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现代巴蜀文学纪念地

二　打造现代巴蜀作家纪念地

现代巴蜀作家的足迹从家乡延伸出来，遍布巴山蜀水。足迹所到之处，都可以加以充分利用，打造为作家纪念地，集中展示作家的功绩与贡献。在城市的建设中，开发、打造作家文化广场，建设作家特色博物馆，是增强城市吸引力的有效措施，也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成渝两地的主要城市如成都、重庆、绵阳、乐山、德阳、南充、自贡、眉山、泸州、宜宾等都有大量作家资源可资兴建高规格、高品位的作家文化广场，以彰显“文在巴蜀”“蜀中文章冠天下”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城市的景观打造中，充分利用巴蜀作家资源，建设众多作家文化景观，比如规划作家雕像景观、文学人物群像、文学场景组图、文学作品碑刻等，以多样的形式展现作家的风采。这将成为城市的文化符号和标志，能起到传承、弘扬城市文化的作用。可以把巴蜀作家的雕像集中在一片区域，以显示这个地区的文化积淀。可以在城市广场的四周建设碑林，将作家的手迹或作品镌刻在石碑上，这样既可以增加广场的文化内涵，又可以提高广场的文化品位，集休闲、瞻仰、游览、参观于一体，能满足当地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要，也能吸引外地旅游观赏者，成为传播地域文化的窗口。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闹市中心建设的三峡广场，由三峡景观园、名人雕塑园、绿色艺术园和商业步行街四个部分组成。三峡景观园是三峡广场的核心组成部分，浓缩了三峡大坝的雄伟景象，展现了三峡库区的旖旎风光，体现了浓郁的巴渝文化特色。绿色艺术园汇集四时花树，一年四季，绿树常青，花香怡人。商业步行街里公司、商场、酒店、休闲娱乐场所云集，引领时尚，展示品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名人雕塑园。园内是曾经在沙坪坝区生活过的名人雕塑。有郭沫若、巴金、阳翰笙等现代巴蜀作家雕塑，还有张伯苓、宋庆龄、于右任、柳亚子、李四光、马寅初、徐悲鸿、丰子恺、夏衍、冰心、臧克家、艾青等“入蜀”文化名人雕塑。这不仅体现了沙坪坝区作为重庆市的文化区的特色，而且折射出陪都时期沙坪坝曾经名人聚集、文化繁荣的辉煌历史。它与三峡景观园的诗碑林、梯步诗对接，构成文化的连环。诗碑林的23首诗词，浓缩了古今诗人、名家对三峡的赞美之情，让人切身感受三峡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而层层石梯上，刻着抗战时期生活在沙坪坝的诗人冰心、臧克家、艾青等写下的歌咏沙坪坝的诗篇，这些不仅营造了广场的文化氛围，而且让人们领略到沙坪坝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三峡广场成为沙坪坝区名副其实的金融商贸中心，成为最具特色、最有魅力的商业文化广场。三峡广场建设的成功，除了经济、政治因素的“合力”外，还有历史文化因素的“助力”。在成都崇州崇阳镇，建有多个文化广场，其中以名人命名的有常璩广场、陆游广场、露萍广场、孔子广场，以文学命名的有八仙广场、西游广场等。广场有名人雕塑、故事情节雕塑，是比较成功的文化建设，既丰富了崇州城市文化，又成为老百姓的休闲场所。

资源开发视野下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强调对现代巴蜀文学资源的整体认识。从纪念作家和开展学术研究来看，需要尽可能完整地保护作家故居原貌，收藏、展出作家生平事迹图片、研究资料和纪念性字画，以展现作家的成长背景、人生经历和创作成就。从扩大作家的影响和发挥经济社会效益来看，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拓宽视野，与地方政府对接，进行实体开发和产业化运作，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因此，作为资源开发视野下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应该从作家生涯、作品内容中寻找多样化的开发素材和形象，提炼出若干富有创意的开发主题。保护开发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多元化的。既可以在严格按照原样保护好原有故居的基础上，充实实物、展品，改善陈列方式、展出方式，同时保护、恢复、打造故居所在区域的街道风貌，把故居所在地建设成为集学术研究、文化教育、观光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一条街。这样的保护与建设，是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文化事业，但同时能够带来经济效益。2001年，由上海虹口区政府和上海星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斥资20亿元人民币打造了“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根据整体发展规划和“修旧如初”的原则，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风情，并建成二三十家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和各类文化休闲场馆。从而以独特的文博景观和典雅的文化品位成为上海的旅游热点之一，并以众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古玩字画、书屋文苑、茶室吧廊成为国内外宾客怀旧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消费的好去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作为虹口区“抢救文化遗产、保护故居遗址”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成为上海都市文化旅游一处引人注目的新景点。^[1]这样的开发打造，是大视野，是专业化，可以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

