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山上的新屋与江边的红砂碛

九　何其芳：山上的新屋与江边的红砂碛

1938年2月立春前后，何其芳由万县来到成都；8月14日入秋时节，何其芳离开成都，奔向延安。从春到夏，何其芳的成都体验凝结成一首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来到成都，是何其芳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偶然；离开成都，却是何其芳人生选择的必然。何其芳留在了延安，一步一步走向了新的人生轨道。从春到夏的成都体验，让何其芳感受到成都的沉睡与苏醒、循旧与趋新、“休闲”与“工作”。外在的两极对立与内在的心理动因合力促成了何其芳的“转型”。

1.河口乡故居

就是在今天，从万州城出发乘车到何其芳故里河口乡，通常也要一个小时左右。2002年是如此，2012年还是如此。

通常四川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明末清初从湖北麻城迁徙而来的。河口乡何氏祖宗也不例外。何氏家族入川落脚的地方是河口乡重岩村，后来又迁居河口乡割草坝。何其芳的出生地就在割草坝，民国时期名叫三正里六甲，现在的门牌标的是排楼村1组。割草坝环境优美，是川东一带常见的坝子风貌。田地比较平坦，相对坡度不大，树木葱茏，竹子丛生，宜人居住。不远处还有山区常见的小溪流，时急时缓地流向十里外的长江。何其芳出生的房子人称“老屋”。老屋建在山梁边，山坡上长满桔子树，春天叶子绿得发亮，金秋时节挂满果实，红得让人兴奋不已。老屋就坐落在桔树、竹林的怀抱里。当时的何家比较殷实，老屋建得高大宽敞，天井开阔，栽有果树，种有花草。只是，老屋在一次土匪抢劫中被一把火烧毁了，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天井“遗迹”。据说摆在天井的水缸是那时留下来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水缸该有百年历史了。2002年去老屋时，看见过天井里的水缸，是用一方巨石凿成的，水缸口一边是直线，另一边是圆弧状，缸口石头已呈波浪形，明显是在上面磨刀的结果。2012年再去老屋时，水缸不见了，据说被卖了……老屋院子外面是一个大池塘，附近另有一个小池塘。树木环绕，风景优美。据说，那个大池塘就是当年的大池塘。但我不相信何其芳在池塘里放过鸭子的说法，因为《雨前》的文字不足以证明。

