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艾芜：清流院子桂湖墓园

四　艾芜：清流的院子桂湖的墓园

艾芜是“行走文学”的先驱，他的南行之旅将滇缅边地置于时代的大舞台，成为一部形象化的社会史。艾芜是成都之子，他把故乡写进《春天》《落花时节》《端午节》《我的幼年时代》《春天的雾》，与罗淑、周克芹一起，将岷沱流域的地域文化呈现出来，成为别样的文学风景。艾芜的足迹，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实。艾芜的一生，是耐得住寂寞的君子之风。艾芜就是一杯含有微量元素的矿泉水。

1.移民之家的辗转

彭县善人桥——桐麻林——三兴寺——新繁县曹家碾——李家碾

艾芜的先祖是从湖南武冈来到四川的，艾芜是汤氏家族入川后的第九代，艾芜的先祖几经辗转，先落籍彭县，后移籍新繁县，艾芜出生在新繁县清流乡曹家碾张家院子。

艾芜的祖居地在彭县与新繁县之间，但艾芜的在籍地是新繁县。据《汤氏族谱》，汤家入川始祖汤承烈“偕妻负子，贸易入川，转徙彭县，改业归农。始居县东善人桥，迁桐麻林，继迁三兴寺附近。”迁居三兴寺后，汤氏家族“买宅棲身，兴家立业”。《汤氏族谱》载，“彭邑之东三兴寺侧，我始祖来川首创室家发祥地也。聚族于斯，庐墓相属，迄今几二百年”。善人桥、桐麻林、三兴寺均属彭县（今彭州市）。善人桥在今九尺镇东北，桐麻林在今竹瓦乡戊寅村，三兴寺在今竹瓦乡天星村。但需要说明的是，清康熙七年（1668年）彭县曾撤并入新繁县，直到雍正六年（1728年）才恢复彭县建制。汤氏始祖是康熙三十七年入川的，那时善人桥、桐麻林、三兴寺归新繁县管辖。

汤氏家族从始祖汤承烈经二世祖汤宗圣，传至“祖”“美”代，汤氏家族“人丁繁衍”。再传至第五世孙“德”字辈，弟兄七人，“壮年弟兄析爨”，老五汤德润“迁居繁邑界”，也就是紧邻彭县竹瓦乡三兴寺的新繁县水村三甲曹家碾，即现在的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三组。汤德润“分得欠水瘠田，颓蔽宅舍。”但他“胼胝备至，不数年间，硗确化膏腴，堂室渐修葺，种植佳木，缭以周垣，浓阴青翠”。从此，汤氏家族分出一支就在新繁县清流乡定居下来，再传“正、乾、坤”三世。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个男孩诞生在曹家碾的张家院子，按字辈取名“汤道耕”，他就是后来的艾芜。由此可见，艾芜入川的先祖定居地是彭县，到艾芜的高祖汤德润时才迁居邻县新繁县，艾芜出生在新繁县清流乡，籍贯是新繁县。新繁县是在1965年7月1日正式撤销县治的，其行政区域划归新都县，2002年1月1日撤新都县设新都区，隶属于成都市。

艾芜的堂曾祖母一家人，大都吸鸦片，年年变卖田产。到民国六年（1917年），连居家的院子及附近的田地也要出卖了。汤姓族人不忍他们的祖业变成异姓所有，就劝艾芜的祖父汤乾围把它买下来。汤乾围买下新院落后，艾芜的父亲汤坤庸一家和艾芜的四叔一家就迁进新院落居住。这座院落与原来的住宅相隔不过三四里路，但属彭县管辖，名叫李家碾李家院子，在今彭州市竹瓦乡天星村四组。1925年，艾芜出川南行，就是从李家院子出发的。对此艾芜是这样说的：“我们父亲这一家人，和四叔的一家……变成了彭县所管的居民了，但父亲却仍然在新繁教育界服务，而在履历表上所填的籍贯，也依旧是新繁两个字。”^[1]这时候，艾芜的远房堂叔祖来到设在三兴寺的小学教书，艾芜和弟弟汤道安便转到三兴寺小学读书。艾芜是这样描写当年的三兴寺的：“三兴寺这个庙子，位在彭县境内，相当贫穷，四周的土围墙倒了，也没修起，人们随时可以从后面的竹林，走进大殿里去。菩萨的袍子，脱了金了，显得相当褴褛，脸色也像有些潦倒似的。”^[2]艾芜和弟弟在三兴寺小学读了一年书后，因祖父又设馆教私学，就重新回到祖父身边做学生，离开了三兴寺小学。据当地知情人讲，三兴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漫漫煙灭了，当年的地方现在是彭州市竹瓦乡天星小学。学校不大，也较简陋，作为一所村小，只能说过得去。学校里有汤家后人在作教师，延续着汤家的“耕读”传统。

