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海洋文化政策^[1]

王文洪

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000千米的大陆海岸线，14000千米的岛屿海岸线，拥有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岛屿的主权和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有4亿多人生活在沿海地区。近年来，中国已逐步认识到提升国民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同时，中国既希望自身能成为像西方国家一样的海洋强国，但又不希望走西方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因此，从全球化的角度探索中国海洋文化政策的近况，并分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海洋文化政策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将在探讨文化全球化的基础上，分析近年来中国关于海洋文化的论述，并进而考察中国海洋文化政策的现状和趋势。

一、文化全球化与中国的海洋文化研究

在西方学界，“文化”这一概念长久以来就包含了一些模糊的范畴，这包括个人的生命经历、实体的艺术品、文本、物品，甚至还包括了对于艺术的专业论述、文化工业的商品化产出、日常生活的文化表述，以及前述各种范畴之间的复杂互动。^[2]由于人口、物体及符号均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全球化作为一种跨越区域及洲际的物体、符号和人口的流动，必然也包含了文化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全球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论是基督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的扩散过程，还是罗马及蒙古帝国的扩张，均是文化全球化的先例。在工业化过程中，欧洲列强曾不断进行海外扩张，由于运输及交通工具的革新（机械运输和电报的系统化），新兴的文化全球化也得到了促进。

与先前的文化全球化相比，今天的全球文化交流的绝对规模、强度、速度，绝对是空前的。相比过去几十年，文化输出和输入的数量已经增长了许多倍；电视、电影的贸易有了巨大的增长；因特网的用户及联结数呈几何倍数增长，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跨越国界的沟通模式。收音机、电视机、因特网、手机、卫星和数字技术的加速传播（尽管并不均衡），使得全球大部分地区得以进行实时通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英语，为观念和文化的普遍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公共语言基础，尤其在商业、政治、行政管理、科学、学术界和计算机等方面，绝大部分的术语都可以（必须）以英文进行跨文化交流。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被迫与异域文化对话，并重新塑造自我的认同。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混杂的情形也越来越多。

前述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分析，为今天考察中国的海洋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即本地文化与远方异域文明的互动关系，是个辩证而复杂的过程。中国海军现役大校郝延兵及现役少校杨志荣认为，从行为主体来看，中华民族是陆地民族，而西方则是海洋民族；从文明属性来看，中国的海洋事业隶属陆地文明的范畴，带有陆地文明中农耕文明的特质，最多是一种农业性海洋文明，而西方国家的海洋事业则属于海洋文明的范畴，带有海洋文明中商业文明的特质，后来又发展成一种新兴的工业性海洋文明；从活动内容来看，中国的海洋事业是以海为田，中心内容是“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进行的是一般的交往活动，但经济交往的比重较小，而且经济交往是一种不对等的、非双向的交往，但西方海洋事业的中心内容，则是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航海贸易，同时还伴随着殖民、移民、掠夺等。^[3]这两位现役海军军官进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国如果要成为全球海洋文明的中心，那么政府就必须强化国家海洋战略，并且提升民众的海洋意识（到海外经商的意识、海洋国土意识、经略海洋的意识、海上力量意识、关心海洋发展的意识等），提升海洋科技及经济实力，增加参与海洋事业的人口，更重要的是强化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他们甚至直接指出，历来列强能成为海上强国的秘诀就是“既向外侵略又改革……如今，中国也找到了并实践着迈向海上大国、世界性大国的康庄大道”^[4]。但他们也不主张完全采用西方列强的模式，认为中国与西方列强应该要有原则性的差别，即中国“绝不侵略别国，永不称霸”。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曲金良则认为，西方学术界的海洋观有三方面的偏差：片面强调欧洲中心论；片面强调海权力量的作用；片面强调航海贸易包括海洋探险和航海“新发现”的作用及世界市场商机与获利原则。西方这些海洋观念的偏差，不仅主导着许多西方学者，并且深刻影响着我国许多学者的价值取向。因此，中国学界应该要从立场上批判西方模式，从理论上强调海洋文化的全部内涵、整体功能和民族特色，防止自我海洋中心意识，导致新的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主义；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军事大国，导致穷兵黩武；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经济，导致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破坏。^[5]另外，曲金良也就文化全球化的问题指出：“现代文化毕竟不同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是人类已经走向国际化社会、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而这种全球性的现代文化的核心与主流形态，就是海洋文化形态……体现为外向型、开放型、开拓型、竞争型的海洋文化模式和特性。中国自有东方型海洋文化传统与个性，在当代世界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同样应该、也同样能够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6]在他看来，世界各海洋大国在海洋领域的各种竞争，不论是关于海洋经济、科技、资源还是海洋权力，说到底是各自海洋文化的竞争，也就是说，决定整个竞争发展方向的因素，在于各国的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等文化因素。因此，也只有同时扬弃中西海洋文化中各自的优缺点，才能真正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综上所述，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军方关于海洋文化的论述偏向现实主义，不仅西化的色彩更浓，而且也更注重海军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反而是学界的论述更注重保有中华海洋文化本身的特殊性，而且世界主义的色彩也较浓，这也显现了文化的转化过程永远是一幅复杂的图景。但不论是军方还是学界精英，对于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使命的定位都相当明确，那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伟大复兴”，而且也都建议中国加强自身的海洋强国战略，更注重海洋文化及海洋文化政策的重要性。

