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巴金：寻寻觅觅都是“家”
巴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与三座城市血脉相连。一是成都，这是巴金的老家，他在这里出生、长大，李家的祖宅和家人成为《家》《春》《秋》《憩园》等家庭系列小说的生活原型。二是上海，这是巴金的定居地，他在这里成名、终老，前前后后有80年时间。三是重庆，这是巴金收获爱情、组成家庭的地方，也成就了《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文学经典。寻觅巴金的家，能够感受人间的沧桑。
1.“我的老家”是成都
正通顺街李公馆——巴金纪念地——双眼井——慧园——巴金文学院——巴金雕塑
1904年11月25日（阴历十月十九日），巴金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正通顺街的李公馆。李公馆是成都北门一带有名的官宦人家，最兴旺的时候，是四世同堂。当时就与南门的唐公馆并称“南唐北李”。
巴金在李公馆生活了18年。1923年5月，19岁的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离开成都去南京时，李公馆没有什么变化。“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门口一条包铁皮的大门槛，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1]巴金说，他把这一切都写在小说《家》里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就是照着李公馆描绘的，连大门上两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也是李公馆原有的。1924年，成都城里修马路，李公馆大门朝里退进去若干，门面进行了翻修，结果石缸、石狮子、木对联等等都没有了。巴金的祖父李镛去世后，大家庭逐渐崩溃，李公馆被卖了出去，并几易其主，格局也多有变化。门楣原来没有题字，后来题为“怡庐”，再后来改题为“藜阁”。1941年年底巴金离开老家十八年后第一次回成都，去正通顺街探寻“家”的印迹。巴金来到“李公馆”的门前，灰砖门墙、白色照壁依旧，但里面早已不是李家人了。大门口站着卫兵，老屋住着保安处长刘兆藜，公馆易名“藜阁”。“门前还有武装的兵在守卫。铺面没有了，仍然是高不可攀的砖墙。新主人是保安处长，他想用自己的名字来确定他的所有权。”“大门开了，白色照壁上现出一个圆形图案，图案中嵌着四个绛色篆文大字‘长宜子孙’。这照壁还是十八年前的东西，我无法再看到别的什么了。据说这里是当时的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门墙上有两个大字‘藜阁’。”[2]1942年5月初巴金第二次回成都，但没有到故居去。1956年11月底巴金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到四川考察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第三次回成都。巴金终于走进了阔别多年的李公馆。原来刻有“长宜子孙”的照壁没有了，整个花园也没有了。但“二门还在，大厅还在，中门还在，堂屋还在，上房还在，我大哥的住房还在，后面桂堂还在，还有两株桂树和一棵香椿，桂堂后面的竹林仿佛还是我离家时那个样子。”[3]物是人非，树木依然生机勃勃。1960年10月巴金第四次回成都，住了四个月，直至1961年2月才离开。巴金此次回到成都主要是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先是在永兴巷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来住进了三槐树招待所。这次回成都，巴金再去正通顺街，连残留的“藜阁”也找不到了，老家旧址翻造成了战旗文工团的宿舍。事实上，成都的巴金故居已经不存在了。
曾任《新新新闻》记者、编辑的邓穆卿有过这样的说法，录此备查。“我以前不相信前四川保安处长刘兆蔡（应为“藜”）正通顺街住宅是巴金老家。刘当年曾向我说：影人剧团演话剧《家》曾在他家东看西看。巴金这篇《我的老家》也谈到刘宅是他的老家。我想《家》的家，真的是那幢房屋了。但，我仍有疑问，那个家里——刘兆蔡（应为“藜”）宅只有水井并没有像湖样的池塘。刘宅在1950年以前，我是间常去过的，只有个大四合院连接在一起，并不曲折还有马房等等。但成都晚报许久以前，也有篇文章，说刘宅是《家》的家，倒令人迷糊。据说东珠市街的‘留园’背靠城墙，里面有湖，房舍甚多。清末民初，常有官绅之流，假座该园宴客，有说恐怕那里是《家》的家。”[4]
不能说，我们没有机会保护成都的巴金故居；不能说，我们没有人着手保护巴金故居的工作；不能说，我们没有经济条件保护巴金故居；不能说，我们没有责任。
在成都，缅怀巴金的地方有正通顺街的双眼井、百花潭公园的慧园、龙泉驿的巴金文学院、东城根小学的巴金铜像和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巴金铜像。
