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调和民族与社会关系
湘军集团推行的隔离、防范和民族同化政策，对维护甘宁青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战后民族矛盾依然潜伏，复杂的社会冲突亦时有激化。湘军集团作为战后掌控西北政局的重要力量，试图尽力消除和化解民族纠纷和社会矛盾，构建一个持久稳定的社会环境。比较典型的当属对以下诸问题的料理。
一、贺兰山界争
贺兰山厄鲁特蒙古，俗称阿拉善蒙古。位于河套以西，东临宁夏，西接甘州，南抵凉州，北临瀚海。清初，厄鲁特民族繁盛，大约分为三部分：“分牧套西者谓之套夷，驻牧青海者谓之西海诸台吉，其驻牧天山北路者谓之北厄鲁特”[164]。康熙十六年，准部噶尔丹娶西套厄鲁特汗鄂齐图女，不久又兵袭鄂齐图，大破其部。[165]于是西套厄鲁特溃散，其部众有投入西藏者，有被虏归伊犁者，其中和罗理族则避居大草滩，其后请求西藏达赖喇嘛为之表请，将甘州东北的龙图山赐其游牧，以距边六十里为界。
康熙二十五年，侍郎喇孙率同蒙古部落，自宁夏中卫边墙起至石嘴沿河一带止，划定界址。经过地方官员共同议定并奏准朝廷后，对宁夏和阿拉善蒙古界务作出决定：“由贺兰山之阴六十里以内为内地，给民樵采牧放，六十里以外为夷地，蒙古插帐驻牧，汉夷各守定制，彼此不得越界侵占。”[166]
乾隆六年，额驸阿宝上疏请定边界，经理藩院咨商川陕总督后，檄令地方官员将蒙古百姓游牧耕种地方公定界址，仍照康熙二十五年题定界址，并重申前次禁令：“口内民人不得出边六十里外樵采放牧，蒙古不得在近边六十里驻牧。”[167]乾隆三十四年，阿拉善和宁夏地方界争复起。起事之因乃由阿拉善旗建修寺院而发。阿拉善旗在贺兰山以南曾修建一座寺院，距离定远营六十里，名为广宗寺，位于汉族地界内。因该地尚无树木可资采樵，故宁夏汉民未曾过问。[168]但不久阿拉善旗民又欲在距离定远营六十里的贺兰山以北建造福荫寺，亦在汉地界内。该处林木繁茂，系宁夏百姓采樵之所。宁夏百姓恐阿拉善“后日藉寺占山，阻其修盖”[169]。清廷派侍读学士福德、陕甘总督明山会同双方地方官员再次勘察界址。由小水口边墙丈量至建寺之处约六十里，仿照康熙二十五年题定六十里为界成案，至响扎子大山梁定界。并且规定：“所建之寺，准其盖完。蒙古当夏令时准居住山梁那边联络，山内有水草之地乘凉。除夏令外不得安籍游牧，又新造未成寺二里内不准砍伐树木，二里之外，周围所有之地，准民人取柴砍木，亦不准民人作为本业。”[170]
光绪四年，阿拉善又以汉民越界为由，请求重划界址，并诉诸理藩院。此时回民起义结束不久，地方案卷被焚，无从查核。左宗棠檄委宁夏道耆彬、宁夏知府海容和湘军将领冯南斌，会同阿拉善旗头人对贺兰山界址勘察。其间因宁夏地方官员调动频繁，界务只得搁置。
光绪六年，左宗棠饬令耆彬会同阿拉善旗王和宁夏地方官员“亲历各处，详细履勘”[171]。一面实地勘察，同时对清初办理成案进行详细考核。首先对阿拉善王交出的乾隆三十四年奏定档案予以核实，将其与以前故平罗县令抄存汉字档案进行对比。经详细考订后，双方一致认定仍遵照老案，“以自口六十里外为界，公立议单，各无反悔”[172]。其后阿拉善王又呈称，以所绘山图不符为由，希图违反前议。经过耆彬逐条驳议后，始无可折辩。耆彬又奉左宗棠之命将原案刊入石碑，以垂久远。
光绪九年，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贺兰山界争，宁夏道耆彬进行了详细规划，并将其举措禀报陕甘总督谭钟麟。谭钟麟对清初办理此案详加考证后，认为光绪六年所定边界甚属合理：