二、中国海洋文化政策的现状

（一）中国海洋文化政策

1.《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我国的海洋文化政策，可追溯到1989年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尽管这是一份技术性的文件，而不是一份政策纲领。该条例规定（第二至三条），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的一切源起于中国的、起源国不明的和起源于国外国的文物，以及遗存于中国其他管辖海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和起源国不明的文物归属于中国所有。遗存于外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海域以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中国享有辨认器物主的权利。同时，该条例第七条也规定，外国国家、国际组织、外国法人或者自然人在中国管辖水域进行水下文物的考古探勘或者发掘活动，应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方式进行，并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由后者报国务院特别许可，未经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私自探勘或者发掘。

2.《中国海洋二十一世纪议程》

不论是开发海洋资源还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都不能只靠政府部门的作为，还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增强民众参与的能力，提高各界民众自觉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的意识，是中国海洋文化政策成败的关键。为此，1996年中国颁布了《中国海洋二十一世纪议程》，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海洋文化政策的战略目标：“促进海洋事业的公众参与，形成全民族关心海洋，保护海洋，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发展海洋事业，沿海民众协同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的新局面。加强海洋知识的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建立沿海地方政府和民众海洋事业参与机制，建立海洋开发、保护专家咨询制度等。”

为了达到上述基本目标，《中国海洋二十一世纪议程》将其细分为四个方案领域。第一个方案领域是“教育界的参与和大众媒介的介入”，该方案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多种媒介宣传，提高全社会尤其是沿海地区公众的海洋意识和普及海洋知识，提高劳动者的海洋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沿海地区公众参与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形成政府职能部门和广大民众共同保护海洋的局面。第二个方案领域是“科技界的参与”，其目标为：在沿海地区建立科技界与决策部门、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机制，充分发挥科技界在咨询指导海洋可持续利用方面的作用。第三个方案领域是“海上作业人员和生产劳动者的参与”，其目标为：通过教育和采用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实施组织措施，使广大海上作业人员和劳动生产者既是用海大军，又是保护海洋的有生力量。第四个方案领域是“基层政府的作用”，其目标为：动员基层政府在组织民众参与开发、保护、管理海洋和在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方面发挥基础作用，成为管理海洋事务的基本力量。

（二）中国海洋文化活动

1.世界海洋和平大会

中国执行海洋文化政策，是以一系列的海洋文化活动为基础的，并以此与国际潮流相衔接，例如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海洋和平大会。世界海洋和平大会是由著名活动家伊丽莎白·曼·鲍杰斯（Elizabeth Mann Borgese）教授及其领导的“国际海洋学院”（International Ocean Institute）发起的非政府间组织会议，是联合国体系外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探讨有关全球海洋问题的国际会议，现已逐步发展成为致力于全面系统地探讨全球海洋问题、为解决全球海洋问题提出建议的国际高级论坛。其目的在于深化海洋是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认识，强调对海洋的保护，主张对海洋进行合理有序的持续开发，并就当前人们最关注的海洋问题进行研讨。大会研讨的结果将以建议的形式提交联合国大会，并以此促进国际间的海洋合作与世界和平。^[7]

