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领导力量
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的领导力量构成，根据所任职务的大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上层、中层和下层。
一、上层领导
督抚为主要上层力量，前面已略有述及，但不足以全面展示其构成情况。以左宗棠为首，除了前述将领外，还有：
1.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刘松山从子，以监生入赀为县丞。后投效老湘军，随刘松山从江西转战安徽。同治四年，因坚守宁国府城有功，擢为知县，赏戴蓝翎。[58]其后入陕，镇压捻军余部和回民起义军。克复同州、朝邑，解除省城西安之围，积功至巡守道。[59]七年，左宗棠西征后，率部克复怀远、镇边等县，收复绥德，赐号法福凌阿巴图鲁。[60]回民起义的重心移至甘肃后，率师攻破灵州。金积堡战役中，刘松山力战阵亡，清廷追念其功，加封刘锦棠为三品卿衔，并接统刘松山旧部。刘锦棠率部镇压宁夏回民军后，又扫清平凉以北、宁夏以南回民军余部，清廷论功，由道员加为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给云骑尉世职。八年七月，镇压西宁土客回民军，率部将董福祥、李双梁等趋赴峡口，与回民军首领禹得彦、崔三大战，大破其众，并进击白彦虎于高家堡，大败西宁马桂源部，克复西宁。西宁底定后，率师继续西移，镇压了肃州回民军，擢升西宁道。[61]
光绪纪元，新疆局势危急，湘军出关，拉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左宗棠坐镇肃州，湘军归刘锦棠节制，负责作战计划和部署。他率师出嘉峪关，先清新疆北路，克复乌鲁木齐，攻克西南达坂城，破吐鲁番、托克逊，歼灭阿古柏叛军，略定新疆北路，赏戴双眼花翎，诏开其西宁道缺，晋秩三品京卿。[62]光绪三年七月，率部进入喀喇沙尔城，开始规复南疆。首复库尔勒，次克库车、拜城。继续追歼白彦虎残余部众。抵阿克苏，各回降服，东四城很快收复。又派遣部属余虎恩、黄万鹏分道进取喀什噶尔，直捣叶尔羌，白彦虎逃遁俄国。令董福祥率甘军收复和阗及西四城。[63]南疆底定，因功赐二等男爵。新疆肃清后，与左宗棠倡言建省。光绪十年，新疆置省，为首任巡抚，举办善后，立意经营新疆，政绩斐然。史称：“恩威并著，众庶和恰，远人慑服。”[64]他自随从湘军进入西北后，在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的烽火中久经历练，成为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中高层领导人物之一。
2.魏光焘，字午庄，湖南邵阳人。咸丰六年，以文童投效江西军务，与太平军作战。九年七月，随曾国荃办理湘军营务，克复江西吉安府城，因功以从九品选用。[65]十年五月，奉调赴广西军营，援剿平乐府出力，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赏戴蓝翎。同治六年，调赴陕甘，与捻军和回民军作战。八年春四月，率所部攻破西捻军余党老岩窑。奉旨遇陕西道员缺出，题奏补用，并赏换西林巴图鲁名号。[66]十月，因攻克金积堡累有战功，例给军功记录三次。光绪二年，以关陇肃清有功，经左宗棠保奏，赏加按察使衔。六年正月，因新疆南北路一律荡平出力，经左宗棠保奏，照一等军功例议叙。十年，新疆建省，于次年升任甘肃新疆布政使。十五年，刘锦棠回籍省亲，魏光焘护理甘肃新疆巡抚。当时新疆初设行省，百事创始，于修城廓、建衙署、设郡县、定官制、举军政、订饷章各政，无不竭力布办。对于军务善后、料理民间纠纷及民族矛盾皆能得心应手。魏光焘作为老湘军成员，也是在镇压回民起义中崛起的一位领导人物。
