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内贸易：代表性经验检验

对产业间－产业内贸易的演进进行经验检验的研究不少，但多数研究围绕3个命题展开：一是产业内贸易是否真实存在，是否为由数据处理得出的一种假象？二是产业内贸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还是只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存在？三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和扩展的基础是什么，哪些因素在影响着这种贸易的发展？关于上述第一个命题，Finger（1975）和Gray（1979）等早期研究曾得出否定的答案，认为产业内贸易并非真实存在，而是因为贸易分类导致的假象或所谓“统计的产物”。然而此后的大量研究证明，产业内贸易确实存在，例如Greenaway和Milner （1986）从可贸易产品分类的层面切入，证明了产品分类的详尽化虽然可以降低产业内贸易在一国总贸易额中的比重，但却不能抹杀产业内贸易存在的事实。对于第二个命题，Tharakan（1984）、Balassa和Bauwens（1987）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证明，产业内贸易具有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发达国家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比重最高，不过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但在这些国家中仍然存在产业内贸易，而且其比重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上述第三个命题则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对这一命题的研究按照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的发展，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笼统地探讨产业间－产业内贸易模式演进的基础，第二种思路是在对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探讨贸易模式演进的基础。下面对按照这两种思路进行的经验检验研究以及对中国产业间－产业内贸易模式演进的经验检验研究进行概述。

2.3.1　贸易模式演进的整体检验

在新贸易理论采用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释之后，对这些理论假设的经验检验也陆续出现。这些检验大都以GL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产业内贸易的相关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判断它们之间的正负相关性以及影响因素的显著性。

根据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相关假说，影响产业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国家层面（country specific）的影响因素，在这一层面上可以检验的假说包括：①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两国的平均人均收入正相关［根据早期Linder（1961）等的需求重叠理论］；②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负相关［根据Helpman（1981）等的需求结构差距或资源禀赋差异论］；③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两国的平均国家规模正相关［根据Krugman（1980）等的国内市场效应理论］；④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两国的国家规模差距负相关［根据Krugman（1981）等的相似国家的产业内贸易理论］。第二种类型是产业层面（industry specific）的影响因素，在这一层面上可以检验的假说包括：①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产业的生产规模正相关［根据Krugman（1980）等的规模经济论］；②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产业中产品的差异程度正相关；③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产业的市场垄断程度正相关；④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产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相关性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根据Helpman （1984）、Markusen（1984）等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第三种类型是贸易成本、国家制度等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平均关税水平、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否存在共同边界、是否使用共同语言等。

在众多对产业间－产业内贸易的演进机制进行笼统检验的研究中，对国家层面影响因素的检验一般采用跨国截面检验，对产业层面影响因素的检验则一般采用跨部门的截面检验。这些研究进行检验的主要差别表现在使用了不同的变量衡量方法、选取不同的国家为研究对象或者采用不同的数据序列等方面。

Loertscher和Woltler（1980）最早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的双边贸易流为样本，试图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对产业内贸易量进行双重检验。其检验结果中除了产品差异程度这一变量缺乏一致和显著的相关性之外，收入水平、国家规模、产业规模、空间距离等其他变量的结果与上述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结论一致，不过回归方程的总体解释力较弱。

Havrylyshyn和Civan（1985）则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的跨部门影响因素。他们发现，产业内贸易与产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要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大得多。

Helpman（1987）使用14个OECD国家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数据资料，重点探讨了产业内贸易与人均收入相似性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随着时间推移的跨部门比较中，产业内贸易的份额与人均收入相似性之间的关联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也就是说，产业内贸易水平与人均收入相似性之间的正相关性变得越来越不显著。他认为，跨国公司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的公司内贸易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Balassa和Bauwens（1987）探讨了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与产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是否可以放在同一个回归方程中，还是需要采用不同的回归方程。他们将国家间的人均收入和国家间的规模差异转化成（0，1）区间内的数值来表示，而不采用绝对值的形式。并且采用了18个发达国家、20个发展中国家1971年制造业产品的数据。结果显示：对跨国、跨部门的因素同时进行检验时模型的显著性更好。此外还有Tharakan（1984）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Hansson和Lundberg（1989）对瑞典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的检验等。

以上的检验大多都是单纯的相关性检验，Bergstrand（1990）则通过引入适当的外生变量，首先构建了一个产业内贸易的引力模型（gravity equation）^[3]，然后再对模型的若干影响因素进行经验检验。Bergstrand认为，许多计量模型中采用资本／劳动比率作为要素禀赋相似性的衡量，而资本／劳动比率与另一个变量——平均人均收入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进行检验时应该剔除资本／劳动比率变量，否则两国的平均人均收入水平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当存在水平差异产品时，人均收入水平变量就可以同时代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

