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垣、道路和关隘
一、城垣修建
西北回民起义战争中，甘宁青地区先后被回民军占领的城池约有三十个，被围攻的州县也有十多个。其中平凉府城曾三度陷落。[38]典型的如庆阳府城，“郡城一带杳无人迹，城内荒草成林，骨骸堆积，奇禽猛兽相聚为薮”[39]。战后，杨昌濬认为：“当军务初定之后，各属善后事件次第举办，而所以资捍卫、保残黎者，则莫如城工为要。”[40]湘军集团对一些重要城垣进行了修复和整顿。从修复和重建的类型来看，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一）军事要区
湘军集团修复城垣的最大特点，就是优先修复军事要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1.兰州城垣
甘肃省城兰州，省治内城，清初在明肃王府旧址上改建而成，当时规模狭小，周围仅有七里左右，市廛民居均在城外。置为省城后，开始修筑外城，从北面包围内城，东西开拓三倍，内城通长二千五百五十丈。
光绪元年，甘肃分闱乡试后，外城建立贡院，西北接筑城垣二百四十丈，包旧筑外城一段于内，规制闳固，内城已基本完善。但外城因年代久远，土性多带沙碱，在风雨长期冲刷中剥落和侵蚀。历任官员曾按段补筑和修缮，但新旧不一，未能一气呵成。加之修缮中掺有不少坍陷土材，沙碱掺杂，难保持久坚固。甘肃军需局司道向左宗棠禀报：“兰州城关坍颓日甚，亟宜修葺，约略估计至少亦需实银十余万两，苦于需费过巨，筹措维艰，而兵燹之余，土旷人稀，又丝毫不能藉资民力，再四踌躇，殊形束手。”[41]左宗棠也认为加固省城防卫为切要之举。奏明清廷后，选派人员督修，以资保障。他在奏疏中说：
窃照省会重地，城垣最宜完固，臣等于上年查勘兰州城关，历年既久，城脚消融，若任全行坍塌，从新修建，劳费过甚。兹值关内肃清，正宜急筹修理，但傍城加筑，上与城齐，估计工程亦非费帑金十余万两不克与修，现当库款支绌，举办匪易。饬经军需总局司道等再四筹商，禀请由该局筹款，购买灰石、木料及需用器具，饬近城所扎十余营合力修筑，并派荫袭知州王诗正、知县用广东候补县丞刘本镜暨各营员弁分段暂饬照料。[42]
修建经费和人力，帮办军务大臣刘典目击时艰，与左宗棠多次函商后，认为调到省外各防营弁勇、长夫人数众多，利用兵力修建，既能节省经费和人工，还能保证城工质量。于是，遴选精敏能干之地方官员，会同记名提督、借补永昌协副将刘端冕等“督率各营弁勇、长夫并力修筑，于闲旷各处掘取净土，分段递运，加工夯筑”[43]。光绪三年二月动工，六年五月竣工。此次修建工程浩大，用工一百七十余万。规模较前有了很大扩展，总计“筑外城凡二千三百一十丈，照工部营造尺估计，大共十二里八分，城根深一丈有奇，宽一丈数尺，城深高三丈七尺，顶宽八尺余，城上楼堞完整，结构巍然，环掘壕堑宽三丈余，或二丈余深如之”[44]。基本没有动用公款，仅在采购麻绳、柳条、背篓、笈草、白灰、砖块等物件时，动支厘局少许经费，左宗棠事后奏请报销。他说：
此次修筑省治外城，实资各防营之力，不但薪水工价、口粮无须发给，即器具一切，亦皆由防营自备，无待别筹，至麻绳、柳条、背篓、笈草、白灰、砖块等项，本非营中所有，自应在外购办，然核其请销各项，价银三千三百九十七两五钱一分五厘，其实用实销无可核减，显然无疑，若转饬遵照办理，徒烦案牍，无益实事。臣现饬陕藩司于臣本任养廉存余项下划拨银三千三百九十七两五钱一分，解交甘肃厘局司道归款，庶公款有著，亦免造报之烦。[45]
修建后的兰州城垣，规模宏大，工坚料实，改变了以往破败和陈旧之状，左宗棠称：“崇墉屹立，金汤巩固，官弁、士民、商贾及行旅之出于其途者，莫不欢然相庇以安也。”[46]
2.庆阳府署及城垣
回民起义战争中，位于陕甘宁交界的陇东地区破坏深重，尤以庆阳遭祸最烈。魏光焘指出：“自军兴，荒旷数百里，人烟断绝，昔年户口十不存一，气象亦少替矣。”[47]他率部由陕北转战庆阳后，职任平庆泾固化道。目睹了庆阳遭受蹂躏的惨状，着手举办善后，会同官员“斩荆棘，葺城堡，修庙祀，召集流亡，发资屯垦，创修董志城垣，大局粗定”[48]。随后，秦晋发生饥荒，饥民由陕北蜂拥流入庆阳。不久，庆阳亦因旱灾发生饥荒。魏光焘采取以工代赈之法，大力举办赈务。救荒之余，拣选有技艺者，由镇固营游击岳雪泉和魏渭南督率健卒，并力修筑庆阳府署。光绪四年二月动工，十一月竣工。工程结束后，庆阳知府李守愚，认为庆阳自明清以来迭遭变乱、文化不振的原因在于地脉的破坏。他说：
