长职责，严防其利用职权滥用经费，并对超出经费预算的行为严厉惩办。斋长由地方公选，然后送县审查任用。选取条件是地方廉正殷实的绅士，经过严格审查方能担任，若有久揽及诸侵蚀情弊，除公同禀请府县追偿外，示罚革逐。[136]
2.对于书院官课的时间、次数以及课卷等也作了规定：“每年自三月起至十月止，每月官课二次，每年共定官课十六次，甘南两书院各八次，单月官课归甘泉书院，双月官课归南华书院，每月初三日府课，十三日县课，如遇小试乡试年份，或有旷课，俟应试毕，于十一、二两月补足。官课课卷先由监院弥封，解送府县衙门，二十三日山长堂课，至府县教官，有愿课者，应由教官择期扃试，山长愿添堂课者听。”[137](www.xing528.com)
3.书院膏火，依照府县考定名次分给，而且详细规定了膏火奖罚。尤其注重堂课和考试，以之作为奖罚的依据。其中规定：
山长堂课，生童有两次不到，查无事故，又未先期赴监院告假，将本月膏火扣除，其无膏火者，由监院申饬，至应课时文，有录旧者，由官题牌示辱。倘已侥幸录取，准同学生童据实禀明监院，将应得膏火扣除，由监院题牌示辱，所有扣除银两，归随课住斋之人领取。如扣除一名，即于随课中提升一名，但按名次在前者挨补，不得搀越，以昭公允。
考试甄别取例正副课者，均须肄业书院，如有他故，不能住斋，将每月应得膏火银两扣除一半，给与随课住斋之人，照上条挨补之例办理。
每月官课内学分超等、特等、一等外，学分上取、中取、次取，应查生童姓名住斋与否，如未住斋，即将应得奖钱扣除三分之一，如扣除超特等者，归一等住斋之人，扣除上中取者，归次取住斋之人，仍按名次在前者分给。[138]
4.图书保存和管理，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方面。章程明确规定：“书院旧存书籍，注细检校登簿，交斋长藏收。查有残缺，设法增补。至有关肄业之书，更宜筹款购备，以资博览。”[139]
5.山长作为书院的学术带头人，是主讲兼行政负责人。对山长的选择，是书院兴衰成败的关键，也是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章程明确规定，山长由官访聘，务必选择品学兼优之人，能够恪守职责，督促学生，殷勤教课。对于不负责任有违师道尊严者，官方有权另行替换。同时严禁在选择书院山长时任人唯亲的裙带之风。[140]
（三）洮阳书院
洮阳书院由来已久，明代杨继盛任狄道县尉时，注重地方文化建设，置义田，设奖资，为书院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活力。回民起义中，书院公产荡然无存，尽皆沦入私人之手。[141]战后，地方官员以招徕开垦为急务，无暇顾及书院建设。同治十三年，喻光容任知州时，令地方绅士改旧有房屋为洮阳书院，开始了对书院的规复和重建。
光绪八年，潘效苏主政临洮，到任伊始，首先清查书院原有产业，饬令地方绅士对书院旧有公地进行清理，恢复不法商民侵占田产。查清炭项口西坐南向北公店一所和铺面七间，又有书院门首地址一十六间，对面铺基两间，州署东西地址四十间半，已为李文才、雍继长等侵占冒认。而且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他们竟联名上诉兰州。经兰州道会同地方官员详细勘察后，认为：“州署东西铺面四十间半，确系州署地址，先年拨归洮阳书院收资，铺基十六间，确系前州呼延牧捐置，载在州乘可考。”[142]之所以出现侵占和冒认，亦应归咎于同治十三年，州牧喻光容因急于招徕开垦，忽视了对书院田产的清厘和整顿，也未具体查明书院公地，并将其给予商民执照管业。