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隔离、防范和同化
湘军的战后移民政策，是对甘宁青地区回族分布空间的一次重新整合，奠定了以后甘宁青回族的居住格局。经过此次调整，原有的回民分布基本消失，自唐宋以来作为回民活动频繁和聚居的地区出现了空缺，成为汉族发展的重要地区。同时，甘宁青地区又形成了新的回族分布空间。[89]湘军的移民政策中，已经蕴含对回族的防范和隔离之意。自成片段、不致与汉民相杂等，即是防范和隔离的明证。移民结束后，湘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新迁回民的管理和约束。
一、对外往来的监督和限制
完成回民迁移后，加强对新迁地区回民的管理和约束，使其安定从事农业生产，成为湘军极为关注的问题。首先，严格管理和清查迁移回民的户籍。由地方官查明户口后，给予良民门牌，填写姓名、年岁、籍贯、男女丁口，分晰开载。[90]每十户由地方官选择一人充当十家长，给十家长门牌一张；每百户，由政府选择一人充任百家长，给予百家长门牌，十家长和百家长门牌均须张挂门口；对于不满十户、百户以及超过十户、百户的地区，也按照户数多少设立十家长和百家长。其次，限制和审查回民的对外活动。《安插回民告示》明确规定：
回民安插地方，由地方官指定，不得擅自出外闲游，混入城市，致滋事端。如须赴城关、市集买物、探亲，应由各百家长诣州县官衙门预领本牌号签，令其执持，以凭察验照护。每百家准领板号签三十枝，一签以两人为度，不得过三人。如有事远赴各厅州县境，由百家长报明地方官请给路票，注明所往何处，所干何事，限期缴销；每张取路票纸朱硃钱四文。如无路票，定行查办。纵途中遇有损失，亦不准究。至过省行走，必须由各州县申明该管道衙门发给护照，始凭盘验，倘无护照私行往来，查出一律严办。[91]
对于迁移回民，首先从对外交往方面加以限制，制定了外出条例，由地方官对外出回民人员的多寡、活动的目的以及跨地区活动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并推行路票制度。河州平定后，制定了《抚后禁令》，规定：
无事不准过洮河及来往西宁、洮、岷各处。洮河各处渡船悉数呈官。康家岩、狄道州及通西宁过河渡口，除由官建浮桥或渡船以通驿道外，其余各处概不得私设渡船。其留易定于三甲集、太子寺及河州境内各处，均听其便。如实有事故必须出境者，由该十家长、百家长禀官察酌可否，给予护照。若未领护照，以私逃论，拿获讯明情节，加等治罪。[92]除限制活动地点外，还对擅自外出者严加惩办：
河、狄回民，从前喜习拳技及跑坡、驰马诸事；稍长，托言出外做生意，实则骑马抢劫。此后如再有犯此者，本州文武官员访拿讯明确实，详请惩处。[93]
同时，严禁外来人员入境：
抚后有从外新归者，即当随时禀官传验，补造户口清册；有外处回民前来探问者，亦即随时禀官查询；如各处罪犯潜逃至河州者，立即擒送，毋得隐留。违者分别轻重，加等治罪。[94]
制定禁令后，左宗棠饬令地方官员遵照办理。但具体执行中，也时常发生因违规行为而受到惩处者。
迁移金县回民，安插后纷纷请票外出。金县知县蔡宇光依照禁令，分别给予路票，令其出境。但回民外出后，逾期未归者和擅自出境者达六百余人。蔡宇光据情禀报左宗棠。左宗棠认为此举违背了《抚后禁令》，饬其严加约束。他说：“金县安插回民内陆续请票出境逾限未归及私自出境者，共有六百数十名之多，安插定章几同虚设，太不成事。”[95]并明确指示：
所有请票出境逾限未归各回，应即检齐票根，查明所往何处，所干何事；其私迁出境者，应开明户口花名，确查私迁住所，一并分析具复，以凭行查。见存回户，应督令各回目加意约束，倘仍任潜行出境，一经查出，除本犯从重治罪外，仍将该管各回目分别惩办。地方官失于察觉，即予参处，断不曲贷。[96]