由上可见，艾芜的先祖入川后最终定居彭县，到第五代时其中一支迁居新繁县，艾芜出生在新繁县。民国六年（1917年）时艾芜一家曾搬回彭县居住，1925年艾芜是从彭县住家启程出川南行的。

2.与清流、桂湖相伴

艾芜故里——艾芜墓

由成都北门五块石汽车站出发，沿老成彭公路过新繁或者走成彭高速从新繁出站至利济转入乡村公路，大约七八里就到了清流镇，这里是一代文豪艾芜的故乡。清流镇算得上是川西古镇，而今仍然保存着古朴风情。在清流小镇上，有一座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四合小院，小青瓦盖顶，穿斗式木结构平房，历经九十年风霜雨雪仍完好无损。这里一度为镇党委、政府机关食堂。据考证这就是艾芜当年就读过的火神庙小学。县、镇领导曾经维修房屋，建纪念馆。艾芜的儿子汤继湘捐献出父亲部分藏书、书信和使用过的文具、书桌、书柜等，著名作家马识途题写馆名，艾芜故里纪念园就建起来了。而今艾芜故里纪念园是清流文化中心，正门为圆形拱门，两边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天府名区乡风淳美”，下联是“艾芜故里文运悠长”。从圆形拱门进去，迎面是马识途题写的“艾芜故里”四个大字。陈列室前有一堵墙。墙上写着艾芜的名言：“人生是一条河。”

艾芜的生命之河，发源于川西小镇。那清澈的流水面对数不尽的艰辛，欢唱着流向漫漫的南行之路，最终归入现代文化的海洋。陈列室里有一副楹联，高度概括了艾芜的一生：“五百万皇皇巨著；八千里磊磊丰碑”。这是艾芜生命之河最好的描绘。艾芜一生创作了五百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其中《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山野》《百炼成钢》《夜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青年艾芜独自南行，足迹遍及云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八千里地的流浪生活的亲身感受、体验，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切了解，迷人的南国风光熏陶，使艾芜开创了中国现代行走文学的先河，写出了名著《南行记》。艾芜的生命之河是一条歌着、唱着、笑着、欢乐着，勇敢地永不停息向前奔流的河，他的生命之河，处处给我们留下了明媚的风光。

清流镇上的清流学校虽然不大，但整洁美观，文化味浓郁。进门左侧，是设计别致的艾芜文化走廊。正中是一长方形纪念性建筑，左侧是艾芜介绍，右侧中空，像一扇打开的窗。背后沿着墙壁是清流民俗风情图片展览。艾芜文化走廊虽然较为简单，但对于学生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乡情教育。

艾芜的墓园位于新都县城新桂湖公园。新都人民为纪念这位为家乡争光的文坛巨匠，于1993年12月在风光秀丽的新桂湖公园建造了艾芜墓园。墓园青松翠竹掩映，后来公园改造，竹林被取消了，殊为可惜。正中是一座红砂石山坡形碑，艾芜的骨灰安葬在墓园中央，宽1.05米见方的青石棺盖有一段仿艾芜字体镌刻的“墓志铭”：“人应该像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笑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上方有一通高1.9米的墓碑，正面是巴金题书的“艾芜之墓”四个大字，背面的艾芜生平由新都县委、县政府撰稿。一尊1.1米高的艾芜半身青铜铸像竖立在碑的顶端。碑和铜像通高2.91米。整个墓坐北朝南，北有杨升庵状元府、桂湖公园和艾芜的故乡清流乡镇。艾芜清瘦的脸上，一双深沉的眼睛遥望着南方。

2005年9月9日，艾芜手稿、藏书、文物捐赠给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其中艾芜重要手稿共350余部（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第一次南行所作《南行记》中的部分手稿，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第二、第三次南行所作《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的完整手稿；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去世前日记50余本；几部重要长篇小说如《百炼成钢》等以及艾芜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从未面市的剧本《昨日之花》等珍贵手稿；艾芜自清代以来藏书以及茅盾、巴金、冰心、聂华苓等海内外著名作家赠书共4000余册；100多封家书以及200多封与巴金、冰心等文坛名人的通信；900余张照片。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此建起了“艾芜文库”。1995年，艾芜的儿子汤继湘向新都清流艾芜故园捐赠了艾芜全套书房家具、用品。2005年新都区及清流镇政府将艾芜书房家具、用品移赠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还原了一间艾芜书房。

3.漂泊他乡的足迹(www.xing528.com)