成都市正通顺街一带当年是官宦人家聚居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尚社区”。巴金故居老屋坐落在正通顺街98号，宅院原为五进三重堂，宽41米，深77.5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巴金在此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他后来的创作多以故居为原型。遗憾的是，巴金故居没能保存下来。正通顺街小地名叫“双眼井”。1984年2月，巴金在《我的老家》中写道：“1980年4月我在京都会见参加旅游团刚从成都回国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给了我一叠他在我的老家拍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在日本的《野草》杂志上发表了。在照片上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实的东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摄下来的唯一的真实的‘旧址’。我记得它，因为我在小说《秋》里写淑贞跳井时就是跳进这一口井。”[5]1958年巴金在关于《秋》的《创作谈》中说：“只有井是真实的东西。它今天还在原来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里去过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别了三十三年，它还是那个老样子。井边有一棵松树，树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们家伙夫挑水时，挂带钩扁担的地方。松树像一位忠实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着这口老井。”[6]在正通顺街巴金故居荡然无存的今天，路边的这口双眼井，吸引着每个来此寻访巴金故居的人。巴金生前曾深情地说：“只要双眼井还在，我就找得到回家的路。”我们也可以说，只要双眼井还在，我们就会找到巴金的足迹。1904年巴金出生在这里，直到1923年离开成都到上海，巴金在这里度过了近二十载春秋。双眼井正好位于正通顺街巴金故居的屋后花园中，见证了巴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口因巴金的眷恋而为人关注的老井，1994年5月4日被列为成都市青羊区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纪念。随着时间流逝，双眼井日渐破损，盖住井眼的两块石板慢慢残缺，石碑多处破损，碑文也模糊不清。在巴金诞辰103周年的日子里，青羊区文管所对双眼井进行了复原、修葺工作。而今，你来到正通顺街，面对这口井，会有些许物是人非的感慨！
慧园在成都市百花潭公园内，是根据《家》中描写的园林、建筑格局，仿照清末民初川西民宅风格修建的，以《家》中的主人公高觉慧的“慧”字命名为“慧园”。冰心题写有“名园觉慧”。这不是巴金故居的复制品，而是写意的故居。既可以满足人们瞻仰巴金故居的愿望，又可以作为一处旅游景观供人游览。慧园占地13333.4平方米，坐西南朝东北，两进，前庭有牡丹厅，后庭为紫薇堂，两院由回廊连接，牡丹厅中及两廊厢内放置有花卉盆景，悬挂有名人书画。紫薇堂系砖木结构，是富有浓郁的古典风韵和乡土气息的成都庭院。陈列室里陈列有巴金赠予的珍贵手稿、书籍、珍贵图片200多件及巴金用品、珍贵纪念品等100多件，以及国内文化界名家的书画等珍贵藏品及图片资料，为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祝贺巴金百岁寿诞，2004年6月20日在慧园广场上落成了国内最大的巴金铜像。铜像由成都知名雕塑家严永明创作，高2.1米、重约1吨。巴金戴眼镜，系围巾，着中山装，穿老式方头鞋，手拄拐杖，双眼凝视前方。慧园应该是最要人们珍惜、珍爱的名人纪念地，但喧闹的市声早已盖过书韵琴音。唯愿哪些极其珍贵的巴金文物长存安好，以慰藉巴金的在天之灵。
龙泉驿的巴金文学院2003年11月建成开放，坐落在成都市龙泉驿区驿马河边，是研究巴金的重要资料库与学术基地，也是培育文学新人的专业机构。巴金文学院外修建有一条近500米长的汉白玉栏杆，栏杆上刻有巴金的头像。文学院的主要建筑有巴金纪念馆、综合楼、会展楼和亭廊等，主体结构是巴金纪念馆。院落中栽种的芙蓉、银杏、梅花、翠竹等，是成都代表性的植物，地方特色鲜明。巴金文学院以民居风格为特色，对称的四合院布局，灰瓦白墙为主色调，格子窗、坡屋顶的四川民居风格。主楼为二层，走进大门，迎面是巴金慈样和蔼的青铜坐像，背后是冰心题写的巴金格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地上铺有四块长约70厘米、宽约60厘米的石雕作品，分别雕刻着松、竹、梅、菊四种图案，象征着巴金正直、清廉、执著的性格。二楼以巴金展览、巴金陈列室为主，集中陈列有关于巴金的作品、图片和实物等。《世纪真情》巴金展览，分闪光的理想、笔耕文学、温馨的家庭和长存的友谊四大篇章，全面再现了文坛巨匠、世纪老人巴金的人生。陈列室展出了巴金各式雕塑作品、“家春秋”巨砚等多项内容，根据巴金《家》《春》《秋》制作的连环画选图雕刻环抱整个展厅。在展品中，巴金获得的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奖章、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等格外耀眼。巴金文学院珍藏有巴金故居模型，是由艺术家余立按照巴金故居原貌1/25的规模复原创作的。正通顺街98号的巴金故居老屋没有保存下来。原战旗文工团团长张耀棠多年致力于巴金故居研究，写出了《巴金故居考实》并绘制成图，余立据此精心制作了“袖珍老屋”。