在老屋烧毁时何其芳四岁左右，他父亲这一房人为躲避土匪之患搬迁到离割草坝约两里路的凉风镇大蒲池的“新屋”安家，现在的门牌标的是新农村3组。新屋建在半山腰，朝向很开阔。从遗存的屋基来看，新屋占地面积很大，相当宽大、气派。据说，新屋修建于清嘉庆年间，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由东西横并两个大型四合院构成。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式青瓦屋面，屋脊中部饰有碎瓷嵌宝顶，穿斗式梁架。建筑主柱、檐柱立于精工雕刻的四方形石柱础石上。青石板铺就的大小天井有十二个，天井内放置有石缸，设有水井等。可惜，现在很难寻觅当年的踪影了。残存的石墩、石坊依旧在证明着旧时老屋的精致，那些石雕在“寒烟衰草”中诉说着何氏家族的兴旺和家族的风光。唯有新屋的大门至今完整无缺，还是旧时模样。大门前面是一块平坦的坝子，从坝子走上大门是九级台阶，台阶全是等长的无缝长条石，可见用料的考究。大门也是石头做的，础石、柱子和横门坊都雕有各式各样的花饰，非常精美。横门坊雕有松树、喜鹊，显然寓意寿喜。按说还应该在轴对称的另一边横门坊上雕刻寓意福禄的图案，可惜没有，不知何故。拱形的门洞上是镂空的花雕，做工十分精致。在当时的乡村里，这样的装饰算得上是豪华的。门槛以下的墙体全部是用石头建成的，门槛以上的墙体全部是用火砖建成的。从大门前的坝子算起，墙体大约有十五米高。屋内地上铺的大方砖上和堂屋的木板墙上，刻有许多画。院子里至今尚存高大的石柱门和一些雕有图案的残石，显示出当年的精致和华丽。何其芳就是从这个石门洞走出去的，他瘦瘦的背影定格在那里，恍惚伸手可触，不只是他的衣衫，还有他的诗和他的文。在《乡下》里，何其芳写道：“现在我安适的坐在家里了。我坐在庭前的藤椅上，对着天井里一片青青的兰叶，想起了我对于这个古宅的最初的记忆。那时我不过四五岁吧，也是坐在这庭前，两个短手膀放在小木圈椅的两臂上，只是浮动在眼前的是菊花的黄色。这古宅已有了百岁以上的年龄了，在静静地倾向颓圮，但如这乡下的许多风习法则一样，已开始动摇了，还要坚强的站立很多年。大概是我的祖父的祖父从一个亲戚家把这座宅买来的吧，在当时这也要算比较奢侈的建筑物了，地上嵌着砖的图案，有十个以上的天井。然而现在只觉有一种阴冷，落寞，衰微的空气而已。那些臃肿的木楼梯可以通到那有蛛网的废楼，我幼时是不敢独自去攀登的，因为传说在夜里有人听见过妇女的弓鞋在那楼梯上踏出孤寂的声响。现在我感到这座宅实在建筑得很古拙，占据着很大的面积，却没有多少舒服爽朗的房间。我最不满意的是那些小得可怜的窗子。当我坐在一间充满了阴影的屋子里，看不见阳光和天空，我便主张把那窗子开大一点了。但我的弟弟告诉我，祖父说那个方向今年是不能动工的，因为不吉详。我的祖父是博学多能的，在乡间他以精于堪舆和医治眼疾著名。他总诊断我这遗传性的近视为瞳仁放大，给我开着药方，我曾喝过多少次苦药汁啊。但这倒是一个好譬喻：修改一个窗子也有着困难。”^[1]虽然没有多少细节的描绘，却可以大致反映何家“新屋”的丝丝信息。

站在门洞里，远望右前方，烟雨迷蒙中隐隐可见一里之外何其芳小时候读诗书的“寨子”，也就是他散文《我们的城堡》中所描绘的“城堡”。“站在我们座宅的门外便可以望见一个突起在丛林间的石筑城堡。它本来蹲踞在一座小山上，或者说一片大的岩石上，但远远看去，竟像是那蓊郁的林木的苍翠把它高高举到天空中了。像一个方形的灰白色的楼阁矗立在天空中。但这是它的侧面。它的身体实际是狭小而长的；在它下面几百步之外，在那岩边，一条石板路可以通到县城；曾经有多少人从那路上走过啊，而那些过路人抬头看见这城堡往往喜欢把它比作一只汽船，但比他们见过的那些能驶行到川河里的汽船，这城堡是稍长稍大的，在它里面可以住着六家人户……这城堡实在是很狭小的，每家不过有着四间屋子，后面临岩，前面便对着城墙。屋子与城墙之间的几步宽的过道是这城堡中的唯一的街。我曾先后在它里面关闭了五六年。”^[2]从新屋的石门洞到寨子的石门洞，何其芳孤独地、寂寞地走了十来年。随后，他沿着丘陵中的石板路走进了县城，走出了夔门，走在了时代的路上……何其芳的人生之路、艺术之路，让后人深思并追随。冉晓光《访何其芳故居》：“抄一条捷径/赴你的故居/满以为能巧取/你的　富裕//石狮　石门　石梯/显然在陈述　岁月的/风雨　已将你那版文集/斑驳脱落得/所剩无己//归途的思绪/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但我仍奢望追逐你走的路/并也叠印一些/我的足迹……”