与旅游地对接，打造现代巴蜀作家纪念地，是一个很有前景、极具意义的事情。抗战时期，四川“四坝一庄”（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宜宾李庄）成为文人、学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聚集地。单就作家而言，战时全国的作家有一百多人云集四川，分布在重庆、成都、江津、宜宾、乐山等地。重庆观音岩张家花园65号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在地，各地前来或路过重庆的作家都要落脚此地。老舍、茅盾、艾芜、艾青、臧克家、姚雪垠等都先后住过此地。重庆南温泉不仅是国民党高官的“别墅区”，也是“落难文人”避风躲雨的场所。张恨水在重庆南温泉桃子沟的三间茅屋里住了八年，艾芜在重庆南温泉白鹤林的两间草房里住了一两年。重庆西永镇赖家桥全家院子、西塘院子，曾是第三厅抗战时期的郊外办公场所，一大批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知名文化人士和进步的专家学者在此度过了峥嵘的抗战岁月。郭沫若、洪深、胡愈之、田汉、徐悲鸿、阳翰笙、郑用之、高龙生、白杨、张瑞芳等人，都是全家院子和三塘院子的常客。“中华剧艺社”1943年到成都，集中落脚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晚报》社内。五世同堂街成为艺人、影人的“据点”，知名作家、导演、演员齐聚于此，盛况空前。叶圣陶、朱自清、陈白尘、萧军、张天翼、熊佛西等居留成都，冰心、老舍、梁实秋、路翎、林语堂等居留北碚，林徽因、曹禺等居留宜宾，叶圣陶、凌叔华、朱光潜等居留乐山，李广田、陈翔鹤、方敬居留罗江。他们都留下了丰富的作家文学资源，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

重庆北碚背靠风景秀丽的缙云山，嘉陵江从东边流过，小三峡峰回路转，险奇秀美，北温泉近在咫尺，环境宜人。北碚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著名的风景名胜成为重庆知名的旅游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院、部、局机关、教育、文化等单位上百家云集这里，众多文化名人相聚在这里，北碚一时成为“陪都的陪都”。以至20世纪40年代联合国制作的一张地图上，中国的城市只标明了三个，北碚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北碚当时在全世界的影响之大。许多人在北碚度过了难忘的抗战岁月，视北碚为第二故乡，终生铭感北碚的山山水水。老舍当时在北碚，他的儿子舒乙随母亲由北京流离到北碚，在北碚长大。他在缅怀北碚的《第二故乡的梦》中写道：“八岁那年，跟母亲由北平逃到重庆北碚，和父亲团聚，在北碚一气儿住了六年，直到重庆解放，才由北碚回到北京。”“北碚成了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一切，都是亲切的，一闭眼，北碚，六十年前的北碚，就又回到眼前，真真的。”“那时的北碚是个小城。城中心靠着嘉陵江，其规模也就是三五条小街吧。它的精彩之处，并不在城中心，而是周边。周边散布着无数文化教育机构，都是由北平，由上海，由华东，由华南搬来的，里面住着一大批赫赫有名的文化人，说他们是全国的思想精英一点也不为过。”“全国的精英一下子集聚在祖国西南的一个小镇，在历史上很罕见，这就是抗战！”^[2]因此，在重庆北碚打造作家文化景观是有文学资源条件为基础的。老舍在青岛的旧居更名为《骆驼祥子》纪念馆，在北碚的旧居也已更名为《四世同堂》纪念馆，突出了作家旧居的文学价值所在。梁实秋在北碚的旧居“雅舍”更是直接与散文《雅舍小品》紧密联系在一起，“雅舍”成就了《雅舍小品》，而《雅舍小品》提升了“雅舍”的美名。路翎的文学创作更是与北碚的矿区、码头、乡镇紧密相连，其文学中的北碚形象还需要深入发掘。这些作家文化景观不仅能够显示北碚的文化积淀，而且能够增添北碚旅游的文化内涵，让北碚城市内涵更加丰富，城市形象更具魅力。

