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佳
按：4月26日、27日，刘维佳副省长在其住村下乡点沁县温庄开展调研活动，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写下了《沁县温庄村下乡住村记》27篇。刘省长这种勤奋敬业的工作作风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给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作出了表率。他撰写的民情日记，调查研究之细，了解情况之多，思考问题之具体深入，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本。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一、尽可能“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杆子插到底，悄悄地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一个半小时后，汽车路过沁县县城，同车的省扶贫办刘昆明主任接到沁县扶贫办同志发来的一条信息：“昆明主任，我看到省扶贫办的车了，您来沁县了吗？”我提醒昆明，不能让县里知道我来下乡住村，否则会惊动不少人。昆明马上回复：“我在太原，车到沁源办事。”汽车顺利驶出县城，透过后车窗没有发现其他车跟随，这场巧遇没有影响我们的行程。
二、温庄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翻过山就是沁源县的太岳林区。温庄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这里的村容村貌还算整洁，建设新农村的标语随处可见，但看到简陋的房屋就知道农户还较为贫困。下乡之前，省扶贫办提供了四五个村的情况，我选择收入偏下但又不是特别穷的温庄住村，就是为能了解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贫困状况。
三、“三同”的难点在于同劳动
省委要求干部下乡住村实行“三同”，我觉得同吃、同住好办，同劳动可能会有点难。所以，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60来岁，朴实厚道，只是听力较弱，我们说话要大声喊。“现在村里多数户都用农机种地了，你到地里也插不上手，还是别去了”。老霍对我的要求不以为然。明媚的阳光下，我望见远远山坡上有人用牲畜耕地，就说“走，到那里帮老百姓种地。”老霍还是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四、帮助三位老人种玉米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
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五、农机作业涨价农民用牛耕田种地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耳聋老汉每喊一声，牛都能准确反应。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干农活时间过得快，播完种还要“耱”一遍，老汉站在牛拉的“耱”上把地压平整。这是个技术含量高的活，昆明我俩人就成了“剩余劳力”。于是，我和68岁的老大娘坐在荒草半米高的田埂上聊起村里的事情。
六、农村人没地种心里就不踏实
这位老大娘和另一位种地的老大娘是妯娌，村里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种地就成了老人的事情，今天她是来帮妯娌种地的。我问：“你家的地种完了吗？”老大娘说，“我家只有两亩多地，昨天就种完了”。说起土地来，她向我诉说起自己的苦恼：“家里4口人，女儿出嫁，儿子在外打工，丈夫是退休职工，10多年前村里把儿子和女儿的地收回去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两亩多地”。“为什么收？谁都说不清。”她用手抓起一把土抚摸着，“农村人没地种心里就不踏实呀！”说到这里，老大娘怕田埂荒草划破我的脸，伸手折断了我眼前的几根荆棘。土地承包各村都有些特殊情况，我给她讲解了国家的农村土地政策，老大娘似乎听懂了，表现得很是通情达理。这就是朴实的老区人民。
七、天太旱河滩上有人打井
帮三位老人种完地，我们下山回村。路过干涸的河滩，有人在那里打机井，我走过去和打井人攀谈。他说村里历来缺水，今年又特别干旱，自己凑钱打这口井，是为了在地里育松树苗，能多些收入。我问打这口井需要多少钱，他说河滩的地下水浅，打20多米深大概能出水，有五六千块钱就够了。刚才帮老人种地时我也感觉到，今年旱情比较重，已经对粮食生产造成影响。沁县虽然是全省少有的富水县，工程型缺水和水利工程利用不好的问题同时存在，这是个共性问题。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不仅要增加投入建工程，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及机制。
