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成果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1]

李　旭

在当今中国，形成价值共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普遍自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指引了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体三个层次勾勒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为我们进一步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指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二十四个字”的价值理念并不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最终表述，它以“倡导”的方式表明自身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这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讨论、提炼概括留下了空间。^[2]价值观既有个人和国家、社会层面的区别，同时也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统一性。因为国家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也要靠包括广大党员在内的公民个体去践行。例如，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每个国民的爱国、自强，民主离不开公民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参与。我们有必要基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统一性进一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理论工作者的使命。价值观的提炼和培育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构想。价值观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看法，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重视历史、尊重传统应该是价值观提炼的一个基本法则，在这方面，古代儒家的“通三统”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一、“通三统”的折中损益精神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文化繁荣之道

“通三统”是儒家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基本精神是尊重本朝之前各朝代的礼乐制度，重视文明的历史连续性。“通三统”的提法虽然出现在汉代，但是思想渊源却来自孔子和更早的周武王以及周公。周王朝取代殷商之后实行分封制，封夏的后代于杞、商的后代于宋，允许他们保存先代的礼乐，对夏和商的后代以客礼相待，在礼乐制度上也继承借鉴了夏和商的传统，创造了灿烂的周代文明，奠定了华夏礼乐文明的根基。因此孔子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朝的立国者对夏和商的礼乐制度加以斟酌损益，创造出自己灿烂的礼乐文明。孔子对此赞叹不已，在他自己的政治思想中，他也非常重视这种继承传统加以权衡损益的做法。他回答弟子颜回关于如何“为邦”的问题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孔子这种折中三代以达到文质彬彬的政治理想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没有得到施行的机会，一直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等儒者的努力，儒家的文教理想和制度主张才得到重视并有所确立。

汉代取代短命的秦朝而立，部分继承了秦朝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同时，汉代的统治者也汲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听取了儒者包括“通三统”在内的制度构想，注重以德治天下，对秦代和周代的制度进行了折中损益，奠定了之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治理构架，创造了气象雍容的汉代文明，并保持了西汉和东汉约四百年的大一统秩序。汉代之后中国的另一个伟大王朝唐代在政治和文化制度上也具有善于继承传统的智慧和兼收并蓄的气度，唐代在政治上既保留了部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也继承改善了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形成了士族和庶族共治的局面。在文化上，唐代兼取魏晋六朝的自然风流和汉代的名教法度，同时还对外来的佛教文化和边陲的西域文化采取学习包容的态度，形成了极为雄浑多样的唐代文明，这从唐代的诗歌、书法、工艺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由此可见，无论是周代还是后来的大汉盛唐，这几个伟大的王朝在政治上的强盛和文化上的繁荣都与它们善于总结前代王朝的得失加以折中损益有很大的关系，概而言之，它们都具有“通三统”的胸怀和智慧。

二、“通三统”对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益启示

古代儒家的“通三统”思想是主张从本朝的正统出发，重视历史文明的连续性，借鉴继承前代的制度文化传统，以造就文质彬彬中和适宜的制度和文化。不过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字面含义，关键是要把握“通三统”的实质在于重视历史文明的连续性，对前代的制度和文化不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斟酌损益的态度。就文化而言，从汉朝到清朝，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最根本的正统就是孔夫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首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政治制度上废除了君主制，但在文化上并没有推倒儒家传统，只是强化了儒家传统中本来就包含的“天下为公”的观念。其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天下为公”是针对封建专制的家天下，“自强保种”则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也是无数有志之士和革命先烈的奋斗目标。孙中山先生将“自强保种”的反帝意识和天下为公的反封建理想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将孙中山先生主张并实践的“天下为公”从政治领域推进到经济和社会领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革命是对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然而并非将传统的一切推倒重来，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这已经隐含了“通三统”的历史理性在其中。

