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长期艰巨性认识的深化

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认识的深化

王国永　姜　英

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长期性、艰巨性的理解，是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关系到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且关系到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略的制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清醒、正确，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蓬勃地向前发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失误，我们就产生或急躁或悲观的情绪，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脱离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误或者埋下隐患。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而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

然而，这是一个异常复杂而又艰巨的课题，因而不能不经历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探索过程。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的长期探索

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指出：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由第一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在第一阶段，“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先是单个国家实行”，接着“逐步地实行”^[2]。这些论断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有着科学的预测，但是当时世界上毕竟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因而在比较具体的问题上，他们作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却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1891年，恩格斯在写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委婉地指出：“您的第二个写作计划——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几年，先不拿出！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3]

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列宁曾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遭受挫折以后，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一再向全党指出：“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4]，“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从1917年产生了接收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5]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伟大而艰辛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过失误甚至是很严重的失误，但是他们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反复总结经验教训，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富有开创性的科学论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成果，这些论断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6]后来，毛泽东通过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事业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又得到进一步深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7]

可见，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要用10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是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探索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必须肯定，所有这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探索，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如果说成功的经验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失误的教训就为后来者提供了警示的红灯，因而成为我们党的一份宝贵遗产。

但是，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的十几年中，认识又发生了新的曲折。一方面，虽然仍然承认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但却把社会主义长期性的含义主要归结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在发展经济问题上，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限大大缩短了。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和197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对此问题的思考。三届人大报告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对长期性的解释却主要归结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报告正式提出我国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发展分两步走的战略，这对有计划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当时却认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即20世纪末，就可达到。毛泽东还在报告稿中写道：“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这不是吹牛皮、放大炮，“是做得到的”。“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8]这不能不说是建设问题上的急躁情绪在经济形势好转后又重新有所抬头。四届人大报告重申了三届人大报告中两步走的设想。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思想观点的最终确立

在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观点的最终确立，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到1992年春南方谈话发表，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变化和逐步深入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继续沿用了上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法，但不久他就对这个提法有了新的认识。1978年10月下旬和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这期间，他还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飞速发展着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直接观察，使邓小平对我国在20世纪末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不得不进行重新思考。访问回国一个多月后，邓小平就对外宾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作“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9]

当然，邓小平这一思想认识发生变化有个过程。1981年4月，他在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说，中国讲四个现代化，开始时提出的是一个雄心壮志。但我们一摸索，才感到还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20世纪末中国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1979年他在接见大平首相时说，在20世纪末，中国只能达到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指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容易，比如说八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在他看来，这是“更加量力而行”的设想。^[10]由于这一“更加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就迈出了重新清醒地认识和探讨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的第一步。1981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另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时说，实现“四化”是相当大的目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世纪末也只能达到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恐怕要到21世纪末。^[11]这就在已确定的20世纪最后20年两步走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步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样的三步走，也可称之为新的两步走，即把20世纪最后20年的两步合称第一步，而把21世纪上半叶的第三步称作第二步。

仅就第三步我国所能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邓小平的提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起初的说法叫“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后来改为“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12]，1986年底最终确定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法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经过努力所能达到的目标。这表明，邓小平对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问题的认识在不断升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党的十三大上第一次初步系统阐述的。早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3]这里，他把对社会主义长期性的时限估计放在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对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了科学判断：“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14]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在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也面临着严峻考验。这些残酷的事实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建立了几十年，甚至像苏联那样历经了70多年，也同样面临生死存亡这个大问题，也仍然存在着被颠覆和复辟的危险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15]。有鉴于此，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又说：“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16]

邓小平不愧是了不起的战略家，当时他就预见到后人要急，就告诉我们不要急。他还有一句话：“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够格。”什么时候才能“够格”呢？到21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了，那时恐怕才“够格”了。所以他告诫全党，我们不要给老百姓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国家明天就能达到共同富裕了，我们明天就能达到公平正义了。当然，目标非常好，但需要时间去实现。不然的话，你说很快就可以共同富裕了，老百姓等了两天，还没有，就失望了，政府失信了，公信力就没有了；再等两天还没有，他们就开始埋怨你了；再等两天还没有，他们就上街了，矛盾也就产生了。所以，国家要全面发展，还是要提倡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我们的理想要全面实现，是要经过我们长期艰苦奋斗的努力。