3.谭钟麟，湖南茶陵人。咸丰六年进士。同治八年，左宗棠疏请驰赴甘肃，任陕西布政使。十一年，护理陕西巡抚，任内协调汉回关系，“遇诉讼，戒属吏毋有所袒。回众感泣，誓不犯法”[67]。光绪元年，擢陕西巡抚，举办善后，赈济百姓，选任干吏，卓有成效。七年，担任陕甘总督，调整经济政策，裁革冗费，又因甘肃迭遭兵燹，文化久废，在兰州创建求古书院，甘州设立河西精舍，选高才生讲肄其中。[68]
4.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以附生随道员罗泽南在长沙举办团练。咸丰四年七月，随军出援湖北，连续克复广济南、黄梅，因功叙训导。后从征江西、安徽一带，升迁知县。同治元年，随左宗棠入浙江作战，带勇先后协同刘典、蒋益澧作战，参与收复了杭州和湖州等地。八年，署理浙江巡抚。光绪三年因事革职。四年，左宗棠因西北善后乏人，向清廷上疏力荐杨昌濬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新疆善后事务纷繁，一时难于就绪，臣既不能分身兼顾，则帮办军务仍须速觅替人。合无仰恳天恩，特敕前任浙江巡抚臣杨昌濬迅赴兰州，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69]由此，杨昌濬复归政坛，成为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领导人物之一。
5.陶模，字子方，浙江秀水人。进士出身。同治十年，任甘肃文县知县。下车伊始，即捐廉课士，革陋规，兴义学，以教化百姓。[70]复置恤嫠局，以励节慨。[71]十二年，接任皋兰县事。皋兰在战争中备遭蹂躏，急需整顿。他推行清丈田亩、更定赋则政策，农业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光绪元年，升任秦州直隶州知州。当时北方诸省大饥，流徙于秦州者达十余万。陶模罄尽库藏，力行赈贷。[72]四年，调补迪化直隶州边缺。正值新疆甫定，迪化备遭蹂躏，民户稀少，地方残破。陶模实心举办善后，抚遗民，徕商贾，安置屯户，和辑汉回军民。[73]两年后，百废俱兴。十七年，补授甘肃新疆巡抚。任内，办理善后和重建，并密切关注边疆安危，妥善料理边务和外交，维护了西北边疆的稳定。陶模尽管在出身上不属于湘军系统，但回民起义后追随左宗棠办理西北善后，参与了湘军集团经略西北的活动，深受左宗棠赏识。左宗棠曾称他：“明白谙练，办事精详，在甘有年，熟悉边情。筹办善后一切事宜，均臻妥善。”[74]
6.饶应祺，湖北恩施人。咸丰五年，因给湖北巡抚胡林翼捐铸军炮，议叙贡生，候选训导。[75]同治元年，应壬戌恩科，补行辛酉科举人。因防剿贵州苗民起义有功，经湖广总督官文保奏，赏加国子监学正衔。[76]回民起义爆发后，湖广总督李鸿章招入戎幕，督办陕西军务，相从入关。[77]赴左宗棠军营效力，从事六年，颇为左宗棠所倚重。他长于公牍，左之奏疏多出其手。[78]光绪三年，署理陕西同州府知府。正值全省大饥，以同州为最。[79]他倡导商民出粜，并截留别省粮饷，赈济饥民，百姓赖以全活。[80]六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举廉能，以陕西道府，遇缺简补。交军机处存记，候旨录用。十四年，署理甘肃按察使。新疆巡抚刘锦棠以其诚笃闳毅，通达治体，办理一切，措置裕如，奏请调补镇迪道兼按察使衔。[81]二十一年，署理甘肃新疆巡抚。此时新疆建省已久，善后初见成效，但因地广边荒，民族众多，矛盾时有激化，加之外人时存觊觎，新疆局势依然紧张。他抚新后，化除民族成见，辑柔中外，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和安宁。他作为湘军集团中的较早成员，进入西北后，追随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经过长期历练，成为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中一位比较重要的领导人物。
