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陕甘分闱
一、陕甘分闱
同治十一年，左宗棠以“明正学而励人心”为宗旨[1]，开始着手恢复甘宁青地区的科举考试。
泾州作为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地处边荒，文化落后，长期以来未设独立考棚，广大士人只能依附于平凉应试。战后，左宗棠饬令所属地方官员，着手考棚建设，由魏光焘负责，经绅民公议后决定捐建。“勘有州城东关馆旧址，饬传工匠，估计工料钱四千八百串，泾州捐钱二千串，灵台县一千四百串，崇信县六百串，镇原县八百串。委泾州训导苏亮节监造、绅士杨驹等经理。”[2]创建工程于同治九年十一月开始进行，至十年十二月竣工，总计建成大小考棚七十四间，除堂号外，南北两棚五百余号[3]，足以应付当地考试人数之需。
西北地区的科举考试自咸丰十年停考，至同治十年已达十二年之久。尤其是同治元年和五年的州县考试虽如期举行，但院试尚未进行。所以恢复科举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补行两年缺漏院试，其余各级考试则按部就班如期举行。并规定：“其八、十两年岁试，俟州县续行考校，期无缺滥。”[4]
恢复科举考试的同时，左宗棠开始考虑就考试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进行改革，以期为甘宁青地区培植人才，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他在奏疏中说：“臣自肃州凯旋，历甘、凉各郡，途间见诸生迎谒道左，初疑其秋试被放者，比询以试事，则佥称无力赴陕，不知其详，言已，唏嘘不绝！慰谕遣之。”[5]广大甘宁青士人和绅民也强烈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并公同恳请分闱。左宗棠到达肃州后，又有不少地方官员、汉回士绅联名请求捐建贡院，解决甘宁青士人应试的困难。
左宗棠对西北科举考试详细考察和分析后，决定顺应民情，向朝廷上疏，改革科举考试。奏疏中，他条分缕析，从甘肃的历史、文化以及甘宁青士人面临的困境诸方面，论证了陕甘分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对甘宁青地区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深入剖析。甘肃位于边陲冲要之区，多民族杂居共处，“汉、蒙、回、番杂处其间，谣俗异宜，习尚各别。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亘古至今，未之有改。置省以来，诸凡建设，或创或因，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6]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文化的共存，对汉文化的主流地位构成了威胁，而有清以来文化建设的忽略，也是该地区长期落后的重要根源。
其次，对于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予以揭橥。左宗棠指出，各省均在全省适中、督抚驻扎地区设立贡院，届期考官入闱校阅，照额取中。而甘肃地理位置狭长，乡试历来依附于陕西，甘宁青士人应试深为不便。尤为关键的是：“陕甘学政远驻陕西三原，三年一度，按临甘肃，举行岁、科两试，均与各省不同。”[7]对甘宁青科举考试的轻视，导致了自建省以来人才培养的严重滞后。左宗棠认为：“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时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8]接着，他又从甘宁青地区的具体情形入手，进行了深入分析：
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啻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斤，多者百数十斤。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赴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9]
因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众多士人不能如期赴试。这种情形的长期延续，势必令广大士人逐渐消磨其进取心，严重阻碍该地区文化的发展。同治军兴后，受战争影响，陕甘学政未能按临甘肃已达十余年。战后，学政许振祎不避艰险，以次按试，广大士人备受鼓舞，按临之处，出现了“生童踊跃欢呼、迎拜马首”的欢腾局面。补行各届岁科后，获取新生几达万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其应试积极性，但乡试方面，仍然存在很大难题。补行岁科考试后，众多生员由于各种原因仍不能如期赴试。其详情各异，有“徒以资斧无措，不能远行，加之夏秋暑雨，水潦纵横，有无从问津者，有中道迍邅致误场期者，废然而返者，有资斧耗尽、抑郁成疾以殁者”。[10]