旌善马队分统黄鼎因部队装备问题，无视禁令，未经地方官给予路票，私派安插回民郭定和等赴泾阳购车，凉州知府黄崇礼禀报了左宗棠。左宗棠指出：“定章，安插各处回民，无紧要事故，不准远赴他处；如确有要事必须远出，宜必报由百家长转报地方官核明所报事由，尚可准行。所往地方与定章开载无违者，方准转呈该管道府发给护票，一票以两人为度，不得过三人。至请票赴陕尤应察禁，以甘安插回民多系陕籍，定章不准回陕；若准照常行走，必肇事端也。”[97]对于黄鼎的擅自举动，左宗棠明令候行总理行营营务处、总统湘军、西宁道刘锦棠严肃申饬。并严格申明纪律，凡此后遇事，必须先行禀报刘锦棠，始可遵照执行。对于郭定和赴陕购置车骡人员，以及裹挟越境回民，左宗棠批示：“郭定和代购骡车及车中什物，应由黄崇礼饬派妥丁，另雇汉民车夫赶解肃州行营。”[98]车骡价值结余，由当地县令提讯郭定和后再行解决。
对于郭定和一行的处理，左宗棠最后明确批示：郭定和之侄郭虎儿、郭鉴芝及雇觅车夫安四、蓝七儿、杨天贵等，讯明均无违犯别情，从宽一并先行递解各安插衙门，交该管百家、十家长领回管束。乘机擅自越境之兰世效、兰永福、于月英、于成喜儿、于荣贵暨续获回民李元成等，因未经领票擅自贸易，将其贩运骡头货物一并在凉州出售后，解回安置厅县。除照章笞责外，由百家长和十家长领回严加管束。并规定：“嗣后再有违犯，即予严办，百家、十家长亦当连坐。至各回售卖骡头等物价值，应交官当堂给发，或封固随文递解该安插衙门给领，以免勒掯讹索。”[99]此外，对于地方官员也分别予以奖惩：“兰世效、于月英等此次请票赴泾阳，均无紧要事故，该各厅县既不悉心体会，又不呈请道府核示，遽行给票，均属糊涂，应行司移道一并严行申饬，各记大过一次。凉郡保甲局员盘获认真，应各记功一次，以示激励。”[100]
同治十年，福济向清廷上奏，拿获甘肃平番县人成娃子，寄居肃州，经审讯后，供称：“同治八年，杨军门与回回讲和，上年八月内回匪十人持杨军门票出来贸易，随后出来五百人，又有穆姓二人持杨军门印票赴将军公旗下贸易，后跟贼三百多人等语。”[101]清廷谕令左宗棠确实覆查：“所称杨军门是否即杨占鳌？有无此等情形？着左宗棠查明具奏。”[102]左宗棠派杨占鳌查明后，杨对此事作出解释[103]，承认并未发给路票。此事澄清后，左宗棠在奏疏中，对成禄和杨占鳌进行了严正申斥：
回性狡诈异常，擒贼供词，每多不实。前次成禄、杨占鳌收复肃州，原系草率完事，本地之良莠未分，外来之客匪更无从稽查，其四处劫掠，不必定借路票为护符。况用回目专办回务，且署城守营都司，令其酌给回民路票，直无所庸其稽察。是办理舛误不仅在滥给路票可知。[104]
秦州所辖清水县，与陕西接壤。战后回民为解决生计问题，不时赶赴陕西贸易和营生，引起了清水县令高蔚霞的警惕。左宗棠认为：“甘境安插回民请票赴陕，应行察禁，免生事端，原指安插陕回而言。若本省土回有因居处毗连陕壤向赴陕境贸易及赶脚营生者，自未便一律禁止，阻其生路。”[105]但在管理上，依然和迁移回民执行同一政策，对于外出活动地点、时间、目的等严格按照定章，报请十家长、百家长呈请地方官给票出省出府，并应转禀道府加给印票定限回销。[106]外出遇有特殊情形不能按期归还者，谅情予以变通，经办理相关手续后，给予宽限。左宗棠批示：“沿途如遇风雨阻滞，或脚夫到地卸载另受商雇，及回商到地后复赴别处贩卖，不能如限归籍，须展限若干日，均准执原领路票呈请该处地方官衙门于原票上分析注明，加盖印信，一面移知该安插衙门，一面具报，以便稽查。倘展限之后仍逗留不归，立予拿办。”[107]此外，为了杜绝请票问题上官员的营私行为，左宗棠在批札中申明：“该各地方衙门遇回民执票呈请展限等事，概应严禁书役勒掯需索，尤为切要。”[108]
