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巴蜀文学资源保护开发研究》成果分析

四　典籍文学资源保护开发的价值

现代巴蜀文学典籍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旅游开发的价值。巴山蜀水是文学的摇篮，四川是文学大省。有些文学、作家资源已经被打造成为旅游胜地，如杜甫草堂、李白故里；有的处于升级开发之中，如三苏祠、李劼人故居、陆游祠、流杯池等；有的成为商品品牌，如文君酒、文君茶、诗仙太白酒。但更多的文学、作家资源还处在沉睡之中，无人去唤醒。近年来，四川乐山市提出依托“名山、名佛、名城、名人”来发展旅游产业的思路，很明显，这是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在旅游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从目前来看，名山峨眉山、名佛乐山大佛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好，名城乐山和名人郭沫若、陈敬容、曹葆华等的作用还在进一步开发之中。不管怎样，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利用和开发典籍形态的文学资源，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现代巴蜀作家及入蜀作家留下了巨量的文学作品，用他们的笔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地绘制了巴山蜀水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生活情状、风土人情、民俗风情、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地方特产等，成为现代巴蜀社会全面、细致、形象的文学记录，绘制出了一幅幅富有“川味”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是珍贵的文学记录。这是典籍形态的作家资源，具有多方面的开发价值。郭沫若早就肯定过李劼人小说的特殊价值。“他所描写是我的故乡，且多少是我自己经历的生活，例如青羊宫花会，草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铁路公司听演说流泪，后院讲堂骂土端公……这些几乎没入了忘却的深渊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过来。”^[1]郭沫若盛赞李劼人小说是“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在现代巴蜀文学中，凡是人们衣、食、住、行、乐涉及的日用寻常物品，三百六十行诸种用具，各类民俗器物，亭台楼阁、名胜古迹、市镇街道、寺庙祠堂、公园会场、商家店铺、公路商场、城建装饰、民居住宅、乡镇茶馆、酒楼饭馆、气候物产、自然风景，都有描写，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巴蜀文化世界。这些描写显示了日常生活的复杂面貌，体现出巴蜀社会看重日常生活、追求闲适情趣的特性。对于旅游者来说，这是形象的“旅游指南”，就像风景的“说明书”；对于企业而言，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特点，寻找到适合的产品商标、产品名称；对于城镇建设而言，社区、街道和其他地名、建筑物名，可以用作家作品的篇名或有关词语来命名。李劼人以地方志笔法，记录了清末民国时期成都方方面面的文化形态，洋洋大观，实为一部清末民初成都百科全书，对于打造文化街区，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源。沙汀像一个山地老农执著地挖掘一口深井，将川西北乡镇的茶馆生活、习俗，乡镇风情、景象映现出来，被人称为《清明上河图》，完全可以成为打造川西北古镇的文献资源。王余杞、罗淑留下了井盐生产的片断，川南盐场的风情，弥足珍贵。现代巴蜀文学作品作为典籍形态的资源，除了其文学的审美价值之外，它还有珍贵的文献价值。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多样的开发素材和形象，提炼出若干富有创意的开发主题。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大有可为。

现代巴蜀文学资源可以丰富旅游景区的文化内涵，提升景点的文化品位，扩大景区的知名度。现代巴蜀文学典籍资源可以拓展与延伸四川旅游，努力挖掘现代巴蜀文学资源的旅游价值，能够打造出集巴蜀文学景观、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四川文学之旅，使文学之旅成为四川旅游业的一大品牌。现代巴蜀作家描绘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风情是旅游景点最生动、最形象的文字说明，会给景点带来年持久的文学魅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校园里有一个小店，是狄更斯小说《老古玩店》故事发生的地方。小店就在学院斜对面，墙上醒目地写着：The Old Curiosity Shop immortalized By Charles Dickens（老古玩店，因查尔斯·狄更斯而名传千古）。这座小楼建于1576年，四百多年来从未重建或大修，是伦敦最古老的商店，也是现今都铎王朝时期罕见的遗物。现在这间小屋里仍然经营着衣服和鞋子。无名小店因狄更斯的文字书写而成为人们寻访的地方。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文献典籍的价值。