离开河滩时开始刮风，天顿时变得灰暗。在路上老霍告诉我，刚才那个人是前任支书，河滩上的杨树也是他承包种下的，但他的家已经搬出了温庄。我观察到，前后任支书的关系不是很融洽。
八、新建的村级活动场所
为了解村里一些基本情况，我请老霍带我到村委会找些档案资料，以便相应搞点案头调研。去年新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成了小山村的一道风景。庭院不大，东西两间屋，东间摆放着党员远程教育的电视机，几张简易桌椅，西间还没有利用。在村委会，墙上挂着一些制度，比较整齐规范，好像是统一制作发放的。
近年来我省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力度较大，扭转了过去的被动局面，村干部和村民都高兴。可老霍说到一个情况引起我的注意，“建这个活动场所一共花了5万多，上边给3万，还欠工程队2万，不知道以后用什么钱还”。可见村级债务确实仍然是个积重难返的老问题。回到老霍家，我还是要看村里的材料，老霍找不出，有点着急了。大概是突然想起来，他说村里的材料都由副支书保管。副支书家里有一台拖拉机，正在用农机给村里人种玉米，老霍约定中午去他家看。
九、“百亩喷灌”及“千女水库”的尴尬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l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一百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早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我觉得这不是个理由，“一块电表要不了多少钱，换上不就行了吗？”老霍答道，“现在也不急浇地。”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目睹这两项工程的命运我很自责。“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回村路过一处开阔地带，地里散落些断砖残瓦，周边长着一片茂盛的核桃林。“这地方原来有座历史久远的庙，抗战期间被日本人烧了，当时鬼子还烧了许多民房。这些核桃树是1950年栽的，每年都结不少核桃，前几年1000块钱10年期承包给别人了，当时核桃不值钱，现在后悔了想收也收不回来”。老霍脚下踩着碎砖瓦，仰脸看着高大的核桃树。我联想到，这片核桃林是村里难得的集体经济，如果经营得好也能变成“摇钱树”。枝繁叶茂的核桃树给我个启示，温庄脱贫可以考虑种核桃。
十一、进村第一顿饭吃得很香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院子里停着一部40马力的拖拉机，是2006年靠农机购置补贴买的，已经很破旧。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十二、温庄党支部民主生活会记录
我对这些原汁原昧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翻到村支部最近一次民主生括会的记录，2010年12月15日，内容是对支书、副支书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记录上写道，“经过大家的投票，对村干部给予最高的评价，支部一班人今后工作决不辜负全体党员的重望，把村的工作搞得更好。”可见温庄党支部是得到党员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2010年1月9日，温庄支部生活会的内容是批评自我批评，记录了一位叫郭晋宏的党员发言，“我今年经常在外打工，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接下来还记录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党员发言，“我作为一名女党员，也很少参加生活和组织会，只认为搞好自己的家庭就行了，对村里的事不闻不问，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无需多说，两位党员直白的话，客观反映了一些地方农村党员的现状。
在一摞材料里，我还看到两份村后备干部的名单，总共6人。我问副支书，“这些后备干部有几位在外打工？”副支书对照名单算了算，结果只有1位在村，其他人都打工去了。我在村看到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正是春耕农忙季节，地里仍然看不到年轻农民的身影，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十三、村会计家境贫困
我在副支书家看到的主要是村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记录，并没有全村的档案材料。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十四、一个农户种13块地(www.xing528.com)