查老案经理藩院覆奏，内称雍正十二年军机处议奏，总督刘于义等所称，自口六十里之内，原系民人伐木之地，应遵照原定游牧地方居住，自口六十里之内，任民人来往伐木。康熙二十五年，既拟定边界，毋庸复改。另议此六十里地界之名，不可裁除。又据福德等奏，蒙古当夏令时，居住山梁那边联络，山内有水草之地乘凉，除夏令外，不可安籍游牧。又新造未成寺二里内不准砍伐树木，新寺二里之外，周围所有之地，准民人取柴砍木，亦不准民人作为本业，词意本极明晰，却无小水岭即中岭之语。若以小水岭为中岭，则距新寺尚有三十里之遥，何以谓新寺在六十里外，况距寺二里外，周围所有之地，准民人伐木，则自小水岭至向扎子中间连山内，皆可砍柴伐木也。[173]
回顾了清初办理贺兰山界争后，谭钟麟坚持遵循乾隆三十四年奏定之老案执行，不必另外议定章程。[174]在给地方官员的批示中，他从汉、蒙平等的观点出发，阐明了朝廷“恤蒙养汉”政策的合理性，并分析汉、蒙之间多次出现界争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坚守乾隆年间办理此案的正确性。他说：
盖贺兰等山，乃国家之土地，不得私为己有，蒙民、汉民，皆朝廷之赤子，自当一视同仁，其准夏令在连山内有水草之地乘凉者，所以体恤蒙民，其准在新寺二里外周围之地伐木者，所以养活汉民，而蒙民不得于山梁外安籍游牧，汉民不得因伐木据为本业，防维本极周密，至于绘图有详有略，原不以印信为凭，鄂博时立时毁，岁久亦未可深恃，惟乾隆三十四年铁案，则南山不移也。[175]
可见，解决界争问题时，谭钟麟能够遵循既定方案，持平办理，既维护了阿拉善蒙古民众的利益，也兼顾了宁夏汉族百姓的生计问题。
宁夏道耆彬遵照谭钟麟的指示，除在原案刊碑外，也详细注明了蒙汉民人的活动范围：
核查老案小水口蒙汉交界，系在距口六十里之响扎子山梁。所有小水岭，系准蒙古夏时寻觅水草，不许逾此之界。将此碑记镌刊三份，镶于道署及朔平两县，并于响扎子山梁陡壁之处，大刻蒙汉交界四字，使蒙汉入山民人目睹皆晓，并将此碑记于实缺朔平两县到任时，妥榻数通，随舆图并赍查考。又该旗所立鄂博一节，请饬全部遵照六年议单所定，嗣后若再立鄂博，必须先期报名部院查照应否准立，分行地方官，出示晓喻，以免蒙汉又起争端。[176]
二、就抚回民纠纷
回民起义结束后，就抚回民中不时出现冲突和纠纷，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甘宁青地区的社会稳定。其中以西宁就抚回民挟仇互告一案为最。
该案因西宁回民马福寿和马禄互相上控而起。马福寿自西宁就抚后，向大通知县张家相禀称，马禄曾参加西宁回民起义军，原系回民马壮教内之人，湘军攻破西宁后，该犯仍随马壮和白彦虎携带眷属潜逃肃州。肃州克复后，马禄杀母逃遁。[177]同治十三年由蒙古潜归，马福寿恐其滋事，将其控之于县。同时，马禄赴省城兰州控告马福寿。其理由有二：其一，马福寿于咸丰年间勾串回民马尕三、马桂源等造反，因马禄之父马伏海将实情禀报府县，马福寿怀怨劫财杀毙马伏海；其二，马福寿与同治十三年十月起事之河州回民闵殿臣有勾通情事。
左宗棠对于此案甚为关注，饬令甘肃按察使杨重雅提案审讯。据马福寿供称，自就抚随征后，曾因功赏牌、顶戴，马禄之父实系马尕三用石压毙，与马福寿无涉。其控告马禄杀母及婶一事，是听人传说，并无确证。马禄亦供称，本人系大通县旧教回民，马福寿为新教回民。因同治元年新教回众从逆，其家烧抢一空，其父被新教回民用石压毙，因而逃避异乡。回家后方知其父已死，欲为父亲申冤，加之马福寿先于大通县上控，因而赴省具控。至于呈内所称马福寿上年十月与闵殿臣勾通，系听大通人说的，并无确证。提取双方证词后，兰州知府又对当事人回民李沙霸、冶天朝、丁万仓等进行提讯，均供称：“马禄之父马伏海本是逆回马尕三用石压死的。马福寿并无暗通闵殿臣情事。马禄杀母、婶，又拐带蒙妇等事，小的等实无所闻。”[178]