7.潘效苏，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人，咸丰十一年投效军营。同治八年五月，到陕缴照。历署肤施、澄城等县事，调甘委署河州篆务，经部议奏照章留于甘肃，以原官原班补用。嗣丁忧回籍，服满到甘，管带恪靖忠兼带左路、左后等营，交卸营务，委署狄道州事。[82]因收复新疆有功，以知府用，先换顶戴，调署河州知州，奏补西宁府循化同知。[83]光绪八年四月，饬赴循化同知本任。九年十月札调来营，调补迪化直隶州知州。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接印视事。十二年调署和阗直隶州知州，于二月初一日交卸迪化州事。因迪化直隶州改设知府，撤回留于新疆，归即用直隶州知州班内另补。[84]旋经奏补和阗直隶州知州，是年六月到任。十四年调署新设伊犁府知府。于九年初六日卸和阗州篆，十一月初二日到伊犁府任。二十六年，新疆巡抚饶应祺调授安徽巡抚，潘效苏任新疆巡抚。可见，潘效苏自咸丰十一年进入湘军集团后，其军事活动大半集中于西北地区，随从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举办善后，是湘军集团中一位较有影响的上层领导人物。
综上所述，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其上层领导大多起家于太平天国起义之时，崛起于西北局势动荡之际。也正是晚清西北局势的危迫，导致了以左宗棠为核心的湘军活动重心的转移，为这一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契机。首先，就籍贯而言，上层领导人物依然集中于湖南，且多以举办团勇为进身之阶。其次，这些领导人物，除参与西北的重大军事行动外，还在左宗棠的领导下，以举办地方善后和恢复、重建地方秩序为己任，数十年坚持不懈，取得了重大成效。可见，湘军集团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从军事层面稳定西北社会，尤为关键的是如何维持西北地区的长治久安，并以此作为善后的终极目标。如刘锦棠，在回民起义时期，就已开始办理收复地区的善后事务。同治十一年，平定湟中地区后，奉命将陕西籍老弱难民安置于化平一带。十三年任西宁道后，大力举办善后。下令修缮各村居民住所，增添书院膏火，资助乡会试诸生川资。新疆建省后，尽心举办善后和重建，成效卓著。史称：“修城垣，造坛庙，筑仓廒，建义塾，广屯田，通驿传，设塘站，南疆岁征粮至二十余万石，兵食充然有余，百废俱举，民气渐苏，回疆积弊剪除殆尽。”[85]第三，就出身而言，上层领导人物大多以军事起家，并经历过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等战争的洗礼，如刘锦棠、杨昌濬、魏光焘、潘效苏皆是如此。也有出身科举者，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如陶模、饶应祺等。这说明，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中，上层领导人物以军事型领导为主，并占据主流，科举出身者较少。
二、中层将领
中层将领，以提督和总兵为主。他们在湘军集团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仅次于上层。进入西北地区的湘军中层人物，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一名之多。这五十一名中，有许多是早期就已加入湘军集团，也有在回民起义中被吸纳者，成分不一，出身也大不相同。