庆阳为周祖旧都，秦汉为北地郡，隋唐为庆州，宋为环庆路，后改庆阳府。因山为城，城周九里，设四门：东安远，西平定，北德胜，南永春。永春虽名南门，实居巽位。自宋元来，为西夏要冲，城厢民户不下数十万。汉唐以后，人才辈出，自公孙敖、甘延寿、傅介子、于志宁诸公外，明代如景清、李梦阳、麻永吉、米万钟等，并以文章气节著名当代。官斯土者，亦复名臣将相，后先继踵。自明万历间，前郡守误采浮议，废巽方永春门，而别于离方创建新南门。从此灾异叠见，文气日衰，不惟杰士英才，风流冥迹，即乡会科名，几至断绝。名为培植风脉，而风脉大坏。[49]
于是，他向左宗棠、杨昌濬、魏光焘等人请求批准立案，离方新南门永远杜塞，辟治巽方永春门，将永春门外的小南关、月城内的火神庙、门内的凤城书院一律修复，并对通城道路加以整修，庆阳府署从此面貌一新。
庆阳城垣也在回民起义战争中破坏严重。据知府胡励锋称：“咸、同花门猝变，郡中积粟最多，贼侦知陷城，井市廛庐悉为破碎。及克复，陴倪十亡八九。”[50]光绪十五年，在地方绅耆的请求下，胡励锋与其部属对庆阳城垣进行考察后，有见于城池破败之状，着手重建城垣。首先，令安化县令徐光兴对工程经费进行了评估，因需费浩大，且地方财政支绌，决定动用驻防部队维修，并禀报陕甘总督杨昌濬。由省府拨派部分经费，选派湘军将领协助，共同建修。胡励锋和湘军将领采择工料，亲往监督，并对其中用工情况详细查核。经过地方官员和湘军将士的共同努力，城垣很快竣工。重建后的庆阳城垣，“计筑城身溃陷者六所，高百尺，或数十尺不等。缮修谯楼四座，增筑女墙八百堵，其他月城、水道，砌砖级石，焕然一新”[51]。庆阳知府胡励锋指出：“雉堞森排，金汤险固，群山拱向，襟带两河，足以壮皇图，以资坐镇，非敢谓有志竟成，其亦吾之素愿也。夫嗟乎！妖氛既靖，户口凋残，太平三十余年，而元气亦卒不可复。后有贤司牧，休养生息，除盗贼以安良善，慎封守以固吾圉，他日比即芮夹皇之盛，登羔羊春酒之歌，抚公刘之迹，而绘豳风之图，安知有志者，不亦竟成耶！”[52]
3.白马关城垣
白马关距甘肃阶州东面二百余里，为阶州别驾分驻之所，向未创建城垣。回民起义爆发后，阶州虽非战争的主要地带，但也遭受了战火蹂躏，又因该地位于甘肃、四川交界，地处边隅，土匪和流寇时加骚扰和滋事，官民均以无城捍卫为忧。
光绪三年，刺史石本清向左宗棠禀请拨款创修城垣[53]，以管带安左营陈梅村率部督修。光绪三年四月肇工，因“关治狭隘，近河沙砾杂糅，难于施诸版筑，遂取材于山，全城胥梵以石，体重质坚”[54]，工程难度较大，进展较慢，延至光绪七年十月竣工，总计四年有余。建成后的白马关城垣，城高二丈，厚一丈五尺，周围二百八十一丈，炮台四门楼二，加固了阶州地区的防守力量。时人曾称：“石城告成，民争聚处，诚以有恃而无恐也。”[55]之后，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垣建置，陈梅村在石本清的协助下，捐资派弁，添设把总署及建修关帝庙、昭忠祠，并召集商旅进行贸易，以繁荣地方经济。两年后，阶州防卫稳固，经济活跃。据称：“商旅既集，廛市生色，虽斗大一城，居然气象维新矣！壬午夏，阶营来弁，为言城工竣后，地屡大震，其他城多倾毁，惟关石城毫无发损，是其可为金汤也者。”[56]
4.镇番县城垣
镇番属河西重镇，位于河西走廊要冲，为通往新疆的必经之道。旧城故址，土地碱性较重，加以飞沙积石，破败不堪。同治二年，陕西回民军进入河西地区，时任守令加紧修筑城垣，后因大兵压境，地方部队难以抵御，故派绅士和回民军订立和约，保证了县城安宁。