第三，从加强社会教化入手，论及变革科举考试的重要性。左宗棠指出：“臣自西征以来，目睹民俗凌夷，泯棼日甚，不但劫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而民间伦纪不明，礼教久废，干名犯义之案，诛不胜诛。”[11]他把甘宁青地区长期动荡的根源归咎于社会教化功能的严重失调，并从传统夷夏观念出发，认为该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受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汉文化已渐失统绪，担心出现“夏变为夷”的倒序。为此，他着力恢复和培植汉文化，在湖北省设局，刊印四书、五经、小学善本，颁发各府厅州县。并在镇压回民起义期间，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12]。以期通过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恢复汉文化的正统地位。经过左宗棠等人的努力，这一举措也初见成效。据称：“迩来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民亦颇知向慕，争请设立义塾，延师课读儒书。”[13]虽从有些史料中可见此说法有夸大之嫌。[14]但左宗棠试图通过汉文化的熏陶，逐渐弱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习俗的努力，还是收到了一些成效。一些回民中的有识之士，在多方激劝下已逐渐认同汉文化的主流地位，并表现出了主动靠拢的意向。尤其是战后科举恢复后，学臣按临后，回民士人中“益欣欣然以得附宫墙为意外之幸”[15]。左宗棠对这一现象极为重视，并从维持长治久安的层面认识到改革科举考试的重要性：
食桑葚而怀好音，斯其时乎？若荷皇恩，允其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教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基于此矣！[16]
此外，还从转移风化的角度论及科举考试的重要作用，试图通过科举达到劝学之效，以劝学使人读书明理，维持战后地方的稳定和安宁。他说：
臣亦知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然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17]
鉴于以上诸种情形，左宗棠力请顺应广大士人请求，援照湖广、云贵等省分闱旧例。他认为甘宁青地区作为边陲地区，应从文治和振兴士气的高度看待陕甘分闱的重要性：“兹甘肃赴陕乡试，道路险远较各省数倍有加，皇上一视同仁，轸念士人赴试维艰，恩允分闱取中，俾边微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18]并从维护边陲稳定的角度论及陕甘分闱的重要性。在给谭钟麟的书信中提到：
陇士纷纷呈请分闱，实以路途辽远，每乡试一次，关内士子非七八十金，不敷盘川；关外则百数十金，尚多负笈徒步而来者。兵燹之余，尤无设措，情形亦殊可悯！边荒文采，固不能与中原争夺；然因科目而兴教劝学，则较他省为尤亟。若读书人日渐减少，势不尽沦为戎狄不止也。[19]
光绪纪元之初，清廷允准陕甘分闱。但陕甘额数的划分，左宗棠深感棘手。因合闱之时，取中名额按照两省考试情况统一录取，并未按省划拨。分闱后，如何划拨和分派名额，既不损害陕西士人利益，又能有效兼顾甘宁青士人的利益，难度很大。左宗棠认为：“若将两省额数平分，各占一半，则陕省应试人数向多于甘省，现且有增无减，甘肃如占额一半，致陕西中额顿形减少，殊非情理之平。”[20]如果按照左宗棠入甘时奏准二十一名成例推算，必然损伤甘宁青士人的利益。因为这是回民起义时期的权宜之策，当时应试人数稀少，并非定额。战后应试人数与日俱增，应该因时变通，重新分拨，不宜按照旧例划分名额。根据永广中额部章计算，甘肃自回民起义以来，各府厅州县派捐粮料饷需，“均值人物凋残、市价翔贵之时，调核各厅县历年案卷稽核，捐输各款，为数甚巨，而又限于部议永广中额不得过十名定章，无从推广”。[21]
关于陕甘额数划分问题，陕西巡抚邵亨豫主张在满足甘肃额数的前提下，力保陕西原有额数。他向左宗棠提议，陕甘合闱时，陕西应试人数多于甘肃一倍，凭文取中，其数额大约为陕七甘三左右，陕甘分闱后，陕西额数势必受到很大影响，他说：
以甘省分额二十一名，本非定例，现查历年捐输三千万，可广永额十名，又边额六名，除木字归榆林，余应归甘省五名，再分拨陕额二名，再分西安满额二名，甘省成四十四名，咨商联衔入奏。豫念当时奏分中额，原统校数十科中数为凭。且边额即在正额之内另编字号，并非正额之外另增边额。若甘省足四十名，则陕省所减岂止二名。[22]
为了维护陕西士人利益，他认为“增之不觉，减之实难”[23]。故向左宗棠提议，以贵州为例，请求朝廷给予甘肃四十名足数，为陕西留出足够的名额。他说：“窃意各复中额当凭学额。贵州至小省份，中额四十名。甘肃学额较多，且捐输永远中额，每名三十万，捐数尚赢二千余万。若据实声明，分闱事属创举，非同无故加请，合分额广额之数，请足四十名之额，可以邀准。”[24]左宗棠认为邵亨豫所说甚属合理，在复函中说：“吾辈于关、陇何有歧视？但令于陇有益、于关无损，岂非至愿？”[25]但因难以洞悉朝廷态度，而且虑及后果，故对邵亨豫所称足额四十名之事，尚不十分肯定，回复说：“倘非实有把握，而轻于尝试，一经部驳，以后更难转圜，关以为德，陇以为怨，非所安也。”[26]他对朝廷的态度进行了预估，认为：