重庆沙坪坝磁器口古镇（原名龙隐镇）位于嘉陵江畔，明、清时期即为热闹的水陆码头，是嘉陵江下游的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抗战时期省立教育学院来到磁器口办学，吴宓在此任教。后来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丁肇中，曾就读磁器口正街宝善宫内的嘉陵小学。古镇的凤凰山上，有一排平常的红砖青瓦房子，这就是抗战时期闻名于世的原国民政府中央美术委员会旧址。这里聚集了徐悲鸿、张书旂、王临乙、丰子恺、傅抱石、吴作人、黄君壁、陈之佛、谢稚柳、宗白华等美术、美学名家；这里诞生了徐悲鸿的《鸡鸣图》《巴人汲水》《贫妇》《奔马图》，张书旂的《百鸽图》，王临乙的汪逆跪像雕塑，丰子恺的《沙坪学灯》、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宗白华的《凤凰山读画记》等美术名作与论著。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可谓家喻户晓，小说人物华子良的生活原型是韩子栋，他在磁器口留下革命活动的足迹，他与川东地下党接头的地点便在磁器口镇磁童路高石坎鑫记杂货店。而今在这里开辟了“华子良和小萝卜头事迹陈列馆”。馆名由《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题写。华子良事迹陈列馆陈列内容分为“14年的炼狱生活”“华子良与磁器口”“为了弘扬红岩精神”“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华子良与沈醉”“华子良手迹著作和逝世讣告”“沙坪坝人对革命老人的怀念”等七个部分，展示了华子良原型韩子栋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文学资源与历史事实相互结合，小说人物与生活原型相互补充，让磁器口多了华子良（韩子栋）铜像、华子良脱险处等人文景观。

1938年2月复旦大学内迁至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夏坝”原名“下坝”，复旦大学迁此后陈望道建议改“下”为“华夏”的“夏”）。1946年7月东归上海，时间长达八年多。北碚夏坝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名人聚集地，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江津白沙坝并驾齐驱，成为战时后方文化聚集地“四坝”之一。复旦大学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解放”，吸引了陈望道、周谷城、孙寒冰、曹禺、胡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文人和各地的热血青年前来任教和学习。复旦大学师生高举抗战、团结、进步大旗，积极投入抗战洪流，成立了《中国学生导报》、菊社、话剧社、文摘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进步团体，创办有《中国学生导报》《文摘》《夏坝风》等刊物和壁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复旦大学成为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有“小延安”之称。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92年将复旦大学旧址登辉堂与孙寒冰墓同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4月3日，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旧址纪念馆开馆。

抗战时期，当人们沿着长江而上时，沿江的城镇就成为“下江人”的栖身之所。到达重庆后，他们或许溯嘉陵江而上，或许继续前行再溯岷江而上。地处沱江、长江两江交汇处的泸州至地处岷江、金沙江两江汇合处的宜宾地界，自然成为理想的聚集点或中转点。1935年秋创设于南京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38年因抗日战火先迁重庆，1939年4月再迁至宜宾江安。在江安教学和演出达6年之久，故被称为中国戏剧摇篮。著名戏剧家余上沅、洪深、曹禺、张骏祥、吴祖光等在此学习和创作。江安西街文庙设“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展柜陈列着手写或油印的剧本，墙壁张挂着黑白剧照，显示着曾经的精英群贤，曾经的幕幕经典。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内迁，最终落脚在长江边上的宜宾李庄。李济、傅斯年、陶孟如、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董作宾、梁思永、劳干等学者、文人聚集于此。费正清、李约瑟曾造访李庄。李庄虽然已经进行了修葺成为旅游地，但蜀南竹海的吸引力和知名度远远高过李庄。如何让那些直奔竹海的游客不是在车上经过李庄，而是下来踩踩李庄的地气，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与学校联手打造现代巴蜀作家纪念地，能够发挥文学资源的社会作用。名人资源、作家资源、文学资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思想、精神、心理的影响上。这是通过名人资源、作家资源、文学资源的物质形态来发挥作用的。学校是培养人、教育人的地方。在教育领域里充分利用名人资源、作家资源、文学资源，会产生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不仅为学生树立起高尚的人生榜样，形成理想的追求目标，而且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陶冶，成人成器，终生受益。在现代巴蜀作家的出生地或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或工作过的学校，根据学校实际，结合校园文化建设，打造文化乡贤纪念地，既可以向学生们传播乡贤对地方的贡献，起到爱乡爱国的教育作用，也可以借此对外宣传，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提升学校的文化形象。全国各地都有学校以名人之名命名，或者以名人之名命名教学楼、图书馆、学术中心等。在四川乐山沙湾有沫若中学。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安县县委县政府、安县教育体育局在安县新县城规划新建了一所高起点的初级中学。为纪念安县之子、文学家沙汀，这所学校被命名为“安县沙汀实验中学”。