[143]光绪六年，署任州牧潘效苏查明属于书院公地后，作出规定：“每间每年饬纳租钱一串文取具。各冒占商民租约，交文社首事经管，丈明地址，绘图存案。”[144]但商民李文才拒不纳租，随后纳租者亦相继效尤，遂酿成文社首事和地方商民互相上控。经上司查阅前后案卷并勘明地址后，作出判决：“均照执照卖契管业，惟每间仍照前议，每年纳租钱一串文，为书院膏火之资，已各具遵结等情，查喻署牧不查明公地，混给执照，实属办理错谬，潘、傅两署牧，因该商民等已领执照，不追地资，仍饬照旧管业。”[145]公地之争最终得以解决，书院经费得到了保证。
（四）南安书院
陇西自唐代以来为甘肃人文荟萃之区。据旧志记载，原有崇文、崇羲两书院，崇文在大城内，明末改为道署后，崇文书院业已废弛。[146]崇羲书院兴废不可考。后又创设南安书院，年代亦不可考。道光五年，学使张岳崧重为复修。回民起义爆发后，陇西被回民军攻破，城内百姓逃徙一空，文教荒废十余年，南安书院也逐渐废弃。同治十年，陇西知府请求以东门大街建立行台，作为游击办公之所。[147]
战后，左宗棠将行台改为书院。其后颜士璋主政陇西，采访民情，了解书院概况。地方士绅杨凌霄据情禀报后，颜士璋认为：“学校为风化所关，此房现在完全，诸生何不筹议复修？”[148]倡导各属捐钱三千贯，发商生息。陕甘总督谭钟麟“以伏羌厘局行用每岁提四成，拨书院经费用”。[149]经费解决后，书院房舍不足，难以应付诸生学习、住宿和考课之需，加之“游击官第未建，仍占书院为公所，考课均就贡院奉行，院长暨肄业生童均借住万寿寺后院，房舍无多，局促已甚”。[150]
光绪十八年，学使蔡金台岁试按临陇西，与陕甘总督杨昌濬商讨另建游击署，以摆脱书院房舍不足的窘境。后陇西知府周景到任后，留意栽培，购书史，增膏奖，立课程，讲经学，士风丕变。[151]同时，大规模整修南安书院。改修头门号舍，高悬南安书院匾额，使之焕然一新。又于讲堂西创立高楼三间，上供魁星、文昌并藏书史，下住院长，前后共改建造添修斋房多间，取二十八宿罗心胸之意。[152]经过大规模整修和添建后，书院有了长足发展。时人杨凌霄曾评价说：“回忆昔时府县共一书院，每月官课迭为考试，堂课主讲评定，住院生童仅作文两篇，进益甚缓，考课之时，人多额少，前列维艰。偶一选取，膏火无多，且七折八扣，所得几何？穷寒之士有志无力，是以半为改业，今则不然，府县各有书院，官堂课共计六次为期，不疏不密，人少额宽，膏火又丰，且无扣销，凡实心读书能作文字者，每月得钱四五串有差，不惟足供笔资，更能养其家室，吁一书院耳！”[153]
（五）金泉书院
同治十二年春，湘军将领郝遇龙驻守肃州，正值回民起义接近尾声，有人慨叹肃州“分隶塞外，俗杂番夷”[154]。郝遇龙从兴学教士和移风易俗的层面，阐述了兴办书院的重要性，并以狄道官员举办书院为例证，说明书院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地无论边隅，官无卑秩，皆当设学。昔杨椒山为狄道典史，地僻官微，犹设书院以教士，风移俗易，番民向化，狄人至今颂之。”[155]同时以有清以来重视儒学和广兴书院的史实，进一步阐明了书院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从肃州的实际出发，分析了该地区文风衰退的重要原因。他说：