多方求证后，马福寿和马禄互控案终告澄清，双方均有诬告之罪。左宗棠因系彼此猜疑而控讦，到案后又能诚心认罪，而且“同为新抚回民，同以谋叛诬告，究与寻常设端陷害者不同”[179]，将二人从宽拟议，发往烟瘴地方充军。左宗棠查阅了五军道里表，规定有西宁军犯应发云、贵地方安置。又虑及云、贵两省接壤，少数民族众多，恐其日后勾结生事。他说：“且老教、新教彼此向因争辩辄起衅端，防范不可不预。”[180]由奏请变通五军道里表中定制权，按照安插回民章程，将马福寿发往福建省极边、马禄发往广东省极边安置，均遇赦不赦。
由上述左宗棠办理就抚回民案件可以看出，在涉及民族纠纷问题上，他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尤其是战争甫息之时，民族关系始终是影响西北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就抚回民而言尤为如此。因此，其解决问题的方针显得较为宽容（相对于朝廷律例而言）。
三、阶州瓜子沟案
光绪六年，甘肃阶州瓜子沟藏民起事，为继回民起义后又一重大事件。
阶州所属瓜子沟，横亘于阶、文、西、岷之中，与四川松潘毗连，延袤二百余里，为土司管辖之区。该地民族众多，交通闭塞，山路丛杂，民族以藏族为主。起事原由，据善后时湘军将领所称，该土司“住址悬隔，所属土千总长、限总头等，以聚敛为事，子女牲物所取，番民无所控诉，皆敢怒而不敢言，以致生趣毫无，动辄思乱，积久更烈，理有固然”[181]。土司的横征暴敛，导致民变不断。自有清以来至光绪六年，已爆发三次变乱，皆因藏民不堪欺凌和重负而致。光绪六年之变虽因土司而起，但触发因素在于谣言。藏民古旦巴于光绪五年阶州地震后生一子，诡称活佛出世，由此煽动附近藏民，胁令啸聚为乱。收集军资，聚集西固（今舟曲）藏民四千余人反清，攻破西固州同所辖民堡，滋扰地方。左宗棠派河州镇总兵沈玉遂、道员刘璈等会同剿办，很快攻破瓜子沟，并将肇事者古旦巴、即勺羊刃节等擒获。
事变结束后，清廷饬令左宗棠和杨昌濬办理善后。沈玉遂力主革除土司制度。他认为土司有负职责，没有起到防卫地方的作用：
溯自顺治以后，该番地如铁布、三角坪、五坪三处，已变三次，屡烦大兵，要皆将就了结，未及远谋。兹又有瓜子沟之变，该土司虽早闻知，既不能消患于未然，复不能专任讨贼，由其年少昏庸，耽于嗜好，已属难资弹压。[182](www.xing528.com)
沈玉遂还从土司对当地藏民的剥削和压制方面，进一步阐明土司制度对藏区的严重危害。他指出：“平日只知敛怨，故临时呼应不灵，甚至纠集无赖番兵，到处骚扰。”[183]事变后，转向官局求给口粮，经龙锡庆禀明筹给后，依然指令所属按庄摊派，严重增加了藏民负担。此外，沈玉遂亲自传问当地藏民，以实际调查的结果再次证实了土司的暴虐。他说：“诚以此间番民多解汉语，每传试问，类多苦土司之暴敛，羡汉便宜，似有求归不得之请。”[184]
于是，沈玉遂向左宗棠禀请，对于阶州地区的土司制度，应在此次事变之后，因势利导，乘机实施改土归流，彻底消除动荡根源。他提议：
以该番地就近划归阶、文、西、岷各地方官受辖，或将所属各员弁，酌量移驻，以资控驭，仍酌留二三营，在此开修道路，藉资静镇，如蒙采纳，即当会同龙道、谭道查照历来改土成案，酌议善后简明章程，一面传齐各番族头目，恺切晓谕，取具愿归甘结，总绘地图，编送户册，呈请鉴核，并咨立案，庶番民快睹光天，伏莽胥归治化，实为一劳永逸之图。[185]