来示援贵州学额为例，并捐输盈余数巨，恳乞特恩，于分额、广额、旗额三十三名之外，请补足四十名之额，似难邀准。且聿丁五名，本系甘额，非陕额，以此并入前奏之二十一名，更无以服陇士之心。前奏二十一名中额，其时宁夏、河湟、安肃均未收复，与现在情形迥异。此事忽去其定额五名，无论陇士不甘，且部议亦必不准耳。[27]
尽管左宗棠对于请加足额一事并不乐观，态度也较为消极，但邵亨豫依然积极争取。他将《大清会典》、《科场条例》等各书检录成式，函复左宗棠：陕甘边额即于六十二名正额内编号取中，实无另加边额。[28]同时，以贵州为例，依照会典所载，贵州中额，有每十学取中七名的规定，认为“甘学多于黔学，比例既已符合”[29]。并以清初江苏、安徽分闱额数划拨问题为证，说明陕甘分闱后额数划分应该遵照的原则，指出：
乾隆元年复准尚书杨名时奏，江苏、安徽乡试合为一省，定额九十九名，今请增额，下江定为上省，上江定为中省。部议以为太浮，应将下江照中省取中七十二名，上江照小省二等取中四十八名。[30]
认为江苏、安徽乡试分额和陕甘分闱极为切合，于是请求联衔上疏，以期分额问题妥善解决。
同治十一年，左宗棠会同陕西巡抚邵亨豫上奏，请求增加中式名额。朝廷查阅同治八年左宗棠原奏，甘肃分中二十一名，当时因甘肃道路梗塞，曾经声明编号六名内，甘省五名，陕西一名。当视各该处士子能否就试，临时分别核办。[31]朝廷查阅后，决定“比准部议，两省划分额数，除本届陕省举行乡试及甘省将来特开一科照办外，应请嗣后不得援以为例，是划分额数原系暂举，此时欲议分闱，尽可遵照湖南北成案平分，不必另增”。[32]但这一划分标准，对陕西士人并不公允，因为陕西近科分中四十一名，加上捐输广额九名，总计五十名。若陕甘两省均分，则仅有四十名，势必挫伤陕西士人的积极性。为此，朝廷饬令甘肃军需局司道查明甘肃捐输情况，作为划分中额的凭证。经查证后，根据甘肃捐输情况，应得广额十名，加上原奏二十名以及编号和旗号数额，共应划拨名额四十名。并查照雍正、乾隆时期云贵分闱和江苏、安徽分额之例，均有增额可循，因此朝廷特恩比照贵州、江苏、安徽两处增额成案，赏准甘肃增额九名，加上近科分额二十一名，又广额十名，则甘肃可得四十名，陕西仍可得五十名。[33]
为了解决分闱后的陕甘额数划拨问题，左宗棠一方面和邵亨豫上疏力争，同时还通过其他途径努力解决。湖南长沙人黄倬，曾担任浙江学政，后任礼部侍郎，与左宗棠有乡谊之分。左宗棠曾致信于他，请其从中斡旋，力成其事。书信极为恳切，充分流露了对分闱后额数问题的苦衷和对边疆民族文化发展的企望，以及对于维持西北社会稳定的良苦用心。他说：
陇士寒苦者多赴陕乡试，远者数千里，与东南之赴会试相等。东南尚有水程，此则全是陆路。故士人终身预秋赋者，尝十之七八，殊可怜也！分闱一事，实非可已不已。所议数额，无例可照，尤难着笔。敬恳于交议时一赞成之。岂惟边塞士人实拜其赐，从此柔以诗书，枭獍亦化鸾凤，国家数十世之安也。[34]
分闱后中额人数的划拨，最后由礼部综合各种情形作出了分配：“陕甘原定中额六十二名，陕省分四十一名，合捐输广额九名，共五十名，应行照准所请，甘肃中额内二十一名，系原额划分又九名，系请照江苏、安徽分额，加增中额，向有成案可稽，应照所请而捐输广额十名。”[35]但广额一事，后经户部议驳，最后被取消。由此，陕甘分闱这样一项战后科举考试的重大变革最终告结，分闱后难以解决的额数问题也在权衡各种得失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额数划定后，左宗棠着手修建甘肃贡院，作为士人应试之所。光绪元年二月春，由甘肃各府厅州县集资捐银五十万两，作为修建经费。基址选在兰州秀川门外海家滩地方，就近取材，伐石于皋兰山北，采木于平番、碾伯、河洮各州厅县。各郡人士，乐赴其事，尽皆踊跃从修。其中“征匠送徒，鸠赀庀材者”[36]，络绎于道。砖石等材料不足时，有人“各磬私储，或撤祠屋散材入公，不计价值”[37]。可见甘肃士民的奋力之情。左宗棠亲率官员公同阅视，核查工料和工程进展。经过视察后，认为“局势轩敞，连城傍河，凡试院应备堂室号舍各所基址，规模粗具，工料应手”。[38]遂于光绪元年二月正式启动，七月竣工，前后历经五月。其规模如下：
基纵百四十丈、横九十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中为至公堂，堂前为明远楼，楼左右为南北号舍，西为龙门，为连三门，为大门，均有穿廊大门，左右有两廊，有点名厅，有搜检厅，左廊尽处有土地祠，前为围墙，有南文场门，北文场门，门内俱有点名厅，门外迤南为外官，厅为外供给所，至公堂后有牌坊、栅栏，栏内南为执事委员厅，北为受卷所。后为观成堂，堂前有水池，池有桥，左右有过庭，南为监临部堂署，为提调道署，监临署后为内供给所，署东为对读所，为弥封所，北为监试道署，署东为各房科，为誊录所，为收掌所，堂后左右为走廊，中为穿廊，接内帘门，门左右为官厅，门内左为内监试署，右为内收掌署，中为衡鉴堂。堂左为南衡文署，右为北衡文署，后为雍门，门内左为南五房，右为北五房，东为录榜所。[39]
贡院建成后，左宗棠奏请设立甘肃学政，作为分闱后科举考试的重要机构。在奏疏中，对其职责、薪俸、驻地等都有具体阐释。大略如下：
1.学政简放。陕甘分闱于光绪元年正式启动，但本年乡试因甘肃学政尚未另铸关防，不及奏请简放。因而对于本年乡试和学政简放作出相应规定：“所有甘肃各属本届岁科两试，惟巩秦阶三属须俟秋冬按临，其余各属均于乡试以前一律试竣，此次甘省岁科两试学政，尚可兼顾，明年丙子正科，例由新任甘肃学政录科送考，应请于录科以前，由礼部先期数月请旨简放，甘肃学政庶时日从容，无虞迫促。”[40]