中层领导中，以高连升、张曜、王德榜、雷正绾、简敬临、周开锡、刘厚基、黄万鹏、余虎恩、周达武、周绍廉、李辉武、徐占彪等人资历较深，也最为左宗棠所赏识。其中高连升、周绍廉、刘厚基前已述及，兹不赘述。
1.张曜，字朗斋，顺天大兴人。原籍浙江钱塘，因肄业国子监，遂入大兴籍。[86]咸丰初年，捻军起义爆发。张曜督办训练团勇，抵抗捻军。后追随僧格林沁镇压捻军起义。因功于咸丰十一年擢升河南布政使、巡抚委员摄藩篆，专门负责军事，继续从事镇压捻军的活动。[87]同治七年十一月，西捻军由陕西宜川渡黄河进犯山西，清廷命张曜会同宋庆、程炳文和刘松山进行夹击。捻军平定后，赏穿黄马褂。[88]八年三月，清廷诏令左宗棠赴泾州，节制征回各军，陕西事宜由刘典负责，边外事由金顺办理。令张曜由古城移军西进，随从左宗棠镇压宁夏回民起义军。张曜率师大败回民军于察汉绰尔和红柳树，解定远营之围。大破宁夏回民军于宁夏城外，攻开王家疃、纳家寨。宁夏肃清后，因功擢为广东陆路提督，其后又参与了收复新疆的活动，颇为左宗棠所赏识。左宗棠曾评价说：“器识宏远，无急功近名之念，而才兼文武，方今尤不可多觏。”[89]
2.王德榜，字朗青，湖南江华人。咸丰二年，以监生偕兄招募勇丁，抵抗太平军。[90]因平定宁远、道州、常宁、龙阳、益阳、湘潭各州县，经曾国藩保奏为六品顶戴。[91]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屡立战功，经曾国藩、左宗棠等会奏，赏加布政使衔，记名以道员简放。[92]同治十年八月，左宗棠调军镇压河州回民军。王德榜率师渡洮，出奇制胜，以次削平边家湾、邓家湾、黑山头、三家集、七家集、铁门关等回军营垒。[93]十一年，总统甘南四百余营，平定甘南，并妥善办理善后。“收降回众十余万，拔出难民数十万，广开狄道河渠，引泉灌注，获沃田百余万亩。”[94]光绪六年，驰赴新疆，参与了收复新疆的军事活动。
3.简敬临，字绍雍，湖南长沙人。咸丰十年，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帮办两江军务，在湖南招募兵勇，简敬临应募入营。[95]从征江西、皖南、浙江一带，后随从左宗棠进入闽浙，镇压捻军起义，因攻克嘉应州有功，由弁勇升为将领，以至授提督衔、浙江衢州镇总兵，赐号铿僧额巴图鲁。[96]左宗棠移督陕甘后，率部由灵台出崇信，经马口直捣水洛城土匪刚八老巢。[97]会同刘松山镇压马化龙回民军，率师由中路进军，在石家沟大败白彦虎和李正荣所部，乘胜攻破李旺堡和穆家滩，并由韦州进扎秦渠，逼渠而垒，扼守金积堡之东南。[98]力战阵亡。是湘军集团中较早阵亡的将官之一。
4.周开锡，字寿珊，湖南益阳人。早年师事左宗棠。[99]后追随湖北巡抚胡林翼，因平定集贤关有功，擢升知府。左宗棠抚浙后，担任浙江粮道。[100]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后，复又从之，署理布政使兼护巡抚。同治八年，左宗棠率师西征后，因甘肃军务需人整顿，故向朝廷力荐周开锡。他说：“周开锡为臣旧日学徒，知之有素，胡林翼、曾国藩、李续宜亟称之。”[101]并保证：“其人性情真挚，志虑忠纯，兼通方略，臣敢保其断不营私殖利，以误国家。倘有过犯，臣愿坐罪。”[102]可见左宗棠对其的信任和依赖之切。周开锡担任甘南军统领后，加意抚绥，减徭役、给牛种、招流亡，为生聚计，民大悦。[103]严明军令，裁汰冗卒、设置粮台、存储饷需，大力整顿军队。九年六月，收复渭源，乘胜克复狄道，并负责办理善后，兴办屯田、减少陋规，一时“巩秦之间，民用大和”[104]。后因事赴秦州，中途病逝。左宗棠对其早逝表示了极大惋惜，上疏请求恤典：“窃维周开锡师事臣久，素以古义相切靡。自臣奉抚浙之命，周开锡辞曾国藩，随臣入浙，官温处道。臣入浙，调其赴闽，以延建邵道署福建藩司。臣奉调督陕甘之命，周开锡又辞福建轮船局调来陇。按其缱绻相随，皆在臣艰危患难之日。”[105]。(www.xing528.com)