人才不择地而生，灵淑所钟，何地蔑有？惟人才之盛衰，实由学校之兴废，古者党庠州序，人才茂矣！自庠序变为儒学，明经传道，大有造于士林，厥后司铎者徒有训迪之名，教职一官竟同虚设，不有书院，人才何自而兴？我朝文教覃敷，薄海内外无不广设书院，延师授教，以补儒学之旷弛，月勤考课，岁给膏火，为国家储才计，至详且备，而多士亦争自濯磨，期为当代有用之器，人文蔚起，有自来矣！今虽僻陋，颇饶文风，观于每届院试，几分肃学之半，其掇巍科登贤书者，代不乏人。安在遂无人才也？特无人以兴起之耳！[156]
郝遇龙怀着“以礼乐化干戈，诗书靖烽火”的思想，[157]着手举办书院。首先，访诸地方绅耆，得悉南门外有一柳堤书院，在回民起义中化为丘墟，遂传集绅士商讨兴办。众人皆以“书院为人才所自出，振兴培养，守土者之责”[158]为辞，认为旧址业已破败，复原无望，请求另图他处。于是卜得城东隙地一段，原系回民礼拜之所，经勘明界址后，判为院基。并以院址狭窄为由，购买民地加以扩充。准备就绪后，于同治十二年春择日动工。先建文昌宫，作为朔望焚香崇祀之所。次修文庙二进，奉先师至圣及万寿牌位，古圣今圣相萃一堂。[159]光绪元年因城工紧张，暂时搁置二年，三年续建完竣。总计建成书院三层，前为大门，两旁宿斋，夫门内左右号舍六间，以便甄别，中层为讲堂，暖阁内两厢各房三间，为诸生肄业下榻之所，后层三大间，划作六间，前供山长看书会客，后为内宅，倚西小院一所，房六间，以二为茶房，栖跟丁，二为厨房，住伙夫，余则积炭薪、置什物，系牲畜家常器用略具，前竖照屏，外缭围垣。[160]
书院建成后，左宗棠亲题“崇道揆文”匾额，并赐白银二百两，加上郝遇龙倡导捐廉经费，一并作为书院生童每岁月课奖赏之资。郝遇龙从作育人才、化民成俗的角度阐述了创办书院的重要意义。他说：
特是书院之设，非若梵刹禅林，徒邀福利，山亭水榭，仅多壮观，将以育俊秀、蒸誉髦，俾藏修其中者，敦诗说礼，交相切蘼，上膺朝廷伦选，下为闾里仪行，虽半亩蓬庐，未敢谓夏屋招贤，广厦庇士，而皋比讲学，尘尾谈经，无非圣贤仁义之旨，诸生芸窗灯火，果能尊所闻而行所知，行见英才出文运昌，俗美风清，一洗流沙黑水之鄙，吾知书院因文人而兴，人文亦因书院而盛，谁论地僻小官，遂无兴于作人之化哉？[161]
二、宁夏书院
（一）银川书院
宁夏地区在遭受战争破坏后，凋敝不堪。战后，李湘舫主事宁夏，“缮城郭，浚河渠，兴农利，集流亡”[162]。地方初步安定后，士大夫、绅士纷纷呈请重修银川书院。左宗棠命李湘舫在旧址的基础上将书院面积拓展，鸠工庀材，动工修建。仅及一年，规模粗具：“西偏袤三百六十尺，广一百八十尺，计构造内外廨舍共数十间。”[163]落成之时，恰值学使按临郡试，遂以书院为考试场所，场面宏大，士人云集。据称：“各属就试者跄跄踉踉，济济一时，堂廉大启，文宇宏开，凡骈肩累踵而来者，莫不欢观瞻之美，备而啧啧于太守之贤劳焉。”[164]
此次重建过程中，李湘舫亲自筹办经费、督促工役，诸如竹头木削、畚筑杂佣之类，皆认真经理。张曜评价说：“余统兵十九年，转战半天下，贼平即奉命他去，未得留连以观后效，前岁廓清宁夏，幸奉谕旨留防，以扼河湟窜匪。此两年中，得见贤有司孜孜不倦，百废渐兴，而银川书院之成，又获躬逢其盛，治平景象，略可觇是湘舫之果于见义，独任艰难，其辛勤功烈，尤有卓卓而不可泯者也。”[165]
（二）固原书院
固原明代为三边总督驻地，清时改设提督镇守。光绪初年，左宗棠奏升固原为直隶州，并析置平远、海城二县，该地幅员辽阔，广袤数百里，同治军兴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武职官员，但文化方面相对落后，科第更是寥若星辰。为此，地方官员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几所书院。书院山长束脩和膏火，均由地方筹措。雷正绾曾先后两次捐廉相助，聘请分闱后首名乡试举人安维峻为山长，固原地区的书院开始逐渐振兴。