2.另铸甘肃学政关防。清代陕西学政关防的颁发，始于乾隆十四年，管辖范围为西北各地科举考试事宜，其文曰：提督陕西学政关防，之后一直沿用，并未改换陕甘字样。陕甘分闱后，左宗棠认为：“陕西学政毋庸改换关防，应请饬部另铸甘肃学政关防，文曰：提督甘肃学政关防。”[41]并请于铸就后，颁发新任甘肃学政，携带赴任开用。
3.甘肃各属岁科分试。甘肃各地科举考试，旧例为岁科连考，陕甘两省地域辽阔，全省因时间紧迫不及岁科分试。分闱后，分设甘肃学政，故请求将甘肃通省各属一律岁科分试，庶士子及时奋勉，以肄旧学而启新知。左宗棠认为这是培育人才的有效之法，他说：“学政三年按临两次，课试既勤，训督又切，其砥砺人才、琢磨行业之方，皆可次第敷施，教思宏下之观摩亦速，人文振兴，必基于此。”[42]此外，镇西厅、迪化厅所属各地，因军务尚未平息，科举考试没有恢复，须待地方平静后，仍照旧例办理。
4.增加甘肃学政养廉银。陕甘合闱时，遵照旧例，陕甘学政每年养廉银四千两，陕西支付二千六百两，甘肃支付一千四百两。分设学政后，甘肃各属岁科分考，公事繁忙，且三年以内，应请幕友及一切办公费用未能节省。左宗棠认为：“云南学政岁支养廉银四千两，陕甘与云南同为边省，按行地方，远近相若，若仍照未分以前岁支养廉银一千四百两，实有难行，而与各省体制亦均不合。”[43]于是他奏请将甘肃学政养廉援照云南成例，每年支银四千两，陕西学政仍照旧例岁支养廉银四千两，以新任学政奉旨简放之日为始，分别由陕甘两省藩库按季支领。
5.甘肃学政赴任及其驻地。陕甘分闱后，左宗棠令陕西学政督饬书吏，将甘肃全省案卷分别造册，以备新任学政到任后按籍而稽。并遴选熟手书吏承担相应的差事，在交卸时妥商分拨。规定：新任甘肃学政赴任，先到陕西三原与陕西学政进行会商后，再行赴甘。对于甘肃学政的驻地，左宗棠认为：“各省学政，除江苏、安徽、陕西并未驻扎省城外，其余各省学政皆系驻扎省城。查甘肃地方辽阔，附省州县多在一二百里之外，今甘肃新设学政若驻扎外县，与省城相距较远，事多不便，所有甘肃学政应请即于省城驻扎。”[44]
除奏设学政外，为了严肃科场纪律，左宗棠于光绪元年七月上疏，请求选派大小执事官员和内帘同考官。他查阅了科场条例，内开直省乡试，以巡抚为监临，四川以总督为监临。甘肃与陕西分闱后，应即仿照四川定例，以总督入闱监临。此外，又对其他各地选派大小考试官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查阅，其中规定：
直省乡试提调一员，监试官一员，于该省道员内委充，外场三次点名，准令藩臬二司与道员一同办理，内监试一员，于道府内委充等语，均应遵照定例派委，又查云南、贵州、广西乡试内帘房考，额设十员，因应考人数较别省为少，俱于乾隆年间先后奏请裁减二员，只留八员。[45]
左宗棠认为，甘肃省与云南、贵州和广西相等，人数也与之相差不甚悬殊，因而请求比照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定额，设立同考官八员，入闱分校。其余执事人员，仍然按照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额设定数，派内外收掌各一员，受卷所四员，弥封所二员，誊录所二员，对读所二员。
陕甘分闱和机构设施就绪后，左宗棠奏请简放正副考官，于八月初一日行抵甘肃省会兰州，分科取士。
二、调整学额和变通考试
陕甘分闱后，湘军集团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有效调适，其主要举措如下：
1.增加新设之区学额
行政建置的调整是湘军善后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和保障战后统治的需要。建置变动后，在科举方面也采取了增添学额的措施，借以培植和发展地方文化。
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奏设化平直隶厅，该厅系由固原、隆德、华亭、平凉四县内分出。之后又奏请设立训导一员，添设学额两名。经部议定：“学额例有一定，不得轻议加增。并令援照化平厅董志塬县丞成案，会同学政，在固原等四州县内酌量抽拨学额二名。应设廪、增各额缺，亦于该四州县内抽拨廪生一名，增生一名。俟拨定后，即行咨部注册。”[46]并对化平地区学额，要求援照化平厅董志塬县丞成案，会同学政，在固原等四州县内酌量抽拨学额二名。应设廪、增各额缺，亦在该四州县内抽拨廪生一名，增生一名。[47]朝廷对化平地区学额作出明确规定后，平庆泾固道魏光焘会同平凉县学贡生联名向左宗棠请求免于筹拨，理由是：“平凉县学额一十二名。承平之际，应试童生常数百人，每苦额满。近来县境难民渐次复业，安插回民又多，均准入籍，同棚合试。原定学额本属无多，请免抽拨。”[48]继平凉之后，固原直隶州、隆德县、华亭县纷纷以学额不足为由禀请免于抽拨。[49]
对于上述各地的联名请求，左宗棠饬令甘肃布政使崇保、按察使杨重雅等详细复查后，确认情况大致属实。他们认为：“化平厅创设之初，平、固并未分拨地亩；隆德县虽有分拨地亩，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概由华亭划出。此次遵照部议抽拨学额，应在华亭一属分拨。惟华亭学额仅止八名，年来流亡渐复，土著日多，民之垦地占籍者亦复不少，华亭民数日有增加，学额似难减少。”[50]问题在于，化平虽隶属华亭管辖，但战后移民均为陕西回民，对于通过减少本县土著学额增加隔省安置回民学额的做法，地方官员提出异议。为了避免学额问题上的矛盾和纠纷，左宗棠奏请免除在华亭县抽拨学额。此外，改设海城、平远两县学额，经过部议后设定五名，在固原、会宁、灵州、靖远各县学内抽拨。