长久以来，世界海洋和平大会致力于探讨海洋法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变革”和“未来综合”方面的问题。由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随后两届会议便专门探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的后续活动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续活动的衔接问题。根据第23届大会的提议，第24届世界海洋和平大会于1996年11月15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就全球海洋面临的法律、资源、环境和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通过了《北京海洋宣言》。该宣言重申了执行和逐渐发展下列适用于世界海洋的原则：“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包括经济发展的权利，健康的环境和和平生活的权利；二、国家间和子孙后代之间的平等原则；三、合作原则作为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执行特别通过：建立共同管理区域或共同开发区，生态系统的共同管理，合作发展或共同开发技术；四、和平解决有关海域争端的原则。”

2.1998国际海洋年

紧接着世界海洋和平大会而来的是1998国际海洋年。“'98国际海洋年”是1994年第49届联合国大会第49/131号决议一致投票通过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作为国际海洋年的倡议方，具体协调海洋年有关活动。联合国将海洋年的主题确定为“海洋——人类共同的遗产”。为隆重庆祝世界第一个海洋年，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世界沿海各国纷纷开展多种形式的庆祝和宣传活动。为庆祝国际海洋年，进一步增强全民海洋意识，1994年2月17日，中国“'98国际海洋年”大型宣传活动组委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8]该组委会由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有关省市、海军共4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主任委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出任。在“'98国际海洋年”大型宣传活动组委会的领导下，中国开展了“爱我蓝色国土”海洋宣传活动、“飞越海岸线——蓝色国土行”宣传采访活动、“走向海洋”全国青少年教育活动等一系列大型全国性活动，采取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专业教育和对青少年教育等多种手段，在全社会普及海洋知识，提高海洋意识。

“'98国际海洋年”期间，中央及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众多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海洋事业和国际海洋年投入极大的关注，其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年与海洋文化政策相关的执行内容主要有：

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这是中国首次发表关于海洋方面的白皮书。

6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7月18日，由“'98国际海洋年”大型宣传活动组委会主办，国家海洋局承办的“爱我蓝色国土”海洋宣传日活动，在北京和沿海各地同期举行。活动以“迎接海洋世纪，共铸蓝色辉煌”为主题，众多群众在《我的海洋章程》上签名，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张登义则代表中国在《海洋章程》（Ocean Charter）^[9]上签名。

3.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

21世纪以来，中国举办的最盛大的海洋文化活动，莫过于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主题被命名为“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2002年4月，由交通部负责组织工作，成立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该小组办公室则设在交通部。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并制订了六项纪念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和宣传工作方案。这六项活动分别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云帆万里照重洋》——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展览；《1405——郑和下西洋》电视专题片；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航海和海洋知识竞赛、讲座、夏令营活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分3年进行。

除了上述6项纪念活动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起，将每年7月11日定为“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中国内地的实施日期，这也意味着，纪念郑和将成为中国每年例行性的重要海洋文化活动。(www.xing528.com)

三、对未来海洋文化政策的展望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海洋文化政策，在推行的初期（例如《中国海洋二十一世纪议程》、《北京海洋宣言》、国际海洋年活动），采纳了国际的普遍价值（海洋所包含的世界主义价值以及海洋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但在随后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以“和谐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大阅兵纪念活动（2009年4月23日在青岛成功举办）中，则同时坚持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立场。当前中国海洋文化政策所塑造出来的形象，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扩张海权，以及人类共同和平治理海洋的需要。基于此，未来中国海洋文化政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

第一，树立鲜明的海洋大国形象。以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影响世界。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人口大国、海洋大国、文化大国，同时因为西方模式对于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模式，所以中国应当承担起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国际责任与使命。

第二，提高国民的海洋国家意识。如果当代中国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话，那么其海洋意识，就不能只是少部分人的海洋意识，而必须是全体国民的海洋意识。但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只知道中国版图有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域国土面积，而不知道中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上疆域。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制约是，中国本身有约2/3的内陆人口，这些人口中，大多数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亲眼见过海洋，更不用说亲近海洋或是热爱海洋。因此，培养全体国民的海洋意识、进行海洋文化教育迫在眉睫。

第三，完善促进海洋文化发展的政策机制。任何一种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其最重要的推动者、传承者、创造者，必然是全体国民，而不单单是政治精英。但中国目前的海洋文化政策的运行模式，仍主要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灌输或是精英们的提倡，而没有塑造出一种由下而上的政策循环，也没有形成让民众愿意自发热爱、尊重、维护、亲近海洋的政策机制。因此，国家不仅要着力修改或废止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海洋文化发展的条款，而且要加快制定诸如《国家海洋文化工作条例》等专门法律法规，以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中国海洋文化的健康、科学、持续发展。

