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飞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以人的本质、需要、价值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理论体系,它第一次实现了关于人的理论的革命变革。信仰教育是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的一种引导和教育,它有助于唤起人对人生目的、意义以及对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怀与追问,有助于提升人对生活目标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信仰教育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它主要涉及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问题。由此可见,信仰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人学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的问题是它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信仰教育的有机结合,对于信仰教育的有效开展,对于解决当代人的精神或信仰危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人的需要是信仰教育的出发点和切入点
人的需要是人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必须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才能得以满足。马克思主义人学从人的本性出发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必然有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的需要。物质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人为了生存,“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物质需要的满足也是其他需要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3]。精神需要是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更为心理的、个性化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精神需要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辩证统一的,离开精神需要的物质需要必将使人与动物无异,而离开物质需要的精神需要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信仰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核心,它有助于人们实现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提升,有助于人们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与精神归宿。确立信仰是人们不断发展的精神需要的最终要求,人生最高价值标准的确立及执行是确保有意义、高质量人生的关键所在,是人在精神领域中的最高追求。信仰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引导受教育者确立人生的最高价值标准,解决其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由此可见,信仰教育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为其出发点的,同时,信仰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其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要。因此,我们在信仰教育工作中,应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需要理论为指导,以人们不同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切入点,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信仰教育应满足人们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提升自身精神境界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他通过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以不断丰富发展的需要,使自己始终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之中。人的超越性、历史性决定了他们必然具有永无止境的完善、提升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需求。因此,针对受教育对象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信仰教育应制定具体的教育内容和目标,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循序渐进地促进其最高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
第二,信仰教育应注重对人们合乎本性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关怀。物质需要是精神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现实的基本的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的产生必将受到限制,信仰教育也必将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实现的可能性。所以,信仰教育不应只是单纯的精神指引,还应对教育对象正当的合乎本性的自然属性需求给予充分的认识和关注,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在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困难,避免信仰教育因脱离现实而趋向口号化、空洞化、理想化。
第三,信仰教育的开展应在尊重受教育者的基础上进行。人是有尊严的存在,对尊严的不懈追求是人之所以高尚、之所以高于动物成其为人之原因所在。对此马克思曾说过:“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于众人之上的东西。”[4]受教育者在信仰教育关系中是作为客体存在的,然而人的本性又决定了他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他有着独立自主以及被尊重的需要。因此,在宣扬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需要,以情动人、情理互动,使社会的核心价值标准真正成为受教育者发自内心的追求目标。
二、人的现实性是信仰教育的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人学抛开了抽象的人性论,从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把人理解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从事着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6]。由此可见,现实的个人必将具有很强的自主选择性和个体差异性,在不同的物质生产条件下,人必将在思想、意识、社会关系等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
信仰教育作为以人为对象的活动,它的开展必须以“现实的人”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从受教育者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的思想层次、不同的社会关系出发,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说来,信仰教育首先应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实际,从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把信仰教育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其次,信仰教育应立足于具体的思想实际。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决定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在思想上必然各有不同。面对“现实的人”,信仰教育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不同教育对象在思想上的共性和差异,有针对性地制订不同层次的教育计划和方案,在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实现引导和教化。再次,信仰教育应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实际。现实的人是处于在一定的条件下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人的思想观念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面对发展中的人,信仰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以新思路、新办法应对思想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三、人的社会性是信仰教育的人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同时更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在人的本质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8],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着物质生产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意识。人的思想观念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并将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人的信仰总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熏陶下生成的,因此,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是信仰教育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而目前社会上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贪污腐败、公民道德失范等现象的存在,必然会造成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怀疑和动摇。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优化社会环境是信仰教育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要使社会成员真正从内心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必须先树立起党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形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党内开始滋生腐败,部分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与党的目标和宗旨背道而驰,而且大大削弱了党的威信和地位,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因此,必须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肃清社会腐败堕落现象,做到标本兼治,以实际成果取信于人。
第二,要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我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当前,我国在社会管理制度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和缺陷,社会上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均、贫富过于悬殊现象,各种违法犯罪现象、社会不公平与丑恶现象与此是有直接联系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管理制度,畅通民主渠道和监督机制,建立完善科学公正、灵活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设美好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以其蕴含的社会精神来提升人们的信仰高度。
第三,要不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净化社会环境,消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必须不断提高国民的素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应不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倡导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完善具体的行为准则,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范的示范带动作用,提高全民的道德素养,培育文明的道德风尚,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为引导人们完善自身价值、确立科学坚定的信仰营造文明、健康的道德环境。
四、人的实践性是信仰教育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不是通过意识活动,而是通过实践活动体现自己的本性,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命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类恰恰就在对象世界的加工中才作为一个族类的存在来现实地证明自己。”[9]人在实践活动中体现了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具有实践性。此外,实践还是认识的来源,在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实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作为人的精神世界核心的信仰,它的确立也必然离不开实践,而信仰教育也必须结合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而不能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说教过程。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具有实践性的理论,为信仰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第一,立足实践,理论联系实际。传统的信仰教育由于过于偏重理论,给受教育者留下了假、大、空的印象,教育效果大打折扣。而人的实践性表明了信仰教育不能离开实践这条有效途径,信仰教育的实施必须和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作为教育者,首先应当立足于社会现实、了解国情民情,掌握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并以此为基点,在教育过程中将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从实际出发,善于解决实际困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教育对象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思想难题,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也必然会面临形形色色的实际困难。在教育过程中能否解答他们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他们现实中的困难,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程度。对此,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0]因此,从实际出发,将教育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www.xing528.com)
第三,转变观念,改进教育方法。在传统的信仰教育中,教育者往往是高高在上地对被教育者进行着理论灌输,讲的都是大道理、原则、套话,和实际严重脱节,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我们应转变观念,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多讲真话、实话,用民主的、互动的方式和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并在沟通中引导他们认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践行信仰中不断强化自己的信仰。
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信仰教育的最终归宿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怀信心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可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最高追求和最终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必然结果,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决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取向,这为信仰教育确定了最终的归宿。信仰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引导受教育者确立科学的信仰,形成人生的最高价值标准,为其人生的发展提供精神指引和行动抉择的正确标准。因此,信仰教育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其终极目标,以人的发展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能力素质、社会关系、个性特征等多方面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是人的物质生活发展和精神生活发展的高度统一。因此,结合人全面发展的内容,信仰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信仰教育应服务于经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物质生活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信仰教育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信仰教育应当明确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增强他们的意志力,使他们能以超强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投身经济建设,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推动人的物质生活不断发展。
第二,信仰教育应注重人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的培养。精神生活的发展是物质生活发展的重要动力,它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又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在信仰教育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受教育对象加强优秀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树立坚定的科学信仰,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三,信仰教育应注重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结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信仰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一最高理想、终极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才能最终达成。因此,信仰教育一方面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同时又必须正确认识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结合现实开展教育活动,将理想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低层次目标的逐级实现,最终登上理想的顶峰。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学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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