光绪十七年，雷正绾以固原新建书院未能取得较大发展为由，奏请设立固原书院，并给予学生应试提供援助。他和镇守固原的湘军将士分定课期，每月出数十金捐廉资助。并规定：“每逢大比，必先期决科，厚其奖赏，又量赴试人数，优给斧资，俾有志观光者争先踊跃。”[166]自雷正绾创建书院并捐助膏火后，固原文化事业逐渐有所发展。随后几科考试中，名列榜首者不乏其人。雷正绾于治兵之暇，兴建书院，捐廉课士，留心边陲文化事业，着意奖励士人、培植地方文化元气，为该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固原书院山长安维峻曾论曰：
公治兵之余，即思课士，诗所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者，惟公有焉。抑又闻之，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也。公以青宫师保之尊，留意边防学校，为之奖劝而培植者二十余年如一日，行见人文蔚起，科第蝉联，道德功名之士，安知不并出于其中，大臣为国储才，有相寻于其本者，如公之德，士林感且不朽。[167]
（三）灵文书院
灵武古称盐州，位于军事要冲，历代伟人杰士辈出。汉唐傅氏、何进，宋明周美、周镛，清代孟之圭、谢王宠诸人，皆为名臣武将。同治兵燹后，人物凋残，地域荒凉，文化不振，科举更属寥落。光绪二年，孙承弼任宁灵知州后，亲访地方士人，获悉皆为新进，少有老成读书者，每次州试应考者仅十余人，能够完卷者更少。[168]他深感：“人才不振，因学校不兴，学校不兴，由书院不立，官斯土者，不务本而末治者，否矣！书院者，修身之本也；修身者，国家之本也。子与氏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非虚语也。”[169]为此，他会同官员颜海洲和地方绅士，共同商讨创建书院。
灵州旧有钟灵书院，废弃后创办了奎文书院，先后毁于兵火。战后，署理知州王鹤卿大力恢复生产，将新垦荒地五百亩作为书院学田。孙承弼和地方官员及绅士商讨后，将新垦荒地一律拨归书院，并将原奎文书院三十余间铺房和倡捐经费，一并发商生息，作为山长束脩和其他费用。[170]并立定章，列款目，以期垂远而振士气。[171]重建后灵文书院的培养目标，正如地方官员所说：“灵文书院，欲灵佑斯文化野之意，即钟灵、奎文之意也。入此院者，或禀天地秀灵，或读古今至文，研经史，察物理，能于平时所诵习者，反求诸己，身体之力行之。就硕师哲友，讲明切究之。无浮无蹑等，朝夕孜孜不已学，以兴人材，以振风俗，亦因之以厚，处为纯儒，出为名臣，即以其绪余见诸文章，亦皆根理道系，治忽粲然，垂世立教，消患未萌，几乎古人之言，庶无愧相国镌书之意，亦稍慰牧者之深心也。本之不可已也。”[172]
三、青海书院
（一）河阴书院
河阴书院在同治六年毁于战火。回民起义结束后，西宁镇总兵龙锡庆曾捐资重建，但并未完善。同治十二年，甘时化任贵德同知后[173]，以“厚风俗、端士习、兴文教”为己任[174]，将重修书院之事禀报左宗棠，经左批示后，与当地绅士商议，对书院膏火作了详细分配：除将城关铺面二所收租钱二十二串零仍归书院外；又拨官产园落、房屋、水磨等处，另佃收租每年得钱七十八串文；又拨官地拾石伍斗，每年收租一十五石斗，作为束脩膏火奖赏之资。并设置学产，作为建设书院的主要费用。[175]经过整饬后，河阴书院得以重新焕发生机。关陇全境肃清后，左宗棠奏请刊发书籍，颁布各书院、义学。甘时化为了进一步振兴河阴书院，选择品学优长、专严训课的博学宿儒担任书院山长，主讲儒家经典书目，以期振兴文教。他指出：