2.江边的红砂碛

让何其芳魂牵梦绕的故乡之地是长江边上的红砂碛。从万州城去红砂碛的路线并不复杂，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出租车只把人载到枇把坪，司机说，前面的路他的车去不了，只能改坐“摩的”！“摩的”在风雨中穿行，路上泥沙成浆，路面坑坑洼洼，坎坎坷坷，路的周围全是拆毁的房屋，片片废墟。这里在三峡库区水位线以下，不久红砂碛将被水淹没！“摩的”一次又一次熄火，打滑，减速，终于到了长江边，红砂碛就在眼前。何其芳在《县城风光》中写道：“顺江水东流而下，在离开了市廛不久但已听不见市声的时候，我们便发现一个长七里半宽三里的碛岸。”靠岸边是厚厚的细沙，留着江水的痕迹，真是“沙浪”。整个红砂碛“铺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石子。白色的鹅卵、玛瑙红的珠子、翡翠绿的耳坠以及其他无法比拟刻画的琳琅。”“这在哪一个孩子的眼中不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宝山呢，哪一个孩子路过这里不曾用他小小的手指拾得了一些纯真的无瑕的欢欣呢。而且他们要带回家去珍藏着，作为梦的遗留，在他们灰色的暗淡的童年里永远发出美丽的光辉，好像是大地给予孩子们唯一的恩赐，虽说它们不过是冰冷的沉默的小石子。”红砂碛，留着何其芳的足迹和一生一世的恋想。而今红砂碛默默地停泊在长江河底。那就让它完美地留在那里吧！

在万州太白公园，建有何其芳墓园。园内立有何其芳塑像、诗碑，建有“何其芳陈列室”。太白公园景区内还立有二十多块何其芳诗碑。万州太白公园位于城区西南太白岩上，背负西山，面临长江。太白岩，早在魏晋时已成为蜀中名山，唐宋以来题咏甚多，李白、黄庭坚、陆游……曾来此畅游抒怀。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何其芳陈列室曾被落石砸坏，时有危机。为纪念缅怀万州文化先贤，万州成立了何其芳研究会，并开始筹建何其芳纪念馆。将依托西山公园和三峡移民纪念馆为主要场馆，将先贤分散的作品收集起来，以碑刻、书画等形式展出，让关心这些先贤的国际国内学者，到万州后真正有所得，不至于什么都看不到而感到失落。在甘宁镇何其芳的老家，虽已征集有五亩地，但现在基本上闲置，并未有保护与开发的举措。2006年，在何其芳的母校万州一中，树立了何其芳铜像。2008年，在何其芳故居对面山上新添摩崖石刻“革命文学家何其芳故里”。2011年，在何其芳故里的甘宁中学校园内设立了“何其芳陈列室”。

3.在成属联立中学

1938年春，由曹葆华、方敬的帮忙、推荐，26岁的何其芳来到成都，在成都成属联立中学校（今成都石室中学）做国文教师。到8月中旬，何其芳离开成都去了延安。短暂的成都生活却是何其芳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何其芳单身居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小的斗室里，开始他在成都的教书生活。何其芳教授国文课，没有采用通行的《经史百家杂钞》《昭明文选》《石室读钞》为教材，而是自己编选活页文选，选讲鲁迅、朱自清、冰心、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名作和青年一代的佳作。他特别推崇报告文学，选讲夏衍的《包身工》和当时活跃在抗战前线的曹白的报告文学，同时还向学生介绍高尔基等外国名家的作品，其新鲜的教材和生动的讲解深受学生的欢迎。1938年6月毕业离校的成属联立中学校高中普通科第八班学生余有麟回忆到：“1937年下期至1938年上期，何其芳、曹葆华二人到联中任教。何其芳正好教我们班（普八班）的国文课，曹葆华教初中的英语课。何其芳讲完鲁迅的《娜娜走后怎样》之后，准备讲别的课文之前，征求学生的意见时，我便提出，希望多选讲一些鼓舞国民抗日救亡的文章。从此，何其芳对我很重视，我也就尽量争取接近他，多次到他的寝室谈一些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他很感兴趣。1938年我们改组《救亡》，将其扩大为《战时学生旬刊》，同时请何其芳、曹葆华为该刊撰稿，并请何其芳、曹葆华为该刊的名誉理事，把他们的名字与其他名誉理事的名字印在封面上。1938年上期，我发现何其芳攻读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便将《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送给他看。”^[3]高中普八班学生，后来成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李荫远回忆说：“成都中学生一直由讲求训诂的教师从《古文辞类纂》里选文章来念；何其芳改用自己编印的新文学活页教材，其第一篇是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新诗只占一课，选了他的新作《声音》。这两篇东西是我终生不会忘的。”^[4]在课余及节假日，何其芳去“皇城”（原址在今天府广场北面）里的四川大学与朋友聚谈。那时，何其芳北京大学的老师朱光潜是文学院院长，卞之琳、罗念生、谢文炳、方敬在四川大学教书。何其芳与他们一起创办了《工作》，创刊号开头第一篇文章就是何其芳的《论工作》。卞之琳在《何其芳与〈工作〉》中说：“何其芳一生总跟工作难解难分。他从1932年和我相识到他1977年去世，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不是工作的时候。闭门读书、伏案写书、上堂教书，是工作。凭他的神情看，闲谈也是工作。”^[5]“工作”，是何其芳成都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www.xing528.com)