同治五年三月，镇番县令以回民军势大，恐县城失陷，决定大举修缮城垣。会同驻守镇番将领陶世贵共同负责。[57]总计建成“东西南三门环筑子城，门外缭以护门墩，独北城旧木设门，城上无楼橹，即其故址，拓筑敌台，高丈余，便瞭望，上下重构警铺。计城之周增裨补修者十之七八，四面分砌炮台一十有九”[58]。因工程浩大，经费不足，城垣仅初具规模，未能告成。同治六年，陕西回民军又结集攻打县城，因城郭未能完善，地方百姓束手无策。回民军占据乡村，城中兵民荷扉架木堵御，其势岌岌。为此，县令余宗麒商诸陶世贵，再次完善城垣。因财用匮乏，由余宗麒和陶世贵共同主持，“劝士民为之助，城绅输钱，乡人运土，官绅士庶共任其劳”[59]，利用倾颓仓廒四十六间移建窝铺亭，为巡防兵士庇护之所。同时集合众人之力修建沙城，以防止回民军进犯。经过修整后，镇番城垣在战火中得以保全。
5.陇西县署及巩昌城垣
同治五年秋，回民起义军攻破巩昌府城，陇西县署一同遭毁。战后，地方官员只能暂借民房办公和处理政务。光绪元年冬，郑先懋主宰陇西，此时地方善后已初见成效。年丰人和之际，他开始主持修建县署。向巩昌府请求经费支持，在旧址重建。正值周文翔驻防陇西，军事休暇之余，派人捄土伐木，召集工匠，协助修建。历经十月，县署落成。其规模为：“中为大堂，为左右库墀，旁为吏舍，前为宜门，为大门，大堂后为宅门，为厅事，阶下为东西厢，东偏院内为内宅，自西厢入为书房，其前辟隙地为小圃，凡庖湢垣溷、厩庌之属咸具。”[60]修建中，周文翔督率将士勤于其事，在很短时间内完工。对此，时人予以较高评价：“自吾邑公署之熸十年矣！今聿观厥成，不劳民，不费帑，而规制崇整顽固，远胜畴昔，令君之力，提戎成之也。”[61]
光绪二年，周文翔又禀请左宗棠，对巩昌城楼、营房和炮台进行了修缮，由甘肃布政使发帑银八百余两，鸠工庀材，通行增修。[62]在巩昌营修东门城楼一座、营房四所，西南北门共戌楼四营房四十七座、炮台十四座。用工五月，修缮完毕。
6.丹噶尔城垣
丹噶尔为三藏通衢，西濒青海，北连蒙古，群山罗列，两涧回环，属于边徼名区和西北军事要区。城垣年久失修，大半坍塌不堪，难资捍卫。
光绪十年，地方承平，郑连拔担任镇海协营副将[63]，目睹了城垣倾颓之状，着手加以补修。因财政困难，由其首先捐廉，置办工料费用四百八十两。并派安西中营帮带官补用副将朱德明和哨官谭光高、戴君虎、彭大有督率监修，安西马队帮带官补用游击杨国治及哨官王翰文、吕登科帮理工程。建修工程“于倾圮处而培筑之，于罅隙处而补苴之”[64]。并将东西两城门及更楼、炮台等处，一律修葺完善。城楼墙壁、梁柱，加以粉漆，并悬匾额于其上。历经五月，工程完竣。
7.河州城垣
河州为回民起义的中心地带之一，战后城垣坍塌不堪。同治十一年，左宗棠奏保沈玉遂补授河州镇总兵[65]，沈玉遂向左宗棠禀请对旧有城垣进行修缮。因地方财政维艰，沈捐廉一千一百七十两，遴选干练之员督率勇丁动工兴建。在湘军将士的通力合作下，河州城垣迅速完工，总计费时两月。左宗棠派人详细查勘后，认为城垣坚固完备。新建城垣规模，左宗棠在奏折中作了详细说明：“综计城垣周围，计长九里三分，高五丈，换修城垛二千二百四十九个，城上更房、拦马墙等工一律建修整齐，绕城四围开挖壕沟一道，约深三丈余尺，宽二丈余尺，底宽一丈，并于东西两门建立桥亭两座。”[66]
以上几地的城垣，属于甘宁青军事要冲之地，是湘军集团修复和创建的重点，因修建时间大多是在回民起义结束不久，地方财政和民力困艰，因而在修建过程中力争上宪支持，同时由湘军将领捐廉所得，没有动用政府经费，在人力上也以湘军兵勇为修建的主力，基本未曾动用民力。
（二）新建之区县署、城垣
回民起义战后，湘军集团对甘宁青地区的部分行政建置进行了整合，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变动后，为了确保新建之区行政事务的正常运转，湘军集团对新建区划县署、城垣和行政设施进行了修建。
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奏设平远县，建邑既定，陈日新为首任县宰。陈到任时，平远景象残破。据其记载：“甫下车，无栖止处，循坍塌陶穴，以蔽风雨，居民十七家，皆流离琐尾，野处荒滩。”[67]于是，他以抚绥招徕为急务，大力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而未及修建衙署。因民穷财竭，加之位于荒僻之地，交通不便，给修建衙署造成了诸多困难。他指出：“野无可使之民，穷也，山无可伐之木，童也。什物器用，无不征之数百外，而不能取诸官中也。况计及力役之资，而府库空空也。是虽心欲为之力有未逮。”[68]此外，平远、海城建置伊始，划分经界事宜繁杂，无力顾及。
