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集团善后研究：甘宁青地回民起义

第三节　特　点

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脱胎于曾国藩湘军，是从其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势力，除了具备曾湘军的一些特点外，由于军事力量的不断整合及其游离于曾国藩直接统率之外，形成了其独立的系统，因而也带有一些新的特点。

一、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从形成到退出西北政坛，内部始终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左宗棠入主西北后，围绕镇压回民起义和善后而纠结成团。内部因精诚团结、互相支撑而成为掌控西北的实力派集团。左宗棠离开西北后，谭钟麟、杨昌濬、陶模、魏光焘等相继成为这一集团的领导人物，他们在任内，继续解决西北遗留问题，把善后活动推向了深入。首先，该集团以湖南人为主体，而在湖南籍中，又以湘乡和湘阴居多。因这两地为湘军首领起家之地，同乡关系是维系该集团的重要纽带，也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拥有相同或相近的观念上的区位关系以及活动空间的接近，是其具有较强群体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其次，除了天生地缘因素外，从内部结构来看，成员在文化背景和志趣上存在趋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内部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上层骨干成员中，尽管正途出身者凤毛麟角，但大多数成员或多或少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儒家的治政、理事对其影响甚大，因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主政西北之湘军集团领导人物的学历，左宗棠为赐同进士出身，刘锦棠为监生，魏光焘为文童，杨昌濬为附生，陶模为进士，饶应祺贡生出身，潘效苏为俊秀。他们在西北任职期间，无论军事活动，还是善后问题，均能彼此协作、互相配合。此外，吸纳的外来力量，尽管籍贯不属于湖南，但因能够认真执行领导人物的指示，也深受左宗棠的信任和依赖，并不断得到提拔和保举。陶模、饶应祺、雷正绾等人皆是如此。第三，集团具有凝聚力的另一因素在于，领导阶层中大多为早期追随左宗棠南征北战的旧部，如刘典、简敬临等人。此外，幕僚和师生关系也是维系团结的重要因素。大员如饶应祺，随从左宗棠左右，办理文牍，是其可资倚重的心腹幕僚；周开锡早年曾拜左宗棠为师，其后师生关系变为上下级关系，当然牢不可破。

二、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除了以楚军和湘军为主要骨干外，还在镇压回民起义和善后过程中，吸纳、融合了不少地方官员和地方势力，形成了它赖以统治西北的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情况从左宗棠率师西移，到光绪二十八年主要领导人物退出西北政坛，一直是清政府维持其在西北统治最有力的力量，余绪甚至延续到民国时期。秦翰才指出：“清政府在文襄公去后，所用西北大员，像陕甘总督一席，从杨昌濬，而陶模，而魏光焘；新疆督办和巡抚一席，从刘锦棠，而魏光焘（护理），而陶模，而饶应祺，无不和文襄公有深切的渊源。便是其下的布政使和按察使，也几无一不是文襄公所识拔。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年左右。”^[134]在这个集团中，除了左宗棠原有派系外，尚有许多原本不属于湘军系统的人物，因办理善后为左宗棠所赏识而加入其中的。如陶模，为科举正途出身，因办理善后卓有成效为左宗棠所识拔，逐渐由下级官员升任督抚，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之一。杨重雅，初为江西德兴进士。同治十年任甘肃按察使后，因“才识精敏，矢心廉洁，摘奸发伏，众号神明”^[135]为左宗棠所信任，并参与了回民起义善后问题的策划，深为左宗棠所倚重。尤其是文化方面，其荦荦大者，杨重雅无不参与筹划。陕甘分闱，他是力赞者之一。具体实施善后方面，也是着力举办。史载：“倡捐廉俸，增兰州书院膏火，课士必躬亲，文之佳者，分俸重奖，有疵者谆谆启迪，情谊若父师。”^[136]

此外，吸纳的成员中，还有一批西北土著武装，如董福祥和范铭等。主要是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中被收抚的，属于回民起义中的投诚力量，成分也比较复杂。董福祥原为陕甘宁交界的土匪，在回民起义时期独立性较大，既反清又抗回，又和西捻军余部有着某种军事上的合作性。此外，作为回民起义军一支的河州回民也是比较特殊的地方武装，其首领马占鳌于太子寺大捷后，胜中求抚，归顺湘军，随从湘军集团久经征战，死心塌地追随左宗棠，成为左宗棠维持西北统治的重要力量，也是左实施“以回制回”政策的一颗重要棋子。