成都九眼桥——乐山——犍为——叙府——盐津——江底——东川——寻旬——嵩明——昭通——昆明——禄丰——舍资——祥云——弥渡——顺宁——永昌——腾越——缅甸克钦山茅草地——八莫——仰光——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福建厦门——上海——山东青岛——湖南宁远——广西桂林——重庆南温泉——张家花园

1925年夏天，艾芜从彭县住家的李家碾李家院子启程，出川南行。到成都后，艾芜与一位姓黄的宜宾珙县同学一起，从东门外九眼桥乘船出发，沿岷江而下。木船到嘉定（乐山）城下，滞留数日，游乌尤寺、大佛寺，后来写有散文《大佛岩》。由嘉定沿岷江下行至犍为，原定水路直到叙府（宜宾），因军阀混战，匪患不绝，船家不愿下行，艾芜舍舟步行绕陆路至叙府。然后由川南入滇东，经盐津，走昭通，过江底、东川、寻甸、嵩明到达昆明。

艾芜到达昆明后，生计无着，迫不得已向昆明红十字会求救，在那里做杂役，闲时就看书写作。昆明红十字会设在翠湖西南角上的肴美居巷内，隔壁是明善堂。艾芜在《我的青年时代》中写道：“昆明红十字会是在翠湖的西南角上。沿着南面的湖边，转进一条小巷，走到巷底的第二家，门内桅杆上高悬着一张白布的红十字旗，那便是我要去的目的地了。”艾芜在昆明居住了一年半的时间。1927年春，他便步行离开昆明，经过禄丰、舍资到祥云，然后绕道弥渡，走云州、顺宁（今昌宁），到永昌（今保山，当年杨升庵的流放地），再走腾越（今腾冲）、干崖，进入缅甸境内的克钦山茅草地。1927年9月下旬艾芜到了商业重镇八莫（也作八募）。艾芜说：“我住在汉人街华侨开的苦力店里。”9月底，艾芜到达仰光，住在华人区五十尺路一家云南人开设的腾越客栈里。后因打摆子，被店主人赶出，躺在街边听天由命，幸得好心云南人的帮助，将艾芜送到安岳籍僧人万慧法师（谢无量三弟）住所，位于仰光城郊卡拉巴士弟区第一百二十六条街。1928年年底艾芜离开万慧法师住所，先住一家裁缝铺，后住亚异苏巴彬街。在艾芜第一次的南行路线中，云南昆明红十字会、保山、腾冲干崖坝、盈江茅草地、缅甸仰光，是几个重要的落脚点。

1931年1月末，艾芜与王思科、林环岛、郭荫堂四人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当局驱逐出缅甸。艾芜离开仰光，经马来西亚槟榔屿港口，穿马六甲海峡，过巴生港到新加坡，入南海到香港、厦门，春天回到上海。艾芜回忆说，他到厦门不久，由友人介绍，到同安县的乡下，在村子里的曾营小学校里居住。艾芜隐名在厦门住下后，先被安排在一家港湾旅馆，开窗遥望，鼓浪屿的洋式建筑和坡头绿荫，大不列颠的旗帜，游船上衣衫华丽的阔男女，看着心里好不自在，艾芜在后来的一篇题名《鼓浪屿》的散文里写道：“老中国呵，满心依恋着你的，大概目前单是那些赤了足的爱儿吧。”

艾芜的老家是新繁县清流场，但他称厦门以及后来居住的曾营农村是“福建的故乡”。这里不单因为有好人救过他，他也喜欢厦门的南国风味，喜欢鼓浪屿的静寂和清雅。厦门留给一个流离失所的作家的印象是新鲜的，几十年过去了，但记忆不灭，艾芜在20世纪90年代还创作了《在福建的乡村》，这时艾芜已经生病住进四川省人民医院。

