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文学资源保护开发研究：成果即证明

引言　“江山也要文人捧”

全国各地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强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在哪里呢？核心竞争力又在哪里呢？人们都在寻找答案。不外乎是两种途径：一种是从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上去找；一种是从人文历史、社会因素上去找。而如何以本地区文化上的优势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大家共同的思路。那么，本地区的文化优势又在哪里呢？台湾学者龚鹏程认为：“一是找名人。名人，大家都知道、都崇敬，便会对该地产生移情作用或价值认同感，道理跟商业产品要找名人代言一样。另一方法就是找名著，名著大家都看过或听过，可以发挥相同的效果。”^[1]北京曾以恭王府为《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址，许多地方也依托而开发红楼宴。后来恭王府是大观园旧址之说逐渐衰微，北京便另建了一处旅游景点大观园。江苏无锡借中央电视台曾在太湖之滨搭景拍摄《水浒传》《三国演义》，便将拍摄地开辟为水浒城、三国城，已经建设成为国家AAAAA级景区。而江苏连云港市利用《西游记》，曾经召开过“名人名著与连云港暨花果山旅游资源开发研讨会”、办过“中国西游记旅游文化节”等各种活动。还把历史上的云台山径自称为花果山，并注册了世界猴文化之乡、中国猴文化之都等三十个系列商标。文学名著俨然成为连云港市发展地区经济文化的策略。由此可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推动经济，产生着非常有效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发展文化产业的呼声日益高涨，更是拉近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让各地政府一往情深。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文化政策促进会，提出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发展，最终要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全国各地顺应时代潮流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县域文化产业”。所谓“县域文化”，文选德主编的《县域文化初论》是这样说的：“以县域经济为基础，以县情为依据，以开发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为重点，以建设现代文化为方向，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就是县域文化。”龚鹏程认为，全国各地发展的文化产业大都属于或近于“县域文化产业”，远远达不到西方文化产业研究界所说的文化产业的内涵。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内涵是知识，以大众传媒及电子网络、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依托，而以知识产权法有关涉之工业体系为其经济活动。所以文化产业即是内容产业、知识产业，也是创意产业。”^[2]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社会背景，我们提出了文化资源保护开发视野下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课题。

文化资源保护开发视野下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就是把现代巴蜀文学作为地方文化资源来研究，为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产业和旅游开发提供学理支撑。文化资源保护开发视野下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既能传承源远流长的巴蜀文脉，又能为当下的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社会发展服务。从旅游资源学的观点来看，能够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为旅游业所利用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能够成为旅游资源。“文学艺术旅游资源就是指那些能够吸引旅游者前往旅游观光游览，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过，文学艺术旅游资源较之其他旅游资源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学艺术价值。文学艺术作品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其本身首先应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其次才能将这种审美价值转换为旅游价值。”^[3]以旅游资源开发为例，全国各地都注重自然风光资源的开发，相对忽视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地方名人资源的保护、开发研究更为薄弱，旅游市场呈现出“重自然、轻人文”的“跛脚”现象，影响到行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四川乐山，名山（峨眉山）、名佛（乐山大佛）都已成为知名旅游品牌，但名城乐山（古之嘉州）、名人（如郭沫若、曹葆华、陈敬容）却始终没有成为乐山城市名片，沙湾郭沫若旧居依在，但来此旅游者却不多。更多的游客是先到凌云山“拜佛”，庚即到峨眉山“烧香”，几乎不在乐山城里停留，更不用说到沙湾参观郭沫若旧居了。这样的“观光游”无疑是有缺陷的，对于乐山市而言，更是一大损失。再比如四川宜宾，人们大多直冲蜀南竹海，却少有人在李庄、江安停留，最多“刹一脚”，走马观花罢了。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大力挖掘地方名人资源，深化地方名人研究，将地方名人资源引入旅游领域，让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丰富知名旅游品牌的文化内涵，留住游客，使其在人文景观的文化氛围中流连忘返。因而，地方名人资源的保护开发研究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