由以上可见，湘军涉足西北后，其成员和曾湘军相比，进一步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当然是湘军能够因应时势变化的结果。

三、领导人物曾长期掌控西北政局

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其骨干成员以左宗棠为核心，西北督抚为龙头，辐射到中下层地方官吏。大部分成员在回民起义的烽火中久经历练，具有丰富的西北从政经历，政治经验比较成熟，成为战后经略西北社会的重要力量。

其中，左宗棠是比较突出的人物之一，他于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同治六年七月抵达潼关，光绪六年卸任，总计主政西北达十三年之久。他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崛起的湘军主要人物，其治政、治事均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和体系。进入西北后，他所面临的是一个落后而又政局动荡的社会环境，如何以新的理念认知和审视西北问题，进而解决有清以来西北社会长期存在的隐患，是他进入西北后始终考虑的重点问题。因而，在长期的军事和善后活动中，他形成了比较成熟和稳妥的解决西北问题的理论，即军事上注重剿抚并用，善后以改良和调适为主。这是他长达十数年对西北问题探讨的结果，也是其经略西北的核心思想。

其他领导人物，亦均曾长期任职西北，谙熟地方情形，因而办理西北事务能够得心应手。其主要人物任职的具体时间为：

谭钟麟，同治十年由河南按察使改授陕西布政使。光绪元年二月经左宗棠保举，迁陕西巡抚，光绪五年五月召京。光绪七年八月任陕甘总督。光绪十四年因病免职。在西北任职共十七年。

杨昌濬，光绪四年因左宗棠奏请，帮办甘新善后事宜。五年，署理甘肃布政使，至九年二月。十四年二月调补陕甘总督。二十一年十月开缺回籍。先后在西北任职共十二年。

陶模，同治十一年任甘肃文县令，历任皋兰知县、秦州知州、迪化知州、兰州知府、甘肃兰州道、陕西布政使、新疆巡抚，最后官至陕甘总督。光绪二十六年调任两广总督。在西北任职共二十九年。

饶应祺，同治六年随左宗棠进入西北。历任同州知府、甘州知府、兰州道、甘肃按察使、镇迪道兼按察使、新疆布政使、新疆巡抚，光绪二十八年九月调安徽巡抚，在西北任职共三十五年。

刘锦棠，同治六年随刘松山入陕，七年追击西捻军至晋、直、豫，十二月到达陕北，十年六月回湘募兵，十一年六月度陇。光绪十七年二月回籍。先后在西北共二十四年。

这些领导人物大多因长期职任西北，积累了治理和建设西北的丰富经验。刘锦棠任新疆巡抚时期，以创设建省事宜、办理善后和边务而著称；魏光焘曾任新疆布政使、护理新疆巡抚，继续遵循左宗棠的既定方针；陶模两度职任新疆，一次为迪化知州，是在新疆初复之时，负责办理迪化地区的善后，一次为新疆巡抚，正是英俄窥视和觊觎新疆领土之时，他均能妥善布划，精心料理；饶应祺任新疆巡抚时期，创办罗布淖尔善后事宜，义和团运动时期，犹能运筹帷幄，仿效东南互保之术，维护了新疆的稳定。可见，作为战后统治西北的湘军集团，其领导层大多长期任职西北边疆，谙熟西北边疆的民情风俗，治理西北时能够体察民情、妥善规划，从而维持了战后西北社会较长时段的稳定。