第四，建立行之有效的海洋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制度。改变我国海洋文化遗产所面临的灭损严重、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的尴尬局面，确保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永续保存及其价值的可持续利用。在当代大规模城市化的城市建设、城区拓展、旧城改造、城市工程中，用法律制度和手段根除对海洋文化遗产的无视、破坏现象（包括以复原、改造、修缮为旗号的损害和造假）。妥善保护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海洋历史人物遗产和海洋民俗文化等。

第五，建设完整的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近年来国家有系统地扶持学术界对于海洋文化的研究，“海洋文化”的学术意识得到明显强化，但整体而言，在学科建设上依然难以打破原有学科范畴局限，分别属于历史学（海洋历史地理学、海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与文化交流史、对外贸易史）、地理学（海洋经济地理、海洋人文地理）、法学（海洋法学）、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管理学（海洋管理）、军事学（海洋军事）等学科。而高层次的海洋文化哲学的研究才刚起步，完整的综合性的“海洋文化学”至今尚未在“法定”学科中确立下来。因此，目前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要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第六，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海洋文化功能区。可以考虑在历史上形成的北部沿海海洋文化、南部沿海海洋文化、海岛岛屿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以滨海新区、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为依托，组织建立形成中国江河湖泊文化功能区、渤海海洋文化功能区、黄海海洋文化功能区、东海海洋文化功能区、南海海洋文化功能区的五大空间布局，将之打造成为海洋文化公共服务、海洋文化产业和市场发展、海洋人才队伍培养建设、海洋科技研究开发等现代化、国际化、全民化的示范功能区，再引领、带动、辐射全国所有陆地和海域，全面促进中国海洋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七，坚持文化外交的“和谐海洋”理念。海洋和谐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美好追求，也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具体体现。然而，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媒体频频炒作的“中国海军威胁论”和我国与周边国家愈演愈烈的海洋争端，都对中国坚持“和谐海洋”理念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巨大挑战。在“海洋世纪”的新时期，通过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海洋”这些理念有效地传达到周边各国和国际社会，可彰显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海军一以贯之的维护海洋安全、构建和谐海洋的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张文木.论中国海权.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2]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观的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

[4]郝延兵，杨志荣.海上力量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

[5]中国海洋志编纂委员会汇编.中国海洋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注释】

[1]本文系2010年9月至12月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入选《文化蓝皮书：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这次进行了重新修改和补充。

[2]D.Held，A.G.Mc Grew，D.Gold blatt ＆ J.Perraton.Global Trans for 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329.

[3]郝延兵、杨志荣：《海上力量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59页。

[4]郝延兵、杨志荣：《海上力量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5]曲金良：《海洋世纪背景下的海洋文化与综合国力竞争》，载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4—5合卷》，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2页。

[6]曲金良：《海洋世纪背景下的海洋文化与综合国力竞争》，载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4—5合卷》，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1页。

[7]第一届世界海洋和平大会于1970年在国际海洋学院总部马耳他召开。此后的每届会议都吸引了世界上众多的政治家、海洋科学家、海洋法学家和海洋工业界人士的积极参与，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世界海洋和平大会十分注重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海洋意识和维护其海洋权益的能力，因此，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的海洋篇章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世界海洋和平大会第19届大会结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详情请见国际海洋学院的官方网页：http://www.ioinst.org/。

[8]同年，国家海洋局派人参加了由教科文组织海委会组办的全球海洋生态动力学开放科学大会、海洋数据与情报交换委员会会议、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水科学与渔业文摘咨询委员会会议、亚太分委会第四届科学会议和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沿海模块专家组第二次会议；另外，还派人参加了海洋污染研究与监测、海洋观测系统数据管理以及海洋和沿海环境保护培训班。中国科学院系统派人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21世纪可持续海洋会议。在国内，中国海洋生物工程中心在青岛举办了“国际海洋生物工程进展与展望”学术会议和“亚洲地区养殖对虾病害问题及防治技术”研讨会。

[9]《海洋章程》公众签名活动由加拿大等国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委会批准。章程呼吁各国政府“维护海洋卫生、保持海产的长盛不衰、明智和安全地利用海洋资源，以便使世界各国人民世世代代都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