在会计家里，我见到了土地承包和户籍档案。全村1500亩耕地，地块非常小而且特别分散。一位叫李苏维的农户，家里28.89亩耕地，由13块组成，最大的一块5.62亩。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块，分地的时候亩数用步来丈量，好地240步一亩，坏地270步一亩”。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山区丘陵的农村需要小型农机具，土地规模经营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
户籍档案因多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户籍人口除了新生儿和嫁到本村的媳妇，几十年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十余个农户已不在本村居住了，只是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反映。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瓶颈迟早要打破。
十五、农民工的另一种境遇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老两口两个儿子，大儿子37岁了，前些年在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如今在家呆着，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市里的饭店干活，老板说第一个月给160元，第二个月给600元，第三个月给1000元，最后还是没给发。小儿子一气之下去北京打工，但也赚不到什么钱，过年回村是空手进家门。现在老两口想给小儿子找个“倒插门”媳妇也找不到。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打工者某种不幸的缩影。反思过去“输出1人富裕1家”的提法，看来有些幼稚和理想化。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
十六、国家的惠农政策在温庄得到落实
在访问农户的过程中，我很关注国家和省里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发到户没有。这方面温庄做得很到位。在村头的一面墙上，不但公布了国家和省里的惠农政策，而且还有市县采取的惠农措施，公示栏列出了具体项目和金额，一目了然，便于监督。我所到的农户，每家都有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存折，各项补贴资金能够及时发放到户，而且支取也较为方便，老百姓都挺满意。几位农民还告诉我，村和乡镇每年都核实粮食种植面积和种植品种，然后张榜公示，补贴资金不会被虚报冒领。看到和听到这些情况，我心里踏实了。
十七、“亚行架子牛育肥项目”
走访完3户农民，我发现村边有个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投资应该在几十万元以上。一把锈蚀的锁头把门，从门缝看到里边是荒草和垃圾，墙上写着“亚行架子牛育肥项目”。老霍对此好像也有某种不满，“这样写是为了争取亚行项目，其实并没有被列上”。“这也是前任支书干的，不知道上边给了多少钱，先后承包给别人3次，养猪、养兔、养牛都没成”。
这个大门紧闭的项目从一个侧面说明，前些年农业项目的成功率不是很高，有的项目管理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投资浪费和资产流失。我感觉，有关部门之所以好心未办成好事，主要是潜在的两个问题常被忽视，一是政府投资项目如何转为集体经济实体，二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何承接政府投资项目。我和昆明商量，要做的事情是，想方设法把这些不成功的项目“激活”，尽可能发挥作用形成效益。
十八、乡镇干部检查森林防火
下午，风越刮越大，浮尘扬沙接踵而来。我询问起森林防火，村里还是很当回事的。一位支委专门抓，上山的几个路口都有人把守检查，打火机不许带进山。这过程中，老霍接到一个电话，他支支吾吾说些什么，我没听清，看起来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从村外走来三四个戴森林防火红袖标的人。原来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到温庄检查森林防火。说话间，其中一位认出了我，他是册村镇的书记，去年我到沁县调研时见过。这位书记很惊讶，回过头批评老霍，“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老霍连赔不是。我说，“别怪老霍，是我不许他告诉你们的。”我还补充一句，“你们也千万不要告诉县里领导，他们工作很忙。”镇书记对工作很负责，忙不迭地向我汇报起全镇的情况。来山西6个年头，我认识许多县乡干部，常年工作生活在基层，责任很重，压力很大，但条件艰苦，手段有限，他们特别需要上级机关的理解。
十九、顺便到册村镇政府调研