关于部议学额不得加增的决定，左宗棠从慎重试典、选拔真才的角度表示认同，但听取士绅和地方官员的意见后，认为：“甘省各属学额向本无多，一经抽拨，更形其少，未便壅遏，致拂舆情。”[51]此外，他在奏疏中提出了甘肃抽拨学额的难度，并请求另外增加化平厅学额，以广教化和顺舆情。他说：
新设化平川厅，系安插陕回处所，既难于陕额议抽，复难于甘额议拨。应请旨俯准化平川厅另设学额二名，以广教化而顺舆情。庶皇仁远被，殊俗同风，于时务实有裨益。如蒙俞允，学臣按试平凉，届时即可钦遵取进。纵试期已过，犹可查照上届办法，于按试完毕归途调考，亦不至误。[52]
经清廷允准后，奉旨另拨化平学额二名。(www.xing528.com)
光绪二年，左宗棠奏添新设海城、平远二县学额。陕甘分闱之初，对于两地学额，左宗棠曾奏明清廷，经过部议后规定：固原州学额向系十五名，盐茶厅无学额，附固原州笼统取进。建制变动后，新置平远、海城二县，系由盐茶、固原、会宁、灵州、靖远各厅州县分出，所设学额当然应从其学额中抽拨，而且不得增加，仍照原额十五名之数。于是，左宗棠奏请：“将固原州学额十五名内拨出三名，改为十二名；平远、海城二县，各定为五名，除固原州所拨三名外，再于会宁、灵州及靖远县学额内共拨七名，以符每县五名之数。”[53]
对于由上述各厅州县中分拨海城、平远二县学额，学臣按试一周后，提议按照文风优劣抽拨。左宗棠认为，平远、海城两县所分地段，大半为固原、盐茶旧辖之地，灵州、靖远拨地无多，而静宁、隆德、会宁等处分出地段后来又大多划还。为此，他奏请在拨地较少和划还地段的地区免于抽拨学额。[54]而划拨地段最多的固原地区，建置改变后已升为直隶州，学臣察看后，深感该地文风较盛，学额遵照部议拨出三名，已减为十二名，所以不便再议划拨。从灵州向有学额中拨入宁灵厅三名，并拨入平远县一名。靖远因文风远胜灵州，故免于抽拨。[55]除了从划出地段之区划拨平远、海城两县学额外，新设两县学额仍然不足，左宗棠奏请朝廷特加六名，以符每县五名之数。[56]
新设地区文闱额数解决后，左宗棠开始着手武学进额的划拨。此事经甘肃布政使崇保和按察使史念祖详细考察后，向左宗棠禀报：新设宁灵同知，平远、海城二县武童进额，原案未及陈明，恳请照依文学抽拨，以归划一。并经共同会商后，作出如下决定：
宁灵同知武学进额四名，应于灵州武学定额十七名内抽拨三名，中卫县武学定额十六名内抽拨一名，以符四名之数。海城、平远二县武童进额各五名，应于固原州武学定额十五名内抽拨三名，灵州武学额内抽拨一名，再请奏明特加六名，以符十名之数。至化平通判武学进额，查该处原系安插陕回，难于陕甘学额内抽拨，应请仿照文、武学额数，添设武学定额二名，庶与文学定额不致两歧。[57]
左宗棠遂与甘肃学政许应骙于光绪三年十月联衔上疏，请准施行。
2.编号变通
甘肃安肃五属地区，地连新疆，位于边陲。陕甘分闱前，士人须跋涉数千里赶赴西安应试，许多寒士因旅费艰未能如愿赴考。分闱后，安肃士人就近应试，往返便利，应试人数逐渐增长。安肃道道员史念祖认为：“安肃各州县向系编列‘聿右’字号，举额仅止一名。将来人多额少，难免有见遗之虑。”[58]继史念祖之后，甘肃布政使崇保、按察使杨重雅也追根溯源，对乾嘉时期甘肃科场编号情况进行了详细复查，认为：
从前因边陲士子赴试寥寥，故另编字号，俾其易于取中，原属国家格外曲成之意。溯查乾隆七年，陕西抚臣奏准将“聿”字号举额一科通融，凭文取中，一科编设“左”、“右”字号分中。乾隆三十六年，复经陕西抚臣奏请将凉州一府归入通省卷内，毋庸另编字号；甘州、西宁编为“聿左”号，肃州、安西等处编为“聿右”号，各取中一名；其一科公同取中，一科编号分中之例，并请停止。迨乾隆三十八年，经陕甘学政奏请，将宁夏乡试准其一科与通省合试，凭文录取，毋庸另编字号；一科仍列“丁”字号，照旧额取中。嘉庆二十三年，前陕甘督臣长龄奏准将甘州、西宁二府即照宁夏、榆林之例，一科与通省士子合试，一科仍编“聿左”字号，照旧取中各在案。[59]
陕甘分闱后，应试人数大增，因受成例所限，许多边陲士人难以获中。于是左宗棠奏请“将肃州、安西、乌鲁木齐等处‘聿右’号举额一名，仿照宁夏‘丁’字号并甘州、西宁‘聿左’号之例，奏请一科与通省士子合试，凭文录取，毋庸另编字号，一科仍另编‘聿右’字号，照旧取中，俟将来文风日盛，人数益多，再行察看情形，统归大号取中，庶期公允”[60]。
3.力争甘肃文闱及优生额数
甘肃分闱就试后，根据左宗棠提议，甘肃分得名额四十名。但经部议后，认为甘肃广额一事，因其他各省捐输概无此议，故请加广额一事未能允准。对于朝廷议驳，甘肃各地绅士联名禀请，认为自同治军兴以来，甘肃捐纳各项经费是在同治十三年以前，不在部议新章之后，因而请广文闱一事也属合理；其二，广额一事，并非各省皆无旧例，仅云南即有例可循：“光绪元年十一月，云南抚臣岑毓英亦以往年捐输，请加永额，部议与新章不符，改为暂额；复经岑毓英以云南绅民竭力捐输十有余年，核计捐银一千零七十余万两，未请加广中额，奏蒙特恩，准于云南文武乡试各加永远中额十名。甘肃捐输，较之云南增过三倍，援案请加永额，似可仰邀恩准。”[61]
左宗棠听取了绅士汇报后认为，甘肃作为偏僻之区，经济落后，百姓生活比较困苦，但自军兴以来，各地士民踊跃捐输，积银达五千万两之多，实属不易。对于云南捐输，朝廷尚且加恩广额十名，而甘肃捐输巨款，理应按照云南广额之例给予奖赏，添加文闱乡试中额十名。[62]清廷对左宗棠的观点表示认可，并于光绪二年下谕，甘肃广额十名，以示奖赏：