除严格限制和监督回民对外往来，还尽力防范官员的腐败行为。战后移民就绪后，不断有回民西逃之举。左宗棠知悉后，对各级官员和将领进行了严厉斥责，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弁兵的疏忽，并对一些将领不顾禁令私发路票的行为表示了极大不满。他说：
各属安插回民逃匿西路，皆由地方营汛疏于稽察所致。兹当查办匿回、重申禁令之际，营弁于西来回民宜如何小心盘查以赎前愆？据称松山营经制外委王三文、庄浪营经制外委杨致中，不惟不小心盘查，并敢私给回民毕子千等赴肃路票，胆大糊涂，莫此为甚！纵讯明给票由于请托，并无收贿情弊，亦应一并请咨革，以示儆戒，何得从宽了案？[109]
对已犯者如安插平凉的毕子千、毕士敏等，除强行押解迁移地点外，饬令平凉县令各笞一千，交百家、十家长领回严加管束。[110]
甘州知府龙锡庆向左宗棠禀报了甘州官员的舞弊行为，左宗棠考察后，认为迁移回民屡禁不止，由于将弁索费所致。他说：“查安插回民无票私逃，或买旧票剜补执持出境，不向地方衙门请票，由于书役门丁遇其请票时通同索费所致。”[111]于是，他札委各道府饬令所属严格查禁，并出示晓谕：“凡各回请票，除照章每票给纸砂钱四文外，门丁书役倘敢多索票费，准回民喊禀究办，以杜弊端。”[112]
除严格推行路票制度外，还密切关注已抚回民动向，对于敏感的外出问题严加防范。
同治十一年，陕西巡抚谭钟麟在西安盘获丁伍连、杨勒娃等，供出化平川回民有探听官兵消息，仍图复变情事。[113]经审讯后，供出探子姓名。左宗棠饬令平庆泾固道魏光焘查对册籍姓名，亦有数名相符。虽有案犯口供，并查有实名，但左宗棠发现了案犯所供诸种疑窦。他指出：“如谓丁伍连所供实有其事，何以其父丁成宗同到咸阳，即分路先往河南，其母又称儿子要往河南找人，并无到省探信之事？诡谋密计，不告其父母，何以一经委员盘获，即自行吐供？”[114]此外，对丁伍连所供安插化平回民陈林、于照临、马常顺（没有安插化平）、郭二、蓝明泰、安杰等人，左宗棠派人赶赴化平查对。据冯杰卿和喻胜荣回报，该犯所供数人自安插后，尚知安分守己务农，似无串通谋变之事。此外，左宗棠又据情推测：“安插化平之回，枪炮、马匹均呈缴净尽，山坡有树无竹，岂能揭竿而起耶？”[115]此案后经喻胜荣证实，左宗棠又派人详细审讯，系千总丁凤彪受贿所致[116]，于是真相大白。经对此案人犯讯明后，作出了最后裁决：
愚见回性狡诈异常，多意料所不到。甘境安插回众，原定章程非领路票不准出境。此次长安西关盘获各回，均无路票护札，其为私逃无疑。无论是否探听官兵消息，罪已难逭。就通案犯供而论，丁伍连、杨勒娃子两犯，自供为贼探听官兵消息，纵或是假，亦系造谣惑众，罪均不赦。应即斩决，以定人心。此外窦型之子及丁千总与同行之河南人，均应询明确供，分明惩责递解。所带之陕甘各回，均请分起递解平凉，交魏道覆审发落。[117]
二、对回民自主行为的禁止
湘军除了严格限制回民的对外交往，还对回民的自主行为严加禁止。
同治十年，陕西陇州回民马老四等人未经请示，私携眷口迁居清水马鹿镇（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开垦耕作。陇州牧周豫刚禀报左宗棠，左宗棠认为此事未经地方官员批准备案，违背了战后安插章程，指出：
汉回均是朝廷赤子，原应一视同仁。据禀回民马老四、米世世子、李祥等各携眷口搬居马鹿镇开垦，该署牧已谕饬该处汉民不准欺凌，未尝不是。惟查马老四等搬居马鹿，既未据清水县及李德仓禀呈批准有案，亦未候该州转禀前来。纵该回等本系马鹿镇人，故址犹在，亦不得任其自行搬居开垦。[118]