成都市东城根下街18号，是成都东城根街小学。在校园里有一尊巴金铜像。走进东城根街小学大门，在学校操场中，两棵大树下有一尊巴金全身铜塑坐像。巴金坐在一把竹椅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面容和蔼慈祥。旁边还有两只凳子，坐像周围没有设栏杆，孩子们随时可以贴近巴金爷爷。1991年，该校学生给巴金写了一封信，巴金很快亲笔给孩子们回了信。之后，巴金和该小学的孩子们来往很多。每到六一儿童节，巴金总会给孩子们寄书、寄磁带作为礼物。巴金给孩子们的亲笔信镌刻在学校礼堂的大理石上。巴金信中的话成为东城根街小学的校训：“读书时用功读书，玩耍时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2008年，在巴金诞辰104周年的日子，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正式更名为“成都市巴金小学”。学校决定将每年11月25日巴金生日这一天，定为学校的“巴金文化节”。我想，这不是形式。这是文化传承，是文化精神的薪火相传。如果我们不想让未来的“市声”依然盖过慧园的书韵琴音，还是从娃娃抓起吧！
四川大学巴金铜像位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巴渠，为坐在长椅上的青年巴金全身铜像，2006年8月24日落成揭幕。铜像是依据年轻时期的巴金原型雕塑的，表现了青年巴金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巴金1921年考入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并在此求学两年。巴渠是以巴金命名的。不管怎么样，大学校园是以大师为指归的。大师是校园文化长城上的一块块方砖，托起莘莘学子的梦想，托起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梦想。
2.沪宁之间的居留地
南洋中学——东南大学附中——贝勒路天祥里——康悌路康益里——亚尔培路步高里——环龙路志丰里——环龙路花园别墅——拉都路敦和里——霞飞路霞飞坊——武康路
1923年年底，巴金离开成都老家，先到上海，并在秋季进南洋中学。后来听别人提起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招生，就考到了南京。巴金自己说：“被成都外国语专校改为旁听生，失去了获得该校毕业文凭的资格。而南京的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赫赫有名，且正广招学生。”因此1923年年底，巴金进入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今察哈尔路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补习班学习，同时自学世界语。补习了半年之后，巴金顺利进入该校高中三年级，1925年8月毕业。巴金回忆说：“将来如编印校友录，能列入我的名字，我将感到十分荣幸。我在附中念过一年半，最初半年念补习班，后来念了一年高三，一九二五年毕业。”1992年，南师附中90周年校庆时，学校为巴金塑了铜像，并请巴金题词，巴金题的是“掏出心来”四个字。而今在南师附中的校园里，高高竖立着巴金的半身铜像。
巴金在后来的小说《死去的太阳》中，说在南京自己住在东南大学附中。因为学校搬迁，巴金的住所已无处可考。但是，1924年5月10日在广州出版的《春雷》第三期，巴金发表了一个《芾甘启事》，自己“申明”：“我欲考究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故拟搜集历年所出版之关于此主义的书报，同志们如有此类书报不论新的旧的，望赠我一份，如要代价者，可先函商。来函请寄南京北门桥鱼市街21号。”北门桥鱼市街21号，便是巴金在南京的住址。沿长江路西行，快到尽头，路边有一个叫估衣廊的巷子，估衣廊向北走到尽头便是北门桥，桥身至今尚存。过了北门桥便是鱼市街了。但门牌在鱼市街14号时戛然而止。巴金在南京的住家难以寻觅了。
在南京求学时，巴金认识了胡风。他在《怀念胡风》中回忆说：“他是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同学，我比他高两班，但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动分子，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有点名气，所以我记得他叫张光人。”[7]1925年五卅运动，巴金和胡风与爱国学生坐着小火车到下关的英国怡和洋行示威游行。这段经历，被巴金写进了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小说十一章里写的方国亮的原型就是胡风。和记洋行旧址位于南京下关区宝塔桥西街168号，在南京肉联厂大院内。和记洋行原来的建筑，由姚新记营造厂承建，大多数保存至今。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中4～6层建筑物有16座，占地面积1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英国总监工办公楼历经风雨沧桑，现已修缮一新。该建筑建于1915年，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1677.6平方米，建筑造型具有英国折中主义的特征，可能由西方人设计。走在楼里，木质的地板窗户还会发出“噶噶”的响声，而独特的建筑形式，使大楼内阳光可以从四面扫射进来。远去了血雨腥风，淡去了刀光剑影，现在从长江大桥上仔细看，还能发现树林深处的和记银行大楼安静祥和的外观。