既然镇上的同志知道我来了，我想那就干脆到镇政府搞点调研吧。从温庄到册村的路不远，坐上车20多分钟就到了。这个镇现有13位公务员，9位乡级干部，其中4位正乡级，书记镇长“一肩挑”。县财政每年给这个镇转移支付3.8万元，还不够冬季买煤和订报刊的费用。每个行政村平均转移支付3.3万元，村财乡管，较为规范。
我最关心的还是农民收入，找来镇统计站、经管站的同志，查看了一些统计报表，询问了有关情况。这些年来，农民收入的统计主要是农村调查队的抽样调查和村及乡镇逐级上报两个渠道。一方面，抽查面较小，数据的覆盖性差；另一方面，乡镇乃至县市上报的数据，则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干扰。比如为保住贫困“帽子”就会有意把数据压低。对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省政府正在设计新的目标考核体系，重点强化农民增收的政策导向，努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二十、县委书记县长闻讯赶来
也许这是预料之中的，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沁县县委书记田志明和县长张斌风风火火来到册村，显然是镇里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消息。这就使我的“县不扰官”想法打了折扣。沁县是我的扶贫联系点，所以我和志明、张斌很熟悉，相互都不需要客套。志明告诉我，春季防火任务很重，前几天沁源县那场火就发生在对面山上，册村一带是县里防火的重点。我对志明说，“你快去忙吧，我这次下乡住村就是要切身体验农村生活，不给基层同志添麻烦，更不用你们陪同”。志明和张斌还是想陪我在镇上吃晚饭。我说，“如果你们实在想陪我，那就今天晚上开村民座谈会商量农民收入翻番规划时来一下，我们共同解剖温庄村这只‘贫困的麻雀’。”
离开册村镇政府，我们又踏查了“千女水库”。这个水库堤坝安全，水质清澈，只是渠道早已断掉，失去了灌溉能力。难得的一库好水，大旱也用不上，多么遗憾啊！天气渐暗，老霍有点抱歉：“春天种地的时候农民家的晚饭都得天黑了才吃。”我说这样更好，可以再多走走多看看。老霍答应没问题。
二十一、开在农家的座谈会
我今晚住处的房东也姓霍，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接父亲的班在镇兽医站工作，儿子在长治市打工，女儿在县城职业学校念书，媳妇在家种地。家里还有一位60多岁的叔叔同住，当年公社搞农田建设发生塌方事故受重伤，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享受“五保户”待遇。晚饭比午饭多了点“内容”，除了合子饭，还有烙饼，没人陪的农家饭吃什么都可口。
晚上八点半，座谈会在我住的农户堂屋里召开，房东特意换了一个度数高的灯泡，照亮满满一屋子人，虽然劳累一天但大家兴致很高。小板凳上坐着的老人居多，没有妇女，还是沿袭着传统农村民主政治的习惯。村民们发言很热烈，有人主张养羊，有人说种核桃收入高，有人觉得还是种玉米谷子才保险。来山西的时间长了，我对村民们说的土话也大体能听得懂。说来说去，最难的是缺少启动资金，各家基本没什么积蓄。
我看了老霍的储蓄存折，当村支书一年的工资5000元到账后，当天就还了信用社2900元的贷款利息，其他就是卖谷子的收入。他说，2002年修通村公路时，资金缺口找农信社贷款，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贷，这些年本金是没法还了，只能偶尔还些利息。座谈会开到晚上10点多，时有争论，时有笑声，村民们形成了养羊、种核桃、育树苗增收的共识。我和昆明承诺，帮助村里协调信用社贷款和引山泉水，下一步抓落实的任务还挺重。
二十二、小山村的夜很寂静
散会了，我把乡亲们送出大门口，志明和张斌要连夜赶到长治出席市人代会。市县乡换届开始启动，他们的工作确实紧张。西北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小山村的夜晚宁静无声，满天星辰在闪烁，好久没有看到如此晶莹剔透的夜空了。房东的西屋，一张硬木板床，一张简易饭桌，没有椅子和其他家具，这是他在外打工儿子的住房。我坐在床边翻阅收集来的材料，整理一天的走访笔记，细细盘点着收获，感受非同寻常。了解的情况，受到的启发，思想的领悟，情感的陶冶，都是前所未有的。夜很深了，我躺在硬木床上难以入睡。小小的温庄，短短的一天，让老区人民富裕起来的责任感由此更为强烈。
二十三、早饭前与大学生村官一席谈
2011年4月27日，是一个大晴天。雄鸡报晓，东方黎明。早晨4点多，村里就传来发动拖拉机的声音。房东的院子很大，院中间有一棵老梨树，飞来几只喜鹊落在树上嘎嘎叫，震落了片片梨花。在院子的自来水管前洗漱完毕，我抓紧记下乡住村的民情日记。
不到七点钟，大学生村官来了。这位小伙子中北大学毕业，学的是安全管理专业，当村官已经两年多。他每月下村五六次，其余时间在镇里帮助工作。曾经3次考公务员，有1次入围。他告诉我，昨天散会后大家都很兴奋，村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增收，副支书和他聊到深夜12点多，想了不少增收的办法，尤其愿意育树苗和种核桃，信心足，有把握。一会儿，昆明和老霍过来，我们与房东一起吃早饭，小米稠饭烙饼加咸菜。饭后，我按规定交了两天的伙食费。