艾芜是新繁县清流场（现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的人。他曾经在清流场上读过小学。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有记述。当年的学校早已无迹可寻了。现在清流镇上的清流学校不愧处在名人故里，学校并不大，但文化味浓郁。进校门左侧，是设计别致的艾芜文化走廊。走廊前是一座长方形纪念性建筑，左侧是艾芜介绍，右侧中空，像一扇打开的窗。沿着墙壁是清流民俗风情图片展览。对于学生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乡情教育。艾芜后来考进新繁县高等小学堂读书。学校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繁江书院改建的。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写道：“在1919年的春天，我到县城去投考高等小学。这回才能把学校的环境，看得更加清楚了。门口挂着木刻的大字对联‘讲求实学，造就通才’，还是先前书院时代遗留下来的。”“讲求实学，造就通才”联文是繁江书院文生刘汉英书写的，由书院时代传到高等小学时代，直至今天仍然是新都二中的校训。如果要进一步利用艾芜资源，是可以命名“艾芜中学”的。

陈毅的母校是现在的成都理工学院。1916年2月14日，年仅15岁的陈毅（陈允明）考入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我在成都上过几年小学，后来跨进了一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工科，但那时我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周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3]在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期间，陈毅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最喜读苏老泉的文章。^[4]甲种工业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为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成都电子高等专科学校，2012年升格为成都理工学院。

何其芳是重庆市万县（今重庆万州）人，他在老家凉风读了私塾后，进万县第一高小读书。只上了一个学期，以优异成绩考入万县初级中学。1928年何其芳、吴天漽、孙琴侠自万县中学到江北区治平中学读书。（有些文章说是江北县治平中学，有误。江北县治平中学在水土沱复兴场，在嘉陵江边。江北区治平中学在江北区城西北角，在长江边，校址原为庙宇。两校都是由黄源深创办的。）随后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后，由靳以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到山东莱阳省立第二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莱芜中学教书。抗战爆发后何其芳回到故乡万县，一边在万县师范学校、万县中学教书，一边从事“启蒙”工作，与好友杨吉甫一道，合编《川东日报》副刊《川东文艺》，宣传进步思想，倡导新文学，但出了几期之后即被查封。1938年2月何其芳前往四川成都。经曹葆华介绍，何其芳到成都成属联立中学（即今成都石室中学）教书。在石室中学，何其芳自编教材，选印了鲁迅、茅盾、朱自清、冰心、夏衍等新文学作家和高尔基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作为教材，支持班级学生创办了《学生文艺》。在成都，何其芳与方敬、朱光潜、谢文柄等人，发起创办了《工作》杂志，宣传抗日战争，主持社会正义。何其芳发表在《工作》上的杂文，以抨击社会落后现象为主要内容，或者抨击浓厚的读经空气，或者批判歧视妇女、虐待儿童的旧礼教残余，或者揭露知识分子往上爬的人生观，风格犀利泼辣，被人认为“刻薄”“火气过大”，有人将他比作“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甚至说他“一定要短命”。何其芳感到悲愤，郁积已久的情感终于在1938年6月的一天爆发出来，写下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来……/然而我在成都，/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而且因为污秽，陈腐，罪恶/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遂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虽然也曾有过惨厉的警报。/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不久，何其芳得知沙汀已获得地下党负责人车耀先的同意去延安，他找到沙汀，要求一同前往。1938年8月8日，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以及沙汀的妻子黄玉颀等一道，离开成都，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层层封锁，北上延安。在延安时期，何其芳两次被调往重庆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务。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查封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新华日报》，何其芳一直坚持斗争，最后才撤返延安。何其芳在成都的教学活动、文学活动都富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而且何其芳在成都完成了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的双重转型，对于学生的成长道路、人生道路都有镜鉴作用。这是珍贵的作家资源，应该珍惜。