巴金自1923年抵沪求学开始，就在上海居住、生活、写作、办刊物、办出版社，直到逝世。巴金在上海的居住地有多处，有些地方他住的时间很短，比如步高里52号他只住了一个月，但这些故居现在大多还保留着。据冯沛龄寻访考察，巴金在上海的居住地约有10余处，现有8处旧居尚存。[8]寻访这些故居，可以感受巴金曾经的生活，遥想巴金当年的人生春秋。
巴金1923年春天和三哥李尧林第一次来到上海，在十六铺下的船，坐的是马车。先暂时住在四马路（即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小旅馆。后来经在报社工作的亲戚介绍，住进中江旅馆。不久搬到临近码头的武昌路景林堂的“谈道宿舍”（教友宿舍）。以后，巴金到南洋中学读书。后经巴金在成都时的一位朋友江疑九的介绍，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补习班。
1925年8月，巴金因患肺病，没有念大学，在上海养病。巴金第二次来上海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今黄欧南路149弄），与卫惠林、大概还有毛一波住二楼，卢剑波和夫人邓天矞住底楼。后住过马浪路（今马当路）和康悌路康益里4号（今建国东路39弄4号）亭子间。“我住在上海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创作《灭亡》初稿时巴金写到了这些情节。他说：“我不能说《灭亡》中的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马浪路、康悌路孕育了杜大心这个人物，巴金在这里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又与友人卫惠林等发起创办《民众》等刊物。
1928年12月，巴金从法国回国后再次来到上海。抵沪后，住上海宝山路鸿兴坊75号（即原来上海世界语学会会址）。“回到上海，我的好朋友索非告诉我，宝山路鸿兴里的‘世界语学会’的房子可以暂住。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的第一个栖身之处。”1932年“一·二八”事变，世界语学会会址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
1929年1月，巴金搬进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与索非夫妇同住，巴金在此居住期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家》，同时还写出了《雾》《新生》（第一稿）等以及十几个短篇，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等。“一·二八”战火，轰毁了青年巴金的梦。他和友人从闸北“逃难”至步高里，为上海文化界出版的一份抗日报纸写了《从南京回上海》，记录了战火见闻，后写下抗日小说《海的梦》。他说：“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
1932年2月，巴金从南京回上海后，知道鸿兴坊和宝光里两处均毁于1932年1月28日炮火中，遂与索非等从废墟中抢救出若干书、物，发现书稿《新生》等也与印刷所一起被炸毁。后来迁居亚尔培路步高里52号（今建国西路陕西南路287弄52号），与友人黄子方等一起居住。曾创作《海的梦》等。1932年3、4月间，由步高里迁入环龙路志丰里11号（今南昌路148弄11号）（当时系白俄开设的一家公寓）舅父家暂住。一周后赴泉州访友。自泉州返沪后，就住在刚迁居环龙路花园别墅1号（今南昌路136弄1号）舅父家中。曾创作《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等作品。巴金随舅父前后住了将近一年，直到1933年春天，他舅父去外埠工作，把房子退掉，巴金才迁走。在花园别墅，巴金除完成了《春天里的秋天》之外，还重写了《新生》的第二稿。同年的8月初，巴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鲁迅。这一年中，巴金萍踪无定，过着流浪者式的生活，几乎持续到1934年11月巴金去日本才告一段落。期间，到底还住过何处，巴金自己也记不清了。他说：“只有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还有印象。我在那里住过。”1935年8月由日本回国后住狄思威路麦加里（今溧阳路965弄）21号，仍与友人索非一家同住。开始创作《春》等作品，又与靳以一起创办《文季月刊》，与吴朗西等创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兼任总编辑等职。