同治十三年，观察使魏光焘利用湘军士卒创建城工，认为县署急需创办，经与陈日新妥商后，在颓垣碎瓦的基础上进行创建，举凡清除荒芜、治版图、相阴阳等事宜，皆尽心布划。从各地召集工匠、准备建筑材料，并多方听取意见，利用清真寺可用材料加以修建。在湘军兵勇和地方百姓的共同协作下，县署很快落成。陈日新总结说：“夫平远生民以来，介在荒徼，今居然邑矣，居然城矣，又居然公庭矣。规模于是乎建，政令于是乎新，上而朝廷，下而大府，黎庶期望，正不知如何也。宰斯土者，得以坐堂皇而莅治，更不知宜如何尽职，庶几无负乎百里之寄。”[69]
平远位于固原东北，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边墙创建始于明代，弘治以后边事吃紧，三边总督杨一清建筑边墙，以资捍卫。后继任总督王宪修筑长城关，城墙高厚坚实，极为雄峻，进一步加强了该地防务。但在康熙二十五年地震中受损严重，地方官员历经修缮，仍难恢复旧貌。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以平宁幅员辽阔，政府统治虚弱，故奏请在下马关添设县制，采纳魏光焘建议，以古平远作为县名。令湘军将领张九元、李瑞林督工，与陈日新并力创建城垣。因西城被溪水所淹，在其周围重建，建成雉堞七百零二个，倾陷部分也予以重新补修。
董志塬隶属安、宁、镇三属，毗连陕境。土地肥沃，广袤数百里，四距深沟。同治初年，陕西回民起义军进入此地，并以之为主要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与清军作战的重要据点。湘军经过近十年的征剿，始得逐渐安定。同治八年，平庆泾固道魏光焘会同庆阳知府谢大舒及地方官员周历相度，划疆定界，采旧堡北三里，拟筑新城，置安化分县。[70]经界划分后，左宗棠又命魏光焘负责具体规划和抚绥事宜。首要举措为创建县城，以镇固营管带官范朝海、刘乾福、岳正南等督率士卒修建，同治十三年八月兴工，光绪四年结束。建成后的县城规制，主要机构基本健全，总计“城环以壕深，堞五百三十有二，炮台十二，内建文武庙各一，县丞署一，并衙祠、仓库、学署一，外委署一”[71]。县署的创建，对于加强军事防务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魏光焘所指出的：
县丞，佐贰，职也，而任则专城，钱谷司之，刑名理之，体制几与县埒。当此兵荒以后，莅新城而膺民社，居者畋尔田，何以抚此遗孑；来者依吾宇，何以安此边氓。偕训导以崇文，振兴攸赖；协汛弁而备武，捍卫惟资。生聚教训，盖其责不綦重矣。惟赖良吏，相继拊循，勰气薮敷，蒸蒸日上，以为国家之光。夫保障嘉猷，不恃有城高池深之险，而恃有固结不可懈之心；不恃有临危应变之才，而恃有郅治弭乱之术。政分大小，官别尊卑，而上下感应之理，一而已矣。[72]
魏光焘并对地方官员寄予了厚望，勉励其以固结人心、郅治弭乱之术作为治理方略，以保证地方的安宁和稳定。他说：“履斯任者，使各尽乃心，各循厥职，仁育义正，沦髓洽肌。行则阴阳雩雩，天时顺也；疆理疃疃，地气凝也；风节矫矫，人心同也。通生茂育，含和吐气；萎荼以振，即或有不测之虑，众志相孚，咸知亲上死长之义；弹丸黑子，永固金汤，庶不负昔之凿斯筑斯而今之成斯也已。”[73]
除承修董志塬县丞城垣外，还对附近各县残破城垣进行了修缮。[74]事毕，杨昌濬上疏，请求对出力人员奖叙。他说：
饷项非裕，时初举赢，往往有措手莫及之叹，惟营勇习于劳苦，力不强于常人，工程之营员费可期于核实，故以上工程不数年规模大备，使瓦砾荒凉之地，一变而为城市辐辏之区，生聚日繁，保障周围。该在事文武员弁，或相度经营，或亲督率无间，寒暑不避辛勤，洵属实力趋公，不无微劳。[75](www.xing528.com)