前据左宗棠奏请加甘肃永远中额十名，当经部议，与新章不符。兹复据该督奏称：甘肃自军兴以来，各属士民捐输核计银数至五千余万两之多，皆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以前，非在部议新章之后，请加甘肃文闱乡试永远中额十名等语。加恩着照所请，加甘肃文闱乡试永远中额十名，即以光绪二年丙子正科为始，用示嘉惠士林至意。[63]
除了力争乡试文闱额数外，左宗棠还根据分闱后的具体情形，请求增加甘肃优生额数，以广登进。此事先由陕西学政吴大徵查阅乾隆旧例后，向左宗棠咨称，乾隆四年礼部议准各省举报优生进入太学的规定，除进行经义考试外，还对名额严格限制，大省不得超过五六名，中省不得超过三四名，小省不得超过一二名。[64]这种情况在陕甘分闱前，两省照例获取优生四名，其中陕西三名，甘肃一名。分闱后，甘肃添设学政，两省分别举行考试，但选拔优生依然延续旧例，陕西获取三名，甘肃仍然只有一名。[65]左宗棠认为甘肃管辖范围较广，旧例对甘肃不公，他说：“甘肃辖境辽阔，各属士风、文风曾经吴大徵察悉，与陕西相埒，若仍旧仅取优生一名，陇士不免向隅。”[66]于是，会同陕西学政妥商后，上疏请准选拔优生时按照中省对待，给予甘肃增添二名。[67]
4.甘州、西宁二府归入大号取中
光绪三年，西宁府属士人联名向西宁道呈称，请求将甘州、西宁二府编列“聿左”号举额一律归入大号取中，免为额限，以作士气。他们认为：
西宁、甘州二府每逢乡试，共列一号科分，两府取中一名，此得彼失，限于额数，实以地处边鄙、风气未开之故。嗣因两府文风日进，合词请归大号，仰蒙议准以大小号间科而行，历遵在案。兹因久沐圣朝雅化，多士益自濯磨，又逢奏准陕甘分闱，并增永远中额，嘉惠士林，莫不鼓舞兴起。独西宁府七属尚仍旧例，以一科合试，一科列在边号，无以广登进而起人文。为此联名恳请准将原额字号销除，一律归入大号，俾取中不为额数所限。[68]
西宁道据情禀报甘肃布政使崇保，崇保查核确实后，认为西宁士人既愿注销字号，自应会同甘州阖属士子，一并咨司详办。对于注销字号，甘凉道征求了士人意见，府属士人对此并无异议，也表示愿意注销字号，统归大号取中。崇保遂将西宁、甘州府属士人的建议禀报左宗棠，左宗棠与甘肃学政许应骙会商后，认为士人所请也属合理，故两人联衔上疏，请求变通：
臣查陕甘文闱乡试中额内，甘州、西宁向编“聿左”号取中一名。迨嘉庆二十三年，前陕甘总督臣长龄奏准将甘州、西宁二府照宁夏“丁”字号之例，一科与通省士子合试，一科仍另编“聿左”字号照旧取中，原因体恤边隅寒畯，虑其合试见遗，限以中额，俾免向隅之感。兹甘州、西宁二府士子合词恳请注销“聿左”字号，统归大号取中，免为额数所限，自因感沐皇仁允陕甘乡试分闱之请，赴试人数渐多，不甘以僻陋自处，未便阻抑其忱。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边隅人士踊跃观光，自下科为始，准将甘州、西宁向编之“聿左”号举额注销，归入大号，与通省士子合试，凭文取中，以励人才而广登进。[69]
此事经礼部议奏后奉旨执行。
5.甘宁青学额的内部调整
青海历来文化落后，尤其是同治兵燹后，地方文化遭到很大破坏。回民起义战后，经过湘军和广大士绅的重建，文化渐有复原之象。
光绪十六年，西宁道方鼎录、西宁知府倭什铿额、署理西宁知县姜定保、署理大通知县李南炳向陕甘总督杨昌濬禀报各县文化状况。认为西宁和大通两县经过十数年培植和发展，士人读书习文之风日渐盛行，但学额不足已成为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杨昌濬上疏，请求增加西宁县学额四名、大通县学额二名，他说：
西宁府属西宁、碾伯、大通三县，贵德、循化二厅，各立学宫，岁科取进，皆有定额。惟丹噶尔、巴燕戎格二厅，建置稍迟，未设学校，附试于西宁县学，从前应试人少，故定额八名，现在该县并丹戎二厅，每届应考四百余人，文风渐盛。学额八名，实形狭隘。[70]
大通自乾隆年间改卫为县后，始添设学宫，当时文教初兴，故朝廷给予定额两名。回民起义结束后，地方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西宁地区汉、回、撒拉和藏等民族杂居，以前文教未兴，学额相对较少，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学额已远不能适应当地科举的需要。[71]杨昌濬在奏折中提到：“兹蒙圣朝德泽涵濡有年，西宁、大通人文渐盛，景桂前按临西宁府试，该二县文风，较他属为优。特以额数有定，佳卷遗弃颇多，殊为可惜。”[72]
关于学额的增添问题，朝廷自光绪二年后已有明文规定：学额例有定数，不得轻易增加。因此，就如何解决西宁、大通二县学额不足的问题，杨昌濬认为惟一的办法就是在甘宁青内部进行调整，变通办理。他对甘宁青各地文风和学额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宁夏府属宁夏、宁朔二县，各学额十七名，庆阳府属安化县、固原县直隶州各学额十二名。这几地兵燹后元气大伤，应试人数较少，且历任学臣都以进不入额为由，每届考试均扣取数名至十数名之多。[73]为了充分利用学额，他提议对西宁、大通和宁夏、宁朔学额重新调整，以解决额少才溢和额多才少的状况。具体办法就是挹彼注兹，将宁夏、宁朔二县学额各十七名内各抽二名，合计四名拨入西宁县学，安化县、固原直隶州学额各十二名内各抽一名，合计二名，拨入大通县学。这样通过转移学额的举措，既解决了学额不足和士人淹滞的情况，同时也避免了浪费学额的情形。
6.增添狄道廪增额缺