何其芳在成都的主要工作是在成属联立中学任教国文课，除了站讲台，何其芳还支持学生办刊物、墙（壁）报，对学生们的写作、编辑给予指导。在何其芳的鼓励下，学生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学生文艺》半月刊，他约周文和刘盛亚为《学生文艺》写稿。初中第六十七班学生陈道谟的习作《绿》是得到过何其芳的指导的，后经过修改发表在《新新新闻》副刊《中学生》上。^[6]何其芳还担任了学生主办的《学生文艺》半月刊和《雷雨》周刊的顾问，并亲自为这两个刊物撰写文章。1938年5月30日《学生文艺》第2期载有何其芳《给〈学生文艺〉社的一封信》，7月15日《学生文艺》第5期载有何其芳的评论《一个关于写作的附注》，1938年6月3日《雷雨》第1期载有何其芳《给〈雷雨〉周刊社的一封信》。可以想象，年轻的何其芳在成都忙碌工作的身影。

《工作》是由何其芳、卞之琳、方敬、谢文柄、孟实（朱光潜）等成都文教界人士创办的小型刊物，创刊于1938年3月，终刊于1938年7月。刊物的宗旨是宣传抗日战争，主持社会正义，推动文艺运动。何其芳是办《工作》的主力，撰稿、编辑、校对、发行，样样都干。每期刊物一出，何其芳都亲自到青年中间发行，他还动员当时在成都读书的妹妹何曼迦、何频迦一起推销刊物。何其芳在回答中国青年社“你怎样来到延安的？”的问题时说：“我到了成都，我想在大一点的地方或者我可能多做一点事情。我教着书，写着杂文，而且做一个小刊物的发行人。我和一个朋友每期上印刷所去校对；我几十份几十份地把它寄发到外县去，送到许多书店里去；我月底自己带着折子到处去算账。我的文章抨击到浓厚的读经空气，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的残余，暗暗地进行着的麻醉年轻人的脑子的工作，知识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观……”^[7]何其芳是忙碌的，他工作着，在工作中磨炼自己的筋骨，以备迎接新的征程，一如他在成都学骑自行车，以备远征延安。所以，卞之琳说：“办那个刊物确是其芳抗战工作的鲜明起点，开始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上，全心全意转入抗战工作和革命工作的转折点。”^[8]经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负责人罗世文同志批准，1938年8月14日清晨，何其芳与卞之琳，沙汀夫妇一行四人从成都北门汽车站出发，登上了去西安转延安的旅程。

何其芳从延安走向了北京。何其芳的北京住居在东城区西裱禙胡同，2004年被拆除。曾经的京城“汉园诗人”，曾经的京城“画梦”作家，曾经的京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已经封存在精神之塔里。在现代与过去的碰撞中，京城也没有足够博大的胸怀去容纳一代名人的“私人空间”。其实，名人的“私人空间”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演变成“公共空间”。

【注释】

[1]何其芳《乡下》，王晓石《何其芳抒情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14～115页。

[2]何其芳《我们的城堡》，王晓石编《何其芳抒情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24～125页。

[3]四川省成都石室中学编《石室校志》（内部资料），1989年，第190页。

[4]李荫远《何其芳教师与我的文学爱好》，《诗探索》，2004年增刊第2期，第321页。

[5]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第99页。

[6]钟铭样《陈道谟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38～39页。

[7]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9～270页。

[8]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