“通三统”既是一种尊重传统、尊重历史的智慧，也是一种兼容并包、凝聚共识的智慧。当今时代是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这种多元的局面有利于思想的活跃、精神的自由，但是在政治层面上也需要有基本的文明共识以避免思想和利益纷争的恶化，需要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凝聚人心。针对当前学术界有人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割裂对立起来，将改革开放的30年与共和国的前30年对立起来，陷入极“左”与极“右”的对立的情况，有学者提出借鉴“通三统”的智慧化解极“左”与极“右”思潮的偏执和对立，认识到孔夫子的仁爱、毛泽东时代的平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的连续统一，三者构成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传统。^[4]这一新的“通三统”主张在学理上有不够严格之处，因为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政治上不构成与共和国前30年相区别的独立的一统。但是这一主张对于化解思想对立、形成社会共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理论和现实方面看，“通三统”的重视传统、兼容并包的精神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三统”是自觉接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在性质上和历代王朝的更替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价值观上必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诉求。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继承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在价值诉求上，科学社会主义继承深化了自由、平等这些启蒙思想所张扬的观念，将启蒙运动所追求的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原则从政治领域进一步贯彻到经济领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成就，推进了平等、自由的启蒙价值观念在中国大地上的实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和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之外，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否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传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了巨大挫折，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复辟的趋势。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流砥柱，要抵制资本主义的蔓延、节制资本，就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让公平、自由的观念能够扎根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同时也避免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带来的弊端。

“通三统”是折中损益中国古代、现代和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形成当今中国价值共识的需要。我们党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一个重要的作用是针对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价值空虚与价值混乱。这种价值空虚和混乱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反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因为激进的反传统本身具有坏的示范性，通过反传统建立起来的新价值成为新的传统后又可能被更新的价值颠覆，这样一个社会就没法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共识，没法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活，而且激进反传统的价值观由于忽视祖祖辈辈的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基本价值，其所建立的价值观必定是薄弱的、贫乏的。所以一个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形成、提炼必定要尊重已有的传统，尊重各个世代长久的生活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要靠经验的提升，而不是先验的构想。从中华文化几千年的优秀传统、百年来的社会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当前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践中总结提升出来的价值观，才能形成深厚的社会共识。

“通三统”是传承更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温故而知新，通过对传统的继承改造生长出根深叶茂的新文化，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的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文化繁荣的朝代都是善于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朝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对传统采取激烈反叛的姿态，在当时有一定的破旧立新的革命意义，为我们今天对古代传统采取自由的审视态度预备了一定的反思空间。时过境迁，如果我们今天还囿于成见，对古代的东西都采取排斥态度，那就是数典忘祖的无知了。显然，如果没有对我们华夏古代文明之伟大灿烂的深切认识，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也不只是对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还包括对五四以来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以及探索我们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道路各种有益尝试的继承。中华文化的复兴既是古代文化的复兴，也是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民族文化的现代更新。

三、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提炼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五大核心价值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以德治国”的内在要求。道德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以德治国”是我国自《尚书》所记载的尧舜时代以来几千年的政治理念，儒家思想是这一理念的承传者和捍卫者，通过对历代德治思想和实践的总结，儒家提炼出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基本德行，也就是“五常”。这五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五种基本价值，其中“仁”是最核心的，是人伦关系最根本的准则，可以生发出其后的义、礼、信这三种伦理美德。因此五常也可以简化为仁和智这两种核心美德。仁与智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如同我们华夏大地上的山川一样历久常青。“通三统”的关键是贯通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民族精神和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面对各种内忧外患变革图强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古老的民族精神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新形势下发生的现代转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先生通过三民主义重新解释的“天下为公”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追求的平等、自由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变革图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古老智慧，并不是最近30年才冒出来的东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实践，自觉继承儒家文化的仁爱传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所弘扬的天下为公的传统，辩证地看待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与后30年的关系，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可以尝试提炼出以下五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仁爱。这是儒家的基本价值。“仁”虽然只是儒家道德条目中的五常之一，但却是最重要的德行，如果缺乏仁，礼、义、信只是外在的规范，不是内在的德行，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爱的基本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起点是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推而广之，可以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胞物与境界。儒家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关系出发培育人的基本德性，易知易行，是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文明道路。仁爱所期望达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气相通，这种相通要以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的直接感通为起点，脱离最直接的情感起点而讲博爱，容易流于虚妄不实。爱国主义、世界公民，都要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开始。儒家的仁爱不只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对整个东亚有影响的价值观，也未尝不可以成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观。随着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走出去的脚步，不应该只是汉语的偏旁部首，还要有儒家的仁爱价值观。