巴蜀自汉代就有“文章冠天下”的美名，当时全国知名的四大辞赋家并称“王扬枚马”，其中三位（司马相如、扬雄、王褒）是四川人。之后历朝历代，四川都是“文学之士，彬彬辈出”。^[4]诸如汉之司马相如、扬雄、李尤、李胜、严君平、卓文君等；魏晋之常璩、陈寿、谯周、李密、秦密、杨厚、仁安、杨戏等；唐之陈子昂、李白、唐求、雍陶、闾邱均等；宋之苏洵、苏轼、苏辙、苏易简、苏舜卿、文同、范镇、范祖禹、张浚、张栻、王灼、张俞、魏了翁等；元明清之虞集、费著、李调元、唐甄、骆成骧、费密、张问陶、张问安、杨升庵、彭遵泗、彭端淑、杨锐、刘光弟等。20世纪的“文学川军”雄霸天下，有叶伯和、吴芳吉、蒲伯英、吴虞、周太玄、吴君毅、王光祈、郭沫若、李劼人、巴金、沙汀、艾芜、何其芳、罗淑、林如稷、阳翰笙、陈炜谟、陈铨、邵子南、范长江、陈敬容、曹葆华、覃子豪、陈毅、李一氓、胡兰畦、张大千、张善子、张秀熟、张澜、任白戈、魏时珍、杨吉甫、方敬、李伯钊、戈壁舟、羊路由、李宗吾、罗广斌、马识途、周克芹、流沙河等……在20世纪文学大师最高级别的“排行榜”——“鲁郭茅巴老曹”中，四川占二席（郭沫若、巴金），与浙江并驾齐驱。香港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论述的长篇小说七大家，四川独占三席（巴金、李劼人、陈铨）。^[5]据各种中国现代文学辞典收录作家统计，现代巴蜀作家数量居全国第三位，与浙江、江苏三足鼎立。^[6]目前，中国文学最高级别的奖项“茅盾文学奖”，已有“土著作家”周克芹、阿来问鼎，是目前全国唯一梅开二度的省份。另有刘心武、王火、柳建伟、麦家与四川“沾亲带故”，或者祖籍为四川，或者入蜀既久，在四川生活、工作、写作多年。

单是这些四川作家就已经能够说明四川是一个“文学大省”了。更有“细雨骑驴过剑门”或者“即从巴峡穿巫峡”来到蜀中的山西王勃，北京卢照邻，河北高适、贾岛，河南岑参、元稹、杜甫、刘禹锡、李商隐，陕西白居易、杜牧、韦庄，波斯李珣，江西黄庭坚，浙江陆游，江苏范成大等等。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转向西南，四川成为大后方，外省人士大量流入四川，最多时有100万人。他们中不乏文人、学者，成为一支浩大的“入蜀”文化大军。抗战之前，绝大部分高校分布在沿海、沿江一带，主要集中在平、津、沪、宁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许多高校从北向南、自东向西一迁再迁。四川接纳了为数最多的内迁高校，共有48所，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7]，形成著名的战时文化人聚集地“三坝一庄”（沙坪坝、华西坝、夏坝、李庄）。唐振常认为：“抗战军兴，成都成了大学城，弦歌不辍，教育大盛。尤以陈寅恪、吴雨僧、李方桂、萧公权、钱宾四、顾颉刚诸大师先后入蜀，高坛讲学，新旧兼容，中西并举，旧学得承，新学大光，这是四川学术最辉煌的时期。”^[8]不仅学术有了大发展，而且带来成渝两地文学的繁荣。当时全国有作家377人，聚集在成渝两地的作家有140人。^[9]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经典多半诞生在重庆。重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又一文学中心，与成都、延安、桂林、昆明等地共同撑起文学的一片新天地。叶圣陶、朱自清、陈白尘、张天翼、萧军、熊佛西、朱光潜、卞之琳、吴祖光等居留四川成都，曹禺、林徽因、吴祖光等居留四川宜宾，叶圣陶、朱光潜、凌叔华等居留四川乐山，李广田居留四川罗江，茅盾居留重庆观音岩枣子岚垭，张恨水等居留重庆南温泉，冰心、臧克家等居留重庆歌乐山，老舍、梁实秋、林语堂、路翎等居留重庆北碚。这些作家既是构成巴蜀文化的基石，更是彰显巴蜀人文风貌与精神的载体。充分利用巴蜀作家资源，全方位研究巴蜀作家，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质，进而形成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品牌，对巴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按照旅游资源学的观点，文学艺术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它的旅游价值由此体现出来，并赋予相关旅游资源以历史文化价值，进而为其他旅游资源增值。^[10]“性灵”诗人袁枚在《谒岳王墓》诗中写道：“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意思是说，因为有岳飞、于谦等伟人与西湖山水融为一体，成为人文景观，西湖更为人们看重了。与此相似，郁达夫在《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诗中写道：“楼外楼头雨如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意思是说，因为有苏轼、白居易等文人留下的足迹和对西湖的题咏、描绘，西湖更为知名，更被推崇。一句话，自然风景的魅力不只在湖光山色，更在于与之相伴的伟人、文人。他们在自然山水间留下的足迹，那些吟咏自然风景的诗、词、歌、赋，描绘自然风景的文、联、字、画，反映自然风景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既是自然山水滋养哺育的文化之花，反过来又使自然之美文化化、艺术化，并广泛传扬开去。徜徉山山水水之间，处处有人文的渗透，到处是历史的烙印。正是这些历史、文化、伟人、文人的痕迹，让一花一草、一泉一水、一亭一台、一楼一阁有了知名度和美誉度，有了令人回味的人文意蕴，有了让人流连的文学馨香。巴金在《西湖》中写的一段话也令人深思：“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1930年10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11]试想，杭州如果没有了苏东坡，没有了白居易，没有了柳永，没有了林靖和，没有了岳飞、于谦、张煌言（苍水）、牛皋，没有了秋瑾、李叔同、章太炎……那么它还有现在这样的魅力么？