从上面列举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对产业间－产业内贸易的演进进行笼统检验的研究中，其最后检验结果相差不大。国家层面因素（比如平均收入、国家规模等）的影响和产业层面因素（产品差异程度、市场垄断程度）的影响几乎都得到了与理论假设一致的结果，不过国家层面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的检验采用这一方法得到的解释效果会更好。

2.3.2　贸易模式演进的细分检验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已经表明水平差异产品和垂直差异产品这两种产业内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各不相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贸易模式演进的经验检验开始转向把两种产业内贸易区分开来进行检验。这类检验采用的最基本方法是由Greenaway、Hine和Milner（1994、1995）建立在Abd－el－Rahman（1991）基础上的GHM方法。该方法假设在市场完全信息条件下，产品的质量档次反映在产品的价格或单位价值上。水平差异产品的质量档次相同，其进行双向贸易时的进出口价格基本相等，而垂直差异产品的质量档次不同，其进行双向贸易时的进出口价格也相差较大。因此，对于一个给定的价格差值范围，水平产业内贸易是那些进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差值在此范围之内的产业内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则是进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差值在此范围之外的产业内贸易，从而在数据上可以将两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区分开来。

Greenaway等（1994、1995）分别检验了英国、OECD国家与其贸易伙伴国之间在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上的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在他们的检验中，产品进出口价格差值比率的区间是［0.75，1.25］，即如果该产业产品的进出口单位价格相差在25%之内，则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为水平型的；如果价格相差在25%之上则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为垂直型的。他们对英国及其62个主要贸易伙伴国1988年制造业产品的检验结果显示：英国70%以上的产业内贸易是垂直型的，水平产业内贸易只占到30%；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最高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最高的是杂项制品。对欧盟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1988年的贸易数据检验显示：大部分国家的产业内贸易都以垂直型为主；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最高，与地理位置较远的国家间的水平产业内贸易较低。对产业内贸易的跨国影响因素检验显示：对于垂直产业内贸易，国家规模、是否为经济同盟国等影响因素具有正的影响，但代表要素禀赋差异的人均收入差距变量与理论预期不同，其具有负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该变量更多地反映了消费需求的差异而不是要素禀赋差异。对产业内贸易的跨部门影响因素检验显示：垂直产业内贸易与用产品种类数量衡量的水平产品差异程度负相关，与用熟练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率衡量的垂直产品差异程度正相关。

Fontagne和Freudenberg（1997、2002）更进一步地把贸易数据区分为产业间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三种类型，考察欧盟成员国内部及其与非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变动情况。他们同样发现了欧盟在1980—1995年中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主要是垂直型贸易的增长。这些技术特征相似但价格不同的双向贸易的增长说明每个国家在同一产品的不同技术范围内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贸易利得不仅通过对多样性产品种类的选择增加而获得，还通过对不同质量产品的选择增加而获得。

Clark ＆Stanley（1999）在GHM方法的基础上，把美国的产业内贸易分为“南北”之间（美国与30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北北”之间（美国与28个发达国家之间）两类分别进行检验。他们的检验证实了垂直产品差异对“南北”产业内贸易更重要，而要素禀赋相似性对“北北”产业内贸易更重要。

除此以外，Hummels和Levinsohn（1995）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OECD国家进行了检验；Hellvin（1996）对以中国为例的转型经济国家与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进行了检验；Martín和Orts（2002）、Bano（2002）对西班牙、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分别进行了检验。他们的实证结果都显示出：大部分产业内贸易是由产品的垂直差异而不是水平差异引起；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别。当然，也有部分经验检验得出了要素禀赋差异对垂直产业内贸易具有负面影响的结论，这一结论并不支持垂直产业内的贸易的理论模型。

垂直产业内贸易除了由产品质量档次上的垂直差异引起之外，跨国公司在生产活动中的垂直分割也是其理论上的解释原因之一。东亚地区的对外投资具有很强的垂直分工特性，因此出现了一些研究重点检验东亚地区的对外投资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关系。Fukao、Ishido和Ito（2003）采用东亚电子产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尽管东亚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比欧盟国家间要低，但增长得很快；对外直接投资与两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都有显著的正相关性。Ando（2005）则采用了东亚地区整个制造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东亚国家之间从1990年开始的跨国生产网络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产品零部件在进出口中的快速增长是垂直产业内贸易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Greenaway等（1995）曾指出将水平和垂直两种产业内贸易区分开来的GHM方法至少存在3个方面的缺陷，使得产品价格并不能完全反映其质量档次：一是短期内产品的价格并不能随质量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二是用来区分水平和垂直贸易的范围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市场结构、企业战略、收入的不平衡、消费者对质量的觉察以及汇率等都会影响到产品的价格；三是对同一产品单位价值的判断方法也会不同。不过尽管有上述这些缺陷，GHM方法仍然是使用最多的二分产业内的贸易检验方法。