1936年年底，被巴金称之为“马大哥”的翻译家马宗融、罗淑夫妇要去广西大学教书，请巴金帮其照看房子，遂迁入马家，即拉都路敦和里21号（今襄阳南路306弄22号），继续创作《春》《长生塔》等作品，并结识了陈蕴珍（萧珊）。巴金回忆时曾风趣地说：“那时候，我住得‘阔’了。整幢房子，就我一人住。三楼是卧室，二楼是书房，底楼是客厅。”巴金的童话《能言树》，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巴金在敦和里住了半年。1937年暑假，马宗融一家返沪。巴金就搬到霞飞路霞飞坊59号（今淮海中路淮海坊927弄59号），仍与好友索非一家同住。1939年秋，三哥李尧林抵沪后，同住此处。1945年年底，由重庆返沪后，与病中的三哥又同住此处。1946年，萧珊与女儿小林返沪后，遂在此处安家。“当时，索非一家住在二楼和底层，我就住在三楼。住进霞飞坊前后也算有了十八年时间。”在霞飞坊，巴金先后完成了《春》《秋》，写完了《寒夜》，完成了《狱中二十年》等译作。在霞飞坊，巴金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生活，两次到朝鲜战场访问，写出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作品，写成了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出访波兰、苏联、印度等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平友好与文化交流活动。1955年5月，巴金迁居武康路寓所，后半生全在这里度过，写成了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和译作《创作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长夜》《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这里不仅是巴金在上海住得最长久的地方，更是大量文学作品的诞生地，也是文化人的聚会所，成为上海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www.xing528.com)
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927弄“淮海坊”（原“霞飞坊”）是巴金在上海的稳定居所。“淮海坊”原名“霞飞坊”，1949年因“霞飞路”改名“淮海路”而更名，现为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淮海坊”是一座三层石库门里弄房子，砖木结构，典型的新式里弄建筑，占地1.7公顷，有建筑199幢，多为联排式住宅。20世纪30年代，因居住条件优越，闹中取静，煤卫设备一应俱全，颇受中产人士青睐。巴金、许广平、夏丏尊、徐悲鸿、竺可桢等文化名人曾相继在这里居住过。巴金1937～1940年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二楼、三楼居住。在这里，巴金创作了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春》《秋》两部。也是在这里，巴金决心“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做“人类苦难的歌人”。1940年，巴金短暂离开上海，辗转于广州、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等地，回到上海依然住在霞飞坊，《寒夜》也在这里完成。1946年，萧珊与李小林自重庆返沪后，巴金就在此安家，直到1955年夏天，巴金才搬离霞飞坊。而今在淮海坊59号门外还保留有“著名文学大师巴金1937年曾在此居住”的石碑。这既是一种保护措施，也是一种宣传方式。
上海市徐汇区武康路算是“名人故居一条街”。在这条路上，黄兴、唐绍仪、陈立夫、陈果夫等许多近现代历史名人，巴金、秦怡、赵丹等文艺家曾在这里居住过。武康路113号，沿街第一座庭院里是一幢英国乡村式花园洋房，平缓的屋顶，暗红色细砖贴面，十分朴实厚重。这是巴金在上海最后的寓所，也是巴金在上海定居住得最长久的地方。这座小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从1955年起，巴金和女儿李小林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里，庭院里种满了白玉兰，巴金在这里居住了40多年。在这里，巴金完成了《创作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长夜》《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译作及小说，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等。2006年“两会”期间，赵丽宏、冯骥才、梁晓声、贾平凹和张抗抗等5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在上海建立巴金故居博物馆的建议。作家们认为，武康路113号是巴金的住宅原址，在这幢花园住宅中，交织着巴金后半生的悲欢，应该完整保存、展示巴金生活写作的环境和场景，以图片、实物、声像向参观者介绍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事迹。由于巴金恋旧，他生前很少更换家什，而在他住院以至去世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的家人也有意保持了巴金在时的摆设，复原巴金生前住所的原貌并建成博物馆，条件已经具备。2007年11月上海市作协第八次会员大会召开，上海市作协的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开设巴金纪念馆，对巴金的资料进行抢救性收集和研究。按照规划，巴金纪念馆将分为收集巴金手稿图书和佚文的巴金资料收藏中心、研究巴金思想的巴金研究中心以及传播巴金文学思想的巴金文化活动交流中心。我们热切地期盼着巴金纪念馆的建成。