巩秦阶道行台，创建于顺治二年，位于秦州陇南书院之左。乾隆年间，道署移驻岷州。同治元年，观察林之望主政巩秦阶道，正值回民起义爆发，岷州道署毁于烽火。林之望以分巡道督办南路军务，驻节于秦州试院，其后该处成为历任官员办公场所。但因试院在秦州寺庙之内，场所简陋，可用面积很小：“无舍馆，痺逼破漏，至听讼于庑下，案牍、簿书栖列无所，往往散乱不可省视。”[76]历任分巡道皆因陋就简，未能修建。董文焕任巩秦阶道后，慨然以兴废为己任。但虑及兵燹后民力未复，地方经济困难，故向左宗棠请求从西和、礼县变产中集资，取材于陇南书院所余之材，又筹集经费购买木材。准备就绪后，由州牧黄翥先相地庀材，县令杨乃济具体管理，择日兴筑。地方百姓也乐于趋从，协助建修，“以畚以锸，以绳以削，则断度寻尺，是经是营，不督不期，役者自动”[77]，在较短时间内完工。行台衙署、官员办公地点、视事厅、斋室等均以次建成。修建后的行台，规模壮观，办公设施齐备，改变了行政废弛和办公简陋的旧貌，地方行政管理也逐渐走上规范。正如董文焕所言：“崇檐崛兴，复宇相瞰，周以涂暨涣以粉垩，阶墀整洁，缭垣穹严，壮不至僭，丽不及移，听断，有燕休，有地条，教政理于是出纳，士吏宾僚于是驰走，至于伐鼓击槖，以警昏听，下漏数刻，以节昼夜。则又新是四器，列而栖之。”[78]地方人士也予以较高评价：“轮奂哉！中法程哉！昔也瓦砾，今则闳栋，无往不复，是乃天道。曷刻金石以示将来，夫巡方问俗，激浊扬清，巡道之责也。制既备矣，君子居之，容可苟安？故凡民有利焉，何以因之？民有蠹焉，何以怯之？民菑何拯？民难何恤？民暴何戢？民讼何息？保障之倚，德教之行，皆在此地也。”[79]
河州宁羌驿堡，因久历兵燹，大半倾圮。光绪二年，平西左营提督杨英华驻防于此，认为该地“系河洮要区，有分防，文武官署，民商集之所，不可任其颓塌”[80]，决定捐资派勇，募匠烧砖，重新修整。其具体规划为：“椝堡三门，今则塞其北门，留西南二门，为出入。取南风，解民愠，西止干戈，去北门刚劲之气，以挽民俗逆横之风。”[81]委派帮办辅营协镇都督府陈慎友负责，督率兵勇在一月内完工。重修后的宁羌堡驿，蔚为壮观，足资防卫。陈慎友评论曰：
登斯城也，势凌霄干，目送霞云，挹西山之爽气，五方美之清娱，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日之升矣，耕樵出焉。睹彼角中，足助其眼界之宽也。然念雉堞璨然一新，虽非金汤，亦期巩固。[82]
二、交通、关隘的整修
（一）整修道路
甘宁青地区历来交通落后，成为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回民起义战后，湘军集团加紧了修整道路的工作，以便为善后和重建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修整道路方面，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个地区：
1.宁夏三关口车路
三关口古称金佛峡，地势险要，为军事要冲。该地“峭壁夹流，石径耸立，蛟龙出没之薮，豺狼丛伏之区也。春冬则冰凌滑折，夏秋则雨潦汹涌，而地冲要，往来如织，马箎车轮，辄事倾陷”[83]，给交通和行人带来了很大不便。
光绪乙亥春，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倡导捐廉，购置工料，督勇鸠工，以湘军将士为主力，从安国镇南岸西上，凿石辟山，将崎岖不平的山路修整为平坦大道，一直到关口外的瓦亭。该路修复后，魏光焘“策马乘骡周历，上下相度，险骑跋涉者，恐犹有惮心”[84]。于是命令湘军将士对于道路崎岖者整修，有人以环境恶劣、任务艰巨为辞，他反驳说：“凡为民役者，必恤民力。而顺民情，难易非所记也。”[85]魏光焘派总兵朱正和督任其事，龙恩思为助手，招募工匠，通力合作，经费从官俸中支取。沿三关口北旁，向南开辟石根，“叠石为栏，顺其水性，依水成浍”[86]，建成一条康庄大道。“路长二百寻，高及二寻，沟深逾四尺，缭以护坦，两轨并驱如裕也。”[87]魏光焘指出修建这条大道的目的是：“吁蹉乎世路，多出于艰险，人情每忽于安处，今勉增筑之。俾毋阻前行，不敢谓恤民力、顺民情，使艰险而归于安处也。”[88]
此次车路修建过程中，将领朱正和与龙恩思为主要督造者，总兵官萧玉元，副将魏发沅、杨玉兴，参将邹冠群、彭馥桂、岳正南、罗吉亮、徐有礼等分别督率士卒参与筹办，成为迅速完工的重要保证。车道建成后，御史杨重雅任职甘肃，路经此地，对车道和湘军将士的贡献给予了较高评价：“光绪丙子奉移桂檄，重出是关，见夫平平荡荡。向之巉岩奇仄者，今且如砥如矢矣。读吴学使摩崖记，知观察以治军暇，用军士平之。益叹观察之善将兵，且益叹伯相之善将将也。”[89]