2.3.3　关于中国贸易模式演进的检验

由于产业内贸易最初大量地产生于发达国家之间，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总体比较落后。在中国，除了少量学者（比如许统生，2000；张谊浩，2003；殷德生，2006等）对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提出过可能的改进以外，其他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中国产业间－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以及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经验检验上。

徐娅玮（2001）的检验认为，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存在逐年增加的趋势，产业内贸易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从1980年的0.297上升到了1997年的0.43，但目前中国的贸易模式仍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中，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产业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7.3%；人口数量增长的贡献率则为13.2%；而以大中型企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的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9.5%。徐娅玮认为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影响较小的原因在于中国许多企业的生产还没有达到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可能仍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或者企业规模较小。

马剑飞等（2002）对中国1999年、2000年的20个制造业产业的数据进行了跨部门的横截面分析和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在影响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产业层面因素中，产品的多样性差异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始终为正；规模经济因素没有显著影响；而中国吸引的外资对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效应。

赵志刚（2003）则对中国1984—1994年间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按照与发达国家之间、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与新兴出口国家之间、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别进行了跨国家的截面检验，得出了与产业内贸易理论比较一致的结果。市场规模和收入水平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最为重要，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不太明显。在加入产业虚拟变量后，所有模型的解释程度都得到了加强。对于产品附加值较高的SITC5的化学制品业、SITC6的制成品业和SITC7的机械与运输设备业，其估计系数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由此说明产业内贸易具有明显的产业梯度分布特征。

陈雯（2003）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在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高了18%，即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产业内贸易对扩大区域贸易的贡献率远远超过了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www.xing528.com)

史智宇（2003）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在进一步的因素分析中指出：东亚产业结构由垂直向水平的整体性演进态势促进了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均GDP的提高奠定了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市场条件。其他如岳昌君（2000）、陈讯等（2004）也都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笼统的检验。

还有一些研究将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区分开来，并且采用较新的计量方法进行了检验。Xiaoling Hu和Yue Ma（1999）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全面考察了中国与其4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状况。他们的结论包括：①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并不相同，而且相差得很多。最低的与斯里兰卡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3.5%，最高的与香港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达到了85.4%，其原因可能来自于香港地区是大陆主要的货物转口地以及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②产业内贸易指数在不同产业之间也有很大区别，其跨度从SITC533油漆产品的0.01%到SITC759办公室零部件产品的97.8%。这些区别不能简单地用产品差异理论解释，而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独特性和历史性，对某些产业和市场进行保护的结果；③因素检验显示，对于中国的水平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和经济规模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垂直产业内贸易，决定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差异的人力资本密集程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陈卫平等（2004）将产业内贸易分为垂直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考察了中国加工食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在中国加工食品贸易的增加中，产业内贸易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垂直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其增长的幅度更为明显。人均收入平均水平和人均收入相似性对中国加工食品产业内贸易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市场规模差异水平不具有显著影响。市场规模平均水平对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总体的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耿强（2004）采用东亚地区电子产业的面板数据，重点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电子产业的垂直产业内贸易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当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更加透明，一国劳动力资源禀赋增加和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时，垂直产业内分工扩大，垂直产业内贸易增加。

韩剑（2005）在一般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适当的外生变量，构造了一个产业内贸易的引力模型，并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因素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与国家规模、收入差异和地理距离等因素则呈现出负的相关关系。

严岩（2009）对2000—2006年间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水平、垂直产业内贸易进行了测度，得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结构中，低质量的垂直产业内贸易占了过高的比重，而水平产业内贸易和高质量的垂直产业内贸易比重偏小。该文以Hufbauer指数作为产品差异性的评价指标，检验了产品差异性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最后得出产品差异化程度增加时，Hufbauer指数会相应增加，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出现了增长，产业内贸易水平得到提高。

2.3.4　关于中国产业内贸易其他相关问题的检验

除对产业内贸易模式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其他外延性问题进行了检验。

王中昭（2004）通过检验产业内贸易指数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影响。检验中，非食用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逐渐减弱，而同期工业增加值却呈现上升趋势。由于该类产业属于初级产品，其产业内贸易状况与中国的工业发展呈现相反的变动趋势是符合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特点的。其他化学品、机械运输设备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对工业的增加值产生正向的影响，说明这类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强，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越大。