抗战期间，北人南下，东人西进，而四川、重庆成为外省人集聚地，大批文化人进入四川、重庆各地，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资源。重庆江津白沙镇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又因地处长江边，交通方便，因此成为江津新文化传播的中心，抗日救国活动的摇篮。白沙镇黑石山上的聚奎书院，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名“聚奎义塾”，光绪六年（1880年）建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聚奎学堂，以后延续发展演变，为今聚奎中学。是目前川渝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书院建筑，为重庆市人民政府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申报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战时期，冯玉祥、陈独秀、文幼章、欧阳渐、台静农、佘雪曼等都曾来白沙聚奎中学讲学。鹤年堂位于聚奎中学校园里，建于1928年，仿罗马歌剧院式建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战期间，陈独秀、文幼章、梁漱溟、陈可中、蒋复璁、谢循初、唐圭章、隋树森、佘雪曼、蔡元培等著名教授、学者、作家、文学家、教育家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在此登台讲学或演讲，宣传抗战，被誉为“川东第一大礼堂”。1939年国立编译馆由重庆迁到白沙镇高屋基石猪槽。陈可忠担任馆长，职员157人，有台静农、曹靖华、李霁野、李保林、胡小石、卢前等。这是聚奎中学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应该充分加以保护和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岳池县第一中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抗战时期创办的。于右任之父于新三在清朝光绪年间从陕西三原到川北岳池开设当铺，在岳池生活近二十年，视岳池为第二故乡。于右任有《赠岳池朴园书藏》诗：“曾记先人话岳池，书香朴老梦来时。”这反映出他的父亲于新三老人对岳池的特殊感情。1938年，岳池中学教师詹正圣去重庆，巧遇上海大学读书时同学，时任监察院秘书科长李楚才，交谈中得知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准备办一所私立中学。詹正圣便与李楚才一同拜会昔年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商请把校址选在岳池。于右任欣然应允，并说：“先父在岳池谋生近二十年，衣食全赖岳池，我辈应报水土养育之恩，办学培养教育她的子侄是我应尽之责。”后来，詹正圣代表县人向先生请示学校用先生尊翁大号“新三”命名，以示纪念。1939年7月“岳池私立新三中学”正式招生开学。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更名为“岳池县第一中学”。^[5]这是服务桑梓、报效祖国的生动教材，应该充分利用乡贤的生平事迹，培养学生的爱乡爱国情怀。

抗战期间，东北作家骆宾基、丰村曾在丰都私立适存女子中学任教。1944年8月，作家骆宾基、丰村（冯维典）经朱芳淮介绍，由重庆到丰都私立适存女子中学任语文教师。同时，抗敌演剧队第六队歌唱指挥郭亮（杜巴）亦经朱芳道、陈沫潮介绍，由万县至适存女子中学任音乐教师。丰村住在校内，骆宾基和郭亮住在校外靠江边的一个停办的医院里，三人常在丰村房中研究革命活动。丰村在学生中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并公开出版壁报。郭亮开展了歌咏及话剧演出，所选革命歌曲，一部分来自解放区。骆宾基讲授革命文艺并指导诗歌朗诵，他特意从重庆请来青年诗人徐歌帮助组织排练，并朗诵自己的一首揭露国民党抓壮丁的诗。(www.xing528.com)

