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民俗变迁史及近代文学资源保护研究

二　成都民俗的变迁史

李劼人小说是近代《华阳国志》，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是极为珍贵的补充。李劼人小说提供的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是囊括社会各阶层、生活诸方面的社会风俗史。读李劼人的小说，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具体轨迹及其内在机制，看到近代社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化、价值观念的更新，真切体会到成都从过去走向近代的历程。

进入清末，相对封闭的成都吹来了海风。根据中日《马关条约》，重庆开为商埠，资本主义经济大量进入内地，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给成都这座商业消费城市以有力的冲击；同时，成都人开始走出夔门，留学东洋西洋。成都风气为之一开，时势大变。李劼人小说肩负起了“史学”的重任，记录了成都民俗文化的变迁。(www.xing528.com)

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代有更新。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成都服饰的演变轨迹在李劼人小说中有具体的描画。1897年左右邓幺姑嫁到天回镇，成为掌柜娘蔡大嫂。她“精精致致缠一条窄窄的漂白洋布包头巾”，“玉色竹布衫上，套一件掏翠色牙子的青洋缎背心”。质料、款式、色彩、搭配、装饰都比较讲究和新潮，全镇的女人都在背后议论她太妖娆。1900年春节，蔡大嫂到东大街看花灯，“戴了一顶时兴宽帽条，一直掩到两鬓”，穿着“崭新的大镶大滚的品蓝料子衣裳，水红套裤，平底满帮花鞋”。到1907年上下，蔡大嫂的服饰更是大变。头纂心扎的是“粉红色洋头绳”，“只用一块印花布手巾顶在头上，一条带子从额际勒到纂后，再一根大银针将手巾后幅斜别在纂上”。这是从一个洋婆子那里学来的。她的衣裳更有风致，“藕褐色的大脚裤子，滚了一道青洋缎宽边，又镶了道淡青博古辫子”、夹袄外面“罩了一件干净的葱白洋布衫，袖口陀肩都是青色宽边，又系了一条宝蓝布围裙。里外衣裳的领口上，都时兴地有道浅领，露出长长的一段项脖”。洋派的头饰，时兴的浅领，色调的反差，俏丽的打扮都显示出时代的“微澜”。此时正值“暴风雨前”，新潮旧浪交融并存，比蔡大嫂更行其远者不在少数。出国留学前的苏星煌，装束很是别致，“一件新缝的竹青洋缎夹袍子，衣领有一寸多高，袖口小到三寸，腰身不过五寸，紧紧地绷在身上；袍子上罩了件青条纹呢的短背心，也带了条高领，而且是对襟的。”夹袍下面露了一对青洋缎的散脚裤管，裤管下面露出一双黑牛皮朝元鞋。这一服饰是传统服饰向近代服饰演变的第一批成品，成为“维新”时代新潮服饰的标本。苏星煌的变异服饰反映了近代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竹青洋缎，青条纹呢，黑牛皮鞋，都是近代物质文明），服饰技术的进步（一寸高领，三寸袖口，五寸腰身，需要精细制作；能做牛皮朝元鞋，是新工艺），服饰观念的进步（高领小袖细腰是新样式，散脚裤是新穿法，牛皮鞋是新工艺）。等到清末大批留学生归国后，传统服饰开始明显变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出现全新改观。葛寰中、苏星煌、尤铁民、周宏道都主张“易服色”，并将服装与维新、文明相提并论。尤铁民穿一身洋服，呢帽、深灰粗哔叽上衣、领带、硬领、撇针、袖扣……周武正文，简直就是东洋人。1911年，郝又三已经开始穿两双白色洋袜子。这是当时成都乍穿洋线袜子的风尚，两双同穿，一双之外再套穿一双；在选色上，男袜只能是白色，女袜只能是粉红色或绯红色，仿佛是一种不成法的规定。他的衣服也是当时成都学界最时兴名为“草盖瓦”的夹衫。上穿二蓝大绸夹紧身，下穿湖色花缎夹裤，外套深灰天津布面、甘蔗颜色绸里。李劼人不仅记录了成都的穿衣时尚，还记录了选色规矩，这就具有了特定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它让我们形象地看到了近代成都服饰演变的具体轨迹，从而认识到成都的历史发展。

婚姻民俗、丧葬民俗、饮食民俗、节日民俗、娱乐民俗、商业民俗等等，李劼人都留下了形象而生动的记录。1904年2月，郝又三与叶文婉的婚事“仍仿古六礼”。到1911年，周宏道和龙姑娘的婚礼就变成了“带有革命性的新式婚礼”。传统的抬盒过礼取消了；男不穿袍褂，女不戴凤冠霞帔；全堂执事取消了官衔牌，肃静回避牌，开锣喝道，只剩下两面飞风旗，两面飞龙旗，花轿前一柄红日照，花轿后一把黑油掌扇，两支唢呐，一面手鼓，一只七星盏，一具包包锣。仪仗、礼服、婚筵都作了革新。而且加进了介绍人演说，男宾致贺词，女宾致贺词，新郎致答词等新礼仪。从郝又三的“传统婚礼”到周宏道的“新式婚礼”，成都婚姻民俗文化的演变清晰可见，生动形象，对于了解近代成都民俗文化的变化具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从赶东大街、青羊宫到逛劝业场，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成都娱乐民俗、商业民俗的演变，从而真切地了解近代成都历史发展的具体轨迹，弥补了正史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