华夏名山胜水千姿百态，细数各式景点，有些是源于自身景致极富特色，如九寨黄龙、桂林山水、香格里拉等，无须“伟人扶”、“文人捧”，其美就让人惊艳不已。如果有名人去吟咏、描绘，自然会锦上添花，光彩照人。峨眉天下秀，其美自然不必说。“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峨眉山月歌》中的诗句虽然写成于从青神中岩到平羌三峡的路上，却展现了峨眉山上悬挂半轮秋月的美景，依然给峨眉山抹上一层亮色。当你漫步于峨眉道上，步行在峨眉山中，尤其在夜色降临时分，月挂中天，默想骚人诗客的歌吟，你会穿越时空，仿佛置身人间仙境。但是有些景点本身并没有什么特色，只因一个动人的传说或者一个久远的故事，惹得游客发思古之幽情，不辞辛劳，欣然前往。类似诸葛庐、子云亭的“草舍”，恐怕不计其数，只因刘禹锡的《陋室铭》一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就名传千古，流芳百世了。杜甫寓居成都时的草堂，原不过是一间简陋的茅草房而已，由于杜甫“诗圣”的知名度、美誉度而千古流芳。昔日成都锦江两岸的水井接二连三，时至今日早已灰飞烟灭，只因薛涛的文名，薛涛井仍与望江楼长相厮守。四川青神县中岩山慈姥岩下有一个深潭，名“唤鱼池”。池并不大，一泓清泉而已，周围景色也不过是一处断崖峭壁，一簇婆娑竹林。与名山大川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因为有苏东坡与王弗的一段风流韵事，后来的文人雅士慕迹而至，陆游、黄庭坚、范成大、杨升庵……都曾“到此一游”，吟诗弄墨。小小的鱼池成为一个“文化场”，具有强大的磁力，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旅人。浙江绍兴沈园，缘于陆游与唐婉的恋情绝唱而百世流芳。长江三峡景区的三游洞，不过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常的溶洞，就其自然景观而言，远远不及贵州的织金洞、桂林的七星岩溶洞，却因元稹、白居易、白行简的“前三游”，苏洵、苏轼、苏辙的“后三游”，还有陆游、黄庭坚、欧阳修等人的诗文而名声远播。还有一些景点，就是现在你到了那儿都会感到些许失落，甚至会长叹一声：就这样啊！但是，因为文人的美文它却名扬天下。巫山县的高唐观、楚阳台，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观台，却因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而名传千年。神女峰其实是一座高约6.4米的石柱，却因神话传说和宋玉的《神女赋》成为长江三峡最能激起游兴的景观。有时，我们会想不起岳阳在哪里，有什么风景值得一游。但是，我们很难忘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因为有《岳阳楼记》，我们记住了岳阳楼；因为有岳阳楼，我们知道了岳阳。知道了岳阳，就会萌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我们记起了江西南昌；因为苏东坡的《赤壁赋》，我们记起了湖北黄州；因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们记起了湖南桃源；因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我们记起了湖南零陵；因为张继的《枫桥夜泊》，我们记起了苏州寒山寺；因为崔颢的《黄鹤楼》，我们记起了武汉黄鹤楼；因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我们记起了南京李香君故居，因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们记起了清华园的荷塘……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作为文化信息积淀下来，像基因一样传承下去，为自然山水增色，为人文风景添彩，让后代子孙仰慕，历久弥香。因为有鲁迅，因为有鲁迅的文学经典，绍兴成了圣地。我们在中学时代就知道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黄酒。百草园的“趣味”、三味书屋的“怪异”、咸亨酒店的“热闹”、茴香豆的“滋味”，都是令人向往的。长大了，去江南一游，差不多是每个读书人的愿景。除了江南风光，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那片土地是“东南财赋地，江南人文薮”。你会留恋那里的草木，更会流连那里的文化。“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这段文字，不知勾起了多少人对于秦淮风光、秦淮风情的向往，并慕名而至。秦淮河的魅力是文学赋予的，河里流动的不是自然的水，而是文学的浪花。难怪朱自清、俞平伯会相约创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个地方的文学会吸引更多的文人，后来的文人会写出更多的文学，文化就积淀在那里了，代代相传。一座城市、一个乡镇的名胜古迹往往和文人、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这样的名胜古迹才“名声在外”，才吸引着外地人欣然前往。