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善后思想

湘军镇压回民起义后，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善后思想。左宗棠指出：“善后之策，当规久远，利钝所系，匪仅一时。”^[137]这说明，他从维持西北稳定和发展的高度认识到西北回民起义善后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外，他还指出：“欲图数十百年之安，不争一时战胜攻取之利。”^[138]可见其善后思想的核心就是维持西北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实施善后的过程中，始终以修复和重构为出发点，以期恢复和重建西北社会秩序。其具体举措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方面，以回族分布格局的整合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湘军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之后，把维护西北社会的稳定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举措就是改变民族分布格局，推行民族迁徙政策，将起义中心地带的回民及其裹挟难民移出境外，并进行隔离。其迁徙原则有三：“一、要选择有水可资灌溉的荒绝地方；二、要自成片段，可使聚族而居，不致与汉民相杂；三、是一片平原，无大山大河之险，距离大道不远也不近，以便管理的地方。”^[139]这一安置原则，主要目的在于隔离和分化回民，以维护战后社会的稳定。其中第一个原则主要是考虑到生存的第一要素，选取的地点务必保证迁徙回民具有基本生存条件；第二个则是对于迁移回民居住地域进行集中，以防范因与汉民相杂而发生械斗和民族矛盾。左宗棠对有清以来的回汉冲突有比较深刻认识，他说：“其与汉民积仇既深，婚姻不同，气类各别，彼此相见，辄起杀机，断难孚洽。”^[140]因而这一原则的主旨在于通过对迁徙回民进行隔离，避免回汉矛盾的再次发生；第三个原则，主要从管理和军事防卫方面考虑。平原地区无大山大河可资凭借，不仅便于政府管理，并且运兵比较方便。总之，迁徙三原则是湘军集团政治善后的核心。此外，通过对基层地方建置的重新组合和调整，再次强化统治机构，也是加强防范和管理的一种举措。

其次，经济上以调适为主要方式。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社会经济破坏严重，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土地政策方面采取了清丈田亩政策，达到了地有所归和民有所依之效。同时采取大规模招募垦荒，以优厚条件吸引外来人口从事战后重建。调整西北种植结构，改变了单一化的种植业，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为了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为了激活因战争而废弛的西北茶务，采取了因时制宜、变通办理的方式，一方面加强对茶务的严格管理，同时兼顾茶商的利益，使原本衰败的茶务得以重新复兴。

第三，文化方面以修复和重构为中心内容。战后，甘宁青地区书院、义学大多毁于战火，寺观庙宇大半付之一炬，图书、册籍、档案等文化载体也百不存一。湘军集团面对的是一个极度苍白的文化荒漠，为了重构西北的文化秩序，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文化基础，首先恢复和变革科举考试。陕甘分闱，解决了长期困扰甘宁青士人应试的难题，推动了科举考试的繁盛。书院和义学的全面修复及寺观庙宇、忠义祠、昭忠祠的重建等，不仅恢复了业已断裂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

第四，社会保障和风化方面的维系和改良。社会保障和风化是关系地方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实施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集团，面对战后百姓困苦和灾荒连绵不断的景象，为了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维系西北的稳定，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首先，在长期的善后中形成了系统的救荒思想，以政府和官员为主体的调控政策及救济政策作为改变社会下层民众生活的有效途径。其次，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革除社会陋习等，通过政府调控的手法，以补救和维系业已削弱的社会风化。

【注释】

[1]王继平在《论湘军集团》一文中，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湘军不单是一个军事集团，而是一种政治集团，乃在于构成湘军的成分，不是历史上习见的那种以割据地方、挟持皇权为目的的军人组成，而是由一批饱受封建文化熏陶、有着经国治邦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理念的儒生群体组成，并且构成湘军的基本官佐，从而使湘军没有衍化为专横跋扈的武人集团，而是融入了封建政治结构的主体之中，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之一。”

[2]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0页。

[3]（清）杨岳斌：《杨勇慤公奏议》卷九，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4]（清）杨岳斌：《杨勇慤公奏议》卷九。

[5]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民国三十年活字本。

[6]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

[7]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

[8]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

[9]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2页。

[10]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42页。

[11]王开化，湘军将领。湖南湘乡人。十七岁随其兄王珍防剿郴、桂，分督湘勇进援江西，剿平临江、吉安太平军。咸丰七年王珍死后，开化与湘军将领张运兰分统所部，克复抚州、建昌二府。十年，左宗棠奉命襄办东征，充总营务，甚为左宗棠所倚重。

[12]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42页。

[13]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42页。

[14]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42页。

[15]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43页。

[16]（清）吴树敏：《巴陵县志·卷十七·人物》，同治十一年刻本。

[17]（清）吴树敏：《巴陵县志·卷十七·人物》。

[18]（清）李和卿：《巴陵县志·卷三十四·人物志七》，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19]（清）李和卿：《巴陵县志·卷三十四·人物志七》。

[20]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43页。

[21]蒋益澧，字芗泉，湖南安福人。咸丰三年投效湘军，初从王珍部，后改隶罗泽南麾下，从战江西有功，复从援武昌。同治元年，曾国藩以浙江军务吃紧，奏荐其任浙江布政使，曾率部将高连升、熊建益克复金华，复富阳，以次平定浙中郡县，为左系湘军集团中重要成员。左宗棠督闽后，蒋益澧署巡抚，帮助其料理善后事务，在福建招流亡、务耕作、停关税、减民赋、储财用、实仓廪、毁淫祠、建书院，为左宗棠所信任。