3.渝桂之间的居留地
重庆沙坪坝——桂林东江路——重庆民国路——贵阳花溪——督邮街民国路
1940年10月，巴金由昆明来到重庆，与吴朗西商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事宜，住在沙坪坝吴朗西的妻子柳静经营的互生书店。12月中旬，由重庆至江安与曹禺见面，在江安住一周左右。1941年1月初回成都住五十天，到马家花园扫罗淑墓。期间巴金的五叔去世。重回故乡的见闻、感触促使巴金后来创作了《憩园》，书中杨老三即以五叔为原型。2月下旬回到重庆，与友人田一文等住沙坪坝互生书店内。7月从重庆到昆明，住先生坡萧珊和同学所租房子的三楼。9月和萧珊、友人王文涛一起由昆明到桂林，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住桂林东江路福隆街，与王鲁彦相邻。1942年3月从桂林到贵阳，月底回到重庆。4月由重庆至成都，7月由成都回重庆，住民国路三号三楼。10月由重庆至桂林，住东江路福隆街，与林憾庐相邻。1944年5月初，与萧珊从桂林出发至贵阳旅行结婚，住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花溪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5月中旬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憩园》。5月下旬，住进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室，作矫正鼻中隔等手术。依据对医院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巴金后来创作了《第四病室》。6月上旬出院后，住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十多天后住郊外“花溪小憩”。之后，巴金离开贵阳到重庆，住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与冯雪峰邻近。这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已迁到督邮街民国路（现解放碑五一路）。巴金就住在民国路21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底楼，一间相当于杂物室的小屋子里，大概位置约在今天的艺术电影院附近。在这里，巴金与陈蕴珍（即萧珊）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恋爱，组成了小家庭，开始了“艰难生活”。1945年，他们的长女出生在重庆宽仁医院（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巴金按李家家谱字辈，取名李国烦，后为了纪念几个月前在上海病逝的三哥李尧林，改名李小林。可以肯定地说，巴金在重庆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小家庭。
巴金在《关于〈龙·虎·狗〉》中曾经写道：“我和萧珊谈了八年的恋爱，1944年5月才到贵阳旅行结婚，没有请一桌客，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出版社里，住在朋友的家里，无法给自己造个窝，可是我们照样和睦地过日子。”在《怀念萧珊》里写道：“她（萧珊）是我的一个读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1938年和1941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1944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9]
《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的创作都是与重庆结缘的。《憩园》1944年在贵阳开的笔，最后是在重庆沙坪坝完成的。《第四病室》是1945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写的是1944年6月巴金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住院的见闻。小说描写的场景“时疫医院”（《寒夜》中也写到“时疫医院”）的生活原型即是现在位于小龙坎的传染病医院。1944年秋冬之际的一个夜晚，在重庆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巴金开始构思《寒夜》，显然，《寒夜》的创作是在民国路21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底楼的陋室完成的。巴金在《关于〈寒夜〉》中写道：“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我在1944年写了几张稿纸，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悉。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憩园》《寒夜》《第四病房》作为巴金在重庆居住期间的文学作品，受到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时期，巴金的创作充满“巴金式”的激情，展现了一个青春的世界，那么，40年代的重庆时期，巴金的创作则以理性的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样的转型，固然是与时代、社会大背景紧密相连的，但也不能说与重庆的地理环境没有关系。我们不可忽视巴金创作的地理空间，这也是一种文化遗存。
