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民俗心理的多棱镜-现代巴蜀文学资源保护开发研究

三　民俗心理的多棱镜

四川地处内陆，四周皆山；成都居于盆底，一块沃土。周围的大环境是农业社会，小环境是商业社会。清末民初，在国门洞开、新政推行的大气候下，成都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天回镇的集市上，郝达三的公馆里已经有了不少西洋东西。洋货进入了成都市场，冲击着成都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经济，同时冲洗了蒙昧的脑袋，成都民智渐开。但是，成都周围的农业社会仍然以自然经济为主要形态，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占有主导地位。1894年天回镇市场交易的货物主要是鸡鸭猪之类的家禽家畜，米麦豆之类的农业产品，自己纺纱又自己织成的家机土布。1902年四川开始推行新政，成都农工商才有所发展。1907年在青羊宫商业劝业会上才展示了简陋的纺纱机和织机。到“宣统元二三年间，每开会时，各属物产，栉次竞赛”。^[1]在周善培的倡导下，成都劝业场修建并于宣统元年正式开场，百货商业集中展销，明码出售。清末民初，成都经济形态逐渐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这就形成了成都人民俗心理的二重性特征。

清末民初的成都人，在民俗心理上显现出新旧错杂的状态。郝达三、葛寰中、黄澜生、孙雅堂这些上一代在固守和变通之间谨慎行事。郝又三、田伯行、周宏道、苏星煌这些下一代在新潮和旧浪之间轮番折腾。“新也新不得，旧也旧不得的时代”使得他们“旧也旧不到家，新也新不到家”，总是在新旧之间左右徘徊，犹疑不定。西方物质文明侵蚀传统经济，西方精神文化浸润中国人心。据《成都通览》载，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至三十四年十月，前来成都游历的外国人就达二三百人。可见“风气之开，时势之变”。新政的推行更使成都人开了眼界。“劝业场一修，首尚浮化”。这就形成了成都人趋时从新的客观条件。署袜街郝公馆里有了保险洋灯、八音琴、留声机、牙膏牙刷、洋葛巾、花露水，而且离不开它们。官绅人家祟尚西洋器物，普通人家一样趋时从新。天回镇蔡大嫂打扮妖娆，镇上的女人虽然背后有议论她的，但跟着她打扮的，也有好些。改嫁顾天成后，蔡大嫂还到教堂里做外国冬至节（圣诞节），学起洋婆子的打扮来。郝达三、葛寰中赶青羊宫劝业会，要到聚丰园吃大餐，喝洋酒。西式蛋糕、西式杏仁饼这些洋点心，成都做得很不错，以至留洋归来的尤铁民都非常感慨：“成都到底是可爱地方，凡百文明，别处老学得不像的，成都人一学就像！”不独于衣食住行上成都人趋新尚时，在其他方面同样如此。田伯行的“作文秘决”就是搬用新名词，哼着“新民丛报”的调子，而且振振有词：“方今之世，何世耶！人方除旧布新之是务”！成都人办学堂如钱塘的秋潮，举凡书院、庙宇、公所、祠堂、废了的衙署、私人的公馆，都在门口挂出学堂招牌。傅樵村在他桂王桥的公馆里办了不少新事，又是报馆，又是印刷所，又是图书社，又是通俗讲演所……这些都体现了成都人趋时从新的心理。

清末民初成都虽然“风气已开”，但毕竟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加之成都周围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根深蒂固。“乡间习俗”“乡党规矩”陈陈相因，代代相袭。郝达三是城里的官僚，也是乡下的绅粮。郝公馆里的西洋东西不少，但物质的“现代化”并没有马上带来思想的“现代化”。郝家人生活方式率由旧章，平平静静安安闲闲，照着自祖父传下来的老规矩，有条不紊地，很舒服地过将下去。成都人的趋时从新还只是处于物质文化层面上，并未进入精神文化层面，守旧心理依然。在婚丧礼仪上，仍然遵从古制，沿袭着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老规矩”。郝又三与叶文婉的婚事“仍仿古六礼”，只不过“省其仪文，变其名称，非于礼有阙”。周宏道和龙姑娘的婚礼在一伙维新朋友的安排下，变成了“带有革命性的新式婚礼”，其实也只是把传统婚礼加以改进，又加入从日本模仿来的礼仪，土洋结合，新旧杂糅而成，既循旧又趋新。郝太太的丧礼也是“按部就班”地办起来的。烧头纸、下罩子、净身、穿寿衣、置办殉葬品、开路法事、尸首入棺、小殓、大殓、成服、和尚念经、逢七哭灵、守丧，谨守古制，纹丝不乱。顾三娘子的丧事虽然不甚讲究，礼仪也简单，但毕竟一切随“乡间习俗”。李劼人小说如多棱镜，折射出成都人二重性的民俗心理，为民俗学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www.xing528.com)

李劼人小说展示了沿袭千年的民间习俗，记录了近代成都的民俗变迁，揭示了循旧趋新的民俗心理，这都有助于我们认识清末民初成都的社会状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和社会特征。从而，李劼人小说的民俗描写远远不是地域文化的标签，而是具有了更为深广和普遍的社会意义。

【注释】

[1]周询《蜀海丛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