或许有人要问，邓小平所说的“几十代”，究竟是多少年？其实，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邓小平，他只是作出了大致的估计和设想，并没有、也不可能指明具体时限。当然，他的估计，又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根据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理解、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所作出的科学估计，而不是随意的设想。如果一定要问，也可以在邓小平著作中找到“一代人”指多长时间，例如他曾说：培养一代人至少15至20年。^[17]由此计算，几代、十几代、几十代，就可以理解为100年到数百年了。但这毕竟不是学生做计算题，也不是搞经济计算，不可能说得那么精确。

至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的思想观点最终确立下来，并在全党形成共识。之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都肯定和重申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这一思想观点。

三、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思想观点的确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观点的形成和确立，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了主观设想和客观效果相反与相成的辩证关系，把远大理想放在了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整个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指导我国人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长期不懈地坚持奋斗，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从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当今所处时代的高度，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可逆转性及其发展道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同时他在“南方谈话”中用了几个“时间概念”来说明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还要“三十年的时间”；二是“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要“用一百年时间”；三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在经济建设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错误的思想根源问题。

（二）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具有客观“必要性”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既然需要很长时间，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有同资本主义世界“长期打交道”，就必须要有长期“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因此实行改革开放是必然的和必需的。我们既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东西，并对其“西化”“分化”的图谋保持警惕，又要大胆地学习、借鉴其一切先进和进步的东西。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总之，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大胆，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搞全盘“西化”。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来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一句话，对外开放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必须长期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

（三）切实把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在中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程度，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充分体现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特点是落后，贫穷，地方很大，人口太多，问题十分复杂。”^[18]“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9]这就更增加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不仅如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同各种犯罪活动、腐败现象、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完成这样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必然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四）有利于防止和克服来自“左”或右的错误倾向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既是反右但主要是反“左”的宣言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反映。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邓小平认为，我们在几十年中犯过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21]，“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22]。“左”的思想的突出表现，就是离开现实，超越阶段，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急于向更高的阶段转变。结果，往往是不但没有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走了弯路。这更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邓小平正是在正确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经过如他自己所说的“冷静地考虑”“摸索、计算和研究各种条件，包括国际合作的条件”，逐步发展了他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思想。

（五）正确处理了主观设想和客观效果相反与相成的辩证关系

按照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的思想观点，我们现在的奋斗目标较以往想象的似乎遥远多了，但对奋斗目标的理解则更科学了，社会主义事业也更能脚踏实地向前发展了。当年毛泽东在讲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问题时曾说过：“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23]这种说法完全符合辩证法思想。毛泽东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辩证法的，但邓小平把这样辩证看问题的观点主要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他认为：“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这是中国的古话。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24]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思想观点中超出具体时限预计的更深刻的含义。

（六）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思想观点的确立，绝不是淡化和模糊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是把远大理想赋予更科学的解释，放在了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的思想观点，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甚至需要数百年的时间，那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给人的印象确实是更遥远和更渺茫了。但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共产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邓小平的思想认识，恰恰揭示了人类迈向共产主义所必经的长远的路程。

邓小平是一位把理想回归到现实努力上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反复强调：只有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这样的物质条件是要由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25]。“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26]1958年出现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法，赫鲁晓夫讲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都是对共产主义的曲解，都是以一种非常低的标准来看待共产主义。邓小平说，赫鲁晓夫讲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27]。这当然不是科学共产主义。邓小平非常务实，在他看来，只有在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当中国的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讲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才向共产主义更靠近了一步。

（七）对指导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长期不懈地努力奋斗,具有指导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艰巨性的思想观点，以深刻的含义告诫人们，为了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了最终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超越阶段，不能靠主观臆想。要冷静地分析客观情况，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放眼世界先进水平，定出阶段性的战略目标，逐步实现最终目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我们民族的伟大先哲留给后人的宝贵遗训。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们终于更加清醒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终于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每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都应当继承并发扬这一勇于求索的优秀传统，虽千年不移赤子之心，纵万难不坠凌云之志，以热爱社会主义、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为最大光荣，以背离社会主义、损害社会主义为最大耻辱，脚踏实地、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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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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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7]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9]龚育之，石仲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龚育之党史论集（上、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石仲泉.我观党史.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

[13]石仲泉.我观党史二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4]石仲泉.我观毛泽东.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5]石仲泉.我观邓小平.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页。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

[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575页。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769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7—829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0—501、4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272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188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