左宗棠认为马老四自愿携眷依附回民起义军，抛却故土，抚后又任意搬迁，于理不通。他说：“试思从前舍产业挈眷从逆，果系官迫之乎？抑汉民迫之乎？既已从乱如归，毫无乡土之恋，此时就抚，仍任其自去自来，殆无是理。”[119]于是，饬令陇州牧周豫刚明白晓谕，另择荒绝地亩、无汉民地方安插耕垦，以杜衅端而昭公允。[120]同时，从回民起义后人口死亡和契据无存的事实，进一步阐明战后的安置原则：“十年兵戈，流离转侧，人口既死亡殆尽，契据何存？纵有呈验，亦属无从查悉。现在陕回就抚，均只安插甘境，并无调验契据。令其各归本籍之例。”[121]此外，他还认为该州和甘肃毗连，回民应即安插甘境，务必查明整段地方，将批文移知甘辖邻县，避免因办理歧异而紊乱安抚章程。[122]
同治十二年，狄道州抚回马荣以“归籍祀奉先灵”为由，向喻光容呈请回归故土。[123]喻光容深感事关重大，不敢擅自主张，遂将此事禀报左宗棠。左宗棠坚持安插定章，断然否决。他说：“安插客籍回民，无准其仍归原籍之理，定章如此，况马荣旧住之牟佛谛已早饬平毁，此时尤不能任其复归旧业，致启衅端。”[124]而且，他认为马荣安插后“既由前州牧批准暂借葑台耕居，并未求归牟佛谛，亦自知牟佛谛之不能安居，此次具禀臬司，蒙请归籍祀奉先灵，亦未敢明指牟佛谛为言，是该回民亦明知故土之不可复居也”[125]。对于马荣的安置问题，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地方官员严格遵守：
仰即择荒绝地亩、另成片段者妥为安插，其地属各州县者，准由该署牧禀知，以凭札饬遵行。至该回民在葑台已经播种，姑准俟秋收后迁移。其原籍祖坟，准其自行扦踩丈尺，钉立界石，由该署牧出示，禁止侵占平毁，具结备案可也。[126]
此事办理后，喻光容严密监视马荣的活动。同治十三年，马荣所住原庄已经拨归业主，因无破旧墙院可以修葺，决定另筑围墙。[127]喻光容亲往查勘后，认为所筑围墙并不高厚，与堡寨有别。经禀请左宗棠允准后，按照现式修筑完工。光绪元年，马荣等恳请在祖坟附近拨给祭田宅地，以便守墓。左宗棠认为此举仍系图谋复归旧业，殊属藐玩，所请不准。[128]
对于其他安插回民的请求，左宗棠也一概严令禁止。同治十三年，皋兰马家湾回民马天云等以无地安居为由，恳请回归原籍。左宗棠认为该回民皆无乡土之恋，于理不合，故依据安插回民章程，严正拒绝，指出：
尔等自同治三年被胁至河州唐汪川，据禀屡蒙前任督院准仍回原籍，当时并不急图自拔归来，其无乡土之恋可知。河州平定又已两年，始自称善门，不便与匪人比论，恳回皋兰原籍，素习书礼者恐不如此。本爵大臣办理回案定章，客回由官指地安插，不准仍回原籍，尔等岂竟无闻？见公然具呈渎恳，故违定章，殊属胆妄！姑念愚民无知，免其深究。仰兰州府于所属州县荒绝地亩另筹安插，毋再逞刁，自外生成。[129](www.xing528.com)
光绪六年，安插金县的肃州回民刘金章以其父未领乌标守备、宁标游击各任俸廉为由，向甘肃布政使崇保禀请，要求赏还祖遗田产。左宗棠认为，肃州自平定后，业已制定相关政策，对于回民起义首领及胁从者均有明确规定，财产问题也有相关政策可循。他说：“本大臣爵阁部堂分三等定罪法严，首恶马四等罪应磔死；助逆逞凶诸外匪及肃回死党分别斩枭；其随声附和无逆迹可指者分别锁项递解，押解兰州安插。其老弱妇女则给以车辆，酌赏廪粮，按起护解，俾得复为平民。肃州回民既已迁尽，所遗地亩、房屋概没入官，招徕户民及各省人民承领为业，行之有年矣。”[130]对于刘金章的请求，左宗棠审核后，重申其既定方针：
肃回迁徙安插，产业概没入官，系援抚回定章办理，原以弥其争怨，免致耦居相猜，复肇衅端，迭经奏定有案。试观迁陕回于甘境，迁甘肃西北之回于甘境东南，汉回相安，别无异说，可见立法本乎人情。以徙戎之法寓于平戎之中，为两省回民谋及久长，其用意至今犹可复按，正宜永远遵守，何能为一人一家之故遽改定章？[131]
他认定刘金章纯属“挟诈怀私、得命思财”[132]，饬令甘肃按察使督同兰州府拘提到案，严加讯究。
三、民族同化