儒家的仁爱以“亲亲”为起点，但不止于“亲亲”。在历史上，将“仁”狭义化为“亲亲”确实产生过流弊，在民间层次上容易落入狭隘的家族、地方本位主义而缺乏更高的国家认同，在政治层面上容易导致任人唯亲。对孝悌的片面化强调也容易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专制权威秩序张本。对儒家伦理思想中家族本位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流弊，近现代的思想家有深刻的批判，也提出了补救性的对立价值观，针对家族和地方本位主义，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用“天下为公”的观念来克服其流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主要是在政治上发展了《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思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一步将“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贯彻到经济和社会领域，赋予了“天下为公”的传统大同思想以平等、自由的现代内涵。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天下为公”是儒家传统本有的政治理想，其恰恰基于民胞物与的大爱之仁，大爱之仁是孝悌、亲亲之仁的扩展。正因为有这一“天下为公”的深厚传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能为清末广大士人所接受，从而催生出亚洲第一个废除帝制的共和国，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才能迅速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而诞生出中国共产党。

公平。公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包含公正和平等两个层次。公正是国家的领导者、管理者阶层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平等则是普通国民要求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诉求。“公”是相对于“私”而言的，“正”是相对于“邪”而言的。公正就是无偏私、无偏袒。这是对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国家的领导者、管理者承担着维护公共领域并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只有做到了无偏私无偏袒才堪当大任，才能服众。不要说执政党、政府官员，就是做父母的，如果带有偏爱而不能公正对待子女，子女也会有怨言；做老师的如果不能公正对待不同学生，学生会有怨言；公司管理者不能公平对待员工，员工会愤怒。公正是仁爱的拓展，是领袖群伦者所应该有的大爱。仁者爱人，公正则是无偏私的爱。以仁爱为根基，公正才是爱的公正，如阳光的普照，而不是一团漆黑的平等。以公正为目标，仁爱才能上升为普照的阳光，而不是只让身边的人沾光。封建社会实行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家天下”不可能彻底贯彻公正的原则，不能杜绝任人唯亲。虽然如此，帝王也要以天子自居，宣称自己的统治是效法天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君王也不应该有偏私。当然，这只是在名义上如此，实际上未必。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提出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理想，这是对上古尧舜禅让时代的向往，隐含着对“家天下”的超越。这一理想只有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民主共和思潮的激发，才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向具体实践。

公平里面包含平等，平等是相对特权而言的。民主社会相对贵族社会而言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消除了特权阶层，让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平等大体而言也有两个层次，一是起点的公平，二是结果的均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三大公平都属于起点公平，它们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体现。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则属于政治、文化权利的公平。我们国家要建立和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保证公平竞争之外，也要关注结果的均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体现了大同理想中“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关怀，体现了“天下为公”的大爱。如果说仁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家种子，是中国特色所在，那么公平正义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干。这个主干如果倾倒，社会主义将不再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会失去支撑，天下将不太平。

自由。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是含义极为复杂、极富争议性的现代观念。有人视之为比生命和爱情等等都要尊贵的首要价值、最高的女神，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这往往都是由于缺乏对自由观念的全面、深入的认识。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看，自由确实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如果没有自由的意志，只是机械因果链条中的一环，人就是机器，不称其为人。从伦理学的层面看，真正的人的自由也不是任意妄为，不是本能的自发性，而是自主、自律、自强，这个层面的自由是人的尊严所在。自由是近代启蒙运动所张扬的基本观念，是法国大革命的三大口号之一。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启蒙运动的成果，通过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经济基础，指出只有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推翻了三座大山，解除了四大绳索，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将近代以来爱国志士“自强保种”的救亡目标与马克思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启蒙理想统一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因此，谋求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自由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www.xing528.com)