欲使为士者有饩以养其身，有书以陶其心，朝渐夕摩，有以变化其气质。更择品学优长、专严训课之山长，为之模范，示以法程，讲明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之道，与夫忠孝廉节之义。行见文教日兴，士习日端，即民风亦日厚，岂不休欤！[176]
（二）五峰书院
光绪初年，西宁道邓承伟等筹集银两，[177]购置民房前后三院，并修理讲堂、头门、照壁，并添置器具，创办了五峰书院。下余经费，将原拨存市升斗豌豆三百石，每石作价五两五钱，合银一千六百五十两。后因粮价大落，每石以二两三钱出售，实得银七百两，连前共实有七千一百两，全数发大通天锡当生息，月利一分，年满得息银八百五十二两，作为束脩膏火之需。[178]
建成五峰书院，实属西宁一件大事。地方官员，上至办事大臣，下至西宁知县，社会名流，地方绅士均前往祝贺，并纷纷写诗赞扬。西宁道张宗翰诗云：“维诗世道植纲常，翘楚卿材慰一堂。允矣典型能励俗，斐然狂简亦成章。庙廊经济归儒术，俎豆诗书列大房。器识为先问以后，峨冠髦士庆观光。”[179]驻西宁办事大臣豫师步其原韵成诗：“名家化理不寻常，五碧峰前辟学堂。直把诗书为治县，更从情性出文章。裁荆孝友追公艺，借著权谋是子房。我本寒酸都下士，也随时序慕余光。”[180]随之赋诗者甚多，如皋兰金文同，西蜀邓承伟，湘南卢泳清，锡山朱镜清，绍兴邵伟人，江右刘亮采，蓟门玉昌、敬曾，皋兰张拱垣等各赋诗祝贺。西宁人张思先贺诗：“南轩风度岂寻常，虎座谈经日满堂。公本旬宣兼教养，士先器识后文章。花逢令节齐簪帽，地下文星飞聚房。广厦万千歌大庇，兰膏照处思容光。”[181]希望当权者以“广庇天下寒士”精神，办好书院。
除了上述书院外，尚有其他兴办和重修的书院，[182]兹不逐一详加列举。
由以上可见，甘宁青地区的书院在嘉道之际曾一度走向衰落，回民起义战后，由于湘军集团大规模恢复和重建，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从时间分布上来看，当属同治末至光绪初为兴起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湘军集团推行了较为良好的文治政策，将书院作为兴复、培植地方文化的重要举措，这是书院兴盛的重要原因。其次，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书院振兴的重要保证。由于湘军集团渐进善后政策的推行，甘宁青地区出现了较长时段的社会稳定，为书院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兴复书院的实质，在于从文化的角度培植地方元气，以文化作为改变社会风俗、端正士习的根本要旨。正如湘军人物所说：“书院者，肄业之肆也。工居肆而事成，道在日有省，月有试耳！而书院则为士所目染耳濡之地，事异而理同也。记曰：相观而善谓之摩，其义可类推焉。溯自一画开天，苞符泄秘，古今来琳琅，彪炳经籍，此间推文教之宗也。引乎文教之剥复，士习之纯驳攸关，而士习之纯驳，即民风之贞伪所系，是故善治民者，欲振民风，先端士习，欲端士习，先兴文教。”[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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