艾芜到上海后，由时在江湾劳动大学农学院学习的云南青年王秉心介绍，住在宝山县泗塘桥一个农民家里。1931年，艾芜搬到德恩里13号，与沙汀毗邻而居。艾芜在《在上海和重庆》中回忆到，“1932年‘一·二八’战争期间，我同杨伯恺、任白戈、沙汀、黄玉颀以及辛垦书店的几个职员，租了上海法租界内一间屋子，打地铺睡觉。”^[3]艾芜参加“左联”后，1933年3月3日，艾芜在去曹家渡一家小型织绸厂访问几个织绸工人时被捕，先押到曹家渡派出所，关在一间小屋里，后被铐上手铐押上汽车，押解到上海南市公安局，简单审讯后投入拘留所。大约关了两个多月，艾芜被押解到苏州高等法院，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十字间牢房内。小说《咆哮的许家屯》就是在囚室里写成的。经史良律师出庭辩护，1933年9月27日艾芜从苏州监狱无罪释放出来，回到上海，先是独居在沙汀为他租下的迈尔西艾路的一个亭子间，不久与任白戈同住，先在西艾威斯路一家豆腐店的楼上，后来搬到金神父路路底一家金龙洗染店的楼上。1934年与女诗人蕾嘉（王显葵）结婚，12月，艾芜应时在山东济南教书的省一师三班同学萧寄语（萧萸）之邀，与蕾嘉一起到济南。1935年3月，由济南迁往青岛，由时在青岛教育馆工作的王秉心帮忙租了一间屋子居住。在青岛，艾芜和沙汀曾经居住过一段时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留下足迹。当时担任“左联”小说散文组组长的沙汀，受到时局波动和“左联”内部问题的困扰。他经艾芜一再写信相约，答应给创办新刊物的李辉英写一篇小说，并预支了一笔稿费，偕妻子和刚会走路的儿子，于1935年6月去到青岛。

44年后，沙汀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想起了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我从上海去青岛的情形……我离开上海的主要原因，是有人老爱制造麻烦弄得工作难做，文章也无法写。我那次去青岛，真是下了很大决心，而且准备长期住在那里，所以把几件破旧家具也全都带去了。但是，出乎意料，尽管一位先于我住在那里的同志经常都那样关心我，我在青岛却只住了个把月，写了一篇《祖父的故事》，就又卖掉全部家具，带起妻小，乘搭海船回上海了。因为完全没有料到，青岛对我竟是那样陌生、沉闷……”

沙汀所说的关心他的同志就是艾芜。吴福辉《沙汀传》中转述沙汀1980年年末的回忆说，艾芜帮他租住在车站西边的距野路上自己住房的对面，是一个二层楼，楼下房东在邮政局做事，从沙汀的楼上便能清楚地看到艾芜家的情景。

沙汀给李辉英还债的小说《赶路》，发表于当年7月15日上海《创作》创刊号。在青岛所作的《祖父的故事》，内容叙述某小镇受军阀混战的兵灾骚扰，人们争相把临街住房廉价租出去做铺面，以避免被充作营房，结果弄出许多笑话，还是被大兵强行驻扎了。故事虽然简单，又用了讽刺喜剧的表现手法，但却充满了辛酸。小说结尾结合老百姓流离失所的现实，使他慨叹说：“可是祖父，要是你老人家能够从坟墓里走出来看看，你会觉得你的判断太下早了！”小说发表在同年12月1日上海《文学》杂志5卷6期。（结集的文末注为“1934年作于青岛”，年份是误记。）

艾芜与沙汀两家人虽然在青岛住的时间不长，却是有户籍的青岛居民。据多种资料记载，艾芜在青岛的活动较多，住处几经迁徙，曾租住过一间上海资本家的房子。有位曾在昆明和上海帮助过艾芜的友人王秉心（王旦东）也寓居青岛，艾芜在他的家里认识了“左联”成员陈荒煤等人。沙汀于1935年中秋节离开青岛，实际在青岛住了3个多月。艾芜9月底也全家回到了上海。

抗战爆发后，艾芜由上海乘火车经浙江至江苏镇江，后改乘江轮溯江至湖北武汉，再转湖南长沙，回到妻子王蕾嘉的故乡湖南宁远县。王蕾嘉在宁远乐群中学教书，艾芜到女校代课，一家人居住在学校附近的宁远县教育局宿舍里。1939年艾芜一家又转移到广西桂林，先住在《救亡日报》的宿舍，后迁居桂林东郊施家坝，与画家刘建庵、赖少其、董新波等比邻而居。住了半年，再迁离城五里的观音山脚下26号居住。这是路易·艾黎等为办工农合作社而修建的简易竹房。其时何香凝、刘建庵、赖少其、穆木天等也卜居于此。艾芜在这里住到1944年离开桂林前往重庆。

刚到重庆，艾芜一家挤住在张家花园65号（后改85号）“文协”会议室，与叶以群、史东山、葛一虹为邻。三个月后搬到距离南温泉三四里的白鹤林，租住在立人中学临时搭建的草房宿舍。日本投降后，艾芜搬回城内，住张家花园孤儿院。1947年由于时局的再次紧张，在组织安排下，艾芜随育才中学迁往上海郊区大场乡，其家人搬到“文协”张家花园85号院内，直至重庆解放。往后的日子，艾芜北上又南下，最后落脚的成都新巷子，也已天翻地覆了。

【注释】

[1]《艾芜文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页。

[2]同①，第76页。

[3]艾芜《在上海和重庆》，《往事随想·艾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