5.黄万鹏，字定坤，湖南宁乡人。咸丰三年，以武童投效湘军，转战湖南北部。[106]六年，曾国藩领湘军援江西，他以哨长随从，屡立战功。同治元年八月，李秀成分令部将由苏州攻打太平、宁国，自率十三诸王援救江宁，号称六十万。“万鹏空壁逐之，飞丸中左额，力战不顾，毁垒十二，杀三千人。”[107]同治九年，调赴甘肃行营差遣。十年三月，署理汉中镇总兵。十一年七月，奉命征讨西宁回民军，解西宁之围，会合湘军攻破坚垒向阳堡，乘胜收复大通县城。关陇肃清后，奉旨交部议叙，并赏换伯奇巴图鲁勇号。光绪二年，左宗棠用兵新疆，随从出关。参与了收复古牧地和玛纳斯的战役。在进剿托克逊城的战役中遇到埋伏，“万鹏率队荡决，所向皆靡”[108]。新疆平定后，论功改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6.雷正绾，四川中江人。咸丰四年，由四川督标右营把总从军湖北，积功至都司。六年，克武昌汉阳，以游击升用，赐号直勇巴图鲁。[109]咸丰三年，随从多隆阿出援安徽石牌、潜山、太湖、桐城，因功擢副将，以总兵记名。[110]多隆阿率师入陕后，他随从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被擢为陕西提督，负责帮办军务。[111]同治二年，进剿甘肃回民军，连战灵台、镇原，皆捷。[112]后率师平定宁夏固原，规复灵州，解安定之围。杨岳斌督师陕甘后，雷正绾归其节制。六年，左宗棠入陕督师，雷正绾率军助剿，出援庆阳，克复董志塬，因功晋号达春巴图鲁。[113]湘军会攻金积堡之时，屡克要隘，功勋卓著。中法战争后，加太子少保、尚书衔。[114]光绪二十一年，循化撒拉地区回民起义爆发后，因督剿无功，被革职留任。
7.余虎恩，湖南平江人。咸丰四年以武童投效湘军，驻防岳州。[115]随后转战于武昌、汉阳、黄州交界，积功至副将。[116]同治初年，随刘松山镇压捻军起义，因功擢为总兵，赐号精勇巴图鲁。[117]后率部大败西捻军张宗愚于金谷、银渠和湄县，升任提督。左宗棠持节入晋后，以其每战必先、不辞劳瘁奏保，奉旨赏换骑车博巴图鲁名号。[118]十一年，奉命募军赴甘作战，平定西宁回民起义军，并讨平肃州，因功升任陕安镇总兵。光绪元年，相从出关，收复新疆。身兼运粮和作战重任，屡立战功，为刘锦棠所赏识。他在奏疏中说：“虎恩在湘军二十余年，身经数百战，屡挫大地，叠克名城。其由阿克苏进攻喀什噶尔，以千五百人破二十余万众，出奇制胜，神速异常。”[119]平定新疆南北两路，论功改授一等轻车都尉。[120]历驻乌什、叶尔羌、和阗。后任喀什噶尔提督，光绪三十一年，病卒。
8.徐文秀，字华亭，湖南湘乡人。初隶曾国藩湘军，随蒋益澧转战广西、湖北、江西等省。同治初年，左宗棠调其入浙作战，转战汤溪、金华、富阳、余杭，克复杭州省城，肃清全浙，以功保提督。[121]左宗棠率师进入西北后，徐文秀随从简敬临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归其节制。简敬临阵亡后，徐文秀继统其师。十年冬，湘军大举南进，各军渡洮而西，徐文秀节节扫荡，至三甲集，进至董家山，因回民军断其粮道，他率部忍饥锐进，力破新路坡回民军营垒。[122]十一年正月，在河州之役力战阵亡。
以上中层将领，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出身于曾国藩湘军集团，在西北局势危急之刻，随从左宗棠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由曾国藩湘军集团转向了左系湘军，受左宗棠指挥和节制，这是中层将领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一批将领中，也有早期就和领导人物有密切关系的。如周开锡，作为左宗棠的门生，曾一度追随胡林翼和曾国藩，但自左宗棠崛起后，一直相从始终，颇受信任和倚重。当有人对其总统甘南各军后的军事行为质疑和责难时，清廷曾下谕旨，要求左宗棠查处。谕旨称：
