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内贸易的演进机制与中国实证研究

资本积累、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规模报酬递增的3个主要来源，它们都能带来市场规模的变化，从而使得贸易的产品结构产生变化，产业内贸易量增加。这3种机制相互补充，密不可分，共同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增长。当然，3种机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产业内贸易模式演进所依赖的主要机制会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发生一定的变化。

3种机制对产业内贸易模式演进的不可分性表现在资本和技术的不可分性上。阿吉翁和霍依特（Aghion and Howitt，2004）指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应当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技术创新、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新的产品、新的产业和现实的生产力，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这些技术进步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其次，技术进步反过来又可以加速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对资本的这种正反馈作用在于技术进步改变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技术的进步能够降低平均生产成本，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放宽资本增长约束，进而加速资本的增长。并且，技术的进步还能够使生产函数向上移动，通过产量规模的扩大带来资本存量增长的加速。当然，无论是在资本还是在技术的驱动因素中，人们对知识的积累和创造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罗默所说，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

3种演进机制之间的递进关系表现在：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主要生产要素是不同的，通常沿着以资源、物质资本为主向知识、技术为主转化的发展路径，产业内贸易模式的演进所依赖的主要机制也遵循着这个发展路径。一般认为，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资本推动型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为技术学习型阶段；第三个阶段为创新推动型阶段。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劳动丰裕而资本和技术短缺，有形资本的积累成为关键因素。而在足够的有形资本形成，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的密集度之后，生产效率的提高效应会逐渐减弱，甚至出现边际收益递减。此时，技术的模仿和转移可以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进行互补和协同，使得规模报酬递增。但单纯技术的模仿和学习总存在与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最后最小差距”无法逾越。因此，当靠近世界技术前沿时，研发性技术创新的增长则成为规模经济和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可见，一国在各个发展时期实现规模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会有所不同，根据经济发展的3个阶段存在一个先资本积累、再技术扩散、最后技术创新这样的先后顺序。由此，在不同发展阶段导致市场规模发生变化，进而产业内贸易演进的主要机制也存在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当然，除了资本积累、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这3个机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机制影响产业内贸易的长期发展，其中制度环境的变迁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机制之一。贸易模式的演进作为经济结构的一种变化过程，深受周围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肯定资本和技术对贸易模式演进的贡献时，也不能忽视制度环境的变化。企业组织制度的改善、融资结构的变化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等内在制度的变化都会改变本国的市场规模状况，导致贸易模式的演进。

加尔布雷恩（1980）研究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许多人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来代替单独个人的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组织制度的改善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诺斯（North，1990）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要素间交换存在的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不断增长的决定因素。以Yang＆Ng（1993）、Yang（2000）和杨小凯（2003）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交易费用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改善等制度环境的变化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交易费用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改善是促进差异产品生产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与新贸易理论不同，他们分析的起点不是企业的规模经济生产，而是内生的个人专业化产生；阐述的问题也不是规模经济与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之间的两难冲突，而是专业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专业化报酬递增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专业化生产要求每个企业只从事一种多样性产品的生产，而产品种类数量的增加会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产品种类数量的增加与交易成本之间产生了两难冲突。这种两难冲突也具有动态特征，因而能与经济的动态增长相容。随着交易效率和交易成本的不断改进，劳动分工发生演进，产品的种类数量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增加，产业内贸易增加。国内学者殷德生（2006）也通过建立模型探讨了交易效率与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得出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产业内贸易规模扩大的结论。可见，制度环境对产业内贸易的演进主要表现在其对交易费用的降低和对交易效率的改善上，交易效率的提高是报酬递增形成的原因之一。

总之，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决定经济增长和贸易模式转变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贸易模式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优势。首先，本章从理论上证明了产业内贸易伴随一国经济的发展而增长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对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钱纳里的世界发展结构转换标准模型等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的阐述，得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模式与其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的结论；贸易模式的演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转换等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其次，本章以经济增长过程中动态规模报酬递增的实现为线索，证明了产业内贸易模式的演进是通过一系列机制发挥作用的。并且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相关理论和经验分析，详细探讨了这些主要演进机制的作用机理和途径。

本章探讨的主要演进机制包括资本积累演进机制、技术扩散演进机制和技术创新演进机制。资本积累演进机制可以概括为：资本积累→市场规模扩大→产业内贸易增长。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通过增加投资和提高劳动产出率增加本国生产的多样性产品种类数量，扩大国内供给市场规模；另一方面使得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似性增强，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这两种市场规模的扩大都会带来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作为技术进步的两个不同层面，其演进机制可以统一概括为：技术进步（技术扩散、技术创新）→市场规模升级→产业内贸易增长。其中，当技术进步是非对称性国际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的结果时，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生产的新产品的种类数量的增加，欠发达国家的模仿成本下降，产品转移率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欠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转移来的产品数量的增加，其通过模仿所获得的经验积累也增加，边干边学效应使得生产率不断提高。模仿和学习的共同作用将导致本国产品在生产范围扩展的同时产品质量也得到升级，即带来市场规模的升级和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而当技术进步是本国企业为取得垄断利润而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时，不但本国产品生产范围扩展和产品质量升级，而且这些新产品往往具有国际领先技术水平，能够在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上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增加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除了上述3个主要的演进机制之外，本章还指出交易效率的提高是报酬递增形成的原因之一，因此制度环境的变迁也能够促成产业内贸易的演进。(www.xing528.com)

当然，本章对于演进机制的理论模型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属于部分均衡分析。在现实中，这些机制并不能完全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实现条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每个国家在进行贸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对于各国具体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及其演进机制的判断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数据进行实证的分析。本书的下面两个章节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对贸易模式演进的具体状况及其长期的演进机制进行经验检验，以期为中国对外贸易更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注释】

[1]Mark Roberts，Mark Setterflield（2005）根据近现代增长模型和理论的进展，给内生增长 理论下了三个定义：一，增长率由增长模型本身决定，而且由模型的内生变量决定，而不是求助于外生变量；二，把技术进步明确地纳入增长模型，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上帝的恩赐；三，采用演化的观点，只是把时间作为唯一的外生变量，把增长看作是以前增长历史的路径依赖，也就是内生于以前的增长历史。

[2]本书的市场规模是广义的市场规模，不仅包括产品生产范围的扩大，还包括产品质量的 升级。

[3]殷德生（2006）也借鉴了巴特勒的模型来求解存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时的动态最优化 问题。

[4]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建立了允许企业选择其质量提高程度的内生质量增长模型，以分析技术创新幅度如何被企业的最优决策内生决定，以及如何计算每一个企业的最优技术创新幅度λ。本书限于篇幅，不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