李广田在抗战期间来到四川，在今天德阳的罗江县教书，成为罗江县的名人资源，不可再生。1937年，在济南沦陷前夕，李广田随学校迁到泰山脚下，以后辗转南下，跟两千多名师生一起历经鲁、豫、鄂、陕、川，行程3500多公里，于1938年12月1日到达四川的罗江。当时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在罗江。李广田在罗江国立六中第四分校当教员约两年，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据李广田的学生杨竹剑回忆，当时在梓潼一分校读书的贺敬之，曾冒雨步行两百多里到罗江找到李广田老师，要求转到四分校。李广田在国立六中教书之外，还主编《锻冶厂》。他的学生孙跃冬回忆说，“锻冶厂”的名字是李广田取的，据他说，这是借用的苏联革命早期一个文学团体的名字。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经受着锻炼。每期刊物，从组稿、编辑到编排，一直到交给邮局，都是李广田一人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寝室里完成的。多年后，贺敬之看到《锻冶厂》合订本，说：“当时，这个小小的文艺刊物起了很大的作用，吸引着多少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1939年11月下旬，沙汀由延安返回四川路过罗江，受何其芳的托付，到国立六中看望了李广田，动员他去延安“鲁艺”执教，并看望了旧友陈翔鹤。

台湾“言情小说大师”琼瑶出生在四川成都，1949年随父亲陈致平由大陆去了台湾。她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写道：“1938年4月19日晚8点，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今成都市二医院），随后在医院生下我和弟弟，我有5斤多重，弟弟比我略重一点。”出生后他们回到老家湖南。抗战期间，她又随家人来到四川，曾经在泸州泸南中学生活过一段时间。1988年琼瑶在《剪不断的乡愁》中，回忆到她和她的母亲袁行恕在泸南中学的生活。在《我的故事》中也叙述了她在泸南中学的生活。“抗战胜利那年，我七岁。和父母一家辗转从湖南逃难到四川重庆，全家人都只剩下了身上的衣服，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虽然胜利了，我们却连栖身之处都没有。此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刚在四川乡间，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泸南中学。勋姨就力邀我母亲去泸南中学教书，母亲立刻应允，于是，我们三个稚龄的孩子（那时小妹尚未出生，我的小妹妹就是生在泸南中学的，是我勋姨亲自接生的），就跟着母亲，去住在泸南中学，父亲另有聘约，去李庄教书。”“记忆中的泸南中学，是很有趣的。这学校由一幢大庙改建，教室里还有许多菩萨。我们住的房间，是以前和尚们的住处，简单极了。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乡间孩子，往往十八九岁，才‘被说服’，来念初中一年级，一班学生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我那时已稍解人事，逃难时的惨状一一在目（我的《不曾失落的日子》一书中，曾详述我的童年）。到了泸南中学，我真快乐极了。那段日子里，我初次接触唐诗，跟着母亲的那些学生，一起背‘慈乌夜啼’和‘梁上双燕’。我第一次开始养蚕，会为了蚕宝宝的死亡而哭泣，为它们的成长而雀跃。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为了蚕儿的桑叶，奔走好几里去采桑叶。我开始交朋友，和学校里的学生、表妹，其他老师的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勋姨那时才二十几岁，是活泼外向的。印象中的她，总是匆匆忙忙的，有用不完的精力，跑出跑进，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的勋姨，要管学校中的各种事情，要为经费操心，她应该不太注意我。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什么精力来注意我。”在现在的泸南中学里，挂有琼瑶的图片，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当年的成都华西坝名流云集，校园花开，留下珍贵的文化资源。今日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人民南路三段，应该是一个令人忆念的空间。这是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不可再生。

抗战时期的华西坝，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校汇聚，大师云集，盛况空前，陈寅恪、顾颉刚、钱穆、梁漱溟、朱光潜、张东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冯友兰、董作宾、冯汉骥、傅葆、许寿裳、吕叔湘、孙伏园、庞石帚、缪钺……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曾经在成都的坝子上匆匆走过，让人神往。不仅如此，来此听课的除学生外，时有程千帆、沈祖棻、林山腴等学者、文人以及一些慕名而来的文化艺术人士。当年的华西坝，不知道留在了多少人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念兹弥新。