前因周开锡办理甘南军务恐不得力，谕令左宗棠随时查察，毋误事机，并令查明巩、秦各属有无大股贼匪。当此北路肃清，南路防剿事宜甚关紧要，朝廷实深廑系。近闻河州回匪三千有余已于去腊潜越洮河，窜至岷州，与官军接仗。……乃自周开锡总统南路诸军，既不能御外来之匪，任其奔突，又激变范铭之勇，致与官军为仇，长贼势焰。若不及早廓清，又成燎原之患。[123]
左宗棠接奉谕旨后，多方为其开脱，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言者谓巩、秦完善之区，前此并未大遭蹂躏，自周开锡总统南路诸军以来，既不能御外来之匪，又激变范铭之勇，致与官军为仇，长贼势焰。臣未见原奏，不敢多辩。然南路军务地方已有起色，臣迭次所奏甚详。范铭之变，非由周开锡激成，难逃圣明洞鉴，是非仍可复按也。”[124]周开锡病逝后，左宗棠为了表示对这位曾经长期追随自己的门生的表彰，于同治十二年上疏，请求为其在秦州建立祠堂，以示褒奖，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程度。此外，中层将领中，有些因过早病逝或阵亡，未能参与善后活动，如简敬临、徐文秀、傅先宗等；但也有一批将领，既参与了西北重大军事活动，同时在左宗棠领导下，参与了对西北善后事务的规划和实践，如周达武、雷正绾等，在主政地方期间，遵奉左宗棠的旨意，具体实施了西北的善后和重建，成为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中的重要支柱。
三、下层官员
下层官员主要以副将、千总、把总、游击、知县为主，他们在湘军群体中占据多数，构成了主政西北之湘军集团的重要部分。据不完全统计，进入西北地区并担任官职的湘军下层官员，大约有1 000人之多，占湘军将官人数的80%多。许多人因资料缺失，具体活动不得其详。其中，可资查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1.左寿崑，湖南长沙人，候补知县。同治十年，莅任化平直隶厅通判。正值化平厅创设伊始，任内四年，受命办理善后和重建。首先，清查户口，“每丁受田十亩，按名丈给，编发耕牛农田籽种，劝民务农”[125]；其次，在化平创设义学十二处，聘请教师教育回民子弟；第三，设立保甲。每村立甲长一名，每甲立牌头五名，互相稽查，守望相助。因办理善后卓有成效，为地方百姓所称道。史称：“于时榛莽初辟，教养方兴，除暴安良，政平讼，理疮痍，小民常乐永康，承平致福，功莫大焉。至今士民歌颂弗衰，称为名宦。”[126]
2.周文翔，湖南古罗人。精通武艺，晓畅军机。同治五年，担任巩昌营游击。巩昌战乱后，城乡尽为废墟，士民生活困苦。有人称：“地经兵燹之后，道属蹂躏之冲，纠少康之兵，难成一旅，益共滕之。众不盈五千，而且周遭之鹿铤堪虞。中泽之鸿嗷，竟乡粮则无矣！士尽呼庚生不辰兮，民皆易子。”[127]他百计经营，赈济难民，并着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时人曾评价说：“平道途以利车舆，行人利有攸往也，开水渠以资灌溉，斯民饮之太和也。立昭忠祠以荐馨香，则报功崇德也，建仁寿刹以开文运，则兴教作人也。修紫霄观以培地方，则补脉镇煞也。”[128]
3.龙锡庆，湖南安化人。同治元年举人。十一年，统率绥、定两营，随从刘锦棠镇压西宁回民起义军，因湟中小峡口之役攻破垒寨有功，升任西宁府知府。抵任后，实心举办西宁善后，“浚导沟渠，招徕开垦，春出籽种，拨发农器，以正养命之源”[129]。创设城乡义学，增添书院膏火，刻印四书五经，设立尊经书局。设立同善公所，建修旌忠祠和旌节祠两所。调任甘州知府后，整顿甘州书院，制定《甘州书院义学章程》，添置膏火，以振兴地方文化。