狄道为洮阳古郡，旧属临洮府，廪缺二十名。乾隆年间府治移驻兰州后，遂改狄道县为狄道州，而廪缺仍照县例相沿已久，未及议增。和临近各地相比，河州、岷州等处，廪缺各三十名，唯有狄道不符州额，这对当地广大士人很不公平。而且，自陕甘分闱后，狄道士人备受鼓舞，文风日有起色。为此，地方士人姜应齐、马玉田、魏椿、赵效孔等联名禀请左宗棠、学政许振祎增添廪额，以兴学校。左宗棠据情上奏，请求增添狄道廪、增额缺。清廷批示：“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增狄道州学廪缺十名，以归划一。下部议。”[74]经部议后，准许添设廪额十名，并照例添设增额十名，共定为廪生三十名，增生三十名，以符州例而归划一。狄道州属士人大为钦欣，公勒石碑，对左宗棠此举给予了较高评价：“倘非中堂左、学政许体恤寒畯，飞章入告，奚以德洽士林，补从前未满之缺，创从前未有之局哉？”[75]
7.边远地区岁科的变通
宁夏距离省城兰州较远，自同治十一年开考以来，岁试已举行八次，并补行了前几届缺额，但科举的发展仍然举步维艰。据宁夏道详细呈报：“入学者已过千人，近年应试文童，多系稚齿文粗，成篇勉强凑数，竟同竭泽而渔，若照任缺无滥之例，悉数裁汰，未免额成虚设，而此一二进取之人，成名太易，反启后来倖进之心。”[76]加之辖境辽阔，赴郡应考，路途遥远，对于寒士来说，往返实非易事。[77]此外，宁夏和庆阳地方凋敝，应试人数较少。为此，陕甘总督谭钟麟查阅阶州、安西、肃州三属边境地区，均实行岁科连考制度，宁夏在地理位置上与其相同，遂奏请变通宁夏、庆阳地区的岁科考试，援照阶州、安西、肃州岁科连考，从而起到简便划一之效。[78]
综上所述，左宗棠及其后继者在陕甘分闱后，对甘宁青科举考试进行了有效调适，对新建之区、少数民族以及边陲地区的考生来说，提供了更多的中额机会。尤为重要的是，向朝廷力争获得更多的额数，体察地方民情，极力保障落后地区考生的利益。
三、科举调适后的遗留问题——“冒籍案”透视
甘宁青地区的科举考试经过恢复和调适后，在停考十年之后开始步入正轨。但是，湘军对科举考试的重新整合引发了不少问题，尤以冒籍案最为典型。
甘宁青地区遭受战争破坏后，许多州县地亩荒芜，满目凄凉，一片惨淡景象。光绪二年，巩昌知府颜士璋向左宗棠禀称，请求招人垦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但招徕开垦必须给予优厚条件，方能吸引外来人口。为此，他请求对于招徕入籍者应试年份稍加变通，按照领地承粮多寡，分别入籍报考次序，开列条款，进行核办。[79]左宗棠查阅康熙十年旧例，与颜士璋所请基本相符，遂饬令甘肃布政使崇保进行详查，以便制定对策。崇保调查后，制定了“广为招垦，限年升科”[80]的政策，以恢复旧制。此外，对招徕入籍者的考试年份作出了严格规定：
承粮在一石以上者，即以领照之日作为入籍之年，按册照内注明之兄弟子侄，准其一体应试；领地承粮在四五斗以上者，按册照内注明之本户及子侄，即于下次科试准其报考；领地承粮在二三斗者，按册照内注明之本户及子孙，俟下次岁试准其报考。均行文原籍扣考。如无原籍可归及有违碍事故，仍只准其种地承粮，不准应试。[81]
这一政策，完全按照招徕新户领地计算。对于安插兵勇、外省商贾和流寓之民，也一体执行。而且明文规定，非入籍二十年不准报考。这既保护了甘宁青士人的利益，同时也是对招徕新户的一种鼓励。但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偏差，甘肃乡试中“冒籍案”层出不穷，成为甘宁青士人关注的焦点问题。
光绪二十年，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82]对乡试中的“冒籍案”和“假公行私”提出了严正抗议，指出：“甘肃乡试，冒籍之弊，暗无天日，从未有人敢为举发者。”[83]此事披露后，新疆巡抚陶模陛见赴京，通过京官为冒籍士人说情，并嘱托安维峻予以调停。安维峻严正拒绝，并与之折辩，说：“试问冒籍之人果家于何地乎？不过挂名学籍，为攫取举人之计，中后即远扬耳。且如父兄服官之省，子弟入场，律以朝廷功令！岂复情罪可原？”[84]陶模复以左宗棠有多方招垦之举，为冒籍遮掩，并将冒籍的根源归咎于左宗棠对湖南人的庇护。[85]安维峻当即反驳：“分闱乃皇上之恩，左宗棠既为甘肃奏请，与湖南何干？况冒籍又不尽湖南人，若谓左宗棠有意庇其乡人，未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污左宗棠甚矣！”[86]冒籍案经安维峻揭穿后，清廷亦高度重视，并严格申明规章。谕旨称：
前据御史安维峻奏甘肃乡试冒籍甚多，请申明严禁旧例，当谕令礼部议奏。兹据该部覆奏，士子冒籍应试，例禁綦严，乃近来甘省竟有官场子弟及亲戚幕友冒入学籍，甚至雇借枪替，互相徇隐，实属不成事体，亟应申明例章，以杜流弊。嗣后甘肃及新疆各属外来垦户，着仍照光绪三年奏定章程，自领地纳粮之日为始，扣足十年，方准呈明入籍。并于考试时确查的籍。其年限未满及已满年限未经呈明者，均不得冒考。倘有冒籍代取者，除本生斥革外，并将送考官议处。其该省服官人员，倘有纵令子弟及幕友、亲戚蒙混考试者，并由该省督抚学政严行查禁，一经发觉，即将本生本官及徇庇容隐各官，分别斥革参处。[87]