移民就绪后，如何用文化方式稳定汉、回民众，化除民族成见，维持地方安宁，也是湘军集团思考的重要问题。民族同化作为应对举措，成为其改善民族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左宗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治政功效深信不疑。尤其是同治兵燹之后，地方凋敝，文化机构荡然无存。这对于学术文化原本比较落后的甘宁青地区而言，更是一次文化浩劫。左宗棠在给翁同爵的书信中说：
平凉乱后，城无片瓦，学舍故址且不可寻，安论其他？现仅饬设义塾以启童蒙，未遑设立经馆，俟人民渐复，耕垦益多，乃可议及。西安购到坊本，陋劣殊甚。分给义塾，应俟鄂刻《六经》到乃有分布也。自邠以西，皆数十年圣化不到之处，地杂戎、狄、羌、番，自为习尚，道之不明亦无足怪。今且以《六经》导之，冀蚩蚩者有几句圣贤话时在口头，亦当有益也。人不悦学，闵子焉知周之将亡？治乱剥复之机，实系乎此。[133]
光绪二年，狄道知州喻光容将善后情形禀报左宗棠，左宗棠对其勉慰有加，并在批札中，从维护地方风化和移风易俗的角度阐释了民族同化的重要性。他指出：
惟圣贤论政，既庶则思所以富之，既富则思所以教之。察看狄道民风，虽不乏读书明理之人，而地杂回、番，泯棼已久，一时望其丕变，复我华风，殊非易易。惟礼义廉耻数字则必须先与讲明，俾革其旧染之污，得免刑戮，亦云幸矣。下乡时、坐堂时官民相见，宜随时指示，随时申儆，庶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可期俗易风移之效也。[134]
在民族同化问题上，左宗棠认定少数民族深受传统习俗的长期浸淫和熏陶，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改变，但仍试图通过渐进的灌输，使其逐渐放弃旧有风习，认同和皈依汉文化。
湘军在实施民族同化政策方面，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兴书院
化平为战后新置之区，左宗棠因该地文化落后，向无书院，饬令有司速为筹办。[135]但派委人员深表不解，向左宗棠呈称：“初开草昧，安用诗书？况在花门识字者少，书院之设，请俟他日。”[136]左宗棠引用元明以来回族杰人广宣教化和化平前代文化繁盛的史实，驳斥了这一观点：
元胡崛起沙漠，托雷之妃睃鲁禾帖尔，助天方教人建立鲁院，即以回教言之，能诗之丁鹤年、河州之马应龙，何一非色目中人？况化平为泾水发源地，崆峒有黄帝问道宫，灵秀所钟，代生英杰，何地无才，顾视培植者如何耳！该倅意存推诿，反妇女之不如也。[137]
于是，他派喻胜荣负责修建书院，限令三月内完竣。[138]喻胜荣因地方初创，经费无着，遂以历年积存薪水银两为资，督率将士建成书院一所，左宗棠亲为提名，称“归儒书院”。规模齐备，堪供读书之所。正屋一连三栋，两旁厢房、斋室，共计二十四间。[139]并修建了许多辅助设施。“另修坐南向北铺屋七间，南门外河岸修水磨二架，磨旁垦熟川地六亩，并哨队自修房屋共计四十间。”[140]将其一并捐入书院，按月收租，作为师生课赏膏火费用。[141]
书院建成后，喻胜荣请求立案，左宗棠派甘肃布政使查明后，向朝廷覆奏：
臣维化平厅原为安插陕回而设，其城垣、衙署、庙宇迭经该副将喻胜荣遵饬遵修完竣，复捐应得薪水银两创建书院，并修造铺屋、水磨，取租以充经费，实于地方风化有裨，汉、回士民同为感服。既经藩司查明详复，自应准如所请，以垂久远。[142]
创建归儒书院的中心意图，在于通过对回族的民族同化政策，使其接受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试图以儒家文化逐渐取代伊斯兰文化对回族的影响。这一思想在左宗棠的幕僚施补华所撰《归儒书院记》中有深刻的表露。[143]
《归儒书院记》首先从传统的孟子性善论入手，阐明后天的教育对人的性格形成的重大影响：