2.徽县大石碑路
徽县隶属于阶州管辖，县南六十五里有一白水驿，为通往川陕之要道。宋至和二年，转运使李虞卿因青泥岭旧路险峻，上疏开通白水路，自河池至长举驿，未成而去。河池令王令图及二部郎中田谅等继任者陆续修建，白水路始建成。明时曾专设驿丞，为政府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但历经沧桑，年代久远，“陵谷变迁，雨雪剥蚀，向之坦途，遂成峙径”[90]。而且山水相间，成为地方一大交通障碍。遇有气候变化，行人更为所苦。杨昌濬指出：“地左山而右江，水涨辄阻。山故多石，循山穿石罅以行，羊肠一线，石滑无以妥足，稍懈即仆，人与马骨落江，葬于鱼腹，行者苦之。每遇淫雨，恒弥月无行人。”[91]
光绪四年春，杨昌濬帮办陕甘新疆善后事宜，地方官员禀请修建大石碑路，但因地方甫定，军务繁忙而无暇顾及。光绪十五年，杨昌濬奉命移督关陇，担任陕甘总督，命知县龚炳奎负责修筑，并饬令总兵易顺胜督率部勇，会同地方百姓和匠工，对大石碑路重新整修。将旧有路段逐一增补、修整。“或穴石实以硝磺屑，引以长线，火发石裂，于是凸者斩之，窄者展之，凹者补之，曲者直之。”[92]工程始于光绪十七年九月，结束于十九年十月。杨昌濬委派秦州知州张珩进行勘验，共计程达五十五里，内修桥梁十四处。尤为险峻者如照壁岩、四道河、瓦全山、大石碑等处均修理完备。重建后的大石碑路，道路畅通、路面宽阔，为战后徽县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杨昌濬说：“昔之狭仅尺许，如循蚁蛭者，今可并辔而驰矣；昔之高至数丈，杳入云际者，今周道如砥矣；昔之惴惴然涉春冰、蹈虎尾者，今且歌于衢、舞于市矣。往者来者，肩其物、负其子者，相属诸道，庆幸同声。昔危而今安，行旅之欢呼，固应尔尔。”[93]
3.碾伯县老鸦峡石路
西宁府所属碾伯县老鸦峡，为碾伯通往西宁之间的一条重要捷径，峡水湍急，峡谷险要。原有旧路经长期水流冲击后坍塌不堪，若改道通往西宁，则必须绕过平番，因路途艰险，“旅人贪速，往往搏壁胁息而度”[94]。地方官员曾在山腰凿开石径，到达山巅，复又迂回迤逦以下，方能顺利通过。喻胜荣率部驻守西宁期间[95]，曾因军务经常往来于西宁和碾伯之间，目睹了老鸦峡道路艰险之情形，遂请准左宗棠进行修建。他捐募石工，并派湘军部队旗官率领士卒督修此路。时值冬季，冰寒地冻，将士用炭火消化冰冻，峡脚冰冻石头得以显露，然后“即石脚叠揫巨石，高出河身逾三十丈，广半之长竟二十里，于水际密植径尺榆椿，孔贯铁索入于崖穴，壮以横铁”[96]。
4.九巅山粮路
临洮南面九巅山，位置险要，位于汉藏交界之区，层峦叠嶂，山峰崔嵬，森林茂密，洮河从旁经过，水流湍急。同治军兴后，山路地僻人稀，极难穿行。此外，回民军经常流动于其间，道路更为阻塞。
同治十一年，王德榜镇守临洮，负责善后事宜。他在临洮收抚降回，招徕流民，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善后初见成效后，又以九巅山粮路梗塞，运粮困难，行人步履维艰，倡导对九巅山粮路进行整修，以所部湘军将士驻扎九巅山前后，“拒防运道，督工监修”[97]。在峭壁上开凿梯栈，悬崖处则修建桥梁以通。经过数月劳作，九巅山粮路竣工，改变了交通阻塞的状况。地方士民对修建工程给予了较高评价：“昔之人迹罕通，今则车马畅行，不啻王道之荡荡矣！所谓一劳永逸，一费而永损。”[98]
（二）桥梁建设
湘军整修和重建公路的同时，大力整顿和修复地方桥梁，以期进一步改变甘宁青地区交通落后的面貌。其中卓有成效的当属以下几个地区：
1.阶州杀贼桥和临江桥
阶州所辖西固地区，原有杀贼桥一座，因年代久远、方志文献无征而不可考。清代乾隆年间，经大水冲击而逐渐倾圮。地方百姓以该桥为当地要津，故设立渡船以通行人。桥上游为白龙江源头，其下为文县临江的源泉，沟渠归汇，急流奔腾。春秋之时，江水泛涨，行人多以为苦。湘军平定关陇后，因地方破坏严重，百废待举，善后事务繁忙，未能及时修补。