自由首先是人的心灵禀赋、意志品格。只有勤俭自强、克己自律的人才能葆有自由，才配享有自由。只有自由人联结而成的社会才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只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国民保卫起来的国家才能成为富强民主的国家。从政治上看，自由大体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公共领域的开放；其二是私人领域的不受侵犯和干扰。前者相当于积极自由，后者相当于消极自由。公共领域的开放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可以依法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的运用。这既是公民人格的实现，也是监督公权力，让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公正运用手中权力的必要保障。可以说，没有公共领域的开放，没有公民的政治自由，就无法真正保障政府的清正廉洁和社会的公平。暗箱操作从来都是腐败的温床。自由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公私领域的划分，私人利益不能侵蚀公共领域，公共权力也不能侵犯合法的私人利益。私人领域的不受侵犯也是以“亲亲”为起点、仁爱得以生长的土壤，如果这一土壤遭到了破坏，人赖以生存的合法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人与人最基本的亲密关系无法维持，那么一切更高的德行也就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仁爱、公平和自由，它们共同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价值支柱，仁爱是种子，公平是主干，自由则是种子得以生长、主干得以挺拔的土壤和篱笆。个体自由并非社会最高的价值，却是仁爱、公正这些更高的美德得以生长和挺立的基本价值。保护好自由的土壤、筑起公私分明的篱笆，让仁爱得以生长、公平得以挺立，这需要高远的理论眼光和丰富的实践智慧。

科学。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智慧、知识都是全社会所重视的基本价值。“智”是儒家五常之一，也与“仁”和“勇”并列为三大主要美德，孔子还把“智”与“仁”并称，列为两大基本美德之一。古希腊人更是推崇智慧，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排定的节制、勇敢、智慧和公正这城邦四大主要美德中，智慧居于极高的位置。与中国古代贤哲的实用理性有所不同，古希腊哲人更是发展出了一种不求实用的纯粹求知精神，一种理论思辨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是现代科学的原动力之一。现代科学将这种思辨精神与实证态度相结合，在认识外部世界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通过与技术的结合，科学成了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成了第一生产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科学与民主并列为从西方请来的两位“先生”，正是看到了现代科学这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威力。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和科学传统的继承者，马克思本人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后工业社会的新形势下，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执政兴国的指导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智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当之无愧地应该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科学”一词的含义是多样的、复杂的。从汉语译名来看，“科学”的字面意思是分科之学，这其实与英文的science、希腊文的episteme有一定距离，它在西文中的本义是知识。知识的最高最整全的形态是哲学，就此而言，哲学是最高的“科学”，是突破了分科之学局限的知识。现代的各门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通过实证的方法达到了对客观世界更精确的认识，但也失去了哲学整全的视野和务本穷源的智慧。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显然不能在分科之学的意义上理解，而应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因为科学发展的实质在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就需要通观全局的眼光、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公心和明智，以及对祖先和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感。这种科学是有良知的“科学”，而不是撇开价值判断只关心事实领域的冷冰冰的科学，是通古今究天人的通识之学，而不是隔行如隔山的专家之学。“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我们对“科学”有一种更深的理解，这种科学应该是一种以良知、责任为出发点的辩证智慧，是贤哲之学，它与古代贤哲的智慧有颇多接近之处，不是现代的分科之学所能涵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要以仁爱、公平、自由为道德基础，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通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康庄大道。脱离了道德基础，明智就会变成为私人利益服务的权谋，缺乏哲学的宏观指导，科学就会变成专业领域中冷冰冰的仪器和数据，不是能指导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最高价值。如果说仁爱、公平、自由、科学可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大支柱，那么和谐就是由这些支柱所撑起的殿堂本身内在结构的坚固与美好，犹如由不同音符所构成的旋律与和声。在儒家的大同理想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睦就是和睦，修睦就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为贵”是儒家基本的社会理想，“致中和”是儒家礼乐制度的宗旨所在，它是通过确立社会秩序的礼和沟通社会阶层的乐两者的辩证统一达到的。“和为贵”是礼乐制度所追求的效用，礼乐制度的本体则是仁。儒家所追求的中和、和乐的社会理想，是以仁爱为生长点的。在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图景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和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要实现的和谐社会可以也应该继承我们古人和而不同的智慧，可以借鉴古代礼乐制度中今天仍然可行的内容。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社会主义的和谐与古代封建社会的和谐相比应该有重大的进步，它是建立在公平、自由基础上的和谐，而不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和谐，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比封建社会的和谐更有活力、更有包容性的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国古代“和为贵”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包括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处理、各种文化传统艺术风格和思想观点的兼容并包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简而言之，对内而言，和谐作为一种包容差异的胸怀和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可以贯彻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对外而言，和谐还可以贯彻在外交中，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与世界各国一道建立一个和睦互信、公正互利、包容开放的世界。在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代，和谐将成为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的重要理念，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是仁爱、公平、自由、科学这些核心价值所拱卫起来的极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的王冠。要锻造这顶王冠，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需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明和智慧、继承发扬鸦片战争100多年来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先烈的遗志、总结反思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儒家“通三统”的历史理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条途径

