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意义探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探寻

钟学敏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0年的实践，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所展示出来的内涵和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具有中国特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开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在晚年曾通过对俄国社会的考察，认为俄国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强调：“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马克思的思路和设想是，要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俄国公社必须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以此来建设一个“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换言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跨越”设想的核心部分，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制度方面是可以跨越的，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阶段，而通过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二是发达的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先进的文化，比如民主等是不能跨越的，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一旦完成制度跨越之后，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包括生产力方面的成果和民主的成果。

历史进入20世纪，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设想之后，列宁抓住机遇，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通过十月革命实现了制度上的跨越，而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一开始还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去理解和建设，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是，现实推动了列宁的思考，终于回到现实，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直接过渡转为迂回过渡。但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有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的阐述。此后的斯大林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搞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终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建设走入死胡同。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但是，毛泽东犯了和斯大林同样的错误，就是把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性成果”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已经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性成就”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导致了缺乏物质基础和民主基础的“穷过渡”，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挫折。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入死胡同，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愈演愈烈，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要使社会主义有新的前景，必须回到历史源头，去弥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同时，被一并跨越了的生产力基础和民主的基础。也即必须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建立起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的对接，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新的振兴。

以邓小平为代表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旨就是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使得对资本主义肯定性成果的吸收有了具体实在的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问题，从而决定了这些国家在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还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去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等；“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为冲破意识形态对立和冷战思维，正确处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进而顺利地吸收资本主义肯定性成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政策解决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建立，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建立起了有效的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它的成功实践承担起了社会主义在当代振兴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范式的创造，在中国现代化百年追求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历史并非古代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它有着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当古代中国灿烂的文明延续几千年，到清朝中期由昌盛走向衰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开始迅速崛起。迅速步入世界近代化历程的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扩张，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终于被迫纳入了世界近代历史的进程。在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先进人士开始放弃“天下”即“中国”的观念，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提出“师夷长技”的重要思想。中国人第一次开始认识到世界现代化的大势。此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在“中体西用”方针指导下，实行学习西方“富强之术”，以“借法自强”，正是探索和学习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最初尝试。然而，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事业的破产，先进人士从文化层次上理解东西方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差异，进而逐步从政治体制上学习西方，变革中国社会。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在这一层面上变革的不断努力。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中国人追求西方文明范式中受到的最大打击，中国社会和政治陷入极端苦闷的困境之中。但先进的中国人没有放弃对西方文明和西方现代化范式的追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人士进一步从重建社会价值体系上，将世界发展的潮流概括为“民主”“科学”，并将其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旗帜。这一切探索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到了五四运动期间，这种现代化范式发生了危机。

中国现代化范式危机源于西方文化发生危机。空前野蛮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近代文化即资产阶级形态的文化带进了一片悲凉颓败之中，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惨重破坏所形成的危机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陷入衰颓、紊乱和闭滞。政治上阶级斗争日趋高涨，国际争夺愈演愈烈。1919年各国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几无一日之息；巴黎和会上明争暗斗，和议订立后更显剑拔弩张，沉重的军费负担，压倒了战后疲敝的西方世界。社会意识形态上，大战给西方人民带来了虚幻、悲观和颓落。战后物质生活的枯竭，和平理想的破灭，更加重了精神的苦痛。上层思想界则表现出悲观主义、怀古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大战时完成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轰动一时；著名科学哲学家罗素承认：“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他来中国讲学，告诫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人民谋幸福，决计不要“一味效法西方”。^[2]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弊病大暴露，引起中国思想界深沉的反响，出现启蒙思想的新取向，这就是开始否定竞争，批评财产私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思想，宣传互助进化、财产公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大同主义等。这一新动向的发展使中国思想界直接趋向了社会主义。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则以社会制度的剧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它作为一种美好榜样，更使经过改良实践失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受教育和鼓舞。这就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进一步鉴别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并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后，经过28年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由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薄弱，经验缺乏，因此，学习外国尤其是学习苏联及其发展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初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国际形势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只能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先进者学习。而苏联比中国早30多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科学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向苏联学习，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条“最平直、最接近、最宽阔的大道”（郭沫若）。1953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强调：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3]