光绪庚辰夏，瓜子沟藏民聚众起义，阶州境内烽火复燃。湘军将领李志刚率师镇压，率部驻扎此地，目睹了行人艰难和桥梁破败之象，慨然以修复为己任，“相河流，度地势，重建大桥，鸠工庀材”[99]，以所部士卒担任主力。经始之初，汉藏百姓闻风鼓舞，纷起相助。“助木者轮囷雨集；助工者畚锸云兴。”[100]工程在三月内顺利完工。重建后的杀贼桥，长二十余丈，高五丈，宽丈四。规模壮观，更为坚固，足以保障地方交通之需。据称：“墩石下柱，雁齿上露，重阑凭倚，巍然大观。桥端并立，扼守关门，环以培堤、矶置。”[101]
阶州所辖武都郡临江桥，原系属邑文县，南通巴蜀，北接秦陇，为两省交通要道。光绪五年地震后，桥身塌陷，化为废墟，行人艰于济渡，商贩也常苦于交通阻塞。州守叶恩沛认为该地：“扼数省之咽喉，为往来之要道，路不可以斯须阻。……行役之病，司牧之责也。所知何事，而概委之邑令，隔膜视之乎？”[102]他担任州守期间，除兴农劝学，着力举办善后外，念及地方道路、桥梁关系重大，遂倡议捐廉，筹集经费，首先将业已废弃的王家坝路修缮完毕，其后周历巡阅临江桥，察看情形后，认为此桥虽属文县管辖，但也为阶州所属，修建工程责无旁贷。在其主导下，经始修建。因桥身塌陷，工料稀缺。他派人“搜岩采干，循锦屏山之南，逾黄鹿坝之谷，凡数百里，由番地转运巨材，顺白龙江而下”[103]。历经九月，顺利完工，解决了地方交通一大难题。
2.会宁县平政桥
会宁为甘肃东部重要属邑，县东张陈堡至古城翟家所，为车道必经之路。该地山冈逶迤，中惟坑堑，并有河流从东流入狭谷地带，左旋右搏，蜿蜒曲折。夏秋之季，山洪骤然暴发，泛滥汹涌，遇到冲击，后果不堪设想。冬春冰雪挡道，路面光滑泥泞，“寸进尺退，一日之间，数见倾陷”[104]。
光绪二年，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巡视此道后，对该地交通环境深有感触。他向左宗棠禀报后，以自己岁俸所入充建设之用，并倡导捐廉，以为集资，率将士千余人昼夜无间加紧修建。所部屯军“循山凿石，锛去廉利，填塞洼坎”[105]。从翟家所开始，到张陈堡为止，在旧路背面开通一条长达二十余里的新道，又在董家沟、白家沟、古城子沟诸野水通川处建造三座大桥，黑耶沟建修一座小桥。由于湘军将士的共同努力，工程在月余内完竣。左宗棠大为赞赏，并将建造之桥命名为“平政桥”。有人提出质疑：“孟子平政之说，就役民而言；会邑之治道建桥，所役者军。公以此义当之，有说乎？”[106]左宗棠从战后体恤民瘼的高度进行了诠释：
凡厥庶民，修桥治道，力役有征，农隙为之，其常经也。若夫役不可已，而民力不足举之。商旅俱病，又适当征调络绎，军事旁午，驿传攸经，而乃脱辐没踝，灾及行役，将若之何？会宁乱后，遗黎仅存。魏君慨民力之艰，不得已以屯军代役也，其恤民也。役师人之力修桥治道，而人欣然如营其私，事以速蒇，军不知劳。其兵民之杂处相安，抑可知也。修桥治道，会宁休息有年，丁男蕃衍，足任斯役，异时缮其坍圮，补其缺坏，有不待催呼而自亟者。追维始事之功，不益晓然平政之义矣哉！[107]
程履丰也对魏光焘修建平政桥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会宁非公所辖地，而修桥治道，无畛域之分，其政之平益可想见。桥成，而舆人交诵，行旅皆愿出于其途。”[108]
3.定西遮柳桥和将军桥
安定县城以西四十里外的内官营，土著百姓环城而聚。内官营外为市集，四方商贾辐辏。西关外有溪流横绕，柳荫夹岸，自然环境优美。该地旧有遮柳桥，北达省城兰州，西通河州、巴燕戎格，东接安定县城，自古以来即为行旅要道。
同治初年，遮柳桥毁于兵燹，两岸古柳也荡然无存。十三年夏，湘军将领李胜才驻军安定，目睹了行旅艰难之状，有心修复，但因战事繁忙而无暇顾及。光绪元年，地方甫定，李胜才一面经营防务，同时派部将章和荣、刘万顺、周在位、萧彰德、谢裕泰、陶茂林、郭发、周东元、喻子材、隆月廷，“率将士，庀良材，运巨石，重修是桥”[109]，规复其旧制。
