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空间景观的表意之美
李劼人对空间景观的描写与其他现代作家大不相同。鲁迅写“一石居”酒楼,鲁镇、未庄的酒店,华老栓、吉光屯的茶馆,或简略两笔,或“不著一字”。而李劼人写天回镇兴顺号杂货铺,却事无巨细,从铺门之外写到铺子之内,从柜台之外写到内货间、卧房直至后面空坝。檐阶、楼板、柜台、瓦坛、白酒、木凳、木椅、八仙桌、泥壁、贺联、木神龛、门帘、楼梯、亮瓦、窗棂、玻璃片……简直是对川西乡镇铺子的照相写真和民间民俗的摄影记录。灯会街景、花会盛况、满城皇城、公馆门道、少城公园、客栈茶馆、农家院落均“恰如其景”,“环境的刻画均逼真”。[1]特别是对青羊宫、劝业场、武侯祠、皇城、满城、少城公园这些真实的地理人文景观的描写,李劼人有如热情的导游,引领读者一步一步参观欣赏,还详细地给你介绍它们的面貌,追述它们的历史,给人们讲缘起、兴衰、传说、掌故和逸闻,仿佛在让人们看“旅游手册”。
李劼人如此迷恋空间,源于空间表意的艺术追求。在他的小说中,环境、场景、住所、街道等空间景观都具有特殊的艺术表现力。它们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更不是有些朋友所批评的“细节写得过多”,有“自然主义的臭味”。[2]青羊宫的观宇建筑,劝业场的商贸场景,郝公馆的家居器物,兴顺号的日常用品,少城公园的洋式楼,皇城坝子的古牌坊,都不是随意摆放的“静物”。“它们从‘中性’的外在物质世界变成了叙事意义的生产者。”[3]李劼人要从成都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和生活艺术上去表现近代成都社会的生活形态。
那些真实、细致、精确、生动的空间景观其实是近代成都社会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空间景观是李劼人小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意语言。李劼人描写的空间,大致可以分为居住空间、休闲娱乐空间和商业贸易空间。它们都是表意空间。郝公馆时时都在讲规矩,处处都在讲规矩。生活方式率由旧章,照着自祖父传下来的老规矩过将下去。但郝公馆里的西洋东西却不少:保险洋灯、八音琴、留声机、牙膏牙刷、洋葛巾、花露水,可谓洋洋大观。物质条件的“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的“古代化”同在,充分表现出近代成都新旧并存的生活形态和循旧趋新的心理特征;但是这种趋势还只是处于物质层次,尚未进入精神层次。然而,物质的“现代化”总是会浸润成都人的精神的。兴顺号的空间意味就表明了这一点。在天回镇,兴顺号是比较可观的铺子,来得相当气派。窗棂上嵌了一块“人人稀奇”的玻璃片,蔡大嫂用上了洋葛巾和香肥皂。于是,兴顺号的故事涟漪微微。蔡大嫂“不安本分”“说得出做得出”的性格,比如与罗歪嘴轰轰烈烈的“生死恋”,在青羊宫抛头露脸充当郝大小姐的保护神,凌驾于官家小姐之上并踏倒一般男子的“歪人”气魄,都无不显示出这个小镇女人精神上的“开放性”。这是时代之风吹起的“微澜”。兴顺号空间是孕育蔡大嫂人格的文化环境,是蔡大嫂心态的外在表征。试想,没有玻璃片、洋葛巾和香肥皂,何来蔡大嫂“真不大像乡镇里的婆娘们”的“异态”呢?在这里,居住环境、日常场景、家居器物都是表意语言。郝公馆、兴顺号成为表意空间,展现了“死水微澜”时期成都人的生活形态和心理特征。
在对公共空间的叙写中,李劼人表现了近代成都的“城市味”和“现代味”。与私人空间不同,公共空间的构造、格局、摆设、物品、建筑所体现的是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劝业会、劝业场、少城公园不仅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且打破了传统习俗、公馆规矩,体现出成都的“城市味”和“现代味”。赶青羊宫,四乡的人,城里的人,都要去。官宦人家、世家大族的太太、奶奶、小姐、姑娘们,“平日只许与家中男子见面的,在赶青羊宫时节,也可以露出脸来”。到青羊宫办劝业会时,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可以大胆地游玩观赏,并且“只在进会场处分了一下男女,一到会场中,便不分了”。花外楼大茶馆虽然分出了男宾位和女宾位,“但家属男女,也可以同坐一处,这是会场中的一个特点”。中国女性只局限于一门之内一屋之下的老规矩,“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大防”的旧意识已漫然风化了,真是“世道变得多了”!世道之变在公共空间里显露得特别充分。劝业场砖修的门面,宏大的场门,宽阔的走廊,两边的铺面,高大轩朗的楼房,场头楼上的茶铺,均为成都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劝业场的铺子,所有货品全是五光十色地一一陈露在玻璃架内,或配颜配色地摆在最容易看见的地方,凡百货物都把价值估定标明,不能任意增减。无论是建筑、铺面、茶馆,还是货物陈列方式、明码标价方式都具有时代特征。它们与老成都传统的矮而黑的铺子,货物深藏的规矩和讨价还价的习惯形成鲜明对比。由此,我们看到了成都商业习俗的演变和“现代”商业文明的萌生。劝业场空间鲜明地显示了近代成都的城市意味和现代意味。无论是居住空间,还是休闲娱乐空间、商业贸易空间,都参差不齐地分布着“传统”和“现代”因素。这正好反映了“新也新不得,旧也旧不得的时代”,反映了“旧也旧不到家,新也新不到家”的生活形态和心理特征。空间的意象化叙写,将近代成都官绅人家、半官半绅家庭、下莲池社会、乡镇农户的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表现了出来。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近代成都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落后与文明混杂并存的状态,由此认识到近代成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物心理的多重性。以共时性的空间叙写来反映历时性的社会内容,这是极具“现代性”的写作方式。(www.xing528.com)
【注释】
[1]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页。
[2]李劼人《“大波”第二部书后》,《李劼人选集》第2卷中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51~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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