人所别于禽兽者，何也？曰：性善也。孩提之童子，孝悌发于性，虽戎与狄无异也。则就所发者推之，君臣之意，从孝出也。夫妇朋友，从悌出也。同本也异枝，滋乎此，必长乎彼也。故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虽然性之善，戎狄无异也，而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中国有之矣。戎狄为尤甚，何也？曰：此非性之异，教之异也。人所别于禽兽者，性之善也。中国所异于戎狄者，教之善也。[144]
接着，从维护传统的儒家学说出发，认为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均未能对人性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
然则戎狄有教乎？曰：其精者为佛氏，缮性而锢其情，究于人伦未之尽也。天主之攻击佛氏者也，天方之因缘佛氏者也，其说者本于事天，若人生一切之事，莫非上帝司之者，夫上帝之号，儒者称之曰：上帝临汝，无二尔心。曰：昭事上帝，聿回多福，所以敬人事而求合天也。上帝能日籍圆顶，方趾之群生，稽其善恶而赏罚之乎？君公百执事，奉天以临民，亦以人治人也。人有人之道，父子、昆弟、夫妇、朋友其概也。苟率性以用情，自尽人而合天，一切听之上帝，则夫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亦可曰上帝命之也。此教之失，变乱无已时也。[145]
碑记的结尾，在认可少数民族能够接受教化的前提下，提出了应对之方，那就是尽力摆脱伊斯兰教的束缚，对回族采取同化之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替代伊斯兰文化：
然则戎狄可教乎？曰：天方之徒，容貌知识，非与中国异也。又杂处乎中国，卒其所以异者，拘于彼教而未能出也。然而叛父母、贼兄弟，彼教且恶之，则所性自善也。若以儒者之说进之，因其性而达其情，又推其情致之君臣、夫妇、朋友之间，固天方之徒之性所有也。庶几循途而返而休焉，伦谊明而习俗化矣！[146]
由以上碑记的内容，可以大致明了湘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的主旨和意图。亦可看出，左宗棠等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及其伊斯兰教，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依然是从传统的夷夏观念出发，将其视为戎狄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威胁，因而决定首先从文化教育方面对其加以同化。
总之，左宗棠处心积虑，欲以同化政策稳定安置回民，但事实证明成效并不显著。化平回民对汉文化的认同迟至清末始有改观，民国时期学者邓隆指出：“甘肃回教阿訇，不许子弟读书。自同治乱平，左文襄公安插陕回于化平，建归儒书院，复立义学，迫令读书习礼仪，从者殊寡。宣统以后设学堂，始稍从学。民国十七年，导河匪变蔓延五十县，惨杀数十万人，而回民多自拔不肯从逆，学问能化气质，移习尚息斗争，其明效大验如是。”[147]
2.办义学