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苏联也帮助我们开展现代化建设，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政府援建我国156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填补了中国重工业的空白，改善了工业的部门结构，完善了中国的科技布局。但同时，苏联模式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在理论基础上，照搬马克思的本本，主张所有制“一大二公三纯”，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主张计划经济的程度越高越单一越好，排挤商品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只是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体制上，苏联模式实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单一化的公有制结构，实行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工业化发展战略上，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战略重点，以剥夺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中央高度集权型管理体制，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在文化体制上，采取严格的中央集中控制和过多的行政干预，使文化教育处于严重的封闭状态，经常性的党内思想斗争并采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式来处理，更导致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沉闷。中国现代化范式再次面临严重危机。

邓小平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形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以及中国特色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提倡在现代化建设中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性质、条件、手段和方式等方面的重要问题，立足世界和中国的实际，规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找到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终于摆脱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发展范式上的困惑，完成了对西方文明范式和非西方的苏俄范式的跨越，最终实现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范式的转换，真正找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前途，成为中国现代化探索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三、具有主动型“内生式”特点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www.xing528.com)

西方学者按照各国现代化启动与推进的时序差异，将现代化分为早发式和后发式两大类，认为早发式现代化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凭借自身力量主动进行而发展起来的。西方发展理论认为，早发式现代化模式是其他地区仿效甚至全盘接受的样板，他们根据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模式亦步亦趋。这种现代化就是用西方化的观点抹杀各国间国情的重大区别，背离各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带有本质性的特点，就是中国向现代化的发展，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片面性，又可集中发挥优势，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合理地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是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就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就既突出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又体现世纪之交的时代特征。后来在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很快等状况。所以，邓小平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离开了中国国情，现代化在中国就扎不了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发式”现代化模式，它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且具有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整体和谐特征以及以人为本的特征。

西方发展理论认为，早发式现代化是时势使然自发进行的，而后发式现代化则是由于外部生存环境逼迫所作出的迫不得已的“反应”，因而只能是被动的、“外生式”的。这一观点同样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是一个后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却不是被动的、“外生式”的，相反，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动型和内生式的特征。它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主动迎接现实国际挑战，为振兴中华民族、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发展所进行的伟大事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竞争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经济和科技领域，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这无疑是一种压力。但是，中国把这种国际性的挑战变成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5]，这些正是有利于我国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后发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充分发挥了内部巨大的潜力，极大地推动着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刻变化。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变革、企业内部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加强、政府及行政的职能逐渐改变、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速度不断加快，等等，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主动型和“内生式”现代化的特点。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以世界现代化运动为借鉴，走出的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被动式的，也不是外生式的，中国的现代化更不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强调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获得成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得到广大人民支持和广泛参与的现代化，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实现内生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了世界历史新局面，给世界以启迪。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积累了后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经验：第一，为追赶早发式现代化的国家，后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政治领导权威，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而社会主义制度正好能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并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6]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第二，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这一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中，总是特别强调政治秩序和稳定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7]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抛弃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保证。为了统一思想、稳定社会、推进改革，中国现代化还在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下，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发展道路。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就是成功地实现了由僵化、封闭的建设模式向改革开放建设模式的转变，为中国现代化找到了动力源泉，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第四，在当代以知识经济为先导的全球化时代，后发展中国家既要完成西方国家早已实现的现代化任务，又面临后现代化的挑战，也即面临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使命。对此，中国走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行赶超战略，不再重复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为实现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采取了跨越式发展，走了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核心，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第五，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现代化，奋斗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又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整体性选择和现代化的理性发展。

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无疑会给不发达国家提供重要的参考。2004年5月7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的文章《北京共识》，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后指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是可以成为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中国模式之所以能为发展中国家效仿，原因就在于中国不把这种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也在于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一条强调和本国国情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8]著名学者郑永年也撰文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已被第三世界国家认可和借鉴。^[9]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思政中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2]罗素：《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13号。

[3]钱三强：《中国近代科学概况》，《新华月报》1953年第8号，第212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8]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北京共识》，见《中国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郑永年：《“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信报》200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