元人刘仁本在《东湖唱和集·序》中曾经说：“山水林泉之胜，必有待夫骚人墨客之品题赋咏而后显闻。若匡庐见于太白之诗，天台见于兴公之赋，而武夷九曲，见于朱紫阳之棹歌也。盖其胜处，多在深僻遐旷寂寞之滨，非得好事者杖履之追游，觚翰之赏识，则夫仙踪佛迹，巨灵幽秘，亦何由而得传闻于世耶？”可见“骚人墨客之品题赋咏”在传播“山水林泉”的名气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是传播山水之名的重要载体。元人王恽在《游东山记》中说：“山以贤称，境缘人胜。”许多自然景观就是因为与文人、文学有关而成为人文景观，并从籍籍无名一变成为名满天下的旅游胜地。文人、文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能赋予自然风景以人的情感和文化内涵，使游客在情感上与景观交流，在理性上受到文化启迪。明末“竟陵派”文人钟惺在为《蜀中名胜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经说：“凡高者皆可以为山，深者皆可以为水也……一切高深，可以为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为胜：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胜反不能为名；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此三者，山水之眼也。”钟惺的意思是说，山水不能自然成为名胜，必须“有待”才能成为名胜。“有待”什么呢？有待“事”“诗”和“文”，这三者就是山水的灵魂，山水有了它们，就能成为名胜了。“事”指的是历史掌故之类，“诗”指的是诗词歌赋之类，“文”指的是游记、散文之类。一句话，就是现今笼统说的文学作品。在传播自然景观的信息，扩大自然景观的知名度方面，文学作品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替代的作用。唐代刘禹锡在《九华山歌》中这样吟咏道：“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寞，兀如断岸无棱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敬亭山在安徽省宣城市区西北，本来是孤零零的崩坍的岩岸（“兀如断岸”），枯寂而无生气（“黄索寞”），只因为时任宣城太守的诗人谢脁的诗《游敬亭山》（“宣城谢守一首诗”），而使它的声名与“五岳”齐名。唐代李白循游至此，又留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名句。无名的敬亭山，经过谢脁、李白的“文学接力”，声名远扬。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是自然景观的点睛之笔，是景观的灵魂。“物以名贵，地因名人而胜”，诚哉斯言。推而广之，乡镇村舍、溪水小桥、古树名木、地方特产、民风民俗之类也应该有待“事”“诗”“文”，有了这三者，才有灵魂，才有神韵。英国的斯特拉特福小镇因为是莎士比亚故居所在地，成为英国第二大旅游目的地。作为文人的出生地或居留地，文学作品故事情节的发生地或背景地的乡村、城镇或地区，往往因文人、作品的传播而获得较高的知名度，是极为重要的文学、文化资源，能吸引更多的人前往。对这些乡村、城镇或地区的保护与开发具有特殊的意义。