李坤望和施炳展（2005）基于温和调整假说的分析框架，通过核密度估计、KS检验以及Daniels趋势检验等非参数检验方法，估计了中国1987－2004年制造业的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检验显示：中国制造业的贸易变化绝大多数来自于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有增加的趋势。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低技术和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贸易变化多为产业间贸易，而中技术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贸易变化为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共存，产业内贸易有增加的趋势。因此，他认为中国制造业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总体偏高，但是随着中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贡献逐渐增强，贸易调整成本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以上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检验出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增长的趋势，说明产业内贸易在总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大多都基于产品是最终产品的假设，而忽视了对中间产品的考虑。近几十年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已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一国（地区）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物品或劳务作为本国产品的中间投入，经过国内加工和制造后，再将所生产的产品出口的国际分工方式在贸易形态上包含了中间产品贸易。国内外学者近些年开始关注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中间产品贸易、加工贸易等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产业内贸易做了有益探索。

最近几年，也有一些研究围绕产业内贸易的效率展开。产业内贸易效率是建立在投入产出原理基础上的，该原理指出，投入变为产出的转换效率是投入产出效率，若投入相同时，产出越多，则投入产出效率越高，反之亦然；或产出相同时，投入越少，则投入产出效率越高，反之亦然。套用投入产出效率的概念，产业内贸易效率中的投入和产出分别是产业内贸易发展所需的要素和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产业内贸易效率是这些因素变为产业内发展水平的转换效率。于峰和王业强（2011）利用数据包络方法（DEA）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效率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纯技术效率”方面，中国与各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除外）的效率都极高；在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规模效率”方面，中国与各国的效率较低，且基本是递增型；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上，中国与多数国家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效率较高，且居于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有利地位；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上，中国仅与韩国、墨西哥、印尼和俄罗斯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效率”较高，且都处于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弱势状态。

通过对上述已有研究的概述，可以看出，尽管已有的大部分产业内贸易模型都能对当今世界上大量存在的产业内贸易以及产业间－产业内贸易模式的演进做出合理解释，但这些理论模型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绝大多数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的理论分析都是静态的。尽管很多研究都认为产业内贸易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较少有研究考虑到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在长期中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有哪些具体的机制推动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等动态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新贸易理论虽然指出了规模经济和对更大市场规模的追寻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动机，但其在分析时仍然采用的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静态分析方法，并没有明确指出生产中规模经济的来源。这种分析方法上的局限使得静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无法对市场规模以及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化进行解释。而对这些动态问题的解答对解决国际贸易模式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以及欠发达国家如何展开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产业内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验证。以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并得出的结论，较少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去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尽管Falvey、Helpman等学者从国际垂直分工的角度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产业内贸易进行了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并没有突破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就不能为发展中国家长期贸易模式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在经验检验方面，大部分的实证研究，尤其是中国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往往容易忽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区别。这两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和理论解释并不相同，因此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影响因素检验时，应该将二者分开进行测算和检验。比如，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收入水平越相似，水平分工就越多，而垂直分工则越少。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学者检验出人均收入水平与产业内贸易指数正相关，而另一些实证则检验出二者负相关的原因。

（2）产品和产业的区别。在计算产业内贸易时采用的SITC或者HS两种编码都是对进出口的商品进行的编码，属于这两个编码中同一组里的产品有可能是不同产业的产品。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产品属于同一组就划分到同一个产业中。

（3）计量方法的选取。对一国长期产业内贸易状况的实证检验属于面板数据范围，因此最好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简单地采用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得出的检验结果可能并不可靠。

（4）产品的分组问题。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只有在SITC3位数或HS2位数以上的数据分组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产业内贸易，过于笼统的分组往往会夸大产业内贸易的数值，使得结果不够准确。本书将针对产业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注释】

[1]后来人们把这三种产业内贸易归纳成两种形式，即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两者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产品多样化的性质上。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指进行双向贸易的产品在质量上相似，只是在产品特性或属性上不同，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则是指质量不同的相似性产品的同时出口和进口。

[2]对于同一多样性产品来说，如果所有企业的生产函数相同则意味着产出与生产的要素密集度并没有关系，因此，产业内贸易也就不会通过改变产出而影响到要素价格的变化。

[3]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法则”，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 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丁伯根（Tinbergen，1962）最早将该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用GDP替代质量，用国家间的距离替代物质之间的质心距离，通过建模得出一国向另一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用GDP测量的国家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国家间的距离对于贸易具有很强的扩张作用，可以解释名义贸易值的75%。