地方要员对冒籍案的庇护，已成为当时甘肃科场一大黑幕。考究这一弊端的发韧，自然和左宗棠变通入籍应试政策有关，但左宗棠的本意在于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也是战后的权宜之计。政策推行之初，入籍者仍然寥寥，土地荒芜的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观。但一些官员则乘机思逞，谋取私利，大开方便之门，严重扰乱了科举考试。安维峻指出：“或自家子弟，或幕友亲戚，公然冒入学籍。顾使地方之实有其人，令土著之人，藉资观感，犹可言也。乃应考时纷然偕来，入学后飘然远扬，所谓博士弟子者，徒空名耳。”[88]冒籍士人除侵占乡试名额、损害甘宁青士人的利益外，还百端舞弊，考场中枪替现象比比皆是，官场又隐匿包庇，考场纪律已荡然无存。其中比较典型的为湖北人李运达冒籍甘肃第七名举人一案。
李运达原籍湖北孝感，系署甘肃循化厅主簿李景庚之子，其父服官时冒入甘肃两当县籍，并将父名减去景字，捏造为李庚，以掩人耳目。光绪十九年乡试，他雇请枪手湖南李某，在考场以换卷方式获中。事后枪手索讨谢银六百两，因李拒不交付，故枪手揭批其获中原由，诉诸陕甘总督杨昌濬，杨以均为两湖同乡，瞻顾情面，嘱令内监试、兰州知府胡孚骏和皋兰知县宋升平，代出银六百两交付枪手，为之和息。[89]此事被揭发后，安维峻当即上奏，请求从严惩办，并对舞弊行为严加追究，他在奏疏中说：“窃念甘肃自分闱以来，冒籍中者约三十余名，两湖人居多。大率父兄服官，子弟入学，乡试之日，或顶替或请枪，甚或一人而占数学名，一场而雇数枪手，中某名即实授某名，当其入学之时，并未入籍。中后倒填年月日，假同姓之粮票，为入籍证据。”[90]对此，杨昌濬表面上虚与委蛇，并不实心查究。
光绪十七年，广东人陈宝璇和陈森因冒籍被揭穿后，杨昌濬采取了冷却处理的方法，并未严厉惩处。他将处理意见上奏清廷，认为：“正宁县监生陈宝璇中式第八名、陈森中式第二十五名举人，旋经该署司访闻，俱系冒籍应试，饬行兰州府查讯，据供实系原籍广东，流寓甘肃，不知入籍先须呈报，故捐监应试，委无别项情弊，查陈宝璇等流寓甘省，不谙定例，在甘省冒籍应试，虽与甫经到甘者有间，究系未经入籍，既经访察明确，自应扣除举人等情。”[91]此外，还极力为冒籍人员和违法官员开脱。其理由是：冒籍案的出现，一方面因冒籍人员不知入籍须先呈报，对政策的理解有误；另一方面因发榜之时，县文结查尚未送到。故奏请将陈宝璇、陈森中式甘肃第八名暨第二十五名举人一并扣除。[92]
这是杨昌濬对他省冒籍人员的处理，而对于湘籍人士，同乡冒籍案发后，则刻意掩饰。只是他在安维峻奏明朝廷后，深感人言啧啧，唯恐累及自身，始行严格查处。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仍然蓄意为徇情寻找理由，并极力推卸责任。他说：
甘肃新疆，自军务平定以来后，人烟稀少，地土荒凉，虽经奏请分闱，乡试并设行省，而应试士子无多，前督臣左宗棠暨前学臣多方招徕，准外省人入籍考试，无非为鼓舞群情起见，因而军营人员服官此地，亦有子弟顺便入学者，其时重在招人实地，无暇计其冒籍不冒籍，即本地士绅亦无过问者，近数年来，因客籍士子中式后到京会试，甘肃京官不肯出结，经部议准，令改归原籍。[93]
从其奏折不难看出，杨昌濬对于此案仍然采取的方法是摆脱自己，把冒籍的责任推向他人。他在追溯冒籍案的历史缘由后，又对自己莅任后的情况作了说明，以陈宝璇和陈森案作为自己处理冒籍案时并无偏袒的凭证，为湘省人士遮掩。他说：“凡湘人士，于甘省并无子弟中式之事，至于他省人员，有无冒籍，无人告发。臣亦何从知之。”[94]他认为有无冒籍，无人告发，故自己并不知情。但从安维峻的奏折中，明显可以反映出官员的互相包庇和隐瞒：“乡试之日，百端舞弊。官场互相徇隐，士子不敢禀揭。”[95]姑且不论杨昌濬本人是否知情，甘肃士人是否慑于官场威势而不敢揭发，安维峻是否据情实奏，但当时科场的腐败和黑暗可见一斑。杨昌濬作为封疆大员，亦难逃失于查究之责，这是不容置疑的。对于李运达等湘省人士冒籍一案，朝廷在安维峻和杨昌濬上奏后，下旨调查处理，因冒籍蒙混考试者，即行斥革，勒令回籍。并对因事败露、畏罪潜逃的李运达，饬令张之洞、谭继洵严饬查拿，解交鹿传麟，归案讯办。而对于杨昌濬的处理，因换卷说合、瞻徇情面查无实据，遂以失于觉察、究属疏忽为由，交部察议。
通过以上对冒籍案的分析，可以看出，战后统治西北地区的湘军集团，一方面着力恢复和调适甘宁青地区的科举考试，维护了甘宁青士人的利益，同时因左宗棠的变通入籍应试年份政策，为冒籍案的发端埋下了隐患，给外籍尤其是湘省士人开了方便之门，导致在西北科举考试问题上，其与甘宁青士人及官员的矛盾和冲突。
综上所述，湘军集团战后对甘宁青科举考试进行了重大调整，总的方略以分为主。陕甘分闱，解决了甘宁青士人应试的困境，扩大了甘宁青地区的学额；变通应试和加大学额的政策等，有利于落后地区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但陕甘分闱举措，也在客观上影响到陕甘地区长期的文化交流，这种潜在的消极作用至清末渐露端倪。光绪二十三年，陕甘总督陶模指出：
变通甘肃学校也，略谓兰州有兰山、求古两书院，为各府厅州县士子肄业之所，每科中式者两书院几占其半，臣到任以来，维加考察，兰山考超等喜为奇僻之文章，求古习专门者但工华丽之诗。闻味经各书院讲求时务，颇有人才，请停甘肃棘闱，仍旧与陕西合并，俾甘肃士子肄业青门，庶几增进知识，强盛国家。[96]
长期封闭式的科举制度，书院古板陈旧的教学内容，缺乏与外界的接触和沟通，已成为甘宁青文化落后的重要根源。陶模已经深刻意识到陕甘分闱所造成的长时段影响。此外，对甘宁青地区科举考试调适与整合的背后，也潜伏着湘军和地方势力深刻的矛盾和冲突。科举腐败案的迭出，湘军对同乡的庇护，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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