遮柳桥竣工后，地方士人申告李胜才：“东关外溪水横流，为上下往来之要道，郭有子午潮，行人病焉。”[110]请求修复。李胜才认为部属前期屯田防务，目无暇刻，决意休养士卒。地方士人引经据典，说明修建的重要性：“古以土杠成于十一月，舆梁成于十二月。西关外桥成，而东关外病涉，宜急创之，以利行人。”[111]湘军将士闻之，也禀请乐成其事。他们认为：“我等荷戈持戟，虽冰坚雪积，堕指裂肤，犹或转战十余昼夜，穷追数百千里。今戍楼烙尽，夜不枕戈，被福多矣。区区而桥，一呼告成，奚足云劳？”[112]于是，李胜才以帮带楚军前路后营即补总镇章和荣，副将刘万顺、周在位、萧彰德、谢裕泰，游击陶茂林、郭发、周东元、喻子材、隆月廷率部修复。经过集体努力，桥工在一月内完竣。因桥旁有一杨将军庙，遂取名为“将军桥”。
以上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其实，湘军集团修复和重建的桥梁远不止此。据左宗棠统计，统领武威军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焘，统领楚军中路各营记名提督镇海协副将周绍濂，会同统领楚军前路各营提督刘端冕等，督饬各该防营，于操防护运之暇，次第承修会宁属境大小砖石土木桥十九座，安定属境木石桥八座，金县属境木石桥三座，皋兰属境木桥一座，泾州属境大小木石桥九座，平凉属境大小木石桥二十九座，固原属境大小木石桥十座，隆德属境大小桥梁六座，静宁属境大小土桥七座。[113]
（三）关隘修建
关隘修建是湘军集团的另一重要举措，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瓦亭和西宁南北两关。
瓦亭位于陇东边陲，系甘肃东部重要关隘，为历代经营西北防务者所重视。魏光焘指出：“自来守土，先保障之策，关隘为重。瓦亭者，据陇东陲，为九塞咽喉，七关襟带，北控银夏，西趋兰会，东接泾原，南连巩秦，诚冲衢也。”[114]东汉建武初年，隗嚣兵犯陇东，朝廷派大将牛邯屯兵瓦亭以拒。晋太元十二年，蒲登与姚苌相持，也驻兵于此。唐至德元年，肃宗驾幸灵武，瓦亭为牧马所。宋建元年间，金兵攻陷泾原，刘奇退屯瓦亭，整顿军伍。抗金名将吴玠亦曾与金兵在瓦亭展开会战。
回民起义爆发后，左宗棠率湘军戡靖西北两路，也在此“设重防，通馈运”[115]，将其作为平定西北的重要军事据点。战后，防务有所松弛，瓦亭也渐被忽视。光绪三年，魏光焘因该地防务重要，向左宗棠禀报后，决定重修。他招募工匠，准备工料，饬令所部武威后旗、新后旗伐木锤石，会同工匠规复旧制。因该关原有规模破败不堪，“周七百四十七步，坍塌五百四十余步，饔洞堞楼，悉倾圮无存”[116]。于是重新加厚基址，增其规模，拓展长度和宽度，“新筑六百九十五步有奇，补修一百八十八步有奇，依山取势，高二丈七八尺至三丈六七尺不等，面阔丈三尺底，倍之为门三：曰镇平，曰巩固，曰隆化。上竖敌楼雉堞五百二十四，墩台大小八座，水槽七道”[117]。经过重修后，瓦亭面貌焕然一新，规模壮观，防务坚固，也为地方百姓提供了便利，诸如通邮驿、聚井闾、塞险要等，均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告成。此次修建工程的重大意义，魏光焘作了说明：“夫德政不修，徒凭山川之阻，负隅自固，几何不为地利愚，而侈谈仁义，弃险不守，俾寇乘其疏长驱深入，在昔失策者，更不知凡几，是故先生疆理天下，亦未尝不严司莞键，隐树藩篱，崇关山之险，为闾阎之卫也。”[118]
西宁城东面悬崖陡壁，对立千仞，湟水从中流过，水流湍急，交通极为不便。据称：“山径狭隘，车不方轮，马不并辔者凡三十里。”[119]其东面为小峡口，西面为四望峡，位居河州和西宁军事要冲，一旦河州军务吃紧，若有得力守将把守，可以一当百，若越此关口而入，则西宁城不可复守。
同治二年，回民起义军据城以抗清军。十一年冬，左宗棠命刘锦棠督率将士镇压西宁回民起义，回民军据守峡口以迎。经过累月苦战，湘军始将峡口攻破。战后，西宁办事大臣豫师以该地为军事要地，变乱频仍，故命西宁道张宗翰新筑南北两关。建成后，由左宗棠亲自命名，“南关曰定武，志兵威，北关曰德安，饬吏治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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