1943年，陈寅恪同时受聘为成都燕京大学教授和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当年夏天，陈寅恪携家自香港、桂林、湖南、贵州辗转入川，年底在成都落脚。在成都，陈寅恪开始住在燕京大学陕西街宿舍，与语言学家李方桂为邻。这个大学宿舍，不过是用篱笆隔成的极狭的小屋，陈寅恪一家五口挤住在三间小屋，颇为简陋。1944年夏，陈寅恪须到华西大学文学院讲课，因陈寅恪人已半盲，全家又迁住华西坝上的“广益大学”校舍（今小天竺街），居“广益学舍45号”，居住条件有所改善。陈寅恪《华西坝》诗：“浅草平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晚风。酒困不妨胡舞乱，花娇弥觉汉妆浓。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至1945年9月13日陈寅恪离蓉飞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并治眼病，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生活逗留时间约一年零九月。陈寅恪最终在华西坝眼睛失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都华西坝是留在一代大师陈寅恪眼中“最后的清晰世界”，当然深刻难忘。1964年2月，已失明近20年的陈寅恪，吟诗一首表达了对昔年成都生活的怀念。诗曰：“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嶺南今朝头早白，疏枝冷蕊更关情。”

华西坝从一开始就是“西化”的。之后，也有“海外传奇”，让华西坝越来越具有中西合璧的神韵。1948年瑞典人马悦然（N.G.D.Malmqvist）大学毕业，怀着对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的浓烈兴趣，只身一人来到四川，搞方言调查。他先在天下名山峨眉山报国寺拜高僧果玲等人为师，当了八个月的准和尚。马悦然回忆：“我在重庆和成都学会了西南官话，接着又到乐山比较深入地研究当地的方言。在峨眉山我认识了报国寺的一位方丈，我在那里从1949年的大年初一一直住到当年的8月份。老方丈果然很有学问，每天早饭后他到我的房间来，给我讲两个小时的课，首先读的是“四书”，然后是《唐诗三百首》、汉朝的五言诗和乐府。他什么都教我，还教我用毛笔写字。”1949年9月，马悦然为实习方言，用五天时间步行从峨眉走回成都。回到成都，寄寓华西坝外籍教师家（他的英国朋友西门华寄寓闻宥教授家）。随后，他们租住到少城公园旁文庙街的一处名叫“可庄”的公馆，房主是成都师范学校校长陈可行。马悦然在《另一种乡愁》里说，他在陈家的“可庄”住了七个月，为其二女儿陈宁祖补习英语。陈宁祖带他到玉带桥的“新明书屋”去买过旧书。这一段经历成就了跨国姻缘，陈宁祖后来成了马悦然的妻子。

以《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1941年4月到重庆。4月8日，海明威对记者发表谈话：“对于中国，要说的话太多了。无论是韶关、桂林或是伟大的重庆，在残暴的日本人不顾人道轰炸之下，中国人民仍能各就着各人岗位，努力工作。尤其是在重庆……这种精神，使我们非常钦佩。我们回国以后，一定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小说，尤其要特别描写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把中国这种精神介绍给我们美国人！”几天后，海明威在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夏晋熊陪同下来到成都。他参观了设在北较场的中央军校，参观了正在建筑中的大型飞机场……之后，他到华西坝大学演讲。礼堂被人堵得水泄不通的，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虽然只是一次演讲，却有不寻常的意义。

有一些文化活动可能短暂，但却影响深远，留存在经历者的记忆深处。1945年夏天，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利用各大中学放暑假的机会，在成都举办了一期暑期文艺讲座。讲座由成都文协理事会主办，具体工作由文协理事陈白尘、陈翔鹤、邹荻帆等人负责。参加讲课的都是颇有声望的作家，如朱自清、黄药眠、吴组缃、陈白尘、丁易、谢文炳、姚雪垠、丰子恺、邹荻帆等。其中不少作家当时并不长住成都，都是趁暑假之便临时到成都来的。如朱自清是从昆明回成都探亲，吴组缃是陪冯玉祥将军来的，丰子恺是到成都来举办画展的，姚雪垠、丁易则是三台东北大学放假后来成都度假的。讲座为期十天，于每日上午举行，每次由一位作家主讲。讲座设在当时迁来成都的燕京大学校内。燕京大学当然早已远去，但地址上即是现在陕西街成都十中。文脉确实是一线相传的，文化确实是沉淀叠累的。

【注释】

[1]寿松，姜微《上海打造“文化名人街”》，《中国文化报》，2002年1月5日。

[2]舒乙《第二故乡的梦》，《红岩》，2004年第2期，第15页。

[3]陈昊苏，聂元素《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4]陈毅《陈毅诗词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5]杨凝春《于右任创办新三中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巴蜀述闻》，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