他又对地方土司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专利已久，一旦割地归流，必非所愿，造言挠阻，事在意中”[186]。为此，力主采取强制措施，严饬杨、马二土司，向其明示改土归流原因，自岷州东南铁布番起，抵四川松潘界止，所属毗连阶、文、西、岷各番地，一律改为各该地方官管辖。并令将该土司经收丁粮底册及原有地图，刻日检齐，呈送巩秦阶谭道核办。其有不便该地方官管辖之地，仍归该土司管理，倘有造言挠阻情事，即行严提革办澄清。
左宗棠认为，该地甫经安定，所有应除弊端，务必选取亟待解决者，并分条札饬杨、马二土司照办。对于所请改土归流一事，认为所称皆为实情，但虑及该地情形与当日云贵改土有所不同，因而批示缓办。他指出：
该土司抚属少不更事，所用长跟人等，又觉无一可靠，期善后不无结有治法之虞，曾与龙道熟商，实非变通不为功，周历番地，情伪尽知。似与云贵当日改土情形稍别，若非办理省便，确有把握，断不敢妄议更张，究俟回省酌拟条目，绘图贴说，另呈核夺。[187]
除沈玉遂外，湘军将领刘兰洲也曾极力促成此事。他在给左宗棠的提议中，持论比沈玉遂更为迫切，但左宗棠仍然力主缓办，给杨昌濬的书信中指出：
杨、马两土司于属番造谣滋事时不及觉察，所带土兵复无纪律，自应参革。惟刘兰洲遽议改土归流，亦难率准。鄙意或照滇、黔旧制，改土知州、土州判归汉官管辖，尚非不可，暂缓图之。[188]
左宗棠并对此次藏民跳神而引发事变进行了深刻检视，严防其利用迷信扰乱社会，危害地方安定。他认为：“西番民性愚好佛，动辄跳神以惑众，始贪酒食，继酿祸端，坏俗殃民，莫此为甚。”[189]于是，通饬各道府，严行查禁，遇有跳神妖言惑众者，立予拿办，以杜祸萌。[190]
此外，将赈济难民作为善后的重要内容，委派兰州道刘璈办理。刘璈拟定了赈抚章程五条，作为赈济依据，主要内容如下：
1.编查户口。通过编查户口厘定册式，并对人口情况进行划分，规定十岁以上为大口，十岁之内为小口，由局刊定册式。每户刊列一行，颁发委员带同通番逐庄传谕该头人，将现在归庄各户报名查点各若干口，垦地照式填注。[191]并由委员对于每户身份和具体情形进行核实后，将户册呈局，然后由局将各户应赈粮银数目核注，再发给各户票据，作为领取赈粮的凭证。
2.实行“计口授赈、粮银兼资”的赈济方式。这次战争中，许多藏、汉百姓的固有财产大半化为乌有。为了确保正常生活，刘璈认为“非粮无资口食，非银无以遂身家”[192]，并制定了相关规定：“编户后就地概给口粮一月，不论男女等类，大口给净面一斛，小口半斛，按日计算，麦米照折，由委员亲赴各庄，逐户点验，按口发给。如运粮不便者，仍给票令其起屋，种籽畜物非钱莫办，而钱难兑，运分银便。”[193]对于赈银也划定了等级，根据难户轻重程度，并依照其在战争中的表现分为上、中、次三等，填注册内，作为发放赈银的依据。
3.根据战争的破坏程度进行赈济。章程按照战争的破坏程度分为良庄、抚庄、良番三个等级。规定“良庄被毁，赈归上则”[194]。具体办法是：
凡汉庄并未从贼之番，庄有被毁者，列上，则大口赈银二两，小口一两，如有能同心协力杀贼献贼立功者归上，则大口赈银三两，小口一两五钱，若屋未毁者，而止被扰者，照上则减半，未被扰者免赈，至该庄孤悬贼中，该番能始终不从贼者，虽未被扰，应令该土司宽免本年租徭，以示旌别，有立功者另赏。[195]
抚庄被毁列为中则。其中规定：“凡先从贼各番庄被毁后，投诚就抚者，列中则，大口赈银一两四钱，小口七钱，如屋未毁而被扰者，作为次则，大口赈银陆钱，小口三钱，未被扰者免赈，或投诚后又能献贼立功者另赏。”[196]
战争中没有附从藏民，章程予以优恤。因不肯从逆而被害和抵抗阵亡者，战后经地方官员详细查明后，由委员优先安置其家属，并按照兵勇阵亡例给予恤赏银两。