以文学描写为依托，整合各方资源，能够打造出旅游景区。沙家浜位于阳澄湖畔，它因新四军伤员来此养伤而被人们记忆，更因现代京剧《沙家浜》而著名。当地借此名声已将沙家浜打造成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AAAA级旅游区、华东地区最大的生态湿地之一。该景区已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区、水生植物观赏区、红石民俗文化村、芦苇水陆迷宫、美食购物区等功能区域和竹林幽径、阡陌苇香、柳堤闻浪、隐湖问渔、双莲水暖等一批景点。其中的瞻仰广场占地1.33万平方米，以郭建光、阿庆嫂等形象为主创作的大型主雕屹立于广场中央，生动地揭示了军民鱼水情深的主题。红石村集江南水乡特色之大成，再现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水乡小村风貌。村内设有沙家浜史料馆、老人与船——古船馆、水乡农具馆，再现了沙家浜的民俗风情。“春来茶馆”就坐落其间，倚窗落座，边品茗边欣赏戏台上表演的京剧《沙家浜》片断和舞龙、舞狮等民俗风情表演。

现代巴蜀文学作品是极为重要的宣传教育、文化传播的乡土资源，凝聚着巨大的文化信息，是进行教育、学习的载体。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生的变化，使得一个教师、一本教材的语文课堂教学难以适应当代教育新的需要。“大语文”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教师、家长、学生的认同，在广阔的天地里学习语文、生活中处处都是语文学习资源成为大家的共识。现代巴蜀文学理当成为大学、中学、小说语文学习的乡土资源。利用现代巴蜀文学资源拓展语文学习内容，可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生倍感亲切，激发起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这也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乡情教育的有效途径。

《语文新课标》里说“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这就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学校、教师、学生的实际出发，利用乡土资源进行语文实践活动切实可行。各地都有乡邦贤达、文献典籍、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乡土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让学生了解家乡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历史发展、文化传统、风情习俗、生活方式，不仅认识家乡，热爱家乡，而且锻炼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发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和人文情怀，成为传承和弘扬家乡文化的新一代。

利用现代巴蜀文学资源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巴山蜀水“文学之士，彬彬辈出”，^[2]“文章冠天下”。^[3]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陈子昂、李白、“三苏”、虞集、杨慎、李调元、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周克芹、马识途、阿来等等层出不穷。还有“入蜀”的杜甫、陆游、黄庭坚、范成大、贾岛、王勃、李商隐、白居易、刘禹锡、叶圣陶、朱自清、老舍、张天翼、熊佛西、冰心、老舍、梁实秋、路翎、林徽因、曹禺、凌叔华、李广田……络绎不绝。参观作家故居、寻访作家故里、查阅地方文献、阅读作家作品都是很好的语文实践活动方式。不管是实地考察活动，还是文献收集整理，都能够加深学生对家乡历史文化名人家世、成长历程、生平事迹的了解，对他们人格情操、文学成就、社会贡献的认识，不仅能够激励学生追慕前贤，积极上进，而且能够增强学生的自豪感，进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www.xing528.com)

与企业联手借现代巴蜀文学作品资源打造商品品牌，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有待开垦。商品需要知名度才有市场，而借助已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学形象”（如作家、文学人物、文学事物、文学意象等）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标是很好的策略。可谓“借船出海”。曾经有很多知名作家、畅销作家被“假冒”，弄得真假难辨，“假冒”作品也行销。更有甚者，公然毫不避讳，欺世盗名，弄出像“张恨水书店”之类的东西。这当然不足为训，但合法地利用文学品牌却是大有可为的。曾经有厂家想用“鲁迅”二字作为商品名称，就是看中了“鲁迅”的知名度。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借鲁迅笔下的人物、事物、景物为商品名称的却不在少数。周海婴写到，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是人文旅游热点，参观的人很多，“加之商家操作，利用鲁迅小说的名称、人物，卖得极火，无形资产难以估算。至于今后还会不会再升值，那要看商家怎么做。”^[4]在绍兴，有“咸亨酒店”，有“孔乙己”黄酒、茴香豆。1981年鲁迅诞辰百周年前夕，“咸亨酒店”重新开张营业，店内陈设依旧是当年格局，终日顾客盈门，平均每年接待中外游客10万人次以上。^[5]人们来到绍兴，走进咸亨酒店，喝一杯黄酒，尝一碟茴香豆，品味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文学资源的商业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在四川，“文君”酒、“诗仙太白”酒是很成功的例子，可惜太少。李劼人当年在成都指挥街开“小雅”饭馆，生意红火。“小雅”品牌虽在，但不为外人所知，殊为憾事。以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为由头，将茶馆取名“其香居”的不少，但都没有做到像北京“老舍茶馆”那样知名，原因在于没有注入巴蜀文化内涵。在此，完全可以与企业联手，利用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学人物、文学事物、文学意象等命名商品，从而打造出商品品牌。同时，开发作家塑像、文学人物群像、文学场景组图、文学作品碑刻等，为旅游纪念品开发、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等提供丰富多彩的资源，形成产业链。可以预期，保护开发现代巴蜀文学典籍资源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注释】

[1]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页。

[2]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4]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245页。

[5]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