文学资源与自然资源相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少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长久保存，而且随着岁月的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更具有吸引力，更为人们所开发与利用。从目前来看，凭借小说、戏剧、神话、传说的挖掘考证，利用大众对小说、戏剧、神话、传说故事的熟悉与好奇，来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很多地方不约而同的发展模式。江苏连云港市以《西游记》为依据，打造花果山景区，并以“孙悟空老家”来宣传自己。“孙悟空老家”是块金字招牌，在全国各地大兴旅游经济，旅游业渐成主导产业的今天，这块招牌蕴含无限商机。有人建议花果山应该以主题公园来定位。仿照国外以卡通漫画世界为内容的迪斯尼乐园，打造以西游神奇故事为内容的主题公园。^[12]把花果山打造成主题公园，可以让人在其中恣其想象，重温人们在阅读《西游记》时的感受，得到精神上的满足。《雷雨》中周朴园有一句台词：“无锡是个好地方。”这句话从诞生之后七十年大概谁也没有特别在意过，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无锡要宣传自己的时候，话剧中的这句话却派上了大用场，成为无锡对外城市形象的宣传用语，取代了曾经用过的宣传语“无锡充满温情和水”。无锡城里公交站台上处处有这句广告语，这句话被译为“Wuxi is a good place”出现在无锡出租车的显示屏上，无锡第一首城市形象主题歌以《无锡是个好地方》命名。2008年5月9日第三届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暨第十一届无锡太湖旅游节开幕，由贺东久作词、刘青谱曲的无锡城市形象主题歌《无锡是个好地方》唱响。2010年德国当地时间3月10日柏林国际旅游博览会开幕，无锡旅游代表团首次赴会，当晚在柏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无锡是个好地方”旅游说明会。无锡锡海花园酒店也乘势“借东风”，为自己拟定一句宣传语：“无锡是个好地方，锡海是个好酒店。”《红楼梦》别名《金陵十二钗》，金陵一词在《红楼梦》中反复出现，其与南京的关系密切。金陵是南京的别称，古时也称江宁，又叫石头城，是曹雪芹的故乡，因之《红楼梦》初名《石头记》。在贾雨村与冷子兴的对话中提到：“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荣国府的原型是清初江宁织造府和北京王公府邸融合的产物。曹雪芹的祖上三代都曾任江宁织造一职，掌管宫廷内部的织造事务。如今，在南京的江宁织造府遗址上复建了江宁织造府，地下还有江宁织造府博物馆、曹雪芹纪念馆、红楼梦文学史料馆和云锦博物馆等。无锡本来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没有关系，但拍摄《三国演义》《水浒传》却在无锡，据此无锡打造出三国、水浒景区，引来游客无数。《聊斋志异》拍摄地安徽婺源思溪延村，已经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成为著名的“聊斋影视村”。

不仅在中国如此，国外也是这样。日本伊豆诸岛（南方太平洋上的火山岛群，由大岛、利岛、新岛、神津岛、三宅岛、御藏岛和八丈岛组成，属于富士箱根伊豆国立公园）的旅游热与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是密不可分的。小说在伊豆的山间展开主人公青涩的爱情，间有伊豆温泉和山间风光的描写。伊豆的青山秀水、山茶杜鹃与少男少女间纯净的爱慕之情交织在一起，给人以清新与浪漫之感，把游人带入空灵的唯美世界。《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原型“汤姆叔叔的小屋”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小镇罗克维尔。小屋最初的主人是一位名叫艾萨克·莱利的种植园主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哈丽特·比彻·斯托夫人以种植园奴隶乔西亚·亨森为原型，塑造了《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男主人公“汤姆叔叔”的形象。小说深刻剖析了美国19世纪的黑奴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间小屋也因为是“汤姆叔叔”的旧宅而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价值。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幢房屋就属于马勒特·普雷斯沃特家族。2005年9月，小屋的主人由于缺少足够资金修缮房屋，宣布将小屋公开出售。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政府以99万美元将其买下，打算将小屋作为历史文物建筑向公众开放。汤姆叔叔的小屋不仅是同名小说的重要场景，同时它隐含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血泪史，美国人更是将它视为自由精神的象征。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不言而喻。

事实证明，文学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化资源保护开发视野下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意在突破传统的纯文本的文学研究，试图将文学研究与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发挥文学的特殊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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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龚鹏程《如何以文学名著促进区域发展》，《中国文化》，第32期，第202页。

[2]龚鹏程《如何以文学名著促进区域发展》，《中国文化》，第32期，第202页。

[3]陈福义，范保宁《中国旅游资源学》，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

[4]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6]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7]四川省志教育志编辑组《抗战中48所高等院校迁川梗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第1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页。

[8]唐振常《蜀中文化最关情》，曾智中等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

[9]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第6页。

[10]陈福义，范保宁《中国旅游资源学》，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第285～286页。

[11]巴金《西湖》《真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3～124页。

[12]龚鹏程《如何以文学名著促进区域发展——以连云港为例》，《中国文化》，第32期，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