四、水利之争
水利是关系农业的命脉。战后湘军曾大兴水利工程，保证了甘宁青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因水利问题而出现不少争端，以狄道州和甘州所属白塔河、石洋河水案为最典型。
狄道州所属柳林沟渠，自白石岩砌水入渠，至沟口分作三渠，历来为狄道师、潘、龙、秦等诸大姓和附近士民轮流灌溉。同治兵燹后，因修复水利而抽渠，致使师、潘、龙等屡屡联名起讼，一直未能告结，成为一桩悬案。光绪五年，署理狄道州知州潘效苏决意终结此案，他亲往履勘后，对于柳林沟渠案作出最后裁决：
照地分水，改为四渠，砌立水口，酌定宽窄。每渠各有日期，轮流灌溉，自始至终，不得错乱，亦不得壅塞渠口河底偷漏。[197]
并出具告示，陈述了解决水利问题的方案，采取“照地分水”，以地亩的多少为划分标准。为了确定渠口宽窄，首先将各渠地亩逐一清厘和丈量，然后重修渠口，砌立分水石嘴，以昭平允而期久远。[198]
此案解决后，潘效苏为了彻底消除水利纠纷，加强了对水渠的管理。改变原有水渠名称，官道渠改为礼耕渠，中渠改为义种渠，抽渠改为学褥渠，牙裹渠改为仁聚渠。[199]原来名称中的一些俗陋用语均被礼、义、学、仁这些带有教化性质的雅称所取代，寓含对于战后地方的道德教化之意。并对水利管理作出规定：“每渠应择立水总一人，以后修理渠工，分期灌水，以及渠内一切公事，即归水总经理。”[200]从地方百姓中选取卓有深望者充当水总：秦镇西为礼耕渠水总，刘迎喜为义种渠水总，潘林清为学褥渠水总，何允僭为仁聚渠水总。并规定“嗣后遇有渠内公事，概由该水总等商办，以归划一。”[201]经过潘效苏妥善办理后，长达六年之久的狄道水利案圆满解决。
继狄道柳林沟渠案之后，武威和镇番两县百姓因水利问题复起争端。
光绪六年，武威所辖九墩沟百姓因侵占白塔河水利，筑堵草埧，伸入河身，[202]侵占了邻县镇番百姓的利益，镇番数千人诉诸凉州府。凉州知府经过审查后，断令将所筑草埧拆毁，其沟口只准一丈五尺，如遇天旱水微，只准在本沟挑深，不得在大河盘沙堵水。[203]但九墩沟百姓置若罔闻，旋断旋翻。镇番县百姓复又诉之道台铁珊，铁珊亲自履勘后，饬令所开沟口，依然按照府断一丈五尺排载木桩，明定界址，将原筑草埧一律铲平，详院咨司立案。[204]七年，九墩民私行拆去界桩，复由石羊河冲水中流挖沟引水。道台提案惩办，断令在沟口及石羊河草冈下头安插柳篓为界，不准九墩民在水口外堵埧挑浚，并不许拆去冈头柳篓。[205]此后八年和九年间，武威和镇番两县的水利纠纷连续不断，地方官员也屡经断理，但均无济于事。迨至光绪十年，龙锡庆任职甘凉道，九墩民又违背府断，将原定一丈五尺水口宽掘开二丈有余，偷拆岸旁所镶柳篓，并在原设柳篓的草冈下头深挖沙坎宽至一丈五六，拆毁横截河身逼水西流的柳篓，以致大河水势皆注于东，镇番百姓速将此事俱控于龙锡庆。龙锡庆对案件进行详细审核后，采取了强硬政策。在对九墩沟水源进行考究后，认为其“向由熊爪湖开浚浇灌，不惟于石羊河毫无干涉，即使白塔河亦非其所”[206]。对于该处所垦田亩，他认为应禀明总督报请朝廷后，豁免钱粮，作为官荒。但又从民生的角度出发，虑及该地“垦地已久，生聚日繁”[207]，因而仍判归九墩沟百姓耕种。在清理水源和田亩的基础上，他严饬“凉州府督同武威县、镇番县前往九墩沟查勘，变通办理，但不得于镇番稍有妨碍，旋即查明禀覆，断令九墩民仍照原案行水，并将私口一律填塞，永为定例”[208]。由此，延续六年之久的水利案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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