4.西湖与北京的纪念地
在浙江杭州西湖北山街94号（穗庐）的江南文学会馆内，矗立着一座巴金亭。亭内石碑正面是曹禺对巴金的赞誉：“你是光，你是热，你是20世纪的良心。”亭子里放置了一个珍贵的巴金手模。这是由北京现代文学馆制作、巴金女儿李小林特别赠予杭州的。西湖边又有了一处文化名人新景观。2005年12月26日，浙江省作协、江南文学会馆和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在江南文学会馆开馆之际，联合推出了“巴金与西湖”图片展。巴金自青年时代就与西湖结缘，1990年代近十年几乎每年都要在西湖边住上半年，曾称杭州是他第二个家。图片展用影像的方式传递了巴金与西湖之间的终身情怀。巴金与西湖英魂共同进入永恒，世代在西湖边受人敬仰。
巴金祖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菴来四川做官，于是有李家一支在四川繁衍生息。在嘉兴原有李家祠堂，四川的李家老一辈人还同嘉兴的家族有过一些联系。1923年巴金到过嘉兴两次，住在80岁的伯祖父家里。巴金还写有此行的散文。1982年巴金写作有散文《西湖》，发表在《江南》上，并收进了《随想录》。文中写道：“五十二年来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每年春秋，巴金总喜欢与文学界朋友结伴游西湖，爬南、北高峰，玉皇山；游苏堤，翻六桥……“我1930年10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三十年代我写短篇《苏堤》时，小说中还提到了‘秋瑾墓’”。[10]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更是多次到杭州，或参加会议，或陪同外宾游览，或旅游休憩，也与妻子萧珊一起去新安江水电工地体验生活途经杭州，来到西湖。巴金在《西湖》中说：“六十年代头几年我来杭州，住在花港招待所，每逢晴明的早晨都要来回走过苏堤。”[11]“文革”十年，巴金被打入“牛棚”下放“干校”，与杭州绝缘。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巴金再度来到杭州，住在长生路招待所。1981年清明时节，巴金又到杭州小憩了6天，住在新新饭店老楼。1982年5月，巴金在写作《随想录》第3集告一段落后来杭州小憩。1982年11月7日巴金不慎摔断左腿胯骨。1983年国庆基本康复后到杭州休养。从此以后，巴金每年都要到杭州疗养，从清明前后住到深秋时节。先后住过灵隐的“中国作家之家”、汪庄等处。知道巴金在西湖畔疗养，探访者不断，汪庄成为文人聚会之地。1999年巴金在上海华东医院卧床不起，杭州就算永别了！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导者、策划者、名誉馆长，馆里有十一个地方留下了巴金的痕迹。馆名是巴金题写的。文学馆大门的门把手是巴金的手印，每位读者摸着他的手进入文学殿堂。馆内第一个文库是巴金文库，里面有巴金生前亲自选、亲自打包，分十一批送到的7685册藏书和期刊，巴金写作《随想录》的书桌，一张45厘米长、90厘米宽的自制小桌，也收藏在文库里；第四院子里有巴金的雕像，那个闭着眼思索的“小老头”形象很亲切、很生动……这些痕迹传递着一个意思：巴金永在，巴金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注释】
[1]巴金《我的老家》，《我的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
[2]同①，第25页。
[3]同①，第27页。
[4]邓穆卿《穆卿日记》，《成都旧闻》，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5]巴金《我的老家》，《我的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6]同①。
[7]巴金《怀念胡风》，《无题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166页。
[8]冯沛龄《寻访巴金沪上旧居》，《新民晚报》，2003年11月2日，第11版。
[9]巴金《怀念萧珊》，《随想录》（第1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4～25页。
[10]巴金《西湖》，《真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3～124页。
[11]同①，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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