甘宁青地区自同治兵燹后，文化破坏极为严重。有人指出：“先民教泽荡焉无存，论语作薪，毛诗代烛，书籍亦焚毁殆尽。”[148]为了重整文化教育，左宗棠由浙江刊印四书五经，运至甘肃，发放各州县。对于回民教育尤为关注。河州、洮州、循化、贵德、大通、巴燕戎格、海城、化平等回民聚居处，战后更是“文化所不及，弦歌久不闻。”[149]而回民以诵经为急务，视读书为畏途，通过宣示教化难以使其接受汉文化。于是，左宗棠采取强制教育的方式，饬令地方官员筹集经费，多设义学。[150]迫令回民幼子入塾读书，并将这一政策加以推广和实施，试图效法“老子化胡、文翁教蜀”[151]之术，使其民族同化政策速见成效。但这一举措的作用极为有限，大多数回民依然严守“以诵经为急务，以读书为当差”[152]的观念，“富家子弟，觅人代读”[153]的现象普遍存在。对此，民国学者慕寿祺评论曰：“清真教徒恪守天方典礼者，流窜内地，虽只户单丁，经数百年之久而不至融化于汉族者，以其教为之区别也。盖自来种族之存亡，恒与宗教相表里，故回族守之甚严。”[154]
皋兰县南关友坊回民义学，系道光年间地方官员捐置。回民起义爆发后，“学徒星散，舍亦坍塌”[155]。同治十三年春，左宗棠札行道署，转饬府县两学兴复义学，回民蒙童人数与日俱增。下令皋兰县地方官员发放书籍器皿，以资诸童诵读。[156]为了进一步改善回民义学条件，由皋兰县从附近居民中购置房屋，前后共计二十一间，作为回民生童读书之所。
3.颁发《圣谕十六条》
除举办书院和义学外，还向回民颁发《圣谕十六条》，作为实施教化的重要方式。左宗棠认为：“回民鲜读孔孟之书，故不明义理，因而不知趋向。”[157]但他又深悉对于回民而言，放弃伊斯兰教，摆脱伊斯兰教的影响，接受儒家文化存在一定难度。他说：“今欲其诵读服习，一从儒教，事有难行。”[158]于是，他首先从宣讲《圣谕十六条》入手，逐渐培植其汉文化素养，然后认同和接受汉文化。他认定《圣谕十六条》“义蕴精深，词旨易晓。而大经大法，毕具于此”[159]，故在同治九年，将《圣谕十六条》加以刊印，分给陕甘各州县教官，每月在朔、望之日进行宣讲，使汉、回士民有所遵守。
4.改善科举条件
甘宁青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民族众多，汉回杂居尤为普遍。科举考试安排，考生各就本籍应试，汉回同棚，凭文录取，并无区分。回民起义结束后，湘军集团采取了大规模移民举措，将部分陕西回民安置于甘肃各厅州县。这些迁移回民应试时，有附入各籍取进者，有另设学额者。[160]没有固定应试场所，非常混乱。此外，陕甘分闱后的两科乡试中，甘肃所属回民考生尽皆落选，许多回生中的聪颖之士大有落魄之感。为此，甘肃布政使崇保、按察使史念祖、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先后向左宗棠禀陈此事，并由兰州府督同各府县教官传集绅士会议，一致认为：“甘省地处西陲，前因风气甫开，文风不无轩轾。向设丁字、聿左、聿右、聿中字号举额五名，原因边隅寒畯艰于进取，故定以中额，俾免尽付沉沦。今回民读书应试人数日增，似应仿照聿中、聿左之例，一科另编字号取中一名，一科归入大号取中”，以励士气而普皇仁，与舆情尤为允协。[161]于是，左宗棠向朝廷提议，对回生乡试进行变革，回卷照一科另编字号之例取中一名，一科归入大号合试取中，以俾其观感奋兴，力图上进。[162]经部议后允准施行。这种变革为广大回生提供了更多的入仕机会，对于边陲少数民族确实能起到化育和劝导的作用。正如左宗棠所说：“不但兴教劝学，道有攸宜，即以移风易俗之政言之，端宜有赖乎此。”[163]
综上所述，湘军集团战后通过对回民的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政策，试图进一步加强对回民的控制。从政策本身来看，防范和隔离具有强制性，要求就抚回民严格遵守；而民族同化政策作为一项长远规划，虽体现出一定的弹性，但由于政策设计固有的局限性，难以达到缓和民族关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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