仁爱、公平、自由、科学、和谐，这五大基本价值可以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伟殿堂，它们是借鉴儒家“通三统”的历史理性，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尝试提炼出来的，这些基本价值是中国人在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和百年来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用生命总结出来的，并非出于个人的主观构想。它们应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上层建筑而起到引领社会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得到人们的内心认同和言行实践，否则理论构造得再严密也只是空中楼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人们的内心认同和言行实践之中，这样仁爱、公平、自由、科学、和谐这些价值观才能积淀为公民的个体美德，才能融汇为社会的良好风尚，才能成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多种多样，以下几条可能是最重要的：

第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落实在执政党的建设和政府官员、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和引领者，是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担纲者，理所当然地要率先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行下效是道德风气形成和变化千古不易的逻辑。古人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礼记·大学》）如果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从内心认同，只是在口头上提倡，实际行为却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好的是权势、金钱、美色、享乐等等，那么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势必落空。

第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落实在国家的文教制度中。学校教育是价值观传承最基础、最重要的载体。古人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德、智、体、美、劳并重而德育为先的全面素质教育，但在片面的应试教育中往往偏向了智力一端，德育在内容、方式和效果上都有值得改进之处。我们推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但对于更为基本的爱家人、爱朋友、爱家乡等等注重不够，使得爱国主义教育容易落空。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分量严重不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传承载体就是学校教育。我们要研究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记》和《资治通鉴》、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化经典应如何系统地进入学校教育，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经典教育的方式代代相传。其次，我们的革命历史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等等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要考虑怎样才能获得受教育者的内心认同。在国家文教领域，我们需要借鉴“通三统”的智慧，合理分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同部分的内容。

第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落实在法治建设中。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党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的第一要义。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是公平的体现，是自由的保障。只有法律的权威得到了尊重，法律得以健全实施，社会的公平和公民的自由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和批准的，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体现。同时，现行宪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成就的确认，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确认，尊重宪法就是尊重革命先辈的遗志。我们需要将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加以落实，这本身就是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进一步的立法活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与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有所区别，我们的法律体系可以借鉴中华法系中礼法并治的传统，更多体现中国传统的仁爱原则、和谐原则，例如更多地重视家庭的价值和婚姻的稳定性，法庭审判中更多地运用调解的方式等等。

第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指导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是现代世界的潮流，在废除了君主世袭、贵族制和科举制的现代社会，民主是干部和官员选拔最具有正当性的基本途径。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政治自由的体现。民主也是监督公权力的实施、防止权力腐败以及保障社会公平的必要途径。民主是现代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在政治运作层面的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民主偶像化、绝对化，不能将民主原则不加分析地运用到各种天然需要一定权威的差序伦理关系中，如在父子关系、师生关系等等伦理关系中盲目地推行民主。我们要用法治来避免多数的暴政，保护个体的合法权利；也要用仁爱、和谐的价值原则来避免民主抹平各种天然差序并导致社会离心离德的危险倾向。我们既要民主，也要集中，但不只是集中到一把手的领袖意志上，更重要的是集中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集中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上。

民主、法治诚然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主要是保障公平、自由、和谐这些目标性价值得以实现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我们没有把民主和法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列，这并非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要对价值的不同层次作出区分。法国大革命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里面就没有包括民主，实际上，从自由、平等两大原则中可以推导出民主和法治。科学则既可以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同时求知本身就是美好的，知识和智慧本身就是美好的，因而也可以是一种目标性价值。我们这里借鉴“通三统”的历史理性，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五大核心价值观，只是在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十八大报告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来的一家之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培育是我们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大事，是民族复兴伟业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仁爱、公平、自由、科学、和谐，这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既扎根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又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以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为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给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带来福音，将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注释】

[1]本文为2012年度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成果（12JDYB02）。

[2]吴俊：《“三个倡导”体现高度的价值自觉和自信》，《光明日报》2013年1月5日。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