[22]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

[23]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

[24]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

[25]马德顺，湘军将领。咸丰十年投效湘军，带领马勇二百名，随左宗棠征剿捻军，转战于安徽、江西、浙江各省，由守备衔千总积功至总兵，简放浙江处州镇总兵。左宗棠督师陕甘后，自请赴陕甘随同征剿。但因曾国藩调随李鸿章剿捻未果。同治七年，左宗棠肃清直隶捻军西旋后，奏调入秦。因其为人品行端严、言动不苟，而且治军纪律严明为左宗棠所赏识，成为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中一位重要将领。

[26]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64页。

[27]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

[28]张运兰，湘军将领。字凯章，湖南湘乡人，士人。咸丰二年应募入湘军，隶属于王鑫部下。先后转战于湖南、湖北、江西各地。咸丰七年王鑫病故后，他与王开化分领其众。八年改隶曾国藩节制，充任主力，为曾国藩所倚重。

[29]（清）黄楷盛：《湘乡县志·卷十七·人物志一·名宦》，同治十三年刻本。

[30]（清）黄楷盛：《湘乡县志·卷十七·人物志一·名宦》。

[31]（清）黄楷盛：《湘乡县志·卷十七·人物志一·名宦》。

[32]（清）黄楷盛：《湘乡县志·卷十七·人物志一·名宦》。

[33]《刘松山剿贼大胜中炮阵亡现筹办理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295页。

[34]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十一岁投入河南提督黄开榜营中效力。咸丰九年，太平军占据凤阳府城，他率领壮士七人“怀火球、攀堞上”，清军乘机攻城，克复凤阳府。同治元年奉命镇压捻军张乐行，因作战勇敢、平定江北而奉旨以总兵尽先题奏。同治二年任浙江处州镇总兵，以治军严及秉性忠勇为军中所称道。

[35]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第4771页。

[36]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第4772页。

[3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第4773页。

[3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第4773页。

[39]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六下》。

[40]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六下》。

[41]刘蓉，湘军人物。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出身文童。讲习理学，关心时事，注重经世致用。咸丰二年在籍举办团练，十二月同罗泽南等率领湘乡勇三营赴长沙入曾国藩幕府，参赞机要。十年，经左宗棠举荐，入幕湖南巡抚骆秉璋，执掌军务一切。同治二年因官文推荐，奉命督办陕南军务，不久擢升陕西巡抚之职。后因事被劾，降一级调用。后经陕甘总督杨乐斌奏请，仍署巡抚。

[42]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六下》。

[43]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六下》。

[44]曾国荃：《湖南通志·人物志·卷一百八十五》，光绪十一年刻本。

[45]宋世煦：《耒阳县志·卷六·人物三·宦业》，光绪十三年刻本。

[46]（清）宋世煦：《耒阳县志·卷六·人物三·宦业》。

[47]（清）宋世煦：《耒阳县志·卷六·人物三·宦业》。

[48]（清）宋世煦：《耒阳县志·卷六·人物三·宦业》。

[49]《刘明灯杨芳桂募勇来甘片》，《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470页。

[50]刘明灯，湘军将领，湖南永定人。咸丰十年，由武举赴襄办两江军务左宗棠军营，随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因攻克江西德兴和安徽嫠源等县有功，被保千总并加守备衔。同治元年，攻克浙江开化、遂安、江山及衢州府城，因功授参将并留浙江补用。历年转战于江西、浙江和陕甘等地。同治九年正月，回籍招募湘勇，赴甘肃左宗棠军营，随同镇压回民起义军。与回民军作战于静宁、秦安、清水等地，屡获大胜。并乘胜进攻狄道、渭源。十一年，左宗棠派委其统领安西各军。十二年，率部克复巴燕戎格及循化，平定西宁回民起义军。是湘军集团中中层将领中一位重要人物。

[51]《刘明灯杨芳桂募勇来甘片》，《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469页。

[52]黎献，湘军人物。湖南浏阳人。咸丰二年，该县征义堂土匪滋事，因剿匪有功，经湖南巡抚骆秉璋保举为县丞。后捐升通判，赴江西候补，并管带勇丁。其后又由江西候补通判捐升道员，赴部候选，得选甘肃平庆泾道。尚未履任，即由时任陕甘总督恩麟委令带勇，并署甘凉道。

