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对1992—2012年中国产业层面上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书基本上验证了代表资本积累、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的各变量对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长期演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上面的实证结果还可以对资本积累机制、技术扩散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进一步做出判断。
5.5.1 资本积累机制
在检验结果中,代表投资增加的实物资本存量和代表资本密集程度加深的资本-劳动比率两个自变量的估计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不过前者的估计系数为正而后者的估计系数为负。这说明资本积累机制对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增长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上,而不是表现在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上。另一个检验结果,即产业规模变量与产业内贸易具有正相关性,也部分证明了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是由资本投入的增加带来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中国长期以来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选择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发展战略,因此,经济发展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资本存量的增长上。而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形成,忽视了资本的合理配置,将会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张军(2003、2005)对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增长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投资扩张,并且投资的效率在逐渐下降。张军认为,中国近年来投资效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技术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而未能充分利用转轨经济中产生的剩余劳动力。这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过度投资和过度进入而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资本效率低下,也可能是造成资本积累不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对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增长发挥作用的原因。
资本-劳动比率与产业内贸易长期增长的负相关性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中国产业内贸易所具有的垂直分工特性。本书第4章中对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测度以及Xiaoling Hu和Yue Ma(1999)等的检验结果都显示,垂直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产业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以来都比较大。垂直产业内贸易建立在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上,分工的加深,即更多地使用劳动力是这种贸易模式的特征。因此,尽管很多学者指出中国近年来引进的技术大多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如自动化设备、数控机床等,但是对于产业内贸易增长较快的产业来说,并不具有资本加深的特性。反而,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是这些行业的特征。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使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成为中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推动力量,必须重视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只有真正实现高效率的资本投入,才能促进产业内贸易更好地发展。
5.5.2 技术扩散机制
在上面所有检验模型的结果中,代表国际技术扩散程度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外国研发资本这两个变量与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增长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都是最大的。这说明,技术扩散是中国产业内贸易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技术扩散演进机制作用的发挥与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中国对外国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学习密不可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了5 62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使欠发达国家发挥出“后发优势”,实现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贸易产品的升级。事实上,大部分的垂直产业内贸易都是由世界劳动力分工条件下的跨国公司活动所引发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以美国和日本为主的发达国家对整个东亚地区进行的效率寻求型FDI(efficiency-seeking FDI)和出口导向型(export-oriented FDI)FDI的迅速增长,是中国等东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生大量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根本原因。耿强(2004)采用东亚地区电子产业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FDI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东亚国家的电子产业内部,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另外,中国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除了受到美国和日本的FDI影响之外,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升级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等地区受到劳动力短缺、工资及土地成本上涨的影响,产品生产成本日渐攀升。各香港等地区的公司利用内地劳动力便宜和土地低廉的优势将部分制造业产品的生产逐渐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香港地区和华南地区“前店后厂”式的分工格局。香港地区共有5万多家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办了工厂,这些工厂中,大多数都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一般贸易方式的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可见,以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主要渠道的技术扩散是中国垂直产业内贸易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技术和设备进口是中国通过技术扩散获得较新技术的另一个渠道。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家用电器行业的生产技术已进入到标准化阶段,中国当时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线,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使得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行业迅速成长起来。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电行业不仅完成了进口替代阶段,还大量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可以更快地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提高本国生产产品的技术水平,实现产品生产的转移,因此也是中国产业内贸易增长的原因。
5.5.3 技术创新机制
在对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时,代表技术创新水平的本国科研投入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对10个行业子样本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时,虽然本国科研投入比重和科研人员比重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它们的绝对值与其他几个变量相比却偏小。这说明,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够推动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增长,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推动作用并不是很大。技术创新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中国的研发投入相对较少,研发能力相对较弱;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效率相对较低。张海洋(2005)认为,近年来高科技行业步入调整期,行业竞争的加剧可能会使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负的生产效率。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也认为,行业本身使用的研发资本的投入结构不当也会降低研发的效率。由此可见,技术创新机制对于中国产业内贸易长期增长作用的发挥受到企业科研能力的限制,这一论断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通过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技术扩散,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基本经验。但技术引进不是根本目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只有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才能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上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很好地将获得性技术进步与创新型技术进步结合起来。一方面,日本十分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战后日本从美国先后引进专利和专有技术40多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重点引进成套设备,70年代引进专利技术,努力学习和消化吸收他国的先进技术,追赶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日本又十分注重技术创新。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研究与开发,也十分重视国民素质教育。经过短短20几年的发展,日本就从一个技术输入国成为世界主要技术出口国之一。(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中国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对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仍然主要立足在规模大但效率低的资本投入、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潜在市场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优势会逐渐丧失。因此,必须将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转移到对高技术水平和高生产效率的依赖上来,拥有自己先进的核心技术,这样才能进入到世界经济链条的上游环节,利用产业内贸易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从目前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检验来看,几乎所有的检验都是以静态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基础,从国家之间或产业之间的差异出发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而很少涉及对产业内贸易演进机制的检验。本章以第3章的动态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基础,以资本积累、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等因素为自变量,利用中国产业层面上的面板数据,对资本积累机制、技术扩散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检验。本章检验的主要结果有以下几点:
(1)资本积累机制对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增长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上,而不是表现在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上。通过对产业规模与产业内贸易之间关系的检验也证明了这一结果。出现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是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忽视了资本的合理配置,导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2)技术扩散机制对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增长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部分产品生产的转移,带来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对包含先进技术产品的进口也促进了中国生产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了产品的竞争优势。不过,通过这些技术扩散机制实现的产业内贸易增长,其实质仍然建立在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上,其具体表现形式也以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为主。
(3)技术创新机制对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增长也有一定推动作用,不过是这3个机制中作用发挥最弱的一种。这可能与目前中国企业的科研能力较弱、科研投入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有关。
(4)产业内贸易在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对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时,行业之间的差异对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比较大的影响,使得模型的估计结果并不可靠。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产业内贸易存在梯度分布特征。
从以上这些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发展状况是产业内贸易长期发展所依赖的主要变量,因此可以在要素禀赋升级的条件下,实现产业内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来说,当前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所依赖的仍然是规模大但效率低的资本投入、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潜在市场,这是由中国的资源禀赋现状所决定的,这种增长具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随着中国加强在技术、制度方面的学习和自主创新,在利用后发优势形成高层次的要素禀赋结构之后,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也将建立在较高的发展层次上,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对于贸易模式的发展来说,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在资源禀赋状况升级的条件下实现产业内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注释】
[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作为中国国家标准于1984年首次发布实施,随后分别进行了两次修订:1994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形成《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1994);2002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形成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并于2003年起逐步应用于计划、统计、财政、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国家宏观管理和部门管理活动中。根据本书研究的主要时间段,本书采用GB/T4754—1994作为标准。
[2]在本论文中,行业是指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活动的所有企业的聚合体。就工业行业而言,如果不做特殊说明,行业与产业的含义相同。
[3]Hausman检验值可以用来判断固定效用模型和随机效用模型的检验结果哪一个更加可靠,它服从自由度为k的卡方分布。当Hausman检验值在10%水平内显著时,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系数并无系统性差异,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加可靠;反之,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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