二十四、村东村西有两个小卖店
温庄早晨的空气纯净清新，凉爽宜人。迎着东升的旭日，我走访了两家小卖店，一家在村东，一家在村西，我先到了村东店。这个店面有十来平方米，主要经营小食品。40多岁的女主人说，“小卖店一个月能卖两千来元，利润在10%左右，月均赚两百块钱”。她可能误解了我的来意，一再说明小卖店有工商手续，进货也有证明，并拿出购货单。我从这些购货单看出，商品来自县城个体批发户，供销社的连锁配送网络还没有到达这里。这又使我认识到，加快实施农村便民店全覆盖工程不但必要而且迫切。
接着，我来到了村西那家小卖店，铺面比村东的大一些，但商品柜台只占一个小角落。这家主人姓张，五十多岁，身体瘦弱，主动介绍起了家里的情况，“我兄弟三个，老三打工赚点钱全家搬到县城，我就利用空出的这间房开了小卖店。老二也在外面打工，是修高速公路的，具体不知道在哪里干活，49岁还没结婚，对象已经有了，但5000块彩礼还没凑齐，喜事也就没办”。这个小卖店的销售额更可怜，一个月只有七八百块，赚不上100块。老张的媳妇接过话来，“一天也就赚几块钱，村里人也缺钱，买东西赊账的多，给现金的少。”她给我看店里赊账的本子，指着一页说，“你看，这个人赊了400块钱，后来得神经病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400块钱呀，我半年才能赚回来！”说着说着，她流出了泪水。这个小卖店的状况折射出温庄的贫困。
二十五、下乡住村可以既蹲点又跑面
农村经营体制变了，下乡住村的办法也得适当改变。因此，我这次下乡住村既蹲了点又跑了面，力求把点上的情况了解得细致一些，把面上的情况掌握得准确一些。早晨八点多，我从温庄的小卖店出来，开始对沁县郭村镇几个贫困村进行跑面凋研。先到的南沟村，500口人，出去打工的有250人，村级活动场所建得标准挺高，农民还有了健身小广场。后到的大沟村，360口人，在村常住的160人，村级活动场所正在建设中，村里的几块牌子还立在村委会主任家院子的墙边。这两个村从去年开始搞设施蔬菜，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赚了钱的村民们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了池堡村。这个村570口人，有26户养鸡，养鸡户年收入最少5万元。村委会主任原来自己搞个小施工队，前几年村里很乱，他回来改变了局面，办了不少好事。这个村还有一位很能干的乡镇女干部，是发展养鸡的带头人。我和昆明帮他们研究了发展规模养鸡，建立养殖合作社的事情。在考察养鸡基地途中，我看到一座建成不久的天主教堂，与新建的村级活动场所遥遥相对，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近些年来，宗教问题在农村愈加复杂化，基督教和天主教对农民的影响有不断增强的态势，值得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视。
二十六、一溪正在衰减的泉水
在池堡村，有一处据说宋代就很有名的泉水，妇女们正在泉边洗衣服。我问，“过去的泉水比现在大吧？”她们争先恐后地说，小时候泉水比这大得多，能从泉井上面流出来灌溉稻田，当时这里的水稻最好吃，现在不能种水稻了。我看到，小螃蟹在泉井中悠闲地行走，只是流出的泉水有气无力。站在泉水边，我更坚定了加快山西“大水网”建设的决心和信心。由于郭村镇书记和我们一起调研，池堡村的午饭甚至还上了一小盘“平遥牛肉”，可能是从镇上商店临时买来的。这顿饭吃得不如在温庄那几顿饭舒服，有人陪餐即便是派饭也变了味。
二十七、上湾村烈士纪念亭
2011年4月27日下午，我来到上湾村。这个村计划今年也搞设施蔬菜，建大棚的土地都流转到位了，但打井需要的电源有些麻烦，还没有动工。上湾村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八路军的主要将领曾经在这里活动过。在村外看完设施蔬菜项目的选址后，支书想带我到村委会坐一坐。走进村庄，有座烈士纪念亭映人眼帘，我就说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吧。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近纪念碑，碑上撰刻着十几位革命烈士的名字，都是上湾村人。从烈士们的牺牲时间和地点可以知道，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六十多年过去，如同弹指一挥间，带领老区人民实现富裕的担子落在了我们肩上，这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太阳快落山了，因为明天省政府有一个会议，我告别村里的乡亲们，离开沁县返回太原。这次下乡住村两天一夜，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大，触动颇深，感慨良多。再见温庄！再见沁县！过些日子我还会来，争取帮助温庄把农民增收规划落到实处。
（作者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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