[53]《刘锦棠请假回籍并布置中路北路各情形片》，《左宗棠全集》第五册，第102页。

[54]《刘锦棠请假回籍并布置中路北路各情形片》，《左宗棠全集》第五册，第102页。

[55]《刘锦棠请假回籍并布置中路北路各情形片》，《左宗棠全集》第五册，第102页。

[56]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0页。

[57]《复陈靖边安定失陷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5册，第329页。

[58]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边务》，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1413页。(www.xing528.com)

[59]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19页。

[60]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19页。

[61]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21页。

[62]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一百七·名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3]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一百七·名宦》。

[64]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19页。

[65]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8页。

[66]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③，第688页。

[67]《清史列传·卷六十一》。

[68]《清史列传·卷六十一》。

[69]《左宗棠全集》第七册，第113页。

[70]（清）叶恩沛修，吕震南纂，曾礼、樊执敬点校：《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二十三·名宦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

[71]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第1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72]缪荃荪编：《续碑传集·卷三十二》，陈豪：《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两广总督陶勤肃公墓志铭》，载《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2页。

[73]缪荃荪：《陶勤肃公遗事》，载《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3页。

[74]《左宗棠全集》第七册，第178页。

[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9册，第261页。

[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9册，第261页。

[77]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六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4年印行，第847页。

[78]马大正、吴锡祺、叶于敏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79]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1》，第4850页。

[80]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1》，第4850页。

[8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9册，第261页。

[82]台北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四辑，第353页。

[83]台北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四辑，第353页。

[84]台北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四辑，第353页。

[85]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第228页。

[86]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六上》，第298页。

[87]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六上》，第299页。

[88]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六上》，第301页。

[89]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六上》，第302页。

[90]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陆军》，第1070页。

[91]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陆军》，第1070页。

[92]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陆军》，第1071页。

[93]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三》，第254页。

[94]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三》，第254页。

[95]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六·将官列传》，光绪十六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96]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六·将官列传》。

[97]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六·将官列传》。

[98]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六·将官列传》。

[99]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二·将官列传》。

[100]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二·将官列传》。

[101]《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210页。

[102]《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210页。

[103]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六·将官列传》。

[104]《周开锡办理甘南军务情形片》，《左宗棠全集》第五册，第32页。

[105]《道员周开锡积劳病故请恤折》，《左宗棠全集》第五册，第96页。

[106]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民国三十年活字本。

[10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一》，第4860页。

[10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一》，第4862页。

[109]《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陆军》，第1161页。

[110]《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陆军》，第1161页。

[111]《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陆军》，第1161页。

[112]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列传二百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

[113]《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陆军》，第1163页。

[114]《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陆军》，第1164页。

[115]《清史列传·卷六十二》，第4949页。

[116]《清史列传·卷六十二》，第4949页。

[117]《清史列传·卷六十二》，第4951页。

[118]《清史列传·卷六十二》，第4952页。

[119]《清史列传·卷六十二》，第4958页。

[120]《清史列传·卷六十二》，第4958页。

[121]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六·将官列传》。

[122]张国常：《甘肃忠义录·卷之六·将官列传》。

[123]《清德宗实录》卷304，同治十年二月乙丑。

[124]《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32页。

[125]（民国）盖世儒等修，张逢泰等纂：《化平县志·职官》，民国二十九年（1940）石印本，甘肃省图书馆藏，第15页。

[126]《化平县志·职官》，第15页。

[127]杨凌霄：《光绪陇西县艺文志》，油印本，甘肃省图书馆藏，第5页。

[128]杨凌霄：《光绪陇西县艺文志》，油印本，甘肃省图书馆藏，第5页。

[129]王昱：《青海方志资料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7页。

[130]《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427页。

[131]《青海方志资料类编》，第1428页。

[132]张维：《甘肃通志稿·职官》，1912年铅印本。

[133]张维：《甘肃通志稿·职官》。

[134]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76页。

[135]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五十六·职官志·大吏》，宣统元年（1909）刻本。

[136]《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五十六·职官志·大吏》。

[137]《左宗棠全集》第七册，第196页。

[138]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6页。

[139]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东方书社，1951年版，第78页。

[140]《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