4.甘时化，湖南湘阴人。同治十二年，青海肃清后，署理贵德同知。下车伊始，目睹了战后地方的残破景象，力图加以振兴。任内五年，负责办理善后。“重建文庙，继修衙署，兼葺书院，详拨膏火，添助义学，以及收安民并，捐设社仓。”[130]为地方建设作出了贡献。
5.黄仁治，湖南人（具体籍贯不详）。同治癸酉，担任大通县事。湟中兵燹后，地方凋敝，民气未苏。任内实心办理善后，井然有序。安置裹挟难民十余万，计口授田，倡导修建书院，设立义塾，起到了“农业耕，士向学”[131]之效。
6.张瑞珍，安徽寿州人。进士，以知县赴甘，历任宁远、秦安、张掖、安定、皋兰等县令。同治元年，任西宁县令。因剿撒拉族有功，调署灵州。四年，署巩秦阶道，督办甘南军务，说服盘踞张家川一带的回民起义首领李德仓投诚。又倡捐万余金，经营善后。
7.陈日新，湖北蕲水人。同治七年任平凉县令，因城池在回民起义中失陷，残破不堪，三次召集流亡百姓，从事生产，并“抚养疮痍，煞费苦心”[132]。十三年，调任平远知县。正值平远新设县制，与魏光焘创建城池衙署、划定经界、兴办学校，精心规划。经过两年建设，县制规模粗具。又详考平远沿革、文物、山川、俚俗，纂辑成志，为该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8.邵杜，江西德兴县人，军功知县。同治八年，署任泾州。兵燹之余，城乡子弟废读已久。他向左宗棠请求颁发书籍，按区发放乡里，以振兴地方文化。因泾州书院废弛已久，他严加督促，“每日于署内集课一次，捐廉以备膏奖”[133]。泾州地区未设考棚，附试于平凉，诸生常因路途较远不能按期赴试。为此，他拓展行台，并购置民地增筑号舍，新建考棚，为应试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上可见，下层官员依然以湖南人为主，其中也夹杂了少许其他地域的人员。这批下层领导力量，由于官微职轻，多为史家所忽略。但是，他们或为一州之首辅，或为一县之群伦，身为地方行政首脑，在善后活动中，贯彻和执行领导人物的决策，将其善后思想付诸实施，是湘军集团中的重要力量。
通过以上主政西北之湘军集团领导力量构成的考察，可以看出，在领导力量方面，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曾国藩湘军集团中的一些中下层领导，随左宗棠进入西北后，逐渐递升为上层领导，并在左宗棠的领导下，参与筹划镇压回民起义、举办善后等事务，成为左宗棠的重要羽翼和辅助力量。这些人物在左宗棠调离西北后，依然领袖群伦，萧规曹随，遵循既定方针和政策，继续举办地方善后，进一步推动了西北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其次，集团的中下层将官，因和首要人物左宗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为其旧属，随其转战各地，不仅在稳定西北社会方面功绩卓著，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成为左宗棠善后思想和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第三，集团中的大部分将官，在地域归属方面，大多为湘籍人士，因具有天生地缘优势，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一些不具备这一优势的官员，在地域归属方面尽管位于劣势，但因死心塌地追随左宗棠，执行其政策